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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都博物馆库房藏有3件贡桑诺尔布在1916年至1919年获得的勋章奖状，本文主要结合这3件勋章奖状，阐述贡桑诺尔布在北京开设的蒙藏学校对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做出的贡献，最后对他获得的奖状对应库房藏勋章进行赏析。
关键词：勋章奖状;贡桑诺尔布;蒙藏学校;勋章
首都博物馆近代史库房藏有3件贡桑诺尔布曾获得的勋章奖状，第一张是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颁发的文虎勋章奖状;第二张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颁发的宝光嘉禾勋章奖状;第三张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颁发的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一、馆藏贡桑诺尔布获得勋章奖状
（一）文虎勋章奖状
文虎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二日，由当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签署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尔布获得的是一等文虎勋章。文虎勋章是“颁赠给民国陆、海军人于平时战时著有勋劳，或非陆海军人及外国人于陆、海军特别任务中著有勋劳者”文虎勋章分一至九等，其中一、二等授予上等官佐。由此可知贡桑诺尔布，在当时的官职非常高，这也印證了他取得了民国政府的亲王衔。
（二）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宝光嘉禾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当时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同意并签名，由铨叙局局长郭则沄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尔布获得的是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宝光嘉禾勋章是1916年10月7日颁行，分5等6种：一等大绶红色绿缘，二等大绶红色蓝缘，二等无绶，三等领绶黄色绿缘，四等襟绶加结黄色绿缘，五等襟绶黄色绿缘。勋章之图式：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中嵌珊瑚圆珠，加绘嘉禾;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至五等宝光嘉禾章中嵌宝石，加绘嘉禾。
（三）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一日，由当时大总统徐世昌同意并签名，由铨叙局局长许宝蘅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布尔在1917年获得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后，又获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绶带是红色绿缘，章中心镶嵌的宝石是珍珠。
二、贡桑诺尔布其人
贡桑诺尔布（1872年-1931年）1（人称“贡王”），字乐亭。号夔盦，蒙古族，是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氏吉拉玛的后裔。1898年，年仅27岁的贡桑尔布正式承袭了喀喇沁王的职爵，成为喀喇沁第十四任扎萨克、第十二代多罗都棱郡王。贡桑诺尔布于“1912年春，被推举为君主立宪会副会长”。29月，进京任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总裁。10月11日，贡王因‘效忠民国’有功，被民国政府晋升为亲王衔。31918年继续担任蒙藏学院总裁一职，并兼任正白旗都统。1922年，被北京政府授畅威将军。1925年2月为善后会议议员。1927年蒙藏学院废止，回正白旗继续任内蒙古卓索图盟长4。后又于1928年任蒙藏学校校长，直到1931年1月13日在北京病逝5。
在辛亥革命前，贡桑诺尔布为维护和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和特权，他积极的顺应时代大潮，欣然接受思想启蒙，对“新政”积极响应，以身作则的立足改革，为少数民族振兴和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辛亥革命后，贡桑诺尔布本来想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但晚清政府腐败成风并且懦弱不堪。贡桑诺尔布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和权利，也曾经企图借助日本、沙俄等外国强大的力量搞内蒙“独立”活动，但是当民国政府出台优待蒙古族的政策后，他马上就赞成祖国共和，并且反对民族分裂。自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最大化，为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并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人才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三、建立北京蒙藏学校
贡桑诺尔布在就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期，边疆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他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于1913年在北京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学校——北京蒙藏学校，并担任北京蒙藏学校校长。该校的校名也经历了多次变更：“蒙藏学校（1913年）、蒙藏专门学校（1918年4月）、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1929年11月）、国立北京蒙藏学校（1937年11月）、国立北平蒙藏学校（1945年10月）、蒙藏学校（1950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51年3月）”。6
1912年11月12日，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的贡桑诺尔布呈报大总统，“请将前清所设景山、宗室、觉罗三学，及理藩部所设之蒙古学堂归并改设蒙藏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嘱咐蒙籍的参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创办蒙藏学校的议案，这个议案很快就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并批准。1913年3月，“在北京西安门内转马台孙家花园正式创办了北京蒙藏学校，1916年8月搬到石虎胡同”7。后经张建军老师考察和确定，这所学校是由“前清四所旧学（即理藩部蒙古学、托忒学、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改建的”8。
（一）学校招生情况
建校初期，“民国政府颁发的《蒙藏学校章程》中规定：北京蒙藏学校的学生由蒙、藏地方挑选保送，其名额分配如下：内外蒙古百分之五十，西藏百分之五十，青海及附近回族百分之十，满族百分之二十五”9。从以上各地区分配的情况来看，内、外蒙古地区就占了一半的学生分配名额，可以轻而易举的得知民国政府在学校分配的政策上对边疆地区有一定的倾向性，特别是蒙古族。此外《北京蒙藏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每届招生，须按蒙藏区域酌定分配，以期平均发达，若每年招生蒙藏任何一方面学生过少时，得呈请蒙藏委员会设法派员招集，但均须由各该区域内之官署备文保送;蒙藏学生由高小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历者，得入中学科，其学历不足者，均归补习班分别补习;进中等补习科的蒙藏学生必须都在15岁以上;补习科学生50人左右，中学科每班学生必须在20-50人之间”10。 1913年3月“专为前清四所旧学的学生设立了补习班，令学生等补习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定为三年毕业，一年分三期”11。“1914年，将招收的50名蒙、藏学生组成了一个预备班。1918年后，办专门预科及政治经济专科等，改预备班为附设中学班，又增加了一个法律预科班”12。
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因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且对教育发展不够重视等因素，故来学校就读的学生非常少。因教育发展情况和对教育重视情况在内蒙古各盟旗存在差别很大，所以也没办法按照规定的比例送学生来校上学。“尽管招生遇到种种困难，北京蒙藏学校的招生还是比较稳定。其中以高中班最为稳定。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17人，而1937年的高中毕业生有21人”13
因为蒙古王公重视发展蒙古族教育，贡桑诺尔布首当其冲，故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蒙古族学生特别多。“1918年4月14日，中学科第一班毕业典礼暨法律预科开学典礼合并举行，蒙藏总裁贡桑诺尔布、副总裁荣勋和一些在京的蒙古王公都来到毓公府，实为隆重”14。到1935年后，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就读的学生人数与日剧增。直到1946年已经增加到了8个班，共有学生337名，其中“四个初中班，共有学生201人;三个高中班，共有学生91人;一个补习班，共有学生45人”15
（二）学校学生待遇
“1913年入学的四所旧有官学学生，按规定所有学生不交学费，但‘膳宿自备’。1914年春开学，设预备班一班，学生50人，附内地学生数名，外附的内地学生须交纳学膳费，这是蒙藏地区学生同内地学生待遇的区别”16。1918年的《蒙藏学校章程》规定：“蒙、藏、青海学生概不收费，其膳宿费也由公家承担。内地的考生不交学费，但膳宿要自己筹备”17。《北京蒙藏学校组织大纲》中也规定“学生膳食，书籍等费，均由校内供给”18。这些一系列的政策减轻了蒙藏地区就读学生家庭的负担，促使了就读学生的增加，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9年6月，“对于实施蒙、藏教育的相关规定在《关于蒙藏之决议案》中做了具体说明：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19。1930年1月15日，蒙藏委员会颁布了“蒙藏委员会保送蒙藏学生办法”，其中规定了：“保送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而且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蒙藏学生，还会由蒙藏委员会暨教育部择优介绍各机关或分发蒙藏各地方服务”。20
“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将蒙藏教育列为《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的主要项目之一”21。1932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颁发的“收录蒙藏学生暂定办法”中规定：蒙藏学生名免除学宿，讲议等费，但素食赔偿，体育，图书等费，均须照缴;蒙藏学生本大学不给其他津贴。同时国民政府在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大学专设蒙藏班。并规定：“蒙藏学生由蒙藏各盟旗选送之;蒙藏学生在该两大学蒙藏班肄业者，均得免缴学费;蒙藏班之开班费，经常费，临时费等，由两大学开列预算，呈经教育部转呈行政院请国民政府饬令财政部指定专款拨付之”22。
综合以上所说，这一系列专门针对蒙藏地区学生制定的特殊优抚的教育政策，反映出当时民国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教育十分重视，并为蒙藏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开阔了眼界。
（三）学校师资情况
北京蒙藏学校颁发的《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各一人，训育二人，事务员三人，书记若干人”23。尤其是学校的第一批聘用教师，他们许多都是国际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如下表所列教员名单24：
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民族的教师组成了蒙藏学校的教师队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师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他们也使用了不同的教育方式。这种教学环境，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和豁达学生的视野”25。这开放的教学模式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人才提供了条件。
综上可知，北京蒙藏学校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蒙、藏地区，使边疆教育的发展得到了促进。即使在生产力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提高的今天，边疆教育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教育的落后仍然是导致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十分落后的原因之一。所以，怎样从边疆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仍然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和关注的焦点。虽然北京蒙藏学校没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但是它开启了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在今天的民族教育发展问题上仍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四、结语
1919年贡桑诺尔布获得的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是在他任蒙藏学院总裁期间获得，这是宝光嘉禾勋章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他为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做出贡献的褒奖。
五、库房存文虎勋章和宝光嘉禾勋章赏析
（一）文虎勋章
首博库房共存有5枚文虎勋章，但是并没有一等文虎勋章。一等文虎勋章在第一层星芒上，也就是文虎正上方有三颗五角星，五角星排列的方式为上1下2。
庫房藏文虎勋章是二等和三等的勋章，因颁发的年代较早，多为银楼制品，制作工艺并不高，常出现颜色满溢或者颜色不饱和状况。它的样式是：正面珐琅主体图案完整，蓝天部分的颜色柔和，文虎左右两侧青草的颜色分布均匀，凸起的原点排列装饰在文虎脚下。文虎稍侧身蹲立在草地上，头部稍偏向左侧。章芯中文虎体型偏大，对于勋章比例来说中心较满。在文虎头部正上方，第一层星芒上，有一颗五角星，第二层星芒掉色严重。
（二）宝光嘉禾勋章
库房只存有1枚宝光嘉禾勋章，因无绶带，不能判定其具体等级，根据其中心镶嵌的宝石来看，肯定是二级或二级以下。勋章正面为红色套白色两圈珐琅彩，珐琅彩红色部分颜色娇艳，18颗均匀大小的珍珠镶嵌在上面。珐琅彩白色内圈部分颜色亮白，绘有1茎5穗的嘉禾图案。两层星芒之上没有进行珐琅彩装饰，星芒部分重叠排列，每个角的星芒长短不同，寓意全中国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和。 参考文献：
[1]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1905-191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4页
[2]王珺：《文虎勋章初探》，《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6期，第14页
[3]《勋章令》《陆海军勋章令》，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15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20-240页
[4]王俊明：《民国时期的勋章（一）》，《民国春秋》1996年第10期，第58页
[5]白拉都格其：《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5页
[6]黄美真、郝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7]候志：《贡桑诺尔布研究.喀喇沁历史文化丛书》，喀喇沁蒙古文化研究会2005年版，第28-29页
[8]黄美真、和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9]白拉都格其：《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5页
[10]杨进铨：《关于民族词典有关蒙藏学校词目释文的商榷》，《民族教育研究》1993年第2辑，第82页
[11]杨进铨：《蒙藏学校石虎胡同校址及其历史沿革考辩——兼考右翼宗学、松坡图书馆遗址》，《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32页
[12]张建军：《民国时期北京蒙藏学校缘起再考察》，《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第100页
[13]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14]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19页
[15]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下）》，《中国藏学院》2003年第3期，第37页
[16]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
[17]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页
[18]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19]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页
[20]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21]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651页
[22]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23]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2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2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頁
[2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2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8]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29]孟彩霞：《民国时期的北京蒙藏学校及其革命活动》，《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页
关键词：勋章奖状;贡桑诺尔布;蒙藏学校;勋章
首都博物馆近代史库房藏有3件贡桑诺尔布曾获得的勋章奖状，第一张是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颁发的文虎勋章奖状;第二张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颁发的宝光嘉禾勋章奖状;第三张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颁发的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一、馆藏贡桑诺尔布获得勋章奖状
（一）文虎勋章奖状
文虎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二日，由当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签署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尔布获得的是一等文虎勋章。文虎勋章是“颁赠给民国陆、海军人于平时战时著有勋劳，或非陆海军人及外国人于陆、海军特别任务中著有勋劳者”文虎勋章分一至九等，其中一、二等授予上等官佐。由此可知贡桑诺尔布，在当时的官职非常高，这也印證了他取得了民国政府的亲王衔。
（二）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宝光嘉禾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当时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同意并签名，由铨叙局局长郭则沄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尔布获得的是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宝光嘉禾勋章是1916年10月7日颁行，分5等6种：一等大绶红色绿缘，二等大绶红色蓝缘，二等无绶，三等领绶黄色绿缘，四等襟绶加结黄色绿缘，五等襟绶黄色绿缘。勋章之图式：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中嵌珊瑚圆珠，加绘嘉禾;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至五等宝光嘉禾章中嵌宝石，加绘嘉禾。
（三）宝光嘉禾勋章奖状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奖状，尺寸：长50.5厘米，宽68.1厘米，来源为旧藏。奖状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一日，由当时大总统徐世昌同意并签名，由铨叙局局长许宝蘅颁发。全文如下：
由奖状可知贡桑诺布尔在1917年获得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后，又获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绶带是红色绿缘，章中心镶嵌的宝石是珍珠。
二、贡桑诺尔布其人
贡桑诺尔布（1872年-1931年）1（人称“贡王”），字乐亭。号夔盦，蒙古族，是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氏吉拉玛的后裔。1898年，年仅27岁的贡桑尔布正式承袭了喀喇沁王的职爵，成为喀喇沁第十四任扎萨克、第十二代多罗都棱郡王。贡桑诺尔布于“1912年春，被推举为君主立宪会副会长”。29月，进京任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总裁。10月11日，贡王因‘效忠民国’有功，被民国政府晋升为亲王衔。31918年继续担任蒙藏学院总裁一职，并兼任正白旗都统。1922年，被北京政府授畅威将军。1925年2月为善后会议议员。1927年蒙藏学院废止，回正白旗继续任内蒙古卓索图盟长4。后又于1928年任蒙藏学校校长，直到1931年1月13日在北京病逝5。
在辛亥革命前，贡桑诺尔布为维护和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和特权，他积极的顺应时代大潮，欣然接受思想启蒙，对“新政”积极响应，以身作则的立足改革，为少数民族振兴和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辛亥革命后，贡桑诺尔布本来想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但晚清政府腐败成风并且懦弱不堪。贡桑诺尔布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和权利，也曾经企图借助日本、沙俄等外国强大的力量搞内蒙“独立”活动，但是当民国政府出台优待蒙古族的政策后，他马上就赞成祖国共和，并且反对民族分裂。自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最大化，为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并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人才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三、建立北京蒙藏学校
贡桑诺尔布在就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期，边疆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他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于1913年在北京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学校——北京蒙藏学校，并担任北京蒙藏学校校长。该校的校名也经历了多次变更：“蒙藏学校（1913年）、蒙藏专门学校（1918年4月）、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1929年11月）、国立北京蒙藏学校（1937年11月）、国立北平蒙藏学校（1945年10月）、蒙藏学校（1950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51年3月）”。6
1912年11月12日，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的贡桑诺尔布呈报大总统，“请将前清所设景山、宗室、觉罗三学，及理藩部所设之蒙古学堂归并改设蒙藏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嘱咐蒙籍的参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创办蒙藏学校的议案，这个议案很快就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并批准。1913年3月，“在北京西安门内转马台孙家花园正式创办了北京蒙藏学校，1916年8月搬到石虎胡同”7。后经张建军老师考察和确定，这所学校是由“前清四所旧学（即理藩部蒙古学、托忒学、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改建的”8。
（一）学校招生情况
建校初期，“民国政府颁发的《蒙藏学校章程》中规定：北京蒙藏学校的学生由蒙、藏地方挑选保送，其名额分配如下：内外蒙古百分之五十，西藏百分之五十，青海及附近回族百分之十，满族百分之二十五”9。从以上各地区分配的情况来看，内、外蒙古地区就占了一半的学生分配名额，可以轻而易举的得知民国政府在学校分配的政策上对边疆地区有一定的倾向性，特别是蒙古族。此外《北京蒙藏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每届招生，须按蒙藏区域酌定分配，以期平均发达，若每年招生蒙藏任何一方面学生过少时，得呈请蒙藏委员会设法派员招集，但均须由各该区域内之官署备文保送;蒙藏学生由高小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历者，得入中学科，其学历不足者，均归补习班分别补习;进中等补习科的蒙藏学生必须都在15岁以上;补习科学生50人左右，中学科每班学生必须在20-50人之间”10。 1913年3月“专为前清四所旧学的学生设立了补习班，令学生等补习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定为三年毕业，一年分三期”11。“1914年，将招收的50名蒙、藏学生组成了一个预备班。1918年后，办专门预科及政治经济专科等，改预备班为附设中学班，又增加了一个法律预科班”12。
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因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且对教育发展不够重视等因素，故来学校就读的学生非常少。因教育发展情况和对教育重视情况在内蒙古各盟旗存在差别很大，所以也没办法按照规定的比例送学生来校上学。“尽管招生遇到种种困难，北京蒙藏学校的招生还是比较稳定。其中以高中班最为稳定。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17人，而1937年的高中毕业生有21人”13
因为蒙古王公重视发展蒙古族教育，贡桑诺尔布首当其冲，故在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蒙古族学生特别多。“1918年4月14日，中学科第一班毕业典礼暨法律预科开学典礼合并举行，蒙藏总裁贡桑诺尔布、副总裁荣勋和一些在京的蒙古王公都来到毓公府，实为隆重”14。到1935年后，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就读的学生人数与日剧增。直到1946年已经增加到了8个班，共有学生337名，其中“四个初中班，共有学生201人;三个高中班，共有学生91人;一个补习班，共有学生45人”15
（二）学校学生待遇
“1913年入学的四所旧有官学学生，按规定所有学生不交学费，但‘膳宿自备’。1914年春开学，设预备班一班，学生50人，附内地学生数名，外附的内地学生须交纳学膳费，这是蒙藏地区学生同内地学生待遇的区别”16。1918年的《蒙藏学校章程》规定：“蒙、藏、青海学生概不收费，其膳宿费也由公家承担。内地的考生不交学费，但膳宿要自己筹备”17。《北京蒙藏学校组织大纲》中也规定“学生膳食，书籍等费，均由校内供给”18。这些一系列的政策减轻了蒙藏地区就读学生家庭的负担，促使了就读学生的增加，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9年6月，“对于实施蒙、藏教育的相关规定在《关于蒙藏之决议案》中做了具体说明：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19。1930年1月15日，蒙藏委员会颁布了“蒙藏委员会保送蒙藏学生办法”，其中规定了：“保送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而且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蒙藏学生，还会由蒙藏委员会暨教育部择优介绍各机关或分发蒙藏各地方服务”。20
“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将蒙藏教育列为《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的主要项目之一”21。1932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颁发的“收录蒙藏学生暂定办法”中规定：蒙藏学生名免除学宿，讲议等费，但素食赔偿，体育，图书等费，均须照缴;蒙藏学生本大学不给其他津贴。同时国民政府在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大学专设蒙藏班。并规定：“蒙藏学生由蒙藏各盟旗选送之;蒙藏学生在该两大学蒙藏班肄业者，均得免缴学费;蒙藏班之开班费，经常费，临时费等，由两大学开列预算，呈经教育部转呈行政院请国民政府饬令财政部指定专款拨付之”22。
综合以上所说，这一系列专门针对蒙藏地区学生制定的特殊优抚的教育政策，反映出当时民国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教育十分重视，并为蒙藏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开阔了眼界。
（三）学校师资情况
北京蒙藏学校颁发的《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各一人，训育二人，事务员三人，书记若干人”23。尤其是学校的第一批聘用教师，他们许多都是国际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如下表所列教员名单24：
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民族的教师组成了蒙藏学校的教师队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师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他们也使用了不同的教育方式。这种教学环境，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和豁达学生的视野”25。这开放的教学模式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人才提供了条件。
综上可知，北京蒙藏学校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蒙、藏地区，使边疆教育的发展得到了促进。即使在生产力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提高的今天，边疆教育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教育的落后仍然是导致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十分落后的原因之一。所以，怎样从边疆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仍然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和关注的焦点。虽然北京蒙藏学校没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但是它开启了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在今天的民族教育发展问题上仍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四、结语
1919年贡桑诺尔布获得的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是在他任蒙藏学院总裁期间获得，这是宝光嘉禾勋章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他为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做出贡献的褒奖。
五、库房存文虎勋章和宝光嘉禾勋章赏析
（一）文虎勋章
首博库房共存有5枚文虎勋章，但是并没有一等文虎勋章。一等文虎勋章在第一层星芒上，也就是文虎正上方有三颗五角星，五角星排列的方式为上1下2。
庫房藏文虎勋章是二等和三等的勋章，因颁发的年代较早，多为银楼制品，制作工艺并不高，常出现颜色满溢或者颜色不饱和状况。它的样式是：正面珐琅主体图案完整，蓝天部分的颜色柔和，文虎左右两侧青草的颜色分布均匀，凸起的原点排列装饰在文虎脚下。文虎稍侧身蹲立在草地上，头部稍偏向左侧。章芯中文虎体型偏大，对于勋章比例来说中心较满。在文虎头部正上方，第一层星芒上，有一颗五角星，第二层星芒掉色严重。
（二）宝光嘉禾勋章
库房只存有1枚宝光嘉禾勋章，因无绶带，不能判定其具体等级，根据其中心镶嵌的宝石来看，肯定是二级或二级以下。勋章正面为红色套白色两圈珐琅彩，珐琅彩红色部分颜色娇艳，18颗均匀大小的珍珠镶嵌在上面。珐琅彩白色内圈部分颜色亮白，绘有1茎5穗的嘉禾图案。两层星芒之上没有进行珐琅彩装饰，星芒部分重叠排列，每个角的星芒长短不同，寓意全中国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和。 参考文献：
[1]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1905-191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4页
[2]王珺：《文虎勋章初探》，《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6期，第14页
[3]《勋章令》《陆海军勋章令》，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15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20-240页
[4]王俊明：《民国时期的勋章（一）》，《民国春秋》1996年第10期，第58页
[5]白拉都格其：《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5页
[6]黄美真、郝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7]候志：《贡桑诺尔布研究.喀喇沁历史文化丛书》，喀喇沁蒙古文化研究会2005年版，第28-29页
[8]黄美真、和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9]白拉都格其：《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5页
[10]杨进铨：《关于民族词典有关蒙藏学校词目释文的商榷》，《民族教育研究》1993年第2辑，第82页
[11]杨进铨：《蒙藏学校石虎胡同校址及其历史沿革考辩——兼考右翼宗学、松坡图书馆遗址》，《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32页
[12]张建军：《民国时期北京蒙藏学校缘起再考察》，《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第100页
[13]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14]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19页
[15]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下）》，《中国藏学院》2003年第3期，第37页
[16]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
[17]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页
[18]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19]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页
[20]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21]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651页
[22]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23]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2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2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頁
[2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2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8]苏发祥：《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藏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
[29]孟彩霞：《民国时期的北京蒙藏学校及其革命活动》，《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