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大萧条就连身处地球最角落的地方也难以幸免。在澳大利亚,人们将其称为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来袭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推出了设计优良的凯恩斯式刺激计划。他意识到,行动要尽早,花钱要够快,而且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刺激计划的第一步是现金补贴,继之以逐步释放的投资计划。
　　陆克文的刺激计划卓有成效。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澳大利亚的衰退幅度最小、时间最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那些投资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项目上,放在衰退和政府应对措施造成的财政赤字上。
　　当然,我们理应尽力保证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保证资金被合理使用本身也是要成本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若要达到最佳效果,需要资源配置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简言之,为了阻止浪费而花掉大笔资金是得不偿失的。
　　现阶段关注的焦点是公共部门的浪费,但公共部门的浪费比起私人金融部门失效导致的资源浪费来可谓小巫见大巫。在美国,后者的数字已达到数万亿美元。
　　赤字至上论向来毫无意义,国民债务水平仅仅是一国资产负债表的一面。为减少赤字而削减高回报投资(如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行为愚蠢之至,对澳大利亚这样赤字水平很低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事实上,如果担忧长期债务,赤字至上论更是谬之甚矣,因为这些公共投资所带动的高增长能带来更多的税收。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澳大利亚,批评赤字状况者和批评提高矿产税方案者是同一批人。天佑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比如铁矿石,这些资源属于所有澳大利亚人民。但与其他国家一样,矿业公司企图免费获得这些资源,恨不得一毛不拔。
　　诚然,矿业公司需要从其投资中获得合理回报,但铁矿石公司已从产品价格飙升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利润的增加并非因为采矿力度的增加,而是源于中国对钢材的巨大需求。
　　没有理由认为矿业公司可以将好处全部纳入自己的腰包。它们应该与澳大利亚人民分享价格飙升带来的好处,而设计合理的矿产税可以促成这一结果。这笔资金应以特别基金的形式储存起来用于投资。随着自然资源逐渐耗尽,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贫穷,除非该国人力和实物资本有所增加。
　　另一项被热议的事务是全球变暖。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第25任总理约翰·霍华德跟在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身后亦步亦趋,虽然没有矢口否认全球气候变化,至少想在这个问题上做个免费搭车者——把拯救地球的责任抛给其他国家。
　　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奇怪。澳大利亚是蒙特利尔气候变化会议禁止破坏臭氧气体排放决议的最大受益国之一。臭氧层空洞致使澳大利亚人民直接受到致癌射线的暴晒,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治理这一问题,而霍华德政府却与布什政府沆瀣一气,企图令地球直面全球变暖的风险,致使许多岛国面临灭顶之灾。
　　陆克文政府显示出改变这一立场的姿态,但气候变化谈判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宣告失败,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代表美国做出承诺,令陆克文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
　　每位公民都应想想我们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其中一部分遗产是金融债务,另一部分是环境。我们不能做两面派,一面号称要对未来负责,一面却既不能扭转国家资源消耗得不偿失的现状,又无视环境恶化。更加恶劣的行径是让后代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投资在21世纪的竞争中立足。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更能看清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挑战的。澳大利亚人民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如何投票,预示着事态发展前景。看在世界的份上,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直指问题核心。
　　作者为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