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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宋之际，我国的宗教石窟艺术在原本十分兴盛的中原地区逐渐没落，却在巴蜀之地卓然而兴，其中安岳石窟是巴蜀石窟造像的典型代表。宋朝时安岳石窟之所以能在全国各地石窟造像衰落之际异军突起，是安岳独特的地理位置、唐帝入蜀的政治背景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宋;安岳石窟;发展原因
1.地理环境的适宜
安岳古称普州，“后周置安岳县，并置普州治焉。隋初因之。”安岳地处川中腹地，“南至成都府内江县九十里，东至重庆府大足县百七十五里”，位于成渝古道的中心处。据《舆地纪胜》记载：“普之秀以石普之秀以石，故俗称石秀”，安岳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众多的丘陵使得安岳具备了大量开凿石窟造像的崖壁。
由于对外交通不算发达，唐宋时期安岳的商业经济并不发达，对此，《方舆胜览》中记载道：“普慈志序云，无土地肥饶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然而，交通不甚发达、经济水平受限、缺乏战略价值，这些看似阻碍区域发展的不利条件，却使乱世中的安岳成为了兵家无暇顾及之地，为佛教石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自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都已无法保障，石窟造像活动更是陷入停滞。而五代时期的巴蜀地区，几乎没有受到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的波及。由于“普慈僻处偏隅”，且安岳“以邑治在山下四面险”，具有较好的防守条件。如端平三年（1236年）十二月蒙古军大举入川，次年一月全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沪、果、合数州仅存”，而此时的安岳“端平三年，兵乱。淳祐三年，据险置治”。外有战乱刺激，人们因而将渴求和平的强烈愿望寄托于佛教;内有安定局面，而使开凿石窟成为可能，两者同时兼备，从而为宋代安岳石窟造像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2.唐帝入蜀的推动
隋唐以来，历代君主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和大力提倡，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宋朝也继续发展佛教，这为安岳石窟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唐时玄宗、僖宗两帝入蜀为之后宋代安岳石窟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政局动荡，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庚辰，次蜀郡以避安史之乱。至得二载（757年）十二月，自蜀郡回京，居于兴庆宫。” 广明元（881）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队攻占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僖宗于“中和元年正月壬子，如成都……丁丑，次成都。二月己卯，赦剑南三川”。
唐帝两次入蜀给蜀地区带了来了大批画师，推动了巴蜀地区宗教绘画的发展。据宋代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记载，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宋初，身处巴蜀的著名画家有58人，其中由中原入蜀的画家有21人。他们带来了许多北方佛像的优秀作品，并结合巴蜀的本土文化进行创作，为石窟造像的开凿提供了范本。如唐敬宗时由长安入蜀的赵公祐，《益州名画录》称赞他：“天资神用，妙笔夺权，应变无涯，罔像莫测，名高当代”，在成都大慈、圣兴两寺皆有其画壁。此外，随着唐帝入蜀，从中原入蜀避难的官员亦建造佛像以求佛祖庇佑，这无疑推动了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风气。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使唐王朝遭受重创，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对统治者而言远离战争的“天府之国”是他们最佳的避难所。唐统治者入蜀避难促进了中原与巴蜀的人才、技术与文化交流，为宋代安岳佛教石窟造像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条件。
3.社会力量的支持
宋代的普州地区，有冯氏、景氏等名门望族，这些世家大族和官僚阶层对石窟造像的开凿普遍持支持态度。在圆觉洞第11号龛记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朝散大夫、普州军州事王官学，重妆释迎佛。甚至使州都孔目官陈乞于同年剃度为僧，绍兴年间还有孙姓官员希望剔度出家留下的题记。可见到了南宋，安岳地方氏族笃信佛教，其中甚至一些人愿意以身侍佛。
不过宋代安岳地方氏族对石窟造像的支持仅占小部分。和宋代大足石刻的营造状况不同，安岳石窟的主要营造形式是户营石窟，也就是以户为单位集资营建而成。在安岳，有明确记载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户营佛教石窟，为圆觉洞石窟群中的“莲花手观音盒”。窟正壁左下刻《立日州真相石观音像记》，记载了此龛的建造始末：“本州信善杨正卿，以厥旧愿，造观音石像一尊，择真相崖龛，鸠工集事，合家随喜，共建良缘”。此外圆觉洞第16号龛也为此期大像窟之一，其上方题记云：“侍佛信善徐耕、男徐尚坤、徐贵先眷等，虔舍资财，重妆真相寺傍右洞释迦佛，功完。上愿皇王万岁，天下太平，祈耕业果，清梁竖碑为记功勋者矣。”宋代安岳地方氏族、官僚阶级以及民间结社等社会力量对石窟造像的支持，对宋代安岳石窟的蓬勃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促使宋代安岳石窟造像在全国独树一帜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三教合一的文化素、文氏镌匠雕刻技术的氏族传承等。笔者仅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探析，缘自这几个因素对于宋代安岳石窟的勃兴起着整体作用，造就了宋代安岳石窟造像的盛况。
参考文献：
[1]（清）濮瑗、周国颐.安岳县志[M].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影印本，1836年。
[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3]（宋）祝穆.方舆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明）顧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6]（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7]（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8]秦岭.唐宋时期安岳佛教石窟建筑研究[J].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9]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J].四川文物.2001（2）.
[10]张化.宋代大足石刻崛起内因探讨[J].四川文物.1991（2）.
项目基金：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硕士一般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CX2021SP145
作者简介：龙丽，1997.01.28，女，汉，四川资阳，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宋;安岳石窟;发展原因
1.地理环境的适宜
安岳古称普州，“后周置安岳县，并置普州治焉。隋初因之。”安岳地处川中腹地，“南至成都府内江县九十里，东至重庆府大足县百七十五里”，位于成渝古道的中心处。据《舆地纪胜》记载：“普之秀以石普之秀以石，故俗称石秀”，安岳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众多的丘陵使得安岳具备了大量开凿石窟造像的崖壁。
由于对外交通不算发达，唐宋时期安岳的商业经济并不发达，对此，《方舆胜览》中记载道：“普慈志序云，无土地肥饶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然而，交通不甚发达、经济水平受限、缺乏战略价值，这些看似阻碍区域发展的不利条件，却使乱世中的安岳成为了兵家无暇顾及之地，为佛教石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自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都已无法保障，石窟造像活动更是陷入停滞。而五代时期的巴蜀地区，几乎没有受到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的波及。由于“普慈僻处偏隅”，且安岳“以邑治在山下四面险”，具有较好的防守条件。如端平三年（1236年）十二月蒙古军大举入川，次年一月全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沪、果、合数州仅存”，而此时的安岳“端平三年，兵乱。淳祐三年，据险置治”。外有战乱刺激，人们因而将渴求和平的强烈愿望寄托于佛教;内有安定局面，而使开凿石窟成为可能，两者同时兼备，从而为宋代安岳石窟造像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2.唐帝入蜀的推动
隋唐以来，历代君主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和大力提倡，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宋朝也继续发展佛教，这为安岳石窟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唐时玄宗、僖宗两帝入蜀为之后宋代安岳石窟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政局动荡，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庚辰，次蜀郡以避安史之乱。至得二载（757年）十二月，自蜀郡回京，居于兴庆宫。” 广明元（881）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队攻占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僖宗于“中和元年正月壬子，如成都……丁丑，次成都。二月己卯，赦剑南三川”。
唐帝两次入蜀给蜀地区带了来了大批画师，推动了巴蜀地区宗教绘画的发展。据宋代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记载，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宋初，身处巴蜀的著名画家有58人，其中由中原入蜀的画家有21人。他们带来了许多北方佛像的优秀作品，并结合巴蜀的本土文化进行创作，为石窟造像的开凿提供了范本。如唐敬宗时由长安入蜀的赵公祐，《益州名画录》称赞他：“天资神用，妙笔夺权，应变无涯，罔像莫测，名高当代”，在成都大慈、圣兴两寺皆有其画壁。此外，随着唐帝入蜀，从中原入蜀避难的官员亦建造佛像以求佛祖庇佑，这无疑推动了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风气。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使唐王朝遭受重创，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对统治者而言远离战争的“天府之国”是他们最佳的避难所。唐统治者入蜀避难促进了中原与巴蜀的人才、技术与文化交流，为宋代安岳佛教石窟造像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条件。
3.社会力量的支持
宋代的普州地区，有冯氏、景氏等名门望族，这些世家大族和官僚阶层对石窟造像的开凿普遍持支持态度。在圆觉洞第11号龛记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朝散大夫、普州军州事王官学，重妆释迎佛。甚至使州都孔目官陈乞于同年剃度为僧，绍兴年间还有孙姓官员希望剔度出家留下的题记。可见到了南宋，安岳地方氏族笃信佛教，其中甚至一些人愿意以身侍佛。
不过宋代安岳地方氏族对石窟造像的支持仅占小部分。和宋代大足石刻的营造状况不同，安岳石窟的主要营造形式是户营石窟，也就是以户为单位集资营建而成。在安岳，有明确记载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户营佛教石窟，为圆觉洞石窟群中的“莲花手观音盒”。窟正壁左下刻《立日州真相石观音像记》，记载了此龛的建造始末：“本州信善杨正卿，以厥旧愿，造观音石像一尊，择真相崖龛，鸠工集事，合家随喜，共建良缘”。此外圆觉洞第16号龛也为此期大像窟之一，其上方题记云：“侍佛信善徐耕、男徐尚坤、徐贵先眷等，虔舍资财，重妆真相寺傍右洞释迦佛，功完。上愿皇王万岁，天下太平，祈耕业果，清梁竖碑为记功勋者矣。”宋代安岳地方氏族、官僚阶级以及民间结社等社会力量对石窟造像的支持，对宋代安岳石窟的蓬勃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促使宋代安岳石窟造像在全国独树一帜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三教合一的文化素、文氏镌匠雕刻技术的氏族传承等。笔者仅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探析，缘自这几个因素对于宋代安岳石窟的勃兴起着整体作用，造就了宋代安岳石窟造像的盛况。
参考文献：
[1]（清）濮瑗、周国颐.安岳县志[M].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影印本，1836年。
[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3]（宋）祝穆.方舆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明）顧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6]（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7]（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8]秦岭.唐宋时期安岳佛教石窟建筑研究[J].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9]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J].四川文物.2001（2）.
[10]张化.宋代大足石刻崛起内因探讨[J].四川文物.1991（2）.
项目基金：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硕士一般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CX2021SP145
作者简介：龙丽，1997.01.28，女，汉，四川资阳，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