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一家言》中有一篇《苋羹赋》，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是因为题材太小。辛卯夏日，他来到浙江富阳贤明山寺住了好几天。僧人每天招待他的是素食菜糊，给他留下了难忘印象：“其或红或绿者为苋，黄者为萱，紫者為茄，碧者为菌、为边笋，白者为扁豆，青者为豇豆、为丝瓜。膏之以面，剂之以酱及姜。然诸菜皆臣属，君之者苋，予名之曰‘苋羹’。”
　　苋羹，说白了就是菜糊糊，然而它呈现鲜明的色彩，他又以语言灵动的赋文将其描写。诸菜为臣、苋为君的比喻，更将苋羹刻画出特殊的生命形态。一碗普通的菜糊糊，在李渔的笔下如此神奇，简直令人馋涎欲滴：“融众色为一色兮，若无色之可名。原无味于有味兮，何辛苦之纷纷。余骤啜而甚甘兮，知未离乎贪嗔……”
　　然而，李笠翁写了一辈子文章，从来不会就事论事、刻板老实。前人对他的评价是：“寓道德于诙谑，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这篇《苋羹赋》也是这样。他说：“仇浊味之滞性兮，盍漱露乎餐云。依淡泊以明志兮，须茹素而吐荤。唯和羹之匪易兮，爰罕譬乎宰臣……”原来，他是借一碗菜糊糊寄托内心的志趣，顺便也借此映射某些社会现象。
　　李渔很会生活，在文学、出版、戏曲等领域都有过人的建树。李渔曾经自我表白：“渔幸以草莽贱夫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美食家的养成自有其难言之隐。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渔在那些公卿大夫面前，扮演着一种地位比“娱乐节目的表演者”高，而比朋友低的角色，犹如俳优。然而，历来也有不少批评家赞赏李渔的真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不隐瞒自己。他在《一家言》自序中说：“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依照他的性格，写作就要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刻意去模仿什么，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还很愿意读李渔的缘故吧。
　　在传统文人眼里，读书人假如不去立德、立功、立言，而是邀集一帮戏子，以嬉笑怒骂去换取金钱，无疑是低档次、下三流的，完全背离了传统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但他依然“加生旦以美名”，“抹净丑以花面”，谐谑调笑，是为了让剧场不冷清，意在谋取票房收入。对此，李渔直言不讳，自己是“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著书”。既然如此，他必须“从时好”、“从时尚”，竭力媚俗以迎合观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调不能高”，自道崇尚“多买胭脂绘牡丹”这样的审美境界。在资本主义萌芽初始，李渔敏锐地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一双无形之手。李渔写过五言诗《安贫述》两首，其一曰：“为农不披蓑，田间有高树。为渔不戴笠，绿水斜通户。非不备阴晴，无所施其具。地能容我略，天复成其误。”自诩为“识字农”、“笠翁”的李渔颇有自知之明。他没有官职，没有俸禄，没有固定收入，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做不来关汉卿，也做不来汤显祖，宁愿承认自己是在夹缝中苟且生存，只能努力探寻戏曲商业化运作的可能性，安贫乐道，听天由命。在其所生存的时代，李渔就这样成了李渔。如今的人们赞扬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不可多得的艺术天才，是休闲文化倡导者、文化产业先行者。其实，李渔及其作品火起来，无非是他的生活方式契合了某些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