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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中，中国对外金融发展的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其一，中国从一个外汇短缺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其二，中国从一个吸引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其三，中国已经从对外债务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一方面，这些变化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却面临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如何重新审视和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调整对外金融资产结构，扭转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已经刻不容缓。
全球债务体系下的新兴债权大国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同时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
首先，我国是“官方债权国”而不是“私人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1／6，我国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财富管理的风险更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引发重大资产损失的风险。
再次，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使央行的冲销难度不断增大，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冲销时，本可以提高利率来缓解流动性过多压力，但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必然受到压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债权国也遭受非常大的风险。6月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至843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走俏，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万亿日元，约200亿美元的日元金融资产，几乎相当于前5年买入规模的5倍。
作为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和日本步入持续增长的债务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2倍，而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而个人资产增长乏力，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预计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资本与负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日本政府的国家信用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使美国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债务危机并非小概率事件。
应重新审视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度关注国家主权财富的时候了。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外，对外储管理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欧元资产之间转换，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要进一步壮大主权财富基金。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相比之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而且股权投资比例小。从规模上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三支，管理约3471亿美元、2888亿美元以及1465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4％、12％以及6％；从投资结构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过分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中投公司2008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87.4％、固定收益证券占9％、股权投资仅占3.2％，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置水平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应进一步扩大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继续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考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并购方面成立能源战略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以及支持企业发展的海外并购基金等，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切实扭转全球财富失衡的局面。
同时，应该改善官方债权国结构，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转变应该多为“藏汇于民”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外汇市场机制，拓展外汇投资渠道、丰富投资品种，放宽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全球债务体系下的新兴债权大国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同时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
首先，我国是“官方债权国”而不是“私人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1／6，我国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财富管理的风险更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引发重大资产损失的风险。
再次，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使央行的冲销难度不断增大，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冲销时，本可以提高利率来缓解流动性过多压力，但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必然受到压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债权国也遭受非常大的风险。6月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至843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走俏，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万亿日元，约200亿美元的日元金融资产，几乎相当于前5年买入规模的5倍。
作为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和日本步入持续增长的债务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2倍，而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而个人资产增长乏力，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预计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资本与负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日本政府的国家信用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使美国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债务危机并非小概率事件。
应重新审视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度关注国家主权财富的时候了。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外，对外储管理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欧元资产之间转换，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要进一步壮大主权财富基金。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相比之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而且股权投资比例小。从规模上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三支，管理约3471亿美元、2888亿美元以及1465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4％、12％以及6％；从投资结构看，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过分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中投公司2008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87.4％、固定收益证券占9％、股权投资仅占3.2％，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置水平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应进一步扩大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继续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考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并购方面成立能源战略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以及支持企业发展的海外并购基金等，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切实扭转全球财富失衡的局面。
同时，应该改善官方债权国结构，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转变应该多为“藏汇于民”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外汇市场机制，拓展外汇投资渠道、丰富投资品种，放宽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