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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的趋同的政治主张——“尚贤”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其主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和见解，指出了“尚贤”学说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先秦诸子；尚贤；比较；
中图分类号：lB22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用人大有关联。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各种思想集中爆发的时期，“尚贤”的政治主张在诸子百家之中均有所反映。如孔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此外，屈原也有过“香草美人”的美政理想，其内涵也是尚贤。本文通过对先秦各个学派的尚贤学说简要分析比较，总结其异同。
一、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尚贤”成为先秦诸子的共同主张？老子为什么不“尚贤”？
我国夏、商、西周时期，普遍实行世袭宗法制，任人凭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智能的高低为标准。如“同道亲”，“立嫡以长不以贤”（《公羊传·隐公二年》）。从天子到卿相士大夫都是嫡长子世袭垄断。在这种宗法制度的压抑下，尽管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秦伯》），武王“有乱（讼也）臣十人”（《论语·秦伯》）而平安天下的历史经验，但人才问题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诸侯列国为了争城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智能的作用日益突出。例如：齐桓公不计个人私怨，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立以为仲父，“独任为政四十年”（《史纲评要·周记》）。正是依靠“管仲之力”（《论语·宪问》），齐桓公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所养食客达数千人，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士也网罗在门下。 （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各国统治者需要大批人才，变法图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样一个需要人才和产生人才的时代，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才及其社会作用，探索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尚贤” 学说产生的原因。
但是，老子却不主张“尚贤”，这是因为老子是站在当时上升的进步趋势的对立面，他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老子反对“尚贤”，是反对有众多的贤能之士从贫民的地位中被提升，这样就会威胁奴隶主贵族的地位，而不是反对从贵族阶级内部选拔人才。
二、政治目的一致，孔子和墨子都表示选贤才不分贵贱
孔子说：“吾少也贱”，他主张选拔贤才应不分贵贱：“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主张选贤要广开才路，不论远近亲疏，地位高下“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 孔子讲学时，对于学生不分贵贱，“有教无类”，充分给予尊重与教育。《论语》中说“樊迟请学稼。”可见孔子的学生中也有农民出身的，但是孔子却没有教给他，说：“吾不如老农，”但是樊迟还不死心，又“请学圃”，孔子又说“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具体劳动技巧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用处。
墨子出身虽不可考，但从历史文献上看，墨子绝非一个普通工匠，而是一个拥有政治观、宗教观、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集团首领。从墨子一派“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其弟子们“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忠诚来看，推测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墨子则是该集团的首领。因此墨子所主张的选贤“不辟（避）”应该也是为其政治集团拉选票，寻求更多的支持者。墨子说：“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知，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这说明墨子看到新兴的力量正从劳动人民中崛起，所以它顺应了这种潮流，也就使自己的学说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而实际上墨子也是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强大铺垫基础。
三、荀子的“尚贤”主张对孔子墨子有继承和修正
荀子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同样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但是荀子的主张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荀子主张实行社会分工，“度力而授事”（《荀子·富国》），使才尽其用。荀子的“尚贤”主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在孔子那里，“贤才”就已经隐含有德才兼备之意。荀况吸取了孔子人才思想的合理因素，明确提出“知且仁”，要求人才不仅口能言，而且能身体力行。同时，荀况还从孔子的“举尔所知”举“尔所不知”（《论语·子路》），“学而优则士”（《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以世举贤”的宗法制。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而且进一步制定了“尚贤使能”的具体方法，发展了孔子的人才思想。
另一方面，荀子还对墨子“尚贤”的思想做了重要的修正。墨子“尚贤”是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能”指的是某种能力和技能。“有能则举之”就是说有一定才能的人就选拔出来，而不顾其他条件如何。针对墨子忽视人才的品德和文化条件的倾向，荀况指出：墨子“蔽于用（实际功用也）而不知文（文：指礼乐和文化知识）”（《墨子·解蔽》）。主张“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援官”，要求人才和各级官吏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要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对墨子的“尚贤”思想作了必要的修正补充。
四、儒法的不可调和性：“尚贤”是为了“仁政”还是“法政”？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行德政，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那样为众人所拥戴。他的 “选贤任能”的行政思想，突出“为政在人”要达到政通人和，民心所归，就一定要把那些正直的仁人贤者选拔上来。后来的孟子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墨家学派在百家争鸣之际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思想以“尚贤”“尚同”“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实用为真理，以力行为特征。其内涵指向于儒家的“仁政”接近。
而韩非子的用贤思想是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治国必须“以法为本”，法律产生于君主的意志和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判断是非、施行赏罚的惟一标准。他说：“君之立法，以为是也。”（《饰邪》）“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守道》）如何在举贤任能之后使贤用能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挥贤能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同时又避免“臣将乘于贤以刧其君”的危害呢？因此，韩非子的主张是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的用贤思想和主张。
儒家也认为要实行正确的赏罚制度。荀子：“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任用）也；罚不行，不肖者不可得而退（罢免）也”。相反“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不肖者可得而退，能不能可得而官也”（《富国》）。实行赏罚制度是团结和协调人们，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况还主张赏当功，罚当罪，假如在处理政事时不幸过分了，那么宁可在赏上过分一些，也不能在罚上过分，“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致士》）。宁可给无能之辈得利，也不能迫害人才。但是，从目的看，是为了“仁政”还是“法政”，结果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五、尚贤”的意义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倡导对于人才的尊重与选拔的“尚贤”之说，虽然各家的主张不尽相同，目的与方式也各异，但是从那时起对于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都探索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选才制度，先秦宗法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被春秋战国之际新兴政治势力所打破，商鞅的军功爵制，在那个武力称胜的时代，无疑是适合的选拔人才的好方法。在“以教治天下”的汉代，选举制或称察举制度就应运而生，由地方层层向上举贡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人才。隋唐开始确立的科举制，终于使封建统治者找到了选拔人才的好办法，一直沿用1000多年，与以后的封建社会相伴至终。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尚贤思想尊贤使能思想尽管有其深刻的阶级实质，但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还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关键词：先秦诸子；尚贤；比较；
中图分类号：lB22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用人大有关联。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各种思想集中爆发的时期，“尚贤”的政治主张在诸子百家之中均有所反映。如孔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此外，屈原也有过“香草美人”的美政理想，其内涵也是尚贤。本文通过对先秦各个学派的尚贤学说简要分析比较，总结其异同。
一、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尚贤”成为先秦诸子的共同主张？老子为什么不“尚贤”？
我国夏、商、西周时期，普遍实行世袭宗法制，任人凭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智能的高低为标准。如“同道亲”，“立嫡以长不以贤”（《公羊传·隐公二年》）。从天子到卿相士大夫都是嫡长子世袭垄断。在这种宗法制度的压抑下，尽管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秦伯》），武王“有乱（讼也）臣十人”（《论语·秦伯》）而平安天下的历史经验，但人才问题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诸侯列国为了争城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智能的作用日益突出。例如：齐桓公不计个人私怨，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立以为仲父，“独任为政四十年”（《史纲评要·周记》）。正是依靠“管仲之力”（《论语·宪问》），齐桓公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所养食客达数千人，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士也网罗在门下。 （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各国统治者需要大批人才，变法图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样一个需要人才和产生人才的时代，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才及其社会作用，探索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尚贤” 学说产生的原因。
但是，老子却不主张“尚贤”，这是因为老子是站在当时上升的进步趋势的对立面，他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老子反对“尚贤”，是反对有众多的贤能之士从贫民的地位中被提升，这样就会威胁奴隶主贵族的地位，而不是反对从贵族阶级内部选拔人才。
二、政治目的一致，孔子和墨子都表示选贤才不分贵贱
孔子说：“吾少也贱”，他主张选拔贤才应不分贵贱：“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主张选贤要广开才路，不论远近亲疏，地位高下“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 孔子讲学时，对于学生不分贵贱，“有教无类”，充分给予尊重与教育。《论语》中说“樊迟请学稼。”可见孔子的学生中也有农民出身的，但是孔子却没有教给他，说：“吾不如老农，”但是樊迟还不死心，又“请学圃”，孔子又说“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具体劳动技巧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用处。
墨子出身虽不可考，但从历史文献上看，墨子绝非一个普通工匠，而是一个拥有政治观、宗教观、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集团首领。从墨子一派“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其弟子们“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忠诚来看，推测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墨子则是该集团的首领。因此墨子所主张的选贤“不辟（避）”应该也是为其政治集团拉选票，寻求更多的支持者。墨子说：“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知，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这说明墨子看到新兴的力量正从劳动人民中崛起，所以它顺应了这种潮流，也就使自己的学说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而实际上墨子也是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强大铺垫基础。
三、荀子的“尚贤”主张对孔子墨子有继承和修正
荀子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同样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但是荀子的主张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荀子主张实行社会分工，“度力而授事”（《荀子·富国》），使才尽其用。荀子的“尚贤”主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在孔子那里，“贤才”就已经隐含有德才兼备之意。荀况吸取了孔子人才思想的合理因素，明确提出“知且仁”，要求人才不仅口能言，而且能身体力行。同时，荀况还从孔子的“举尔所知”举“尔所不知”（《论语·子路》），“学而优则士”（《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以世举贤”的宗法制。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而且进一步制定了“尚贤使能”的具体方法，发展了孔子的人才思想。
另一方面，荀子还对墨子“尚贤”的思想做了重要的修正。墨子“尚贤”是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能”指的是某种能力和技能。“有能则举之”就是说有一定才能的人就选拔出来，而不顾其他条件如何。针对墨子忽视人才的品德和文化条件的倾向，荀况指出：墨子“蔽于用（实际功用也）而不知文（文：指礼乐和文化知识）”（《墨子·解蔽》）。主张“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援官”，要求人才和各级官吏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要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对墨子的“尚贤”思想作了必要的修正补充。
四、儒法的不可调和性：“尚贤”是为了“仁政”还是“法政”？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行德政，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那样为众人所拥戴。他的 “选贤任能”的行政思想，突出“为政在人”要达到政通人和，民心所归，就一定要把那些正直的仁人贤者选拔上来。后来的孟子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墨家学派在百家争鸣之际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思想以“尚贤”“尚同”“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实用为真理，以力行为特征。其内涵指向于儒家的“仁政”接近。
而韩非子的用贤思想是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治国必须“以法为本”，法律产生于君主的意志和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判断是非、施行赏罚的惟一标准。他说：“君之立法，以为是也。”（《饰邪》）“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守道》）如何在举贤任能之后使贤用能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挥贤能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同时又避免“臣将乘于贤以刧其君”的危害呢？因此，韩非子的主张是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的用贤思想和主张。
儒家也认为要实行正确的赏罚制度。荀子：“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任用）也；罚不行，不肖者不可得而退（罢免）也”。相反“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不肖者可得而退，能不能可得而官也”（《富国》）。实行赏罚制度是团结和协调人们，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况还主张赏当功，罚当罪，假如在处理政事时不幸过分了，那么宁可在赏上过分一些，也不能在罚上过分，“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致士》）。宁可给无能之辈得利，也不能迫害人才。但是，从目的看，是为了“仁政”还是“法政”，结果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五、尚贤”的意义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倡导对于人才的尊重与选拔的“尚贤”之说，虽然各家的主张不尽相同，目的与方式也各异，但是从那时起对于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都探索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选才制度，先秦宗法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被春秋战国之际新兴政治势力所打破，商鞅的军功爵制，在那个武力称胜的时代，无疑是适合的选拔人才的好方法。在“以教治天下”的汉代，选举制或称察举制度就应运而生，由地方层层向上举贡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人才。隋唐开始确立的科举制，终于使封建统治者找到了选拔人才的好办法，一直沿用1000多年，与以后的封建社会相伴至终。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尚贤思想尊贤使能思想尽管有其深刻的阶级实质，但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还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