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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志书是记载一方水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自然变迁等方面的历史典籍，它因独特的编撰体例以及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延续至今。自清代康熙颁布诏令，组织编纂一统志后，《直隶绵州志》经历乾隆、嘉靖、同治的三次编修，其内容保存了大量关于绵阳地区军事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史料，其篇目设定也反映出绵阳地区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与融合。
关键词： 绵阳;军事;民族关系;地方志
绵州（今绵阳市）自西汉为涪县，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历来为州郡治，至民国时期绵阳地方行政区域范围与名称多有变革。但清嘉靖版本的《直隶绵州志·序》载：“绵州，直隶州控山川形势之胜，为省门藩蔽，历代重之”可知绵州从古至今的地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紧扼川西北地区的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绵州在古巴属军事史的地位，境域内涉及少数民族决定了《直隶绵州志》的书写内容：详细记载了汉族地区儒释文化情况以及绵州的汉族、北川羌族、平武白马藏族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情况。
一、军事战略位置为历史文化的根基
“绵为涪地，自古巴蜀用兵之际，未有不力争此郡，以窥视锦城者也”，汉始设涪县至隋，开皇五年改“潼州”为“绵州”，此时涪县已被更名为巴西县，且县已成为绵州的核心部分。历代沿革，也曾增置了巴西县、魏城县、涪城等县，但他们如同涪县的“残影”，实质上涪县的地理区域早已经成为绵州之主体。也正是在这里，蜀汉中期，蒋琬停止北伐，从汉中移屯涪县，以此为攻防大本营，后来让贤费祎，直到病逝，在今绵阳市西山之巅，长眠于此1700多年的蒋琬墓、恭侯祠，墓前竖有碑文“汉大司马蒋恭候墓”、《绵阳县志》中记载吕超在民国八年所写的楹联“室护风云，与丞相祠堂并峙;山排旗鼓，看将军壁垒常新”，另后人评价其“武侯之亚有恭候，千古英明壮益州”从记载的碑刻与诗文可以看出在绵州人的心中，蒋琬之名可以和诸葛亮相媲美。
另有蜀汉晚期曹操南下征蜀，邓艾大军自阴平出发“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濒于危殆”终至江油、涪城，一举击蜀使姜维到涪城投降等，正是由于涪城所处之地的特殊性——省城之门户，使得其在古代军事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绵阳涪城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并形成了以富乐山为核心的三国文化，古富乐山《元和郡县志》中载为巴西县（今绵阳市涪城）东五里，在宋《方舆记览》则记载了其得其名的渊源：汉建安十六年冬，昭烈入蜀，刘璋延至此山，望蜀之全胜，饮酒乐甚，欢曰：富哉，今日之乐乎，山由此得名。后人建富乐寺于此，并有宋人题刻：第一山。但在《直隶绵州志》山川卷中将第一山和古富乐山分开录入，但也明确区分了两者，对古富乐山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前朝史书，作者主要是收录了富乐山之历史由来以及其间与之相关的战争等史料，并且提出：吴魏争强，孰存孰忘，蚕丛蕞尔，孰主孰张。从对绵阳地区重要山川河流的记载中可以反映出，修志者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其地理方位与历史演变，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他们自身的修志思想与态度。绵阳历来都属于涪江水系上最为重要地区之一，通过正史与志书的互补论证，三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和军事文化与绵阳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差异
历史上，绵阳所辖地域范围广，《直隶绵州志》在疆域沿革中记录了绵州行政区域历史变迁，而志书修成之时的绵州辖管德阳、安县、绵竹、梓潼、罗江五县。而《直隶绵州志》记载了绵州的汉族、羌族、白马藏族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情况，典型体现便是“腹里”与“羌、蛮”之别，以及边防卷、土司卷的设置，以及对“羌番”“吐蕃番”“白马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风俗文化的记述，形成了绵阳地方社会文化的地域特色，同时从志书体例与编目设置也反映出绵州本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地理的差异。
北川归属至绵州要追溯到宋代，当时绵州隶属成都府，据《宋史》载：茂州，上，通化郡，军事，熙宁九年，置汶川县置威戎军使，以石泉县隶绵州。宋时绵州与石泉的领地所属关系变化多端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内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复杂性所导致。《直隶绵州志》认为石泉乃为安县之门户，安县又为绵州之门户，强调了其地理位置，但《石泉县志》关于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以及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与少数民族军事冲突的史实保留完整。与《直隶绵州志》不同的是它的体式为纲目体，共五卷列地理志、经制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五章29目，而绵州志的体式始终是为门目类，乾隆时期的绵州志共19卷。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龙州宣府司为龙安府（即今日绵阳市平武县），据《龙安府志·序》中记载：龙郡边界陕甘，羌番杂虏，阴平纵兵，径入百草风村，变乱，自古为用武之地。这深刻的说明了龙安府乃为川北比较贫穷之区，历来僻处边陲，界在氐羌地区，因此边境民族冲突与交流是自古就存在的，同时由于平武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三春迟暮，该地区入清以后边远山区仍旧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龙安府志》中的关于龙安府所辖境内的民族风俗收录较为完整，为今日发展白马藏族民族旅游提供了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在文.范少绍泗修，潘相纂.【清.嘉庆】《直隶绵州志》（五十四卷）[M].嘉庆十九年刻本，1814
[2]文棨，董贻清修，伍肇龄，何天祥纂.【清.同治】《直隶绵州志》（五十五卷）[M].同治十二年，1873
[3]蒲殿钦等修 ; 崔映棠等纂，民国绵阳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陈寿.三国志·邓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姜炳章纂修.清.乾隆】《石泉县志》（四卷）[M].乾隆三十三年刻本，1768
[5]邓存詠纂.【清.道光】龙安府志（十卷）[M].道光二十二年刻本，1842年
关键词： 绵阳;军事;民族关系;地方志
绵州（今绵阳市）自西汉为涪县，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历来为州郡治，至民国时期绵阳地方行政区域范围与名称多有变革。但清嘉靖版本的《直隶绵州志·序》载：“绵州，直隶州控山川形势之胜，为省门藩蔽，历代重之”可知绵州从古至今的地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紧扼川西北地区的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绵州在古巴属军事史的地位，境域内涉及少数民族决定了《直隶绵州志》的书写内容：详细记载了汉族地区儒释文化情况以及绵州的汉族、北川羌族、平武白马藏族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情况。
一、军事战略位置为历史文化的根基
“绵为涪地，自古巴蜀用兵之际，未有不力争此郡，以窥视锦城者也”，汉始设涪县至隋，开皇五年改“潼州”为“绵州”，此时涪县已被更名为巴西县，且县已成为绵州的核心部分。历代沿革，也曾增置了巴西县、魏城县、涪城等县，但他们如同涪县的“残影”，实质上涪县的地理区域早已经成为绵州之主体。也正是在这里，蜀汉中期，蒋琬停止北伐，从汉中移屯涪县，以此为攻防大本营，后来让贤费祎，直到病逝，在今绵阳市西山之巅，长眠于此1700多年的蒋琬墓、恭侯祠，墓前竖有碑文“汉大司马蒋恭候墓”、《绵阳县志》中记载吕超在民国八年所写的楹联“室护风云，与丞相祠堂并峙;山排旗鼓，看将军壁垒常新”，另后人评价其“武侯之亚有恭候，千古英明壮益州”从记载的碑刻与诗文可以看出在绵州人的心中，蒋琬之名可以和诸葛亮相媲美。
另有蜀汉晚期曹操南下征蜀，邓艾大军自阴平出发“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濒于危殆”终至江油、涪城，一举击蜀使姜维到涪城投降等，正是由于涪城所处之地的特殊性——省城之门户，使得其在古代军事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绵阳涪城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并形成了以富乐山为核心的三国文化，古富乐山《元和郡县志》中载为巴西县（今绵阳市涪城）东五里，在宋《方舆记览》则记载了其得其名的渊源：汉建安十六年冬，昭烈入蜀，刘璋延至此山，望蜀之全胜，饮酒乐甚，欢曰：富哉，今日之乐乎，山由此得名。后人建富乐寺于此，并有宋人题刻：第一山。但在《直隶绵州志》山川卷中将第一山和古富乐山分开录入，但也明确区分了两者，对古富乐山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前朝史书，作者主要是收录了富乐山之历史由来以及其间与之相关的战争等史料，并且提出：吴魏争强，孰存孰忘，蚕丛蕞尔，孰主孰张。从对绵阳地区重要山川河流的记载中可以反映出，修志者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其地理方位与历史演变，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他们自身的修志思想与态度。绵阳历来都属于涪江水系上最为重要地区之一，通过正史与志书的互补论证，三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和军事文化与绵阳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差异
历史上，绵阳所辖地域范围广，《直隶绵州志》在疆域沿革中记录了绵州行政区域历史变迁，而志书修成之时的绵州辖管德阳、安县、绵竹、梓潼、罗江五县。而《直隶绵州志》记载了绵州的汉族、羌族、白马藏族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情况，典型体现便是“腹里”与“羌、蛮”之别，以及边防卷、土司卷的设置，以及对“羌番”“吐蕃番”“白马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风俗文化的记述，形成了绵阳地方社会文化的地域特色，同时从志书体例与编目设置也反映出绵州本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地理的差异。
北川归属至绵州要追溯到宋代，当时绵州隶属成都府，据《宋史》载：茂州，上，通化郡，军事，熙宁九年，置汶川县置威戎军使，以石泉县隶绵州。宋时绵州与石泉的领地所属关系变化多端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内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复杂性所导致。《直隶绵州志》认为石泉乃为安县之门户，安县又为绵州之门户，强调了其地理位置，但《石泉县志》关于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以及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与少数民族军事冲突的史实保留完整。与《直隶绵州志》不同的是它的体式为纲目体，共五卷列地理志、经制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五章29目，而绵州志的体式始终是为门目类，乾隆时期的绵州志共19卷。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龙州宣府司为龙安府（即今日绵阳市平武县），据《龙安府志·序》中记载：龙郡边界陕甘，羌番杂虏，阴平纵兵，径入百草风村，变乱，自古为用武之地。这深刻的说明了龙安府乃为川北比较贫穷之区，历来僻处边陲，界在氐羌地区，因此边境民族冲突与交流是自古就存在的，同时由于平武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三春迟暮，该地区入清以后边远山区仍旧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龙安府志》中的关于龙安府所辖境内的民族风俗收录较为完整，为今日发展白马藏族民族旅游提供了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在文.范少绍泗修，潘相纂.【清.嘉庆】《直隶绵州志》（五十四卷）[M].嘉庆十九年刻本，1814
[2]文棨，董贻清修，伍肇龄，何天祥纂.【清.同治】《直隶绵州志》（五十五卷）[M].同治十二年，1873
[3]蒲殿钦等修 ; 崔映棠等纂，民国绵阳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陈寿.三国志·邓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姜炳章纂修.清.乾隆】《石泉县志》（四卷）[M].乾隆三十三年刻本，1768
[5]邓存詠纂.【清.道光】龙安府志（十卷）[M].道光二十二年刻本，18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