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军　青年与马的绝望
　　
　　李名：1996年你来了北京，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
　　耿军：我的家乡在黑龙江鹤岗市，鹤岗往东北方向走两小时就是萝北，离俄罗斯特别近。我中学毕业之后没有考高中，父亲就问我想干点什么，正好我们那边隶属粮食局的一个中专招俄语专业，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去了，想着学完之后能做点生意什么的。等两年学业结束之后，我国的对俄贸易也变得特别差。我在我们班的学习成绩是属于前三名，但是自己所学的专业到最后也没能用上。
　　1995年毕业之后，大家都没有选择继续上大专，我就想找一个月收入能有三四百块钱的工作干着，但是也没有太合适的。当时几个朋友就想来北京，其中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弹吉他i我想自己不能空手而去啊，于是就写了一个剧本。第二年我就跟家里人撒了个谎，说去沈阳搞点采购，家里给了我600块钱之后就直接来了北京。
　　李名：来北京之后，你从事过不少职业，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客房服务生，台球厅老板，杂志社编辑，广告业务员等等。这些生活经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耿军：影响肯定是有的。底层人群是对创作而言特别有营养的一个人群，生活在那个层面会对那些人群更加了解，生活细节之类的也了解得更清楚。越底层的人，得精神疾病的机会就越小，因为他总能更直接的找到现实的出口。相反，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就藏得比较深，文明程度越高+防备心理就越强，越容易憋坏。
　　李名：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拍电影，是出于什么想法或目的?
　　耿军：2001年DV普及之后的时候，当时看到《青年周刊》上刊登了“实践社”在招兵买马，很多热爱电影的人，包括电影学院的学生，都加入这个团体。大家在一起放放片子，讨论讨论，谁要是拍个片子，大家也都互相帮忙。我刚开始进去也不太懂，就听大家聊。那时看了很多实验片，我也最不喜欢实验片。不知道导演懂不懂，反正很多观众是看不懂。我对这些实验作品特别不满意，也很不服气，当时就想，我要是来拍，一定会比他们拍的更好。后来因为生病离开北京，在鹤岗待了小半年时间，写了一个剧本，在当地找了两个做婚礼摄像的人帮忙拍了《山楂》。这个作品我自己也不太满意，也基本上很少拿出来给人看。《山楂》受小武的影响比较大，拍完之后有人说很差，也有人说不错，总之还是得到一些鼓励。后来也在北京电影学院蹭课，寻找自己创作上的不足之处。
　　李名：在拍摄短片《山楂》，《散装日记》的期间，你主要是受哪方面的影响或者是依靠哪些经验来拍的?
　　耿军：《山楂》主要是受贾樟柯的影响。《散装日记》是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侃了一晚上比较好玩的故事，第二天下午花了两小时就把剧本写完了。拍摄花了一个星期，我纯属为了好玩，为了戏谑，但相对来说，那是比较自由的一种状态。《散装日记》后来参加了一个影像展，认识了当时也在拍短片的万玛才旦，韩杰。张献民老师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他在我日后的创作过程中帮了不少忙。
　　李名：《烧烤》是你的第一部长片，为何选择这个题材来拍摄?
　　耿军：我在晨报上看见一个新闻，说两个哥们年底没有钱回家而绑架了一个三陪女的案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把这个想法跟张献民老师说，他说这个题材很适合我，我就决定先拍这个。
　　李名：影片出来之后大家评价怎么样?
　　耿军：影片出来之后，我挺没有自信的，我们俩都觉得和我们以前看的电影相比太沉闷了。之后现象工作室看到这个片子就打算做一次放映。在北师大的一个阶梯教室，放映的时候有很多笑声，我以为那是嘲笑，感觉自己好像拍了一个大烂片。我特别的害怕，腿一直再抖，上了好几次厕所。后来才知道，影片里底层人物的那种际遇和遇到这种事情的反应，反倒出来一种意外的喜剧效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李名：从短片过渡到长片，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耿军：我从短片过渡到长片还算自然，本身就是做着玩的态度，但是我做的很认真。
　　李名：影片《烧烤》的结尾，女主角把善良，立场不坚定的男主角杀了。请问你如何理解善良和立场的?
　　耿军：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光善良是不够的，一个人的立场，态度很重要。当多数资源掌握在少数的当权者和有钱人手里，在少数的资源里面，大家都像蚂蚁一样漫无目的的转，像何勇的《垃圾场》里唱到的那样“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里边你争我抢”。如果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清醒的人，对事物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态度，那还将会有所改观。如果大家都没有态度和立场，那这个群体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精神。
　　李名：《烧烤》一共花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影片拍摄和后期用了多长时间?耿军：不到五千块吧，机器是借的，演员就是负责吃住行。影片在北京石景山的一个平房里拍摄，实拍只用了18天，后期做了小半年。我找的一个朋友帮忙，他平时接一些商业的活儿，等空闲下来就剪辑我的片子。
　　李名：《烧烤》后来入围了几个国际电影节。
　　耿军：入围了三个电影节，法国南特电影节、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但这三个电影节都不负责来回路费，所以我本人都没有去参加，就电影自己去了影展。
　　李名：现在来看，你对自己的处女作满意吗?
　　耿军：还算满意吧，当时我把所有的能力和劲儿都用上了。《烧烤》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没有太大的毛病，尽管形式有些简陋，整体比较糙。电影做出来之后观众的反响也都还可以。
　　李名：《烧烤》是怎么做的音像发行?
　　耿军：发行是张献民老师给联系做的。那时北影厂里面有个北影天地音像发行公司，正好想做一批市面上少见的片子，《烧烤》于是做了DVD的正版发行。
　　李名：《青年》里的故事，和你的个人经历，周遭朋友的故事有多大的吻合度?
　　耿军：在北京十几年，每年回家的时候，家乡总是发生很多的变化。这两年家乡在不断的拆迁，市中心是新房，旁边是废墟。我每次回去都发现人“少”了，有考学走的，有做生意走的，有拆迁搬家走的，有的得病死了，有的恋爱不成自杀的……基本上《青年》都是有原型人物的。
　　李名：《青年》里的人物众多，事件也很多，影片按说应该有一个“史诗”的结构，可最终影片对很多事件都一笔带过，停留在表面，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耿军：任何一部作品都局限性，《青年》里的生活是东北的一个局部，电影里的“青年”也只是局部的一些青年。
　　我想在故事情节里面加入一些“状态”，这种状态在金宝的身上的体现就是：金宝的哥哥自杀后，他经常出现在饭局上，结尾的时候，他和她的女朋友因为买纸钱的事吵架，吵完之后两人继续行男女之事。我觉得关于这个人物说到这几个点就够了。或许就像东北菜一样，我给你准备的是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再整点白酒，大米饭，能管饱，但合不合你的口味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李名：你听过盘古乐队的《一支枯草》吗?歌词的大意是说青年像一支枯草，对过去的事要烦恼，对未来的事又要烦恼，我觉得(青年>的主题和这首音乐的主题是一样的——“青年死得特别早，青年变成了枯草”。请你谈谈《青年》的主题。
　　耿军：我听过，在你说这首歌之前，我倒没往这方面想，不过现在想想却是挺相似的，枯草旁 边有青草，枯草死了又会长出新的青草，青草也慢慢变成枯草……《青年》的主题就像影片的结尾一样，铁英坐在轮椅上，看见马路上被关在汽车铁架子上的马。无论是马还是青年都不在他们应该的地方，青年与马的绝望，都无用武之地，有劲无处使，还有就像电影里，青年在查询手机费，被告知“你的余额已不足，请及时充值”。潜台词是：青年最好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等待着继续遭遇尴尬，继续碰壁，继续寻找……
　　李名：《青年》里面死了很多青年，没死的也基本上没赶上个好着落，感觉影片的调子比较压抑，这种压抑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和父辈的，一方面来自青年的内心。我认为这是中小型城市青年普遍的心态，有想法，缺少勇气；有能力，缺少动力，总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渐渐沦为平庸，从青年变成中年到老年……
　　耿军：这就是人生，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在北京，也时常处于困境之中，有想法，但是不一定有那样的机遇：有那样的机遇也不一定能把握住，你会受挫，你会变得安静，渐渐地失去锐气，渐渐地衰老……
　　李名：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
　　耿军：我对那些有创造性的行业，职业心存敬意。希望自己能多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事名：你个人的性格是如何体现在电影里面的?
　　耿军：我成长阶段不同的性格体现在电影里不同的人物身上，但或许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
　　李名：《青年》用了多少资金完成?这些资金是怎么筹备的?
　　耿军：《青年》一共花了大约十万块钱。我自己攒了几万块钱，设备由影弟工作室提供。这个片子是影弟工作室和耳目传播联合出品的。
　　李名：算不算一次小型的商业行为。
　　耿军：差不多吧。我认为独立电影也应该是商业的，因为一个作品出来之后，终究会成为一个产品。产品如果没有卖出去，或者卖的不好，对你的下一个作品的生产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你很难进行下一步的创作。
　　李名：你接下来的计划?
　　耿军：手上有一个别人的剧本《佳木斯》，讲的也是东北的事儿。我自己也有一个比较荒诞的剧本《东北虎》，剧本的寓意是说曾经凶猛无比的东北虎，在现在只能被关在动物园里供人观赏，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想，东北虎的这种窘境和现代人的处境差不多。
　　李名：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和观众交流的机会太少，观众很难有渠道得到观影的机会?
　　耿军：有机会放映就争取放映，电影不是日记，电影需要由观众来完成作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