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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唐宋时已传入朝鲜和日本，产生了直接影响。禅宗思想传入日本后，又促成了极富日本特色的“枯山水”园林和“茶庭”的产生。“枯山水”园林可以说就是一种大型的盆景，写意性极强，建造者多是禅僧，以较晚出的京都龙安寺石庭水平最高，相传建于1450年。石庭地面铺着白砂，表面耙成水纹形状，象征浩瀚的大海；在白砂中布置有精选的石头，象征大海中的五座孤岛；在石组周围的白砂都耙成环形，仿佛是水石相击成的浪圈。
欧洲人知道中国园林，可上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他在江南见过南宋建造的园林，还描述过元大都的太液池。太液池中有二岛，北岛较大，元时称万岁山（即今北海琼华岛），其巅广寒殿相传建于辽代；山周部署其他殿宇亭室，引水汲至山顶再导入山腰石刻龙嘴中仰喷而出；山上山下遍植花木，列置金代由汴梁运来的太湖石，又畜奇禽异兽。马可·波罗因此山“木石建筑俱绿”，又称此为“绿岛”。南岛称“圆坻”，即今之团城，有石桥北通万岁山。
中国园林的特点
与西方或伊斯兰园林比较，中国园林有以下显著特点：
1.重视自然美。虽有人力在原有地形地貌上的加工，甚至可能全由人工造成，但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园林中的建筑也不追求规整格局，而效法路亭水榭、旅桥村楼，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
2.追求曲折多变。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园林追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是自然的典型化，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更高，也更美。
3.崇尚意境。不仅停留于形式美，更进一步通过这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内蕴之情。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时以情入景，欣赏时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意境。
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对于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村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至于皇家园林，在寄情山林的同时，又通过集锦手法，“移天缩地于君怀”，满足于大一统的得意；朱柱碧瓦，显示出皇家的富贵；一池三岛，向往于海外仙山的幻想。总之，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文野。
赞叹与模仿：西方人见到中国园林之后
17世纪以后，有关中国园林的消息传到欧洲，先是英国，然后又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惊叹，中国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1685年，英国著名学者坦伯尔写过一篇文章，他针对西方的几何式园林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规则形的花园，它们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都更美；不过，它们所在的地段必须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又需要一个在人工修饰方面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伟大民族。”他承认这种园林是他“从在中国住过的人那儿听来的”。坦伯尔还写道：“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此时，欧洲所流行的园林，正像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的创始人勒诺特所说的，却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
黑格尔对中国园林精神也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园林不是一般意义的“建筑”，而“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它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岩石和它的生糙自然的体积，山谷、树林、草坪、蜿蜒的小溪，堤岸上气氛活跃的大河流，平静的湖边长着花木，一泻直下的瀑布之类。中国的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等都纳到园子里”。所以，中国园林就像是一种“绘画”，具有再现自然的性质，而不再是不再现任何东西，只抽象地表现出一种氛围的“建筑”，这是十分中肯而深刻的见解。
歌德则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他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他在这里谈的，很大程度都指的是中国园林。
18世纪初在清宫当了13年画师的意大利教士马笃礼曾为避暑山庄绘制了三十六景图。他回忆说，在欧洲，“人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人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形，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画家王致诚曾在清廷如意馆作画，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曾写信寄往巴黎，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游廊“不取直线，有无数转折，忽隐灌木丛后，忽现假山石前，间或绕小池而行，其美无与伦比”。
欣赏与赞叹之后便是模仿。在欧洲，首先是英国，18世纪中叶，一种所谓自然风致园兴起了；后来传到法国，在自然风致园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式的题材和手法，如挖湖、叠山、凿洞，建造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式的塔、亭、榭、拱桥和楼阁等建筑，甚至还有孔庙，例如1730年伦敦郊外的植物园，即今皇家植物园。仅巴黎一地，就建起了“中国式”风景园约20处。同时也传到意大利、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发现，要造起一座真正如中国园林那样水平的园林有多么的困难。
苏格兰人钱伯斯（1723—1796）曾到过中国广州，参观过一些岭南园林，晚年任英国宫廷总建筑师。岭南园林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园林，但仍然引起了他无比的赞赏，在好几本书里他都描写过中国园林，不只是浅层的外在形象的描述，而是对中国的园林精神有了较深的体会。他说：“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不应该“以酷肖自然作为评断完美的一种尺度”。中国人“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除人为，相反地有时加入很多劳力。他们说：自然不过是供给我们工作对象，如花草木石，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情趣”。“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钱伯斯反对欧洲人模仿的“中国式园林”，提醒说：“布置中国式花园的艺术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智能平平的人来说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在中国，造园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广博的才能，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化境。”
严谨·自由：东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欣赏比西方早得多，早在4、5世纪的魏晋时代即已开始，山水诗、山水画至唐宋已臻至善；而西方的绘画要晚至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才开始表现自然，并且只作为人物的背景而存在，独立的所谓风景画出现得更晚，被纳为主要题材要迟至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了。中国人在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研究上，也早就取得了远高于西方人的成就，在古代“画论”“文论”中就不乏真知灼见。
在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但园林却是自由的。西方则刚好相反，建筑群和城市往往自由多变，而园林却规则谨严。这些情况造成了两个建筑体系内部的互补，也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显然，中国人更重视君尊臣卑的“礼辨异”观念，造成了以宫殿或政权建筑为中心的规则谨严的城市。而其崇奉的天人合一、天地为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则对园林的构思创意起了根本性作用。
（选自《建筑的意境》，中华书局）
欧洲人知道中国园林，可上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他在江南见过南宋建造的园林，还描述过元大都的太液池。太液池中有二岛，北岛较大，元时称万岁山（即今北海琼华岛），其巅广寒殿相传建于辽代；山周部署其他殿宇亭室，引水汲至山顶再导入山腰石刻龙嘴中仰喷而出；山上山下遍植花木，列置金代由汴梁运来的太湖石，又畜奇禽异兽。马可·波罗因此山“木石建筑俱绿”，又称此为“绿岛”。南岛称“圆坻”，即今之团城，有石桥北通万岁山。
中国园林的特点
与西方或伊斯兰园林比较，中国园林有以下显著特点：
1.重视自然美。虽有人力在原有地形地貌上的加工，甚至可能全由人工造成，但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园林中的建筑也不追求规整格局，而效法路亭水榭、旅桥村楼，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
2.追求曲折多变。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园林追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是自然的典型化，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更高，也更美。
3.崇尚意境。不仅停留于形式美，更进一步通过这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内蕴之情。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时以情入景，欣赏时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意境。
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对于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村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至于皇家园林，在寄情山林的同时，又通过集锦手法，“移天缩地于君怀”，满足于大一统的得意；朱柱碧瓦，显示出皇家的富贵；一池三岛，向往于海外仙山的幻想。总之，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文野。
赞叹与模仿：西方人见到中国园林之后
17世纪以后，有关中国园林的消息传到欧洲，先是英国，然后又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惊叹，中国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1685年，英国著名学者坦伯尔写过一篇文章，他针对西方的几何式园林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规则形的花园，它们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都更美；不过，它们所在的地段必须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又需要一个在人工修饰方面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伟大民族。”他承认这种园林是他“从在中国住过的人那儿听来的”。坦伯尔还写道：“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此时，欧洲所流行的园林，正像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的创始人勒诺特所说的，却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
黑格尔对中国园林精神也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园林不是一般意义的“建筑”，而“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它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岩石和它的生糙自然的体积，山谷、树林、草坪、蜿蜒的小溪，堤岸上气氛活跃的大河流，平静的湖边长着花木，一泻直下的瀑布之类。中国的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等都纳到园子里”。所以，中国园林就像是一种“绘画”，具有再现自然的性质，而不再是不再现任何东西，只抽象地表现出一种氛围的“建筑”，这是十分中肯而深刻的见解。
歌德则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他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他在这里谈的，很大程度都指的是中国园林。
18世纪初在清宫当了13年画师的意大利教士马笃礼曾为避暑山庄绘制了三十六景图。他回忆说，在欧洲，“人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人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形，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画家王致诚曾在清廷如意馆作画，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曾写信寄往巴黎，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游廊“不取直线，有无数转折，忽隐灌木丛后，忽现假山石前，间或绕小池而行，其美无与伦比”。
欣赏与赞叹之后便是模仿。在欧洲，首先是英国，18世纪中叶，一种所谓自然风致园兴起了；后来传到法国，在自然风致园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式的题材和手法，如挖湖、叠山、凿洞，建造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式的塔、亭、榭、拱桥和楼阁等建筑，甚至还有孔庙，例如1730年伦敦郊外的植物园，即今皇家植物园。仅巴黎一地，就建起了“中国式”风景园约20处。同时也传到意大利、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发现，要造起一座真正如中国园林那样水平的园林有多么的困难。
苏格兰人钱伯斯（1723—1796）曾到过中国广州，参观过一些岭南园林，晚年任英国宫廷总建筑师。岭南园林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园林，但仍然引起了他无比的赞赏，在好几本书里他都描写过中国园林，不只是浅层的外在形象的描述，而是对中国的园林精神有了较深的体会。他说：“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不应该“以酷肖自然作为评断完美的一种尺度”。中国人“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除人为，相反地有时加入很多劳力。他们说：自然不过是供给我们工作对象，如花草木石，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情趣”。“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钱伯斯反对欧洲人模仿的“中国式园林”，提醒说：“布置中国式花园的艺术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智能平平的人来说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在中国，造园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广博的才能，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化境。”
严谨·自由：东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欣赏比西方早得多，早在4、5世纪的魏晋时代即已开始，山水诗、山水画至唐宋已臻至善；而西方的绘画要晚至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才开始表现自然，并且只作为人物的背景而存在，独立的所谓风景画出现得更晚，被纳为主要题材要迟至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了。中国人在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研究上，也早就取得了远高于西方人的成就，在古代“画论”“文论”中就不乏真知灼见。
在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但园林却是自由的。西方则刚好相反，建筑群和城市往往自由多变，而园林却规则谨严。这些情况造成了两个建筑体系内部的互补，也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显然，中国人更重视君尊臣卑的“礼辨异”观念，造成了以宫殿或政权建筑为中心的规则谨严的城市。而其崇奉的天人合一、天地为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则对园林的构思创意起了根本性作用。
（选自《建筑的意境》，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