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祖山与女娲伏羲“创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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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娲、伏羲“兄妹成婚”是女娲神话传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女娲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文明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但是,对于他们二人究竟是否真正的“兄妹”关系;她们的“成婚”情况如何等等,人们却基本上不甚了了。
  关于他们的“成婚”情况,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女娲和伏羲“合烟成婚”,据唐朝李冗撰《独异志·下》记载: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执扇,象其事也。(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8页)
  这一说法虽然广泛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根源却在北方太行山地区,因为古代人认为:西与秦岭等蜿蜒相接的太行山乃是昆仑山的余脉;西南地区的这一传说,是被古代从北方驱迁到南方的“九黎”、“三苗”等少数民族播迁而来。
  二是在山西晋东南太行山地区流传的女娲和伏羲“滚磨成婚”的传说:意思是说:因为天下遭受洪水灾难,只剩下女娲和伏羲二人;为了拯救人类,二人议为婚姻。于是各上了一座山头,以“滚磨合臼”的办法征求天意,结果两扇磨盘分别从两个山头飞滚而下,两扇磨盘的杵、臼竟然在山沟中意外地碰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天意”的指示、允许下,二人遂结成婚姻。
  而在山西晋南吕梁山区的吉县人祖山一带,却流传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女娲、伏羲“隔山穿针”结成婚姻的民间传说。
  
  山名“人祖”风光旖旎
  
  在山西晋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广泛流传着“人根之祖,出在吉州”的说法。原因是在吉县境内,有一座相传为女娲、伏羲“避暑宫”圣地的人祖山。
  人祖山又名庖山、风山,位于山西临汾地区吉县县城西北方45公里处,西南距离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约20公里;西距黄河约5公里,是一座挺拔雄伟的名山,它的主峰海拔高度为1742.4米,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据清·光绪五年(1 879年)刊本《吉县志》(卷一·山川)记载:庖山:州北三十里。迤北而上,义三十里至绝顶。上建伏羲庙,塑伏羲、女娲二像。相传为庖羲氏故宫。又传伏羲始制婚姻之礼,名为人祖。一名人祖LU。
  义载:风山,州北九十里,大宁孔山逾南界有穴如轮,风气萧瑟,又名明孔山。山下有寺。五代志:吉吕有风山。
  乘汽车从吉县县城出发,沿309国道向西北行驶约15公里,在快到柏坡底村以前,沿栏于沟拐向西北,再行驶10公里左右,就抵达人祖山下,弃车攀登七八十米,就可以登上人祖山主峰——“伏羲岩”,站在主峰山顶极目远眺,只见树木满山,花草覆盖,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宛若人间仙境。
  在“伏羲岩”上面,建有“庖羲宫”一座,占地面积约4亩左右。山门匾额书“人祖庙”三个大字。后宫为窑洞式建筑,正殿门首镌刻有“人文初祖”匾额,内塑有女娲和伏羲比肩而坐的神像,当地人尊称为“女娲娘娘”和“伏羲爷”。此外还有僧房、乐楼、钟鼓楼等等。十几年前,有人从破损的女娲、伏羲的塑像下面掘出一只用黄色绸缎包裹的小木箱,木箱外面写着“大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天火烧了金山寺,皇帝遗骨留在此。大明正德元年(1506年),先人留下。”等字样。有人曾认为所说的“皇帝遗骨”可能是“伏羲”遗骨;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元璋之孙、明初失踪的“建文皇帝”朱允 遗骨。不过这都是揣测之辞,“遗骨”究竟是谁的,已经无从考究。比较可靠的是:在被人掏空的女娲、伏羲塑像内的木桩上,写有“大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几个毛笔字,在庙后还留有一块《重修伏羲庙碑记》的碑石,可见这座“人祖庙”曾经在明代正德十五年前后,进行过一次重修。
  在“庖羲宫”西南有一块平地,名为“卧云台”,相传是女娲和伏羲成婚后避暑、休憩的地方。台上原有几块碑碣,但是文字已经剥落无存。在台地中央有一个石窝,俗名“石盆”,据说是女娲和伏羲漱洗的地方。主峰的东南是一片峭壁,上面刻有“伏羲岩”三个大字。刻字的时间为“大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另一片陡峭的石壁上则刻有“舍身崖”三字,为“大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所刻。可见在明清两代,人祖山曾经有过一段游人如织、香火鼎盛的时期。
  
  “隔山穿针”“问天”成婚
  
  出“庖羲宫”西行,山势稍低。在人祖山主峰西侧约2公里处,有一处山梁名为“苇子梁”,山梁上建有一座可以容纳200多人的石寨,石寨二面是陡峭的山崖,只有一面有台阶可攀。山寨石壁上刻有(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17年)正月十六,一州人户在此避难”等文字,主峰西侧,又有一座庙宇“宝光寺”,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主峰以两5公里处义有“兀”型石嘴,高度约200米左右,三面临深渊,一面山梁上建有162个台阶直达庙门,俗称“高庙”、从“伏羲岩”到“高庙”沿着渐行渐低的山路信步游来,只见人祖山南北山谷都有成片的原始森林,林海中古树参天,神秘幽静,林涛起伏,景色宜人,山中还盛产猴头、蘑菇、树花、木耳等山珍,藏匿有老虎、豹子、野鸡、麋鹿等动物,不啻是黄土高原卜的一片“人间仙境”。不过,在夏秋两季,山上的草丛里也有不少带毒的蛇类,大小、粗细不一,不免使载兴而来的游人们闻风变色、望而却步、这一情况,令人联想到远占时期,黄河中游山西的气温比现在高出5℃左右,气候温和,潮湿多雨,所以水中的色虾和树草十的蛇类颇多。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在与吉县距离不远的石楼县出土一把战同时期的青铜“蛇首柄刀”,说明当时黄河沿岸的蛇类很多,这可能是女娲选择“蛇”作为“部族图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距离人祖山主峰西侧—七八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余脉风山。它的海拔高度要比人祖山低将近150米左右,风山山势壮观,山上山下是一片苍茫无际的白皮松树林海,登上一段高达36个台阶的陡坡,就是一眼大山洞——“风洞”,方位足坐落西北、面向东南。洞口的高度约有5米,深度也在5米左右相传这里就是女娲和伏羲“隔山穿针,结成婚姻”的地方。据洞口一块石碑记载,此山名为“孔山”。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曰:“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北十里;有风山,亡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而略无生草,盖常不定,众风门之故也。”(《水经注疏》上:册279页,汁苏古籍小版社1989年版)可见早在一千匕八百年前,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就曾经闻名来过这里。洞北了一座小庙——“孔山寺”,据庙中碑刻记载,当地人又叫它为“透窟窿寺”,寺庙中有玄天洞、大士洞、观音洞等建筑,另 外有三四间房屋。它的创建时间已经渺不可考,曾经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和清朝咸丰二年(1853年)重修。据庙小的残碑记载:重修时曾有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善士捐资,说明这座祭祀女娲和伏羲的人祖山自古以来就享有盛誉,声名远播。
  当地民间流传的女娲、伏羲“隔山穿针”故事也饶有趣味:据说远古时期的特大洪灾过后,女娲和伏羲:勾繁衍人类,议为婚姻而征求“天意”,采用了“隔山穿针”的办法,即:二人分别站到两个山头,女娲手中持“针”,伏羲手中持“线”,伏羲抛出的线头竟然准确地穿人女娲手持的针孔当中,于是二人就此成婚。
  在人们的印象里,妇女从事缝纫所用的“针”是由坚硬的钢、铁原料造成。而中国古代铁器的出现是在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远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女娲时期,怎么会有“钢针”或“铁针”出现呢?实际上,女娲所持之“针”乃是鱼骨或兽骨之“针”,女娲、伏羲所处的年代,虽然也有了采集植物或树木果实以供食用的活动,但尚未全面进入农耕文明时期,正处于占代人类茹毛饮血的渔猎阶段,不仅人们的食物来源是以水中的鱼虾和山林中的禽兽为主,而且还要以禽兽的皮毛或编制的草衣来遮蔽冬天的寒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明了用鱼骨或兽骨磨制而成的骨针连缀毛皮或草衣的简单缝纫技术,同时,这里用女娲、伏羲以“隔山穿针”的方式求问“天意”,也有以“针孔”暗寓女性生殖器,以“线头”暗寓男性生殖器的用意。其手法和“滚磨成婚”以“磨杵”代表男根、以“磨臼”代表女阴的道理大体一致。
  在考察人祖山时,翻读《吉县志》,顺手记录了几首古人所写的诗词,其一,吴聘九(安徽泾县人)《游人祖山》
  高祖山齐人祖山,
  遥遥雄峙出尘寰,
  非仙莫问天台路,
  乘兴而来碧汉关。
  天上闲云飞朵朵,
  涧前流水听潜潜。
  当年庙址今何在?
  怅望层峦去复还。
  其二,葛汝麟《庖羲庙》
  深山有庙建羲皇,
  绝少人烟苹木长。
  偶遇麻鞋楚川客,
  沟南沟北说山庄。
  
  婚姻进步 创始文明
  
  在研究女娲、伏羲“兄妹成婚,创始婚姻”问题时,我们注意考察了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女娲“抟土造人”圣地——“汾阴雎”》(《世界》月刊2006年第3期)一文已经介绍:伏羲是骑乘“白龙马”,从陕西境内经由临猗县北赵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晋南万荣“汾阴雎”与女娲相识成婚。二人过去并无任何关系。又有安徽大学刘信芳先生《楚帛书伏羲女娲考》根据《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释文考证得出结论:“伏羲与女娲各有居处之地,各有姓氏”,可见女娲、伏羲并不是过去人们所谓的“兄妹关系”。(《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从远古时期起,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经历了“杂交乱婚”、“走婚制”和“对偶婚姻”等三个阶段。其中“杂交乱婚”阶段十分漫长。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尚处于“从猿到人”的低级阶段,异性之间的婚配、交媾没有任何约束,据《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众生群处,知母而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为了排解和发泄难以压抑的性欲,甚至有人把驯养的动物如猪、羊、狗、狐一类当作交媾的对象,《山海经》所记述、描绘的各种奇形、怪胎,大概就是由此而来。以后逐渐进入“血缘群婚”阶段,虽然由于生计所迫,人们分为一个个血缘家族,但仍然实行家族之间的“杂交群婚”制度。在考古发现的古代岩画中,就有不少“野合交媾”的画面。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北方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甘肃、内蒙等“女娲信仰”地区,都流行着每年清明节或“女娲诞辰”前后,到野外“游春、踏青”,已婚或未婚的青年男女借机择偶、野合、偷情、成孕的古老习俗。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丽人行》所写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诗句,就是对这一古老习俗的生动描写反映。
  在“杂交乱婚”阶段以后,古代婚姻进入“走婚制”时期,它的主要特征是仍然保持了“母权”在家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妇女的尊严和生存的基本权利也得到了长期、有效的保证。对女性的“丈夫”而言,只是在“母系家族”中占有从属地位。西南地区苗族、瑶族、纳西族等至今所保持的婚姻习俗,仍然保留着上述古老婚姻习惯的印记。在北方地区,作为“母系部族”象征的“走婚制”婚姻虽然早已消失,但时至今日,在黄土高原山西的一些地区,女子一方的“舅公”仍然被丈夫一方尊称为“上府头”,在双方的关系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光临外甥女婿家时不仅要以“上客”接待,而且可以为自己家族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对外甥女婿进行批评、斥责,甚至打骂或其他形式的责罚;女子去世后,如果不经过女方“上府头”的亲临告别,甚至不可以人殓或埋葬。可见“母系部族”婚姻制度的影响之深。女娲、伏羲“隔山穿针”、“滚磨成婚”的传说,意味着古代“对偶制”婚姻制度的创始和诞生。女娲“抟土造人”的“汾阴雎”和人祖山都是位于山西吕梁山区的黄河中游腹地,不仅有山、有水,可渔、可猎,而且气候温和、林木繁茂,有利于古代人类的“母系部族”生存居住。当时已经或尚未实行“走婚”制度的“母系部族”首领女娲,对东渡黄河、来自西北远方羌族地区的英俊青年男子伏羲,肯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把他留在身边,成为“近身男侍”,并在人祖山举行“隔山穿针”的“问天”宣告仪式以后,正式成为夫妻,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从这两则传说的时空顺序而言,“隔山穿针”传说带有明显“渔猎时期”的印汜,吉县人祖山又与女娲与伏羲相识的万荣“汾阴脽”相去不远,这则传说应该是产生在带有“石器文化”色彩的“滚磨成婚”传说之前。相对而言,“合烟成婚”传说应该是后来黄帝时期驱逐“九黎”和尧、舜时期驱逐“三苗”,造成少数民族南迁以后产生的说法。
  据《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文字记载,女娲乃“夙沙瞿子之子”,她和伏羲成婚后“生有子四”,这一记载可以与山西长治县“天台山”(又名“望儿台”)当地流传女娲“炼石补天”时,站在台上远眺洪洞侯村,想念留在家乡的两个儿子的说法得到部分印证。又据古代文献记载,女娲不仅“创始婚姻”,而且有“正姓氏”之举,因为她与伏羲是在吉县人祖山的“风洞”结成婚姻,所以后来产生了二人同为“风”姓的说法。这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姓氏制度创始和产生的源头。由于人祖山地处黄河中游地区,古代气候温暖潮湿,林木繁茂,多有蛇类,女娲从蛇类的交尾相配受到启发,乃以“蛇”的形象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并留下了她与伏羲“蛇身人面”交尾相配的永久图腾。
  女娲和伏羲“隔山穿针”或“滚磨成婚”的方式征求和询问“天意”,说明当时的中华民族祖先已经意识到此前实行的“血缘婚姻”和“近亲结婚”对人类生命遗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光荣祖先科学思维的萌芽和产生。也意味着“对偶制”婚姻和人类社会“家庭”制度的开始和诞生。由此开始,中华民族的光荣祖先正式告别和脱离了嗜欲放纵的“动物兽性”,由两性之间“杂交”、“乱婚”的愚昧、野蛮低级状态,一步一步地走人健康、理性,科学、有序的文明之境。女娲和伏羲“创始婚姻”对地球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至大至伟,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告诉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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