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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不恋红尘。他说,每个人的躯体都是一盏空杯,上苍注入爱的酒,我们便有了生命。注与不注,在于上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神生活匮乏的欧美人对这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极其平和的心态很惊奇。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充满诗意的思想”。
诗意的背后是革命。泰戈尔以方言入诗,成为印度文学革命的旗手。1924年,他来到同样进行文学革命的中国,他朝思暮想的中国。49天时间里,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遭受了疯狂的追捧与激烈的羞辱。
以新诗创作为主的新月社,名字取自泰戈尔诗集《新月集》,对他极尽崇敬。徐志摩等文化名流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陈独秀等“倒泰派”声势浩大,大骂泰戈尔为“糊涂虫”、“人妖”。泰戈尔演讲现场,更有人打出标语“送泰戈尔”,呈剑拔弩张之势。
孙中山与泰戈尔,一个力主博爱,一个倡导泛爱,有诸多相通之处。自古英雄惺惺相惜,当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所乘“田丸”号邮轮经过香港时,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广州派贴身秘书送来邀请函,字里行间透出恭敬:“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但由于泰戈尔日程安排紧凑,两人竟未谋面。
在泰戈尔之前,杜威、罗素曾造访中国,提供治国安邦大计。在群众的期待中,泰戈尔也是同样的救世英雄。谁知,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中,他就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以静制动,要和平,不要以暴制暴。有人在会场散发传单,攻击泰戈尔鼓吹投降主义,呼吁有骨气的中国青年站出来,共同抵制泰戈尔。
其实,泰戈尔演讲之前,梁启超已经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说:“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正是从革命和反抗中,泰戈尔认识到道德感的力量。
辜鸿铭比泰戈尔更狭隘,认为只有儒家思想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东方文明中的其他元素并不重要。他对泰戈尔大放厥词:“你还是去写诗吧,宣传东方文化就让我来吧。”言外之意,泰戈尔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没有资格谈论东方文明。在辜鸿铭看来,天下有两种道,一种是王道,一种是王八蛋之道。他自己的自然是王道,泰戈尔的就归入王八蛋之道。
为了保证第二次演讲顺利进行,新月派精神领袖胡适首先登台,对蠢蠢欲动者晓之以理:“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12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同样主张口语入诗的胡适并不欢迎泰戈尔来华,但泰戈尔已来,赶出去就太不礼貌。这次演讲,泰戈尔的结论仍是要用精神战胜物质。
后来,在《追记泰戈尔在中国》中,胡适写道:“我们观察泰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访华四年前,冯友兰向泰戈尔请教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泰戈尔说,中国要快学科学。左派青年认定泰戈尔反科学,泰戈尔很委屈,去问胡适,胡适分析说:“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文胜于质,演讲都用诗歌语言,是泰戈尔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英国人恩厚之是泰戈尔的秘书,他记录中国之行时讲道:“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一次聚会中,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抱住泰戈尔,动情地说:‘现在,我不仅同你一道分担共同的痛苦,也分担传统文化卫道士制造的苦难。’”
郑振铎、徐志摩、郭沫若等近百人通过翻译作品的形式,在泰戈尔访华前后,紧紧拥抱他的思想,传播他的力量。为迎接他的到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
梅兰芳出演神话京剧《洛神》,款待泰戈尔。那天,梅兰芳从台上看过去,见诗人端坐,戴绛色帽,着红袍,银须白发,如神仙中人。观后,泰戈尔指正说,表演和布景应更浪漫,色彩应更丰富,以突出神话剧的诗意。谦谦君子梅兰芳依次逐条修正,两位艺术家相谈甚欢。鲁迅评价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的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字里行间,都是嘲弄。他大概早已看出泰戈尔“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些许相像。
1915年,在日本留学时,郭沫若读到泰戈尔《新月集》、《园丁集》等诗作,喜道:“真好像探得我的‘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他早期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及格调、体式、意象等,都源自泰戈尔。
另一位极爱泰戈尔的是冰心。她到过泰戈尔在孟加拉的家,在泰戈尔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写《繁星》和《春水》时,冰心感觉“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里而已。”五体投地,不过如此。
离开北京时,有人问泰戈尔,是否遗落什么。泰戈尔摇头说:“除了一颗心,没有什么落下。”80岁时,泰戈尔似乎全然忘记在中国遭受的冷遇。他写道:“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摘自《乐龄时尚》2009年第9期)
诗意的背后是革命。泰戈尔以方言入诗,成为印度文学革命的旗手。1924年,他来到同样进行文学革命的中国,他朝思暮想的中国。49天时间里,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遭受了疯狂的追捧与激烈的羞辱。
以新诗创作为主的新月社,名字取自泰戈尔诗集《新月集》,对他极尽崇敬。徐志摩等文化名流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陈独秀等“倒泰派”声势浩大,大骂泰戈尔为“糊涂虫”、“人妖”。泰戈尔演讲现场,更有人打出标语“送泰戈尔”,呈剑拔弩张之势。
孙中山与泰戈尔,一个力主博爱,一个倡导泛爱,有诸多相通之处。自古英雄惺惺相惜,当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所乘“田丸”号邮轮经过香港时,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广州派贴身秘书送来邀请函,字里行间透出恭敬:“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但由于泰戈尔日程安排紧凑,两人竟未谋面。
在泰戈尔之前,杜威、罗素曾造访中国,提供治国安邦大计。在群众的期待中,泰戈尔也是同样的救世英雄。谁知,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中,他就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以静制动,要和平,不要以暴制暴。有人在会场散发传单,攻击泰戈尔鼓吹投降主义,呼吁有骨气的中国青年站出来,共同抵制泰戈尔。
其实,泰戈尔演讲之前,梁启超已经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说:“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正是从革命和反抗中,泰戈尔认识到道德感的力量。
辜鸿铭比泰戈尔更狭隘,认为只有儒家思想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东方文明中的其他元素并不重要。他对泰戈尔大放厥词:“你还是去写诗吧,宣传东方文化就让我来吧。”言外之意,泰戈尔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没有资格谈论东方文明。在辜鸿铭看来,天下有两种道,一种是王道,一种是王八蛋之道。他自己的自然是王道,泰戈尔的就归入王八蛋之道。
为了保证第二次演讲顺利进行,新月派精神领袖胡适首先登台,对蠢蠢欲动者晓之以理:“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12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同样主张口语入诗的胡适并不欢迎泰戈尔来华,但泰戈尔已来,赶出去就太不礼貌。这次演讲,泰戈尔的结论仍是要用精神战胜物质。
后来,在《追记泰戈尔在中国》中,胡适写道:“我们观察泰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访华四年前,冯友兰向泰戈尔请教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泰戈尔说,中国要快学科学。左派青年认定泰戈尔反科学,泰戈尔很委屈,去问胡适,胡适分析说:“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文胜于质,演讲都用诗歌语言,是泰戈尔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英国人恩厚之是泰戈尔的秘书,他记录中国之行时讲道:“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一次聚会中,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抱住泰戈尔,动情地说:‘现在,我不仅同你一道分担共同的痛苦,也分担传统文化卫道士制造的苦难。’”
郑振铎、徐志摩、郭沫若等近百人通过翻译作品的形式,在泰戈尔访华前后,紧紧拥抱他的思想,传播他的力量。为迎接他的到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
梅兰芳出演神话京剧《洛神》,款待泰戈尔。那天,梅兰芳从台上看过去,见诗人端坐,戴绛色帽,着红袍,银须白发,如神仙中人。观后,泰戈尔指正说,表演和布景应更浪漫,色彩应更丰富,以突出神话剧的诗意。谦谦君子梅兰芳依次逐条修正,两位艺术家相谈甚欢。鲁迅评价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的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字里行间,都是嘲弄。他大概早已看出泰戈尔“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些许相像。
1915年,在日本留学时,郭沫若读到泰戈尔《新月集》、《园丁集》等诗作,喜道:“真好像探得我的‘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他早期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及格调、体式、意象等,都源自泰戈尔。
另一位极爱泰戈尔的是冰心。她到过泰戈尔在孟加拉的家,在泰戈尔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写《繁星》和《春水》时,冰心感觉“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里而已。”五体投地,不过如此。
离开北京时,有人问泰戈尔,是否遗落什么。泰戈尔摇头说:“除了一颗心,没有什么落下。”80岁时,泰戈尔似乎全然忘记在中国遭受的冷遇。他写道:“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摘自《乐龄时尚》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