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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率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原因就在于各方力量的积极探索：农村基层的农民和社队干部自发探索，强烈求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组织支持农村基层探索，并积极争取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支持;中央领导人和党中央坚定支持基层探索并加以复制推广，上下共同努力，形成了推动农村改革的合力。这一过程启示我们，从40年前农村改革的动力中寻找历史借鉴，用于指导今天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有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变革的基础与前提，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变革的方法与路径，勇气担当是变革的发力点与关键，党的领导是变革的主导与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农村纷纷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和当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我国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何以成为城市改革和全面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全国上下积极探索，农民与基层社队干部在实际生产中冲破条条框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积极推动，从默认、试点到争取中央支持，中央领导人在看到成效后表态认可，再由中央制定政策正式确认支持并加以推广，上下共同努力，形成了推动农村改革的强大合力。
一、来自农村基层的自发探索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长期共识。因此，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
（一）农民的力量：要求解决生存难题、实现温饱
1958年，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应该说，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受国际国内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现代化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国防重工业为重。这一战略决定了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产业的中国，农村和农业不可避免地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人民公社制度应运而生。人民公社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有效的资源汲取型制度，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数千亿元的原始资本积累”，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强制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与之相应的，农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谈不上发家致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66年的216元到1976年的261元，仅增加45元，增幅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第一需要是解决温饱问题。为此，农民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社队干部也在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积极动脑筋、想办法。
（二）农村社队干部的力量：置身农民之中探索解决办法
要改变现实、解决长期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唯有探索新路子、实施新办法。农民自己在动脑筋，置身于农民群众中的基层农村社队干部同样在现实的逼迫与农民的推动下开动脑筋。据蓬溪县群利公社党委书记邓天元回忆：“‘包产到户’不是一天想起的，是我们一班人在当时各种因素的催逼下，逐渐摸索实践出来的。一是群众生产生活的渴盼;二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三是具体生产实践证明;四是实事求是，逐步完善。”因此，群利公社在1971年“就按各户人头、养猪数量和代养公猪的只数，把育种红薯的母地和一些台土坡地分包给老百姓……切实解决老百姓粮食短缺的问题”。邓天元这样的基层社队干部不是个案。据时任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回忆，1 977年秋天他下乡去调研，即发现西高公社的少数社队干部瞒着上级“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任务分了，其他的跟着走——什么猪呀、牛呀都跟着组走”。
除了四川省基层社队干部和群众一起率先探索农村改革的新路子，安徽省也是如此，著名的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就是在社队干部的主持下进行的。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农村或多或少都有相应的举动，例如，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1978年初瞞着公社领导，把103亩棉田包给社员，尽管当年遭受旱灾和虫灾，但棉花亩产仍由过去的12.5公斤增加到42公斤，比历史最高年还翻了一番。在甘肃，1978年10月，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把土地划分到户，偷偷搞起包产到户。在广东，1977年冬种开始，海康县北和公社葛谭大队在南五生产队让社员谁种谁收。1978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1978年，广州市郊区杨箕村搞起包产到户。在江苏，1978年底，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五组30多户农民私下将集体260多亩土地包产到户。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基层社队干部绝大多数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们自己也是农民的一份子，农民面临的生活困顿，他们同样要面临;农民期盼的温饱，他们同样期盼。他们有可能不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但面对生存难题，处于社队“管理者”及“带头人”位置，他们中间很多人明白自己有责任去解决这一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唯有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多收粮食。因此，他们和社员群众一起，瞒着“上级”（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冒着断送政治生命的危险，选择延续生理生命的前景，进行改革。可以说，农民群众以及农民群众的代表——社队干部，他们要求变革的力量成为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一、来自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不是单向的，如同矛盾的两方面都必须运动，起到应有的作用。农村改革的力量同样也不只有农村基层的农民和队社干部，还必须有中高级党政干部的力量与之互动，在得到后者的支持后，变革才能最终实现并取得成效。 （一）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连接基层与中央高层，支持农村基层探索并努力寻求中央支持
人民公社体制经过近20年的实践，已证明确实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不仅来自农民和队社干部的力量强烈要求变革，基层党政干部同样在思考怎么办。前述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就在反省：“我在基层搞了几十年，工作没有搞好，群众还贫困，不富裕，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很困难……不富裕是我们的工作问题。农民群众也在想改变贫穷面貌，天天盼望富裕起来。我也天天在想，咋个能把这个工作搞好。”为此，他进行调研，查看了全县十几个公社，思考“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都相当好。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找到的答案就是用群众自己创造的“包”的办法就能搞好。
常光南这样的干部，属于农村基层与中央之间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能很快掌握农村动态，知晓农民以及社队干部创造的新方法、好经验。面对既要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乃至中央的意图、同时也要解决农村基层实际问题的现实，他们的最佳选择是采用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支持农民群众的探索，向上级反映农民群众的诉求和农民自发探索的巨大成效，寻求上级的支持。
前述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把棉田包到户后的增产效果极好，县委并不因其“包”而否定，而是批转了这个队的经验，组织大讨论，并明确提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什么责任制形式都可以实行;提倡联产计酬，特别是联产到劳，允许边远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搞包干到户被公社领导发现后，“劝他们再拢起来，社员不同意。不久，这件事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当他看到这个队庄稼长得好，社员们干活劲头高，便对公社干部说，算了吧！就让他们这样干吧”。
仅有当地县委干部对社队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包”的新办法产生的一个开端或前提，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并制度化，还必须寻求更高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因此，当常光南了解到西高公社、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好办法后，尽管他自己和广汉县委的同志认为这是好办法，县委积极支持这一办法，并将之称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有意避开“包”字，但仅有县委的支持还不行。常光南后来回忆：“有的同志就说这个‘定產’跟‘包产’是一回事。我听了心里有点虚，‘包产，这个事遭过批判，咋敢搞呢？”因此，他请县委副书记向省里请示，他自己也通过多种方式向省委领导反映情况，请求支持。四川省委在得知广汉的探索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效时，对广汉的探索给予了积极支持。1978年9月，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和县委书记及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专门介绍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定产定工”情况。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金鱼公社进行调研、总结，并于10月27日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的形式印发了金鱼公社的经验，将之在四川全省推开。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
和四川一样，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著名的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县小岗公社属于滁州地区，但仅有凤阳县委的支持还不够，凤阳县委还要寻求地委的支持。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在看到凤阳县委总结的经验后明确表态“允许小岗先干三年”。有了地委书记的表态和支持，仅仅一个月时间，滁州地区在1979年12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由原来的87个很快上升到2179个”。有县委、地委的支持还不够，地方还需要得到省委支持。而安徽省最为著名的支持者就是省委书记万里，“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大力支持和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风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
（二）中央领导人和党中央：支持基层探索，总结基层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
尽管农民和农村队社干部对农村改革的探索有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但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毕竟是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受到批判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1979年3月，《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登出了甘肃读者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矛头直指包产到组，这对各地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很大震动，“引起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一些地方甚至对包产到组开始进行纠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队社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而与此相对应，党内与社会上也一样，对“包”也存在着不同认识。如果得不到中央认可，争论不会停止，疑虑不会消除，“包”就没有办法长期实施，因此，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寻求中央的支持势在必行。
对于安徽出现的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将这一情况和省委意见向党中央做了报告，邓小平同意安徽省委的意见，叶剑英也同意，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万里“经常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寻求上层支持。1979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会议期间，万里还就这个问题询问陈云该怎么办？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
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是有充分理由的，即围绕“包”字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巨大效应。1978年广汉县金鱼公社实施分组作业，当年，粮食猛增250万公斤，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年增长最多的一年。“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因此，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谈话，专门肯定了“包”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的支持最终体现在中央集体决策的政策支持上。1980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于会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就明确把“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脱开钩来。1982年元旦，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将其定性为“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以五个一号文件，强力肯定、推动了农村改革，把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农村由此呈现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⑧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
二、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中央领导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农村变革得以实现，有赖于自下而上的多方力量。如果把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比喻成建设一座房屋，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的力量起的是基础性作用，为这座房屋打下了“屋基”，没有他们，这座房屋将是空中楼阁无从建起;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力量居中，为这座房屋立起了“八柱”，没有他们。这座房屋将失去支撑;党中央居上，为这座房屋定下了“四梁”，没有党中央支持，房屋就不能定局定形，最终会垮塌。因此，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中央领导集体上下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得以实现变革，由此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变革的基础与前提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农村改革之所以能率先突破，引领中国改革，其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无论哪个层面的力量都能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打破以前的思想桎梏，從而使变革有了基础与前提。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认识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村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认识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呼应农民群众对改变现实的强烈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实事求是地采用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方式去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认识农民群体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农民群体温饱尚未解决的实际情况下，要求农民群体具备共产主义阶段的思想觉悟是不现实的。正如后来邓小平分析道：“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与实事求是紧密相联的是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用思想的光芒引领变革之路。
事实证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不仅解决了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温饱等问题，还解决了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由此把农村改革引向更深入、更宽广的领域，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开放局面，最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变革的突破启示我们，必须汲取过去的经验，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继续深化改革开辟道路。
（二）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变革的方法与路径
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达，更是历史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在农村改革问题上，同样也得到证实。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农村改革与群众创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正是有了群众的创造，才为农村改革不断注入了新鲜活力，找到了方法与路径，找到了改革的源泉。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开始，人民群众在农村改革中充分展示了创新、创造才能。20世纪80年代，农业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兴起，90年代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施农工商一体化、农业产业化，21世纪进行城乡统筹、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新时代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等，整个历史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包括广大基层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一阶段和过去的历史一样，仍然启示着我们：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永远牢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勇气担当是变革的发力点与关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从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既包括前述的农村社队干部、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包括党的领袖，他们的勇气担当使变革成为现实。
首先是探路的勇气。自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包”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断被“割”、被批判。从中央到地方，主张“包”的干部群众受到各种各样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各地出现的一些典型事例在提醒后来者，探路务必谨慎。
其次是试错的勇气。试验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中采取的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但试验存在风险，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特别是在争论不止、党内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试验者面临的压力更大，甚至最终还有可能得不到上级支持，被上级认定为“错”。 再次是支持的勇气。有了过去因支持“包”而受到处分的党政干部的前车之鉴，要支持农村群众和队社干部的探索，同样需要勇气，不仅地方党政干部如此，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同样如此。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之前，“他在非正式场合或者由他主导的谈话场合，谈及包产到户似乎都比较直率，明确表示支持;但在比较正式的高层会议场合，似乎比较含蓄，很少直抒己见。这或许是一种委婉的回避争论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在思考之中。”
正是有了一批置身于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勇敢者，有了不惧坐牢杀头的探路者，有了不惧撤职处分的试验者，有了不顾自身名利与勇担历史重担的支持者，农村改革才能率先突破。这些勇敢者，无疑都是历史的英雄。这也昭示后人，社会的进步需要社会变革推动，而任何变革都会面临风险，需要改革者拿出非凡勇气。如果缺乏勇气，变革就如同“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因此，勇气担当成为了变革的发力点与关键。
（四）党的领导是变革的主导与保障
农村能否变革？变革朝着哪个方向进行？实施变革的办法是对是错……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得到最终的答案与定论。发端于农村基层的变革最终通过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与中央的互动，得到中央的认可与推进，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实施。群众自发探索，干部支持群众的探索，将自发探索变为自觉探索，上级支持下级的探索，这是改革初期非常重要的经验。四川省蓬溪县、广汉县的探索，离不开县委、省委的支持;安徽肥西县、凤阳县的探索，同样离不开县委、省委的支持;四川、安徽两省的探索，也都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全国各地的探索都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支持。因此，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才会谈道：“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觀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观望、等待、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沿着中央确定的方向前进，最终也是在中央的主导下改革得以全面铺开。
从地方到中央，正是各级党组织对基层群众的智慧进行分析、提炼、总结，才能形成正确的经验，党中央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措施，党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正确的理论，用于进一步引领和指导农村改革，引领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党的领导是农村变革的主导与保障。这个过程也启示我们：党的领导不仅是过去包括农村变革在内的改革的主导与保障，也必然是、必须是现在和将来改革全过程中的主导与保障。
综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变革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40年的风雨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回顾农村变革的历史，分析其率先突破的力量，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尽管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产生新的现实问题，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要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我们仍然可以从40年前农村变革率先突破的动力中寻找历史借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勇于探索、敢于担当，加强领导、统筹保障，这是改革之源，是改革基因，是改革动力，需要今天继续传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农村纷纷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和当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我国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何以成为城市改革和全面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全国上下积极探索，农民与基层社队干部在实际生产中冲破条条框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积极推动，从默认、试点到争取中央支持，中央领导人在看到成效后表态认可，再由中央制定政策正式确认支持并加以推广，上下共同努力，形成了推动农村改革的强大合力。
一、来自农村基层的自发探索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长期共识。因此，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
（一）农民的力量：要求解决生存难题、实现温饱
1958年，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应该说，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受国际国内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现代化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国防重工业为重。这一战略决定了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产业的中国，农村和农业不可避免地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人民公社制度应运而生。人民公社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有效的资源汲取型制度，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数千亿元的原始资本积累”，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强制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与之相应的，农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谈不上发家致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66年的216元到1976年的261元，仅增加45元，增幅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第一需要是解决温饱问题。为此，农民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社队干部也在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积极动脑筋、想办法。
（二）农村社队干部的力量：置身农民之中探索解决办法
要改变现实、解决长期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唯有探索新路子、实施新办法。农民自己在动脑筋，置身于农民群众中的基层农村社队干部同样在现实的逼迫与农民的推动下开动脑筋。据蓬溪县群利公社党委书记邓天元回忆：“‘包产到户’不是一天想起的，是我们一班人在当时各种因素的催逼下，逐渐摸索实践出来的。一是群众生产生活的渴盼;二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三是具体生产实践证明;四是实事求是，逐步完善。”因此，群利公社在1971年“就按各户人头、养猪数量和代养公猪的只数，把育种红薯的母地和一些台土坡地分包给老百姓……切实解决老百姓粮食短缺的问题”。邓天元这样的基层社队干部不是个案。据时任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回忆，1 977年秋天他下乡去调研，即发现西高公社的少数社队干部瞒着上级“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任务分了，其他的跟着走——什么猪呀、牛呀都跟着组走”。
除了四川省基层社队干部和群众一起率先探索农村改革的新路子，安徽省也是如此，著名的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就是在社队干部的主持下进行的。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农村或多或少都有相应的举动，例如，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1978年初瞞着公社领导，把103亩棉田包给社员，尽管当年遭受旱灾和虫灾，但棉花亩产仍由过去的12.5公斤增加到42公斤，比历史最高年还翻了一番。在甘肃，1978年10月，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把土地划分到户，偷偷搞起包产到户。在广东，1977年冬种开始，海康县北和公社葛谭大队在南五生产队让社员谁种谁收。1978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1978年，广州市郊区杨箕村搞起包产到户。在江苏，1978年底，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五组30多户农民私下将集体260多亩土地包产到户。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基层社队干部绝大多数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们自己也是农民的一份子，农民面临的生活困顿，他们同样要面临;农民期盼的温饱，他们同样期盼。他们有可能不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但面对生存难题，处于社队“管理者”及“带头人”位置，他们中间很多人明白自己有责任去解决这一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唯有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多收粮食。因此，他们和社员群众一起，瞒着“上级”（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冒着断送政治生命的危险，选择延续生理生命的前景，进行改革。可以说，农民群众以及农民群众的代表——社队干部，他们要求变革的力量成为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一、来自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不是单向的，如同矛盾的两方面都必须运动，起到应有的作用。农村改革的力量同样也不只有农村基层的农民和队社干部，还必须有中高级党政干部的力量与之互动，在得到后者的支持后，变革才能最终实现并取得成效。 （一）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连接基层与中央高层，支持农村基层探索并努力寻求中央支持
人民公社体制经过近20年的实践，已证明确实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不仅来自农民和队社干部的力量强烈要求变革，基层党政干部同样在思考怎么办。前述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就在反省：“我在基层搞了几十年，工作没有搞好，群众还贫困，不富裕，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很困难……不富裕是我们的工作问题。农民群众也在想改变贫穷面貌，天天盼望富裕起来。我也天天在想，咋个能把这个工作搞好。”为此，他进行调研，查看了全县十几个公社，思考“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都相当好。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找到的答案就是用群众自己创造的“包”的办法就能搞好。
常光南这样的干部，属于农村基层与中央之间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能很快掌握农村动态，知晓农民以及社队干部创造的新方法、好经验。面对既要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乃至中央的意图、同时也要解决农村基层实际问题的现实，他们的最佳选择是采用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支持农民群众的探索，向上级反映农民群众的诉求和农民自发探索的巨大成效，寻求上级的支持。
前述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把棉田包到户后的增产效果极好，县委并不因其“包”而否定，而是批转了这个队的经验，组织大讨论，并明确提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什么责任制形式都可以实行;提倡联产计酬，特别是联产到劳，允许边远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搞包干到户被公社领导发现后，“劝他们再拢起来，社员不同意。不久，这件事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当他看到这个队庄稼长得好，社员们干活劲头高，便对公社干部说，算了吧！就让他们这样干吧”。
仅有当地县委干部对社队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包”的新办法产生的一个开端或前提，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并制度化，还必须寻求更高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因此，当常光南了解到西高公社、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好办法后，尽管他自己和广汉县委的同志认为这是好办法，县委积极支持这一办法，并将之称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有意避开“包”字，但仅有县委的支持还不行。常光南后来回忆：“有的同志就说这个‘定產’跟‘包产’是一回事。我听了心里有点虚，‘包产，这个事遭过批判，咋敢搞呢？”因此，他请县委副书记向省里请示，他自己也通过多种方式向省委领导反映情况，请求支持。四川省委在得知广汉的探索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效时，对广汉的探索给予了积极支持。1978年9月，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和县委书记及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专门介绍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定产定工”情况。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金鱼公社进行调研、总结，并于10月27日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的形式印发了金鱼公社的经验，将之在四川全省推开。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
和四川一样，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著名的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县小岗公社属于滁州地区，但仅有凤阳县委的支持还不够，凤阳县委还要寻求地委的支持。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在看到凤阳县委总结的经验后明确表态“允许小岗先干三年”。有了地委书记的表态和支持，仅仅一个月时间，滁州地区在1979年12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由原来的87个很快上升到2179个”。有县委、地委的支持还不够，地方还需要得到省委支持。而安徽省最为著名的支持者就是省委书记万里，“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大力支持和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风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
（二）中央领导人和党中央：支持基层探索，总结基层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
尽管农民和农村队社干部对农村改革的探索有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但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毕竟是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受到批判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1979年3月，《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登出了甘肃读者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矛头直指包产到组，这对各地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很大震动，“引起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一些地方甚至对包产到组开始进行纠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队社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而与此相对应，党内与社会上也一样，对“包”也存在着不同认识。如果得不到中央认可，争论不会停止，疑虑不会消除，“包”就没有办法长期实施，因此，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寻求中央的支持势在必行。
对于安徽出现的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将这一情况和省委意见向党中央做了报告，邓小平同意安徽省委的意见，叶剑英也同意，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万里“经常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寻求上层支持。1979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会议期间，万里还就这个问题询问陈云该怎么办？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
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是有充分理由的，即围绕“包”字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巨大效应。1978年广汉县金鱼公社实施分组作业，当年，粮食猛增250万公斤，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年增长最多的一年。“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因此，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谈话，专门肯定了“包”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的支持最终体现在中央集体决策的政策支持上。1980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于会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就明确把“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脱开钩来。1982年元旦，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将其定性为“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以五个一号文件，强力肯定、推动了农村改革，把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农村由此呈现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⑧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
二、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中央领导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农村变革得以实现，有赖于自下而上的多方力量。如果把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比喻成建设一座房屋，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的力量起的是基础性作用，为这座房屋打下了“屋基”，没有他们，这座房屋将是空中楼阁无从建起;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力量居中，为这座房屋立起了“八柱”，没有他们。这座房屋将失去支撑;党中央居上，为这座房屋定下了“四梁”，没有党中央支持，房屋就不能定局定形，最终会垮塌。因此，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中央领导集体上下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得以实现变革，由此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变革的基础与前提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农村改革之所以能率先突破，引领中国改革，其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无论哪个层面的力量都能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打破以前的思想桎梏，從而使变革有了基础与前提。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认识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村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认识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呼应农民群众对改变现实的强烈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实事求是地采用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方式去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认识农民群体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农民群体温饱尚未解决的实际情况下，要求农民群体具备共产主义阶段的思想觉悟是不现实的。正如后来邓小平分析道：“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与实事求是紧密相联的是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用思想的光芒引领变革之路。
事实证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不仅解决了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温饱等问题，还解决了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由此把农村改革引向更深入、更宽广的领域，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开放局面，最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变革的突破启示我们，必须汲取过去的经验，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继续深化改革开辟道路。
（二）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变革的方法与路径
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达，更是历史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在农村改革问题上，同样也得到证实。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农村改革与群众创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正是有了群众的创造，才为农村改革不断注入了新鲜活力，找到了方法与路径，找到了改革的源泉。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开始，人民群众在农村改革中充分展示了创新、创造才能。20世纪80年代，农业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兴起，90年代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施农工商一体化、农业产业化，21世纪进行城乡统筹、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新时代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等，整个历史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包括广大基层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一阶段和过去的历史一样，仍然启示着我们：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永远牢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勇气担当是变革的发力点与关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从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既包括前述的农村社队干部、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包括党的领袖，他们的勇气担当使变革成为现实。
首先是探路的勇气。自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包”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断被“割”、被批判。从中央到地方，主张“包”的干部群众受到各种各样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各地出现的一些典型事例在提醒后来者，探路务必谨慎。
其次是试错的勇气。试验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中采取的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但试验存在风险，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特别是在争论不止、党内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试验者面临的压力更大，甚至最终还有可能得不到上级支持，被上级认定为“错”。 再次是支持的勇气。有了过去因支持“包”而受到处分的党政干部的前车之鉴，要支持农村群众和队社干部的探索，同样需要勇气，不仅地方党政干部如此，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同样如此。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之前，“他在非正式场合或者由他主导的谈话场合，谈及包产到户似乎都比较直率，明确表示支持;但在比较正式的高层会议场合，似乎比较含蓄，很少直抒己见。这或许是一种委婉的回避争论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在思考之中。”
正是有了一批置身于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勇敢者，有了不惧坐牢杀头的探路者，有了不惧撤职处分的试验者，有了不顾自身名利与勇担历史重担的支持者，农村改革才能率先突破。这些勇敢者，无疑都是历史的英雄。这也昭示后人，社会的进步需要社会变革推动，而任何变革都会面临风险，需要改革者拿出非凡勇气。如果缺乏勇气，变革就如同“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因此，勇气担当成为了变革的发力点与关键。
（四）党的领导是变革的主导与保障
农村能否变革？变革朝着哪个方向进行？实施变革的办法是对是错……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得到最终的答案与定论。发端于农村基层的变革最终通过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与中央的互动，得到中央的认可与推进，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实施。群众自发探索，干部支持群众的探索，将自发探索变为自觉探索，上级支持下级的探索，这是改革初期非常重要的经验。四川省蓬溪县、广汉县的探索，离不开县委、省委的支持;安徽肥西县、凤阳县的探索，同样离不开县委、省委的支持;四川、安徽两省的探索，也都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全国各地的探索都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支持。因此，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才会谈道：“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觀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观望、等待、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沿着中央确定的方向前进，最终也是在中央的主导下改革得以全面铺开。
从地方到中央，正是各级党组织对基层群众的智慧进行分析、提炼、总结，才能形成正确的经验，党中央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措施，党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正确的理论，用于进一步引领和指导农村改革，引领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党的领导是农村变革的主导与保障。这个过程也启示我们：党的领导不仅是过去包括农村变革在内的改革的主导与保障，也必然是、必须是现在和将来改革全过程中的主导与保障。
综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变革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40年的风雨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回顾农村变革的历史，分析其率先突破的力量，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尽管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产生新的现实问题，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要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我们仍然可以从40年前农村变革率先突破的动力中寻找历史借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勇于探索、敢于担当，加强领导、统筹保障，这是改革之源，是改革基因，是改革动力，需要今天继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