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GDP，而是人均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GDP的作用，也不要高估GDP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占全球GDP半壁江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欧债危机有深化趋势，此前关于希腊“脱欧”的传言很多，希腊大选后的结果似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你此前是怎么看的?
朱民：第一因为政府选举，第二个因为希腊存款正在流失，所以大家比较担忧。我们认为，希腊还是应该留在欧元区，相信他们也会留在欧元区。目前来看，欧洲各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希腊民众也是这样希望的。不然对希腊本国、欧元区、全世界影响都很大。
当然，我们尊重希腊政府和人民的决定，也会对各种情况做预测分析和准备。新政府上台，对于后续的政策，我们也会进一步讨论。我们的责任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并且对此很有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欧元区的未来?
朱民：欧元危机的根源在于，有—个货币联盟，却没有—个财政联盟，所以使得它的货币运行比较困难。但我们依然要看到，整个欧元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财政水平也不是最糟糕的，甚至它的债务水平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好，消费水平也很高。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整体水平还可以。
但问题是，欧盟不是国家，只是货币联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央行和财政，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欧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备货币，不会受短期汇率变化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放慢增长?
朱民：全球经济今年应会整体放慢，我们估计增长率会在3，2％左右，比2011年的4％慢不少。
第一季度开始，经济有所缓和，美国走势比较强，欧洲略有反弹，但是最近波动进一步加大，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看来也在放缓。下行风险从现在来看是增加的。
另外，虽然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在减速，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比如说，今年预计全球增长率为3.2％，发达国家1.5％，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有5.5％，相差4个百分点。去年全球经济增长4％，发达国家2.2％，新兴市场国家有6.2％，也是4个百分点。差距一直存在，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速度一般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两三倍。
我们预测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用可比较价格来衡量的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达到全球GDP总量的50％，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理?
朱民：怎么来管理资本流动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未来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前面提到新兴市场国家GDP占到全球50％，但是金融财产只占19％。资金流入当然是好事，帮助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金融市场改革，但如果反复波动的话，冲击也会很大。
我们发现能够抵御波动的，只有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改革——加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制度建设，只有—个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吸收和消化更多的资金。
另外，如果资本流动太大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我们也鼓励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措施，这得到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赞赏。而这个前提不是对市场的干预，不能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判断，而要看是否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再采取动作。汇率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汇率不能吸收(影响)的情况下，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瞭望东方周刊》：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
朱民：人民币汇率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要更多地放到市场调节的机制上。以后会朝这个方向走。金融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资源配置有效。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各个方面的过程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
传统理论认为，应该先完成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然后再国际化，但是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全对。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均GDP很低、甚至金融体系不完整的一个经济体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程度，现在已经达到10％，走得非常快了。
同时，大家也很关注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其实这既重要也不重要，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看德国，马克国际化走了50年，一直是管理和浮动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直把汇率波动和国际化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企业改革连在一起，所以这50年来它汇率不断升级，竞争力也不断提高。
日本的汇率改革在广场协议以后经历了较大波动，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泡沫。
中国渐进地走人民币利率改革，同时推进国际化的过程，是我们的创新模式，一定会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
另外，关于人民币结算问题，重要的不是储备货币，而是储备产品。如何让人们持有人民币呢?必须投在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上。所以，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过程中，开放投资渠道，然后加强监管，扩大流动性，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自然就国际化了。
《瞭望东方周刊》：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能出现利率市场化?
朱民：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放开的过程，还是一个市场竞争、透明度、监管、合理机制的问题。利率放开只有在金融机构本身已经独立自主以后，朝着市场化方向才可以完成。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加强资本机制、商业化运作、改变股权、国际资本介入等，都很重要。要逐渐使银行行为市场化、企业行为市场化，这样的环境下利率才能起作用。
中国硬着陆风险不大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有人担忧是否会加大硬着陆的风险?
朱民：我们认为还是会软着陆，硬着陆风险不大。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之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反弹很强，但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贷款支持，这是再杠杆化的过程，10年的投资比重占到48.7％，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关键在于在降速的时候要调整结构，比如放开服务业、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要从贸易拉动走向投资拉动，然后现在还要靠内需。
更主要一点，想让老百姓消费，先要让老百姓有钱。先开放服务业，再加强创新。税收要走向一个更广的税基，这些都是改革的过程。
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还是能够维持在8％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有研究认为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10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朱民：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GDP，而是人均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GDP的作用，也不要高估GDP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占全球GDP半壁江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欧债危机有深化趋势，此前关于希腊“脱欧”的传言很多，希腊大选后的结果似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你此前是怎么看的?
朱民：第一因为政府选举，第二个因为希腊存款正在流失，所以大家比较担忧。我们认为，希腊还是应该留在欧元区，相信他们也会留在欧元区。目前来看，欧洲各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希腊民众也是这样希望的。不然对希腊本国、欧元区、全世界影响都很大。
当然，我们尊重希腊政府和人民的决定，也会对各种情况做预测分析和准备。新政府上台，对于后续的政策，我们也会进一步讨论。我们的责任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并且对此很有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欧元区的未来?
朱民：欧元危机的根源在于，有—个货币联盟，却没有—个财政联盟，所以使得它的货币运行比较困难。但我们依然要看到，整个欧元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财政水平也不是最糟糕的，甚至它的债务水平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好，消费水平也很高。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整体水平还可以。
但问题是，欧盟不是国家，只是货币联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央行和财政，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欧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备货币，不会受短期汇率变化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放慢增长?
朱民：全球经济今年应会整体放慢，我们估计增长率会在3，2％左右，比2011年的4％慢不少。
第一季度开始，经济有所缓和，美国走势比较强，欧洲略有反弹，但是最近波动进一步加大，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看来也在放缓。下行风险从现在来看是增加的。
另外，虽然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在减速，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比如说，今年预计全球增长率为3.2％，发达国家1.5％，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有5.5％，相差4个百分点。去年全球经济增长4％，发达国家2.2％，新兴市场国家有6.2％，也是4个百分点。差距一直存在，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速度一般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两三倍。
我们预测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用可比较价格来衡量的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达到全球GDP总量的50％，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理?
朱民：怎么来管理资本流动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未来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前面提到新兴市场国家GDP占到全球50％，但是金融财产只占19％。资金流入当然是好事，帮助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金融市场改革，但如果反复波动的话，冲击也会很大。
我们发现能够抵御波动的，只有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改革——加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制度建设，只有—个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吸收和消化更多的资金。
另外，如果资本流动太大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我们也鼓励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措施，这得到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赞赏。而这个前提不是对市场的干预，不能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判断，而要看是否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再采取动作。汇率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汇率不能吸收(影响)的情况下，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瞭望东方周刊》：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
朱民：人民币汇率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要更多地放到市场调节的机制上。以后会朝这个方向走。金融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资源配置有效。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各个方面的过程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
传统理论认为，应该先完成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然后再国际化，但是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全对。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均GDP很低、甚至金融体系不完整的一个经济体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程度，现在已经达到10％，走得非常快了。
同时，大家也很关注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其实这既重要也不重要，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看德国，马克国际化走了50年，一直是管理和浮动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直把汇率波动和国际化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企业改革连在一起，所以这50年来它汇率不断升级，竞争力也不断提高。
日本的汇率改革在广场协议以后经历了较大波动，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泡沫。
中国渐进地走人民币利率改革，同时推进国际化的过程，是我们的创新模式，一定会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
另外，关于人民币结算问题，重要的不是储备货币，而是储备产品。如何让人们持有人民币呢?必须投在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上。所以，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过程中，开放投资渠道，然后加强监管，扩大流动性，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自然就国际化了。
《瞭望东方周刊》：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能出现利率市场化?
朱民：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放开的过程，还是一个市场竞争、透明度、监管、合理机制的问题。利率放开只有在金融机构本身已经独立自主以后，朝着市场化方向才可以完成。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加强资本机制、商业化运作、改变股权、国际资本介入等，都很重要。要逐渐使银行行为市场化、企业行为市场化，这样的环境下利率才能起作用。
中国硬着陆风险不大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有人担忧是否会加大硬着陆的风险?
朱民：我们认为还是会软着陆，硬着陆风险不大。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之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反弹很强，但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贷款支持，这是再杠杆化的过程，10年的投资比重占到48.7％，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关键在于在降速的时候要调整结构，比如放开服务业、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要从贸易拉动走向投资拉动，然后现在还要靠内需。
更主要一点，想让老百姓消费，先要让老百姓有钱。先开放服务业，再加强创新。税收要走向一个更广的税基，这些都是改革的过程。
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还是能够维持在8％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有研究认为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10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朱民：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GDP，而是人均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GDP的作用，也不要高估GDP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