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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诗文皆为大家，其文与韩愈并称。他的古文运动的倡导及不少文学观点，则是在他给人所写的序中表述出来的。譬如他的《杨评事文集后序》，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文献，在柳宗元文集中具有重要地位，章士钊《柳文指要·体要之部》（卷二十一）说：“（此文）在子厚集中，是一叙说文章流别极有关系之文字。读此文，于初、中两唐之文士沿革，及文人流派，可得一览无余。”
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二年（796）参加博学鸿词科落第，旋与杨凭女结婚，成为杨凭的女婿。柳宗元为其文集作序的杨评事（即杨凌）是其父亲柳镇的朋友、妻子的叔父。杨凌，因官至大理评事，字履恭，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与其长兄杨凭、二兄杨凝，都以文章著称于世，权德舆说“（杨凝）与伯氏嗣仁、叔氏履恭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
此文约作于作于贞元十四年中博学鸿词之后，当是柳宗元三十岁之前的作品。后序全文如下：
赞日：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作于圣，故日经；述于才，故日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日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及；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鎳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
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这篇后序，仅六百余字，用笔微婉迂曲，内容丰富，也很精辟。
自古以来，对文章功用的讨论就很多，古人重立言，以为是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强调为文流芳后世，这样英名就将与文章一起永垂不朽。后来司马迁也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就是要“传畸人于春秋”，在未来的时空追寻知音，将自己残损的生命化为名山事业，同时发愤为文也是发泄忧郁的需要。到了三国时的曹丕则将文章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
这可以说是将文章的功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当然上引诸人的所谓文或文章，都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其外延并不甚清晰，左传所说的“文”主要指含有道德力量、哲理内涵的言词，既可以是单独成篇的文章，当然也包括自成体系的论著；司马迁所谓的“文”就指除了经书、诸子及史书外，还包括诗词歌赋，是一个杂文学概念，而曹丕的“文章”显然是一个渐渐清晰的文学概念，诗赋在其中，并占很大的分量。柳宗元则认为：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他把文章的功用概括为“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两个方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首次针对文章作用给予精确的界定，前者与《易经》《尚书》《春秋》等经史密切相关，后者与《诗经》等诗赋相关。柳宗元继承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说法，要求文章必须有词采之美，因为文章缺乏文采，就不足以惊动时俗，并夸示后学，作者在心中养其根源的基础上，还是要通过美妙的文辞才能达到目的，即通过文采来实现“明道”。这显然与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的“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相吻合，可见柳宗元对文章的认识有一个追求辞彩到追求明道的过程。重视文章内容也不否定辞彩，这是中唐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承接文章功用说，柳宗元又提出“文有二道”之说，这里的“二道”就是两个大类的意思。从最早的文学发生的起源来看，散文与诗歌都是古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即是说“诗文同根同源”，只是散文偏向纪实性，而诗歌则偏重抒情性，后来才因为要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踵事增华，分道异趋。在异趋途中，形成各自怎样的特点呢？柳宗元接着说： 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柳宗元认为由圣人创作的称为“经”，由才人撰述的称作“文”。文章有两条源流：应酬交际和褒贬善恶的作品，本源于著述；引导颂扬和讽刺劝戒的作品，本源于诗歌。著述一类作品，渊源于《尚书》的谟、训，《周易》的象辞、系辞，《春秋》经过润色的寓含褒贬的文字，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高古壮丽，宽广深厚，言词正大，说理透辟，这类文章适宜保存在典籍中；而寓含比兴的诗歌一类的作品，则渊源于远古传说的虞、夏时代的歌谣，殷、周时代的《诗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文辞华丽而不失法度，音韵清亮高昂，语言流畅而意境优美，这类文章适宜于在吟诵中流传广远。柳宗元从更加具体的方面将诗歌与散文的特点表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将文的功用具体化，从总体上把握，这样的分类很有意义，也确实抓住了诗歌与散文各自的特征，但是如果将其绝对化，则可能会出现偏颇，对于那些像文的诗，和像诗的文，即诗文交融的状况，就不好说明了。对此，柳宗元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就是“诗文不能兼善”说。
既然诗歌与散文各自特点分明，就像女孩都留着美丽的披肩发而男孩都是平顶头一样，应该各自保留自己的体性特征，不能混淆相杂，即是说诗文不能相融，要严守维护自己的本色美。柳宗元说：
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之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他认为这两类作品，它们的主旨和意义，各不相同。所以从事写作的人，常常擅长于某一方面，而很少有两者都兼善的。如果有才能并同时擅长这两类作品的，就称为艺术上的大家，但即使在古代文化发达的盛世，也很难同时产生这种诗文兼善的作家。这里存在一些很复杂的情况，柳宗元的本意可能是想说，每一类的文体如果要写到极致，都需要作者倾其毕生的才华和心血，所以无暇兼善两类，而同时创作诗歌和散文的人，因为精力的分散，所以不可能两类文体都达到极致。从某種意义上看，是这样的一个理，像写《尚书》的人，很难写出《诗经》那样的作品，反之亦然。战国时期，孟、荀、庄、韩诸子，文辞酣畅，但未见诗歌流传；屈原辞赋精绝，但罕见其文。又如汉代，司马迁擅长于史传并达到了极致，而诗歌则不是其所长，司马相如的辞赋写得大气磅礴、恢宏伟丽，也不长于史传与诗歌。再看魏晋时期，曹操及建安七子等擅长诗歌，而散文则较为薄弱，沈约等擅长史传散文，诗歌却艰涩不畅，这类例子很多难以枚举。到了唐代情况还是如此，故柳宗元说：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
认为只有陈子昂诗文兼备，像“燕许大手笔”的燕国公张说（实际上也包含许国公苏颋）擅长著述而诗歌不甚精湛，张九龄则在精于诗歌的闲暇，著述又未能达到极致。这样的论证显然缺乏逻辑力量，陈子昂能否算诗文兼善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此前也并非没有诗文兼善的通才，像曹植就是诗文兼美，陶渊明更是诗歌散文辞赋三者兼备。柳宗元慨叹的“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从道理上来说，并非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是作家创作才情才性的问题，像中唐时期包括韩愈和柳宗元在内的大量作家都可以说达到了诗文兼善的境界。到了宋代之后，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唐宋八大家基本上都是精善诗文，有的还长于词赋，此后还有兼擅长戏曲的，多栖类作家的出现是文化发展前进的一种标志。古时候之所以缺乏兼善者，有可能是作者不想将才情分散到其他领域，而更上古的时代则更可能是具体分工及职责所系带来的结果，如以周公述作之才，来写诗歌，未必不能精善。
既然诗文难以兼长，那么如果能出现一个这样的通才，就特别值得关注和赞赏了。在柳宗元看来，杨凌就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天才。早年就以诗歌著名于当时，他那些特别光彩夺目的词句，被文人称赏吟诵，传遍全国各地，并传播到京城。晚年对各种文体都有所领悟，尤其精通叙述文。学问渊博，见识高远，才华横溢，他那雄劲老辣的文风，随着时光的推移不断完善。可惜的是他刚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久就去世了。像他最后几年的作品《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及饯送陈众甫、周愿、裴泰、符义府、羊士谔、李炼共六篇《序》，还有《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等，都是当代最优秀的文章。凭这些文章与陈子昂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是著述、比兴两者兼备的人才吧。因杨凌的《杨评事文集》今已佚，《全唐诗》也仅存诗一卷，皆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因此，无法印证柳宗元的判断。一般说来，此种序文，总是要赞美对方的文才。而其写作乃奉其岳父杨凭之命，因而格外需要推崇对方。事实上，这里有奉命作文的应酬谀辞成分，为一个尊敬的通家长辈文集作序，说一些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像韩愈推荐孟郊时，将孟郊直接放在继承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的地位上显得不伦不类一样，柳宗元将杨凌的地位提得如此高，也不为后世认可，倒是他自己具有这样的才能。
柳宗元借撰写文集序这种方式，表达对杨凌不幸早逝的哀悼之情是真挚的，他对文章流变的认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他提出“文有二道”及“诗文难以兼善”的观点，既简明精确又能给人以启迪。单从文章的角度看，此文可以作为柳宗元贬官永州之前的一篇代表作，展现出一种英气逼人的风采，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评价的那样，“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颇有“雄深雅健”的特色。柳宗元散文创作主旨是“文以明道”，目标是要“兴西汉之文章”，追求博大苍古，厚重渊深，气象宏伟。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学博士。）
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二年（796）参加博学鸿词科落第，旋与杨凭女结婚，成为杨凭的女婿。柳宗元为其文集作序的杨评事（即杨凌）是其父亲柳镇的朋友、妻子的叔父。杨凌，因官至大理评事，字履恭，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与其长兄杨凭、二兄杨凝，都以文章著称于世，权德舆说“（杨凝）与伯氏嗣仁、叔氏履恭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
此文约作于作于贞元十四年中博学鸿词之后，当是柳宗元三十岁之前的作品。后序全文如下：
赞日：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作于圣，故日经；述于才，故日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日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及；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鎳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
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这篇后序，仅六百余字，用笔微婉迂曲，内容丰富，也很精辟。
文章功用说
自古以来，对文章功用的讨论就很多，古人重立言，以为是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强调为文流芳后世，这样英名就将与文章一起永垂不朽。后来司马迁也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就是要“传畸人于春秋”，在未来的时空追寻知音，将自己残损的生命化为名山事业，同时发愤为文也是发泄忧郁的需要。到了三国时的曹丕则将文章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
这可以说是将文章的功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当然上引诸人的所谓文或文章，都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其外延并不甚清晰，左传所说的“文”主要指含有道德力量、哲理内涵的言词，既可以是单独成篇的文章，当然也包括自成体系的论著；司马迁所谓的“文”就指除了经书、诸子及史书外，还包括诗词歌赋，是一个杂文学概念，而曹丕的“文章”显然是一个渐渐清晰的文学概念，诗赋在其中，并占很大的分量。柳宗元则认为：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他把文章的功用概括为“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两个方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首次针对文章作用给予精确的界定，前者与《易经》《尚书》《春秋》等经史密切相关，后者与《诗经》等诗赋相关。柳宗元继承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说法，要求文章必须有词采之美，因为文章缺乏文采，就不足以惊动时俗，并夸示后学，作者在心中养其根源的基础上，还是要通过美妙的文辞才能达到目的，即通过文采来实现“明道”。这显然与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的“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相吻合，可见柳宗元对文章的认识有一个追求辞彩到追求明道的过程。重视文章内容也不否定辞彩，这是中唐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有二道”之说
承接文章功用说，柳宗元又提出“文有二道”之说，这里的“二道”就是两个大类的意思。从最早的文学发生的起源来看，散文与诗歌都是古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即是说“诗文同根同源”，只是散文偏向纪实性，而诗歌则偏重抒情性，后来才因为要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踵事增华，分道异趋。在异趋途中，形成各自怎样的特点呢？柳宗元接着说： 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柳宗元认为由圣人创作的称为“经”，由才人撰述的称作“文”。文章有两条源流：应酬交际和褒贬善恶的作品，本源于著述；引导颂扬和讽刺劝戒的作品，本源于诗歌。著述一类作品，渊源于《尚书》的谟、训，《周易》的象辞、系辞，《春秋》经过润色的寓含褒贬的文字，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高古壮丽，宽广深厚，言词正大，说理透辟，这类文章适宜保存在典籍中；而寓含比兴的诗歌一类的作品，则渊源于远古传说的虞、夏时代的歌谣，殷、周时代的《诗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文辞华丽而不失法度，音韵清亮高昂，语言流畅而意境优美，这类文章适宜于在吟诵中流传广远。柳宗元从更加具体的方面将诗歌与散文的特点表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将文的功用具体化，从总体上把握，这样的分类很有意义，也确实抓住了诗歌与散文各自的特征，但是如果将其绝对化，则可能会出现偏颇，对于那些像文的诗，和像诗的文，即诗文交融的状况，就不好说明了。对此，柳宗元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就是“诗文不能兼善”说。
“诗文不能兼善”之说
既然诗歌与散文各自特点分明，就像女孩都留着美丽的披肩发而男孩都是平顶头一样，应该各自保留自己的体性特征，不能混淆相杂，即是说诗文不能相融，要严守维护自己的本色美。柳宗元说：
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之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他认为这两类作品，它们的主旨和意义，各不相同。所以从事写作的人，常常擅长于某一方面，而很少有两者都兼善的。如果有才能并同时擅长这两类作品的，就称为艺术上的大家，但即使在古代文化发达的盛世，也很难同时产生这种诗文兼善的作家。这里存在一些很复杂的情况，柳宗元的本意可能是想说，每一类的文体如果要写到极致，都需要作者倾其毕生的才华和心血，所以无暇兼善两类，而同时创作诗歌和散文的人，因为精力的分散，所以不可能两类文体都达到极致。从某種意义上看，是这样的一个理，像写《尚书》的人，很难写出《诗经》那样的作品，反之亦然。战国时期，孟、荀、庄、韩诸子，文辞酣畅，但未见诗歌流传；屈原辞赋精绝，但罕见其文。又如汉代，司马迁擅长于史传并达到了极致，而诗歌则不是其所长，司马相如的辞赋写得大气磅礴、恢宏伟丽，也不长于史传与诗歌。再看魏晋时期，曹操及建安七子等擅长诗歌，而散文则较为薄弱，沈约等擅长史传散文，诗歌却艰涩不畅，这类例子很多难以枚举。到了唐代情况还是如此，故柳宗元说：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
认为只有陈子昂诗文兼备，像“燕许大手笔”的燕国公张说（实际上也包含许国公苏颋）擅长著述而诗歌不甚精湛，张九龄则在精于诗歌的闲暇，著述又未能达到极致。这样的论证显然缺乏逻辑力量，陈子昂能否算诗文兼善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此前也并非没有诗文兼善的通才，像曹植就是诗文兼美，陶渊明更是诗歌散文辞赋三者兼备。柳宗元慨叹的“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从道理上来说，并非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是作家创作才情才性的问题，像中唐时期包括韩愈和柳宗元在内的大量作家都可以说达到了诗文兼善的境界。到了宋代之后，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唐宋八大家基本上都是精善诗文，有的还长于词赋，此后还有兼擅长戏曲的，多栖类作家的出现是文化发展前进的一种标志。古时候之所以缺乏兼善者，有可能是作者不想将才情分散到其他领域，而更上古的时代则更可能是具体分工及职责所系带来的结果，如以周公述作之才，来写诗歌，未必不能精善。
杨凌文章地位的评价
既然诗文难以兼长，那么如果能出现一个这样的通才，就特别值得关注和赞赏了。在柳宗元看来，杨凌就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天才。早年就以诗歌著名于当时，他那些特别光彩夺目的词句，被文人称赏吟诵，传遍全国各地，并传播到京城。晚年对各种文体都有所领悟，尤其精通叙述文。学问渊博，见识高远，才华横溢，他那雄劲老辣的文风，随着时光的推移不断完善。可惜的是他刚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久就去世了。像他最后几年的作品《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及饯送陈众甫、周愿、裴泰、符义府、羊士谔、李炼共六篇《序》，还有《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等，都是当代最优秀的文章。凭这些文章与陈子昂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是著述、比兴两者兼备的人才吧。因杨凌的《杨评事文集》今已佚，《全唐诗》也仅存诗一卷，皆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因此，无法印证柳宗元的判断。一般说来，此种序文，总是要赞美对方的文才。而其写作乃奉其岳父杨凭之命，因而格外需要推崇对方。事实上，这里有奉命作文的应酬谀辞成分，为一个尊敬的通家长辈文集作序，说一些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像韩愈推荐孟郊时，将孟郊直接放在继承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的地位上显得不伦不类一样，柳宗元将杨凌的地位提得如此高，也不为后世认可，倒是他自己具有这样的才能。
柳宗元借撰写文集序这种方式，表达对杨凌不幸早逝的哀悼之情是真挚的，他对文章流变的认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他提出“文有二道”及“诗文难以兼善”的观点，既简明精确又能给人以启迪。单从文章的角度看，此文可以作为柳宗元贬官永州之前的一篇代表作，展现出一种英气逼人的风采，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评价的那样，“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颇有“雄深雅健”的特色。柳宗元散文创作主旨是“文以明道”，目标是要“兴西汉之文章”，追求博大苍古，厚重渊深，气象宏伟。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