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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一历史重大转型，城乡对立的关系格局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文化表现内容。近些年以“小镇青年”为原生创造群体的“土味视频”逐渐成为充满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内容文化热点来参与城乡话语体系的建构。它的出现与兴起映射城乡演进中文化空间的重组与表达。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土味视频”传递的是媒介转型之后的阶层叙事。透过城乡发展关系来看待日渐兴起的“土味视频”，可进一步呈现出处于城乡结构夹缝之中创作主体的情感内涵。
【关键词】城乡关系;土味视频;媒介技术;身份认同
土味视频的兴起与传播依托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多样态的内容生产形式的出现。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解读，无法通过精准的词汇和内容进行定义和阐释。如果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土味视频”是由三四线城市或乡村地区的“小镇青年”用来表达内心情感和释放自我进行制作和传播的一类影像内容。如果从生产空间角度来看，“土味视频”正如其名，“土”是指那些来自于农村或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领域，制作内容粗俗、手法老套、桥段无聊的视频内容。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内容形式，土味视频看似是一种粗制滥造内容的展示、无厘头情感的宣泄，然而究其内核和本质不难发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空间。土味文化的出现与兴起实质上受城市化进程中一类群体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作用。
一、乡村与城市：审视“土味”的新视角
城乡的冲突不仅是地域的冲突，也是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形式和内容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体现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困境。[1]
当今，我国城乡间矛盾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被日益放大，并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阶段。费孝通从文化社会的视角提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这一文化根植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基于对传统和现代之间连续性的认同，“后乡土社会”理论将乡村社会的变迁看作“现代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一种新常态”。[2]城市和乡村本身都是集体记忆的载体，是生活方式的凝结，被人作为主体用来建构意义，在社会化进程当中，记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代替。费孝通先生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比喻成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一个细胞体，指明城乡本是相关的一体。归结起来，城和乡的发展不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更应是人与自然相存的一体两面。
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理论，把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核心。伴随社会形态的变迁，文化本身也处于不断地流变之中。农民生活附属于大社会，因此“农民的文化就只能是‘半个文化’”。为了延续自身，农民文化必须不断从外界输入文化思想，成为一种“多元复合而成的文化”。而在流动过程当中，个体的身份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3]“小镇青年”作为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高度卷入的“那些”人，在诸多社会关系构成中迅速成为考察当代城乡关系的重要入口。
二、“土味”的产生及其特点
“土味”在当前的流行文化之下，也可以引申为非城市的、乡村的、不符合潮流的。但是“土味”不能等同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而“土味”则更加关注人们的品位和切身体验，它来源于乡土，从民间滋生，有着扎根于底层的粗犷的生命力。作为“土味”文化的创作者，其身份也并非是城市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而是大都来自村镇以及农村，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被统称为“小镇青年”。多指出生于县（市）、乡镇、村的18-35周岁青年。[4]也有人认为小镇青年是近些年伴随着小镇题材的热映从一个“观影群体”逐步发展成为商业机构与媒体追捧的“文化消费群体”，[5]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同众多农村流动人口一样，小镇青年的流动受到根本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的驱动。[6]他们处于城乡关系当中的中介地带，是城镇化进程过渡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在城乡对立的格局未被打破的前提下，乡村在向城市的过渡之中孕育了这样一批人群，他们既可以向上浮动去积极地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回归到原始的乡村文化之中。恰如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渴望寻求平台释放情感来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但无奈于学历较低和挥之不去的乡土气息。当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快手、抖音、火山等一众短视频内容平台，UGC的内容模式为广大小镇青年们搭建了个体叙事的媒介平台，宽松的新媒体环境以及入门易上手的视频制作和上传方式使得他们可以尽情地来分享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断地向城市化靠近。
作为“土味”的重要形式与内容：“社会摇”“土味情话”“喊麦”“土味情景剧”等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展示着他们压抑许久的内心期望，渴望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之中。他们羡慕穿梭于各大高档写字楼中间的白领们。正如西美尔指出的，“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7]小镇青年处于发展水平和物质环境的下层，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无法与城市文化相比，对于向往的追求只可以用身边的事物来进行取代。因此对其的效仿：紧身衣裤、豆豆鞋、锅盖头成为他们的标配，进而建构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
三、媒介转型后的阶层叙事
从早期的乡土文学到乡镇题材的影视作品，乡村往往以需要被改造的“弱势群体”和作为城市中产阶级消遣的“他者”出现。[8]但随着宽带下乡以及众多线上交流平台的出现，使得乡镇人民可以通过个性签名和动态来展现个人情感，实现一种文字内容上的情感释放，伴随着技术革新和智能设备的普及，自媒体平台和账号从图文转变为视频音频的传播。“土味视频”的产生与广泛传播也是缘于自媒体平台对于内容制作的普及化和简易化。随身的移动终端、易上手的操作系统、模板式的剪辑和滤镜、海量的配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表演艺术家”，体现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影像赋权”。[9]原来对于视频的制作需要繁琐的工序流程，但现如今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导演。虽然在这里面表演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镇青年“被看”的满足，实现了福柯所言的“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關注的原则”。大量的“隐身旁观者”被移动终端所激活，积极投身到影像内容的生产之中。[10] 现如今的社会媒介扮演了允许个体发声的角色，社会媒介又是以个体活动和个体话语为媒介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11]，自媒体的媒介平台所营造的生活化、趣味性的言语方式和交流情景也被认为是对城市所代表的精英话语的消解，因此对于“土味”的内容考察不能忽视“城乡日常生活”这个场域，自媒体的技术发展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城乡关系的演变之中，并深刻地传递着城市化进程之中的阶层声音。
所谓“土味”与“流行”、“高雅”与“低俗”其本质是由阶层属性的文化标准来进行确定的。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和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基础。”而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人时间上的积累，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成长。“土味”的创作主体们，所经历的时期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朴实的乡村文化是他们情感的源泉，但通过各种渠道也对城市景观文化心生向往，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发展路径上，城市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内心满怀对于摩登大都市的憧憬。因而“土味视频”便成为他们跨越二者文化的中介。看似低俗与老套的内容，却深刻地映射着背后所代表的青年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城乡文化差异的背景之下，审美的反弹彰显着具有浓厚乡土韵味的个体叙事，渴望与城市文化接轨，媒介平台的兴起让他们得以成为多屏当中“被看”的对象，市场化的运作又将“土味”从单纯的阶层文化转变为当今消费社会的消费符号，在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过程当中被城市审美所收编，实现城镇一体化道路上的文化的过渡与融合。
总而言之，城乡关系之后势必要突破二元对立，走向最终的城乡一体化，但在发展的道路上，城乡不能只有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的输出，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是需要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被纳入到整体的城乡关系网格之中，正如雷蒙·威廉斯的观点：“一定要打破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必须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12]
四、城乡关系背后的身份探求
城镇化的推动令无数生活在村镇的青年心之所向，他们渴望离开乡村，融入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但当他们尝试进入大城市之中，却发现自身主体身份并不被大家所认同，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小镇青年们其实是在频繁地流动着，去开展一场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追寻之旅。从生活本体论角度来讲：城市和乡村都起源于人们参与生活，小镇青年群体在城与乡的夹缝之中生存，其实质就是对于参与生活的逃避。曾尝试过融入城市生活的“小镇青年”们，最终选择逃离大城市，回到充满着回忆的乡村，使得他们在如今的乡土现实和乡土理想之中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无法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面是充满回忆的乡村，一面是心之所向的城市，漂泊之中所带来的漂泊与孤独造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危机。生活在流动的环境之中，每个主体对于身边的环境都缺乏持续性的感受和体验，本身保有的故土回忆和漂泊的内心混杂着交织在一起，让小镇青年们产生了焦躁的不安感。他们渴望被融入，但又怕被忽视和排挤，种种因素的交织使他们对自我的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暴露了现代性的焦虑。
媒介转型之后出现的新媒体叙事，让众多小镇青年们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栖身之所。点赞、评论、转发、推荐，这些功能的出现使用户在其中收获了超乎想象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不断吸引处于城乡流动之中的小镇青年们将相似的价值偏好和情感认同投射到媒介平台之上。原有的物理空间变为虚拟空间，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情感的释放。虽然所创造出来的“土味视频”教化和感召意义不丰富，但趣味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扩大了全民表达的广度，也赋予了生活琐碎的意义。“土味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消解了对于城乡关系讨论的深度，但作为个体叙事的表达，也参与到了城乡一体化官方叙事的建构之中。通过“土味视频”，观者可以根据自我的想象和经验对呈现的城乡关系进行审视，再通过沟通机制介入新型城镇化话语的意义诠释中，进而可以弥补公共、官方话语所带来的缺失。
“土味视频”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媒介空间为广大的小镇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存在于各种影像构筑的世界里，消除了真实生活物理空间之中的摇摆不定和不安感。以熟悉的乡土为情感的出发点，效仿城市文化进行内容创作，通过媒介来连接城市，实现自我身份在城镇一体化进程之中的意义建构，最终将个体叙事服务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推动城乡文化发展的融合。
五、结语
“土味视频”背后所承载的情绪不仅是对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再现和对城市文化的“反抗”，还是对城乡中国剧烈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的折射。现如今的乡村仍旧充满着差异，“土味”内容本身也存在着复杂性，不乏有对生活的分享，也有无尽的呐喊和狂欢;不仅有出不去的残酷与无奈，也有留守的恬静与淡雅。在媒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小镇青年们一面是具有浓厚的乡村回忆，但是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也对城市有挥之不去的念想。面对着“留不下的城市”和“不愿回去的乡村”这一两难困境，造成了小镇青年们的迷失和焦虑。也映射着当下乡村文明与都市文化的对立格局。
在城乡关系场域中，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互为“他者”。基于城市化进程和乡土文化自身转型与流变过程，“土味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现代性影响下的乡村，承载了原有乡土所凝结的集体记忆，通过媒介转型连接了城市和乡村，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参与到了城乡整体叙事结构当中。
但是当我们在对待“土味视频”的时候，也要关注其内容生产的素质和内涵，不可忽视其文化的随意性。但对其内容的管控并不是对这种文化的全盘否定。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倡导一种超越阶级区分、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的文化有机体，即共同文化”。[13]其最终的理想状态则是城市与乡村之间文化的融合或是结合。让“土味”成为一种可以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反抗”与“收编”中呈现出易于被大家接受和喜爱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宁衡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乡冲突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0（14）：160-162.
[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
[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26.
[4]南方周末.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R].广州：南方周末，2018.
[5]胡谱忠.小镇青年、粉丝文化：当下文化消费中的焦点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4）.
[6]郭未，鲁佳莹.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02）：67-73+99.
[7]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4.
[8]田玉军.新媒体的乡村叙事与乡村图景[J].新闻爱好者，2017（8）：61-64.
[9]馬晓虎.人民美学实践与影像白话言说：泛电影实践中的UGC短视频[J].电影新作，2018，239（5）：55-60.
[10]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
[11]陈彩林.微信传播与个体话语建构[J].理论月刊，2018（10）：165-172.
[12]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4.
[13]王庆卫.文化唯物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论雷蒙·威廉斯“三条进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12-19.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编校：郑艳
【关键词】城乡关系;土味视频;媒介技术;身份认同
土味视频的兴起与传播依托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多样态的内容生产形式的出现。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解读，无法通过精准的词汇和内容进行定义和阐释。如果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土味视频”是由三四线城市或乡村地区的“小镇青年”用来表达内心情感和释放自我进行制作和传播的一类影像内容。如果从生产空间角度来看，“土味视频”正如其名，“土”是指那些来自于农村或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领域，制作内容粗俗、手法老套、桥段无聊的视频内容。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内容形式，土味视频看似是一种粗制滥造内容的展示、无厘头情感的宣泄，然而究其内核和本质不难发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空间。土味文化的出现与兴起实质上受城市化进程中一类群体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作用。
一、乡村与城市：审视“土味”的新视角
城乡的冲突不仅是地域的冲突，也是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形式和内容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体现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困境。[1]
当今，我国城乡间矛盾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被日益放大，并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阶段。费孝通从文化社会的视角提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这一文化根植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基于对传统和现代之间连续性的认同，“后乡土社会”理论将乡村社会的变迁看作“现代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一种新常态”。[2]城市和乡村本身都是集体记忆的载体，是生活方式的凝结，被人作为主体用来建构意义，在社会化进程当中，记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代替。费孝通先生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比喻成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一个细胞体，指明城乡本是相关的一体。归结起来，城和乡的发展不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更应是人与自然相存的一体两面。
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理论，把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核心。伴随社会形态的变迁，文化本身也处于不断地流变之中。农民生活附属于大社会，因此“农民的文化就只能是‘半个文化’”。为了延续自身，农民文化必须不断从外界输入文化思想，成为一种“多元复合而成的文化”。而在流动过程当中，个体的身份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3]“小镇青年”作为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高度卷入的“那些”人，在诸多社会关系构成中迅速成为考察当代城乡关系的重要入口。
二、“土味”的产生及其特点
“土味”在当前的流行文化之下，也可以引申为非城市的、乡村的、不符合潮流的。但是“土味”不能等同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而“土味”则更加关注人们的品位和切身体验，它来源于乡土，从民间滋生，有着扎根于底层的粗犷的生命力。作为“土味”文化的创作者，其身份也并非是城市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而是大都来自村镇以及农村，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被统称为“小镇青年”。多指出生于县（市）、乡镇、村的18-35周岁青年。[4]也有人认为小镇青年是近些年伴随着小镇题材的热映从一个“观影群体”逐步发展成为商业机构与媒体追捧的“文化消费群体”，[5]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同众多农村流动人口一样，小镇青年的流动受到根本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的驱动。[6]他们处于城乡关系当中的中介地带，是城镇化进程过渡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在城乡对立的格局未被打破的前提下，乡村在向城市的过渡之中孕育了这样一批人群，他们既可以向上浮动去积极地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回归到原始的乡村文化之中。恰如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渴望寻求平台释放情感来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但无奈于学历较低和挥之不去的乡土气息。当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快手、抖音、火山等一众短视频内容平台，UGC的内容模式为广大小镇青年们搭建了个体叙事的媒介平台，宽松的新媒体环境以及入门易上手的视频制作和上传方式使得他们可以尽情地来分享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断地向城市化靠近。
作为“土味”的重要形式与内容：“社会摇”“土味情话”“喊麦”“土味情景剧”等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展示着他们压抑许久的内心期望，渴望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之中。他们羡慕穿梭于各大高档写字楼中间的白领们。正如西美尔指出的，“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7]小镇青年处于发展水平和物质环境的下层，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无法与城市文化相比，对于向往的追求只可以用身边的事物来进行取代。因此对其的效仿：紧身衣裤、豆豆鞋、锅盖头成为他们的标配，进而建构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
三、媒介转型后的阶层叙事
从早期的乡土文学到乡镇题材的影视作品，乡村往往以需要被改造的“弱势群体”和作为城市中产阶级消遣的“他者”出现。[8]但随着宽带下乡以及众多线上交流平台的出现，使得乡镇人民可以通过个性签名和动态来展现个人情感，实现一种文字内容上的情感释放，伴随着技术革新和智能设备的普及，自媒体平台和账号从图文转变为视频音频的传播。“土味视频”的产生与广泛传播也是缘于自媒体平台对于内容制作的普及化和简易化。随身的移动终端、易上手的操作系统、模板式的剪辑和滤镜、海量的配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表演艺术家”，体现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影像赋权”。[9]原来对于视频的制作需要繁琐的工序流程，但现如今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导演。虽然在这里面表演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镇青年“被看”的满足，实现了福柯所言的“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關注的原则”。大量的“隐身旁观者”被移动终端所激活，积极投身到影像内容的生产之中。[10] 现如今的社会媒介扮演了允许个体发声的角色，社会媒介又是以个体活动和个体话语为媒介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11]，自媒体的媒介平台所营造的生活化、趣味性的言语方式和交流情景也被认为是对城市所代表的精英话语的消解，因此对于“土味”的内容考察不能忽视“城乡日常生活”这个场域，自媒体的技术发展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城乡关系的演变之中，并深刻地传递着城市化进程之中的阶层声音。
所谓“土味”与“流行”、“高雅”与“低俗”其本质是由阶层属性的文化标准来进行确定的。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和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基础。”而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人时间上的积累，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成长。“土味”的创作主体们，所经历的时期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朴实的乡村文化是他们情感的源泉，但通过各种渠道也对城市景观文化心生向往，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发展路径上，城市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内心满怀对于摩登大都市的憧憬。因而“土味视频”便成为他们跨越二者文化的中介。看似低俗与老套的内容，却深刻地映射着背后所代表的青年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城乡文化差异的背景之下，审美的反弹彰显着具有浓厚乡土韵味的个体叙事，渴望与城市文化接轨，媒介平台的兴起让他们得以成为多屏当中“被看”的对象，市场化的运作又将“土味”从单纯的阶层文化转变为当今消费社会的消费符号，在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过程当中被城市审美所收编，实现城镇一体化道路上的文化的过渡与融合。
总而言之，城乡关系之后势必要突破二元对立，走向最终的城乡一体化，但在发展的道路上，城乡不能只有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的输出，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是需要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被纳入到整体的城乡关系网格之中，正如雷蒙·威廉斯的观点：“一定要打破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必须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12]
四、城乡关系背后的身份探求
城镇化的推动令无数生活在村镇的青年心之所向，他们渴望离开乡村，融入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但当他们尝试进入大城市之中，却发现自身主体身份并不被大家所认同，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小镇青年们其实是在频繁地流动着，去开展一场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追寻之旅。从生活本体论角度来讲：城市和乡村都起源于人们参与生活，小镇青年群体在城与乡的夹缝之中生存，其实质就是对于参与生活的逃避。曾尝试过融入城市生活的“小镇青年”们，最终选择逃离大城市，回到充满着回忆的乡村，使得他们在如今的乡土现实和乡土理想之中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无法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面是充满回忆的乡村，一面是心之所向的城市，漂泊之中所带来的漂泊与孤独造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危机。生活在流动的环境之中，每个主体对于身边的环境都缺乏持续性的感受和体验，本身保有的故土回忆和漂泊的内心混杂着交织在一起，让小镇青年们产生了焦躁的不安感。他们渴望被融入，但又怕被忽视和排挤，种种因素的交织使他们对自我的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暴露了现代性的焦虑。
媒介转型之后出现的新媒体叙事，让众多小镇青年们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栖身之所。点赞、评论、转发、推荐，这些功能的出现使用户在其中收获了超乎想象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不断吸引处于城乡流动之中的小镇青年们将相似的价值偏好和情感认同投射到媒介平台之上。原有的物理空间变为虚拟空间，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情感的释放。虽然所创造出来的“土味视频”教化和感召意义不丰富，但趣味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扩大了全民表达的广度，也赋予了生活琐碎的意义。“土味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消解了对于城乡关系讨论的深度，但作为个体叙事的表达，也参与到了城乡一体化官方叙事的建构之中。通过“土味视频”，观者可以根据自我的想象和经验对呈现的城乡关系进行审视，再通过沟通机制介入新型城镇化话语的意义诠释中，进而可以弥补公共、官方话语所带来的缺失。
“土味视频”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媒介空间为广大的小镇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存在于各种影像构筑的世界里，消除了真实生活物理空间之中的摇摆不定和不安感。以熟悉的乡土为情感的出发点，效仿城市文化进行内容创作，通过媒介来连接城市，实现自我身份在城镇一体化进程之中的意义建构，最终将个体叙事服务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推动城乡文化发展的融合。
五、结语
“土味视频”背后所承载的情绪不仅是对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再现和对城市文化的“反抗”，还是对城乡中国剧烈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的折射。现如今的乡村仍旧充满着差异，“土味”内容本身也存在着复杂性，不乏有对生活的分享，也有无尽的呐喊和狂欢;不仅有出不去的残酷与无奈，也有留守的恬静与淡雅。在媒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小镇青年们一面是具有浓厚的乡村回忆，但是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也对城市有挥之不去的念想。面对着“留不下的城市”和“不愿回去的乡村”这一两难困境，造成了小镇青年们的迷失和焦虑。也映射着当下乡村文明与都市文化的对立格局。
在城乡关系场域中，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互为“他者”。基于城市化进程和乡土文化自身转型与流变过程，“土味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现代性影响下的乡村，承载了原有乡土所凝结的集体记忆，通过媒介转型连接了城市和乡村，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参与到了城乡整体叙事结构当中。
但是当我们在对待“土味视频”的时候，也要关注其内容生产的素质和内涵，不可忽视其文化的随意性。但对其内容的管控并不是对这种文化的全盘否定。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倡导一种超越阶级区分、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的文化有机体，即共同文化”。[13]其最终的理想状态则是城市与乡村之间文化的融合或是结合。让“土味”成为一种可以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反抗”与“收编”中呈现出易于被大家接受和喜爱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宁衡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乡冲突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0（14）：160-162.
[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
[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26.
[4]南方周末.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R].广州：南方周末，2018.
[5]胡谱忠.小镇青年、粉丝文化：当下文化消费中的焦点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4）.
[6]郭未，鲁佳莹.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02）：67-73+99.
[7]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4.
[8]田玉军.新媒体的乡村叙事与乡村图景[J].新闻爱好者，2017（8）：61-64.
[9]馬晓虎.人民美学实践与影像白话言说：泛电影实践中的UGC短视频[J].电影新作，2018，239（5）：55-60.
[10]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
[11]陈彩林.微信传播与个体话语建构[J].理论月刊，2018（10）：165-172.
[12]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4.
[13]王庆卫.文化唯物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论雷蒙·威廉斯“三条进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12-19.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