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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郭沫若、曹禺两人的同名历史剧《王昭君》中相同人物的不同主体形象的分析,旨在揭示在不同时代的意识投影中的人物的不同面貌,而且两位大师无一例外的漠视、遮蔽了主体的个人意识。
关键词:王昭君 政治话语 个体意识
王昭君,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因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故晋人称之为明君或明妃。王昭君在汉元帝朝被选入宫,后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元帝,并提出“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和亲之举。
关于昭君出塞的这段历史,史籍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关于昭君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也有记载。但最为详细的,当属范晔的《后汉书》:
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正如黑格尔所说:“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我们的。”不甚明晰和详尽的历史记载恰恰给了文学家们以宽广的想象空间,历代的文学家们往往以这些“属于我们的历史”为题材创作作品,借历史人物表述对现实社会的感触,通过艺术创造将时代的印痕强加到历史的身上,而刻意的忽视或者无视人物本身的性格成长和个体意识,以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下面试用郭沫若的两幕剧《王昭君》和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论述之。
“五四”运动时期,“人”被发现了,“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深受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思潮影响的郭沫若创作了两幕话剧《王昭君》,这是一个崭新的昭君形象,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觉醒了的新女性。她的叛逆性格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个人幸福被毁灭。因她进宫,她的恋人——那个与她青梅竹马的“义兄”绝望投江而死;其二,她的母亲因她远嫁而发疯,以致死去。由于这两点原因,她对封建统治阶级充满愤怒、仇恨。因此,她宁可远嫁塞外也不愿向画师毛延寿行贿,面对毛延寿对她的污辱,昭君怒不可遏,回答他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汉元帝以帝王之尊向她求爱,答应要册封她做皇后时,昭君严词拒绝了,“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姿你的奸淫! 你为保全你的宗室, 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 如今男子不够填, 要用到我们女子了, 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么? 你的权力可以生人, 可以杀人, 你今天不喜欢我, 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 你明天喜欢了我, 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 把不足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 但是你可知道, 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 你究竟有何异于人, 你独能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你丑,你也应该知道你丑!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 我们看到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绝不是一个遵从“三从四德”、任人摆布的传统女性,而是一个个性倔强、反抗性极强的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新形象。郭沫若曾说过:“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离事实怕是不很远罢。” 作品中,郭沫若借王昭君之口,揭穿了元帝荒淫无耻的丑恶本质,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权威,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可以说郭沫若的《王昭君》所表现的内容是“五四”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
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是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写作的。大约1960年前后,周恩来同志就建议曹禺根据昭君出塞的题材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剧,并指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盲目尊大,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六十年代初期,曹禺开始搜集昭君出塞的历史资料,并且到内蒙去深入生活。“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写出了前两幕。最终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10月完成了这部剧作。曹禺的戏剧《王昭君》是五幕剧。剧情是,呼韩邪单于请求与大汉结亲,王昭君自动请行,她“丰颜靓饰,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匈汉两族的文臣武将无不赞不绝口。胡汉和好,天地同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关市被抢,肇事者匈奴国舅温敦欲嫁祸于人,使用一切伎俩挑拨昭君与呼韩邪的夫妻情,挑拨昭君与阿婷洁手足般的姐妹情,挑拨汉匈两族的兄弟情,准备谋反,置呼韩邪单于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镇坐龙庭。匈奴国舅温敦与汉朝国舅王龙秘密谋反,因天机泄露,兵败。国舅叛乱被平定,呼韩邪单于举行了昭君封阏氏的受封仪式,和平的福音响彻整个草原。
同一个王昭君,在不同的剧本里显现出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性格倔强的叛逆者,一个是温柔善良的和平使者;一个耿直勇敢,敢于怒斥九五之尊的皇帝,维护人的尊严,否定皇权,一个顾大局、识大体,为了民族的团结远赴荒蛮之地。同样的历史本题,在不同的现代意识的关照下,却体现了不同的面貌。这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
旧中国妇女受压迫,遭蹂躏,被歧视,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腐朽的道德观念使然,郭沫若要用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观猛烈抨击旧道德观,从而使妇女从旧的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剧作家的这种思想和意识在王昭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昭君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抽打贪财贪色的毛延寿耳光,她不甘受人蹂躏和玩弄,不愿留在汉宫受封为皇后,拒绝了最高统治者的恩宠,甚至大胆地痛斥贵为九五之尊的汉元帝的荒淫无耻,她自尊自重,个性倔强,反抗精神极强,具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汉元帝是作者重点批判的对象,他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性变态的形象,是剧作家对男权意识的一种抨击。通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体现了蔑视一切权威的“五四”叛逆精神。
然而,由于作者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功利心理外化到艺术形象身上,以致于同历史上的王昭君相差太远。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成了一个革命女杰,明显的带有历史承继和革命话语的痕迹。郭沫若极力渲染了王昭君的叛逆性格,她的大义凛然,她的无所畏惧,她怀着受压迫者的悲愤,绝然的要去黄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单于。但是作者却忽视了王昭君的离去之后,那无非是从一个荒淫的封建君主到另一个专制的帝王,难道这样就摆脱了封建专制和阶级压迫了吗?郭沫若并未给他的革命女性一个全新的出路,在作者的眼中,王昭君只是一个身披铠甲,手持利器的革命女将,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具象的表达,仅此而已。
曹禺在其创作中,为了区别于前人笔下哀怨的昭君形象,更为了切合其歌颂民族团结的主旨,依据《后汉书?匈奴传》中“自愿请行”句,将昭君塑造成一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啼啼”的,载歌载舞,自愿远嫁到匈奴的和平使者,突出了她对与匈奴和亲的自觉性。
曹禺认为:“ 王昭君这个人是一个英雄。她不是一个常人。……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女英雄。”他在《关于〈王昭君〉的创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王昭君哭哭啼啼,现在笑嘻嘻了,有什么不好?!”作者的这一创作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急于为政治、为现实社会服务,这难免就会忽视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合理性,缺乏一种客观关照历史、关照历史人物的创作精神。在曹禺笔下,一个幽闭宫墙,“数岁,不得见御”的后宫怨女,俨然成了深明大义,有志气,有胆识,以身报国的女杰,作家漠视了“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女性意识,使之完全沦为了政治概念的化身。
《王昭君》的不足之处,是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令人难于信服。作者为了突出昭君出塞的决心,把她写成了一个孤儿,父亲在戍边时为国捐躯,留下一个促进汉匈和好的遗愿给她。这样就减弱了她远离家乡父母时必然会引起的内心矛盾,以及出塞后的思乡情绪。但是一个久处封建经济文化中心的汉族少女,一旦到了经济文化相当落后、起居饮食大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思想多么坚定,是不是也需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呢?内心的矛盾斗争是不是也在所难免呢?然而我们看到的昭君到了塞外,是那么悠闲地欣赏草原的月夜,那么轻易的学会了骑术,那么醉心于奶茶的甘香,她似乎天生是草原的儿女,注定是一块出塞和亲的料子。到了草原,是那么的如鱼得水,一切都显得和谐美妙。这样的描写很显然是作者为了让昭君显得刚强一些,但是客观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如果出塞和亲既然不要经历什么艰苦困难,不需要付出相当代价,轻松的好像是一次长途旅游,那又怎么显出昭君的勇气和毅力呢?汉宫人对出塞和亲的畏惧,姜夫人的极力阻拦,岂不是都成了无谓的铺垫?
王昭君在晋见皇帝时,有的戏曲写成“含颦低首见君王”,而在话剧《王昭君》中,她不但能够“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心里还想:“怕什么!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她还敢于站着与皇帝说话,不唱钦定的“鹿鸣”之曲,要唱自己感到尽意的“长相知”。而且在皇帝和单于面前侃侃而谈:“礼发于诚,声发于心,行出于义。天生圣人都是本着‘义’和‘诚’的大道理治理天下的。”言谈如此的中理,大有深通治国安邦之道的政治家的气概。到了匈奴以后,她又说“抚慰百姓也是匈奴阏氏的责任”,还说“我是带着整个汉家姑娘的心来到匈奴的。”最后,王昭君“戎装胡服”出现在战场上。就这样,一个常年幽闭深宫的弱女子,自觉地压抑了个人主义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团结,自愿远赴蛮荒之地,她顾大局、讲团结、识大体,终于完成了胡汉团结的伟大任务,俨然成了一个刚强勇敢、深明大义,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当代巾帼英雄。
就昭君个人的遭遇来说,她那和亲的壮举其实不过是一出悲剧,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联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曹禺运用戏剧表现形式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把一个人们心目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纤纤女子,重塑成了慷慨激昂的时代英雄,也因此失去了女性个体存在的真实。
关键词:王昭君 政治话语 个体意识
王昭君,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因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故晋人称之为明君或明妃。王昭君在汉元帝朝被选入宫,后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元帝,并提出“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和亲之举。
关于昭君出塞的这段历史,史籍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关于昭君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也有记载。但最为详细的,当属范晔的《后汉书》:
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正如黑格尔所说:“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我们的。”不甚明晰和详尽的历史记载恰恰给了文学家们以宽广的想象空间,历代的文学家们往往以这些“属于我们的历史”为题材创作作品,借历史人物表述对现实社会的感触,通过艺术创造将时代的印痕强加到历史的身上,而刻意的忽视或者无视人物本身的性格成长和个体意识,以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下面试用郭沫若的两幕剧《王昭君》和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论述之。
“五四”运动时期,“人”被发现了,“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深受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思潮影响的郭沫若创作了两幕话剧《王昭君》,这是一个崭新的昭君形象,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觉醒了的新女性。她的叛逆性格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个人幸福被毁灭。因她进宫,她的恋人——那个与她青梅竹马的“义兄”绝望投江而死;其二,她的母亲因她远嫁而发疯,以致死去。由于这两点原因,她对封建统治阶级充满愤怒、仇恨。因此,她宁可远嫁塞外也不愿向画师毛延寿行贿,面对毛延寿对她的污辱,昭君怒不可遏,回答他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汉元帝以帝王之尊向她求爱,答应要册封她做皇后时,昭君严词拒绝了,“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姿你的奸淫! 你为保全你的宗室, 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 如今男子不够填, 要用到我们女子了, 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么? 你的权力可以生人, 可以杀人, 你今天不喜欢我, 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 你明天喜欢了我, 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 把不足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 但是你可知道, 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 你究竟有何异于人, 你独能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你丑,你也应该知道你丑!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 我们看到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绝不是一个遵从“三从四德”、任人摆布的传统女性,而是一个个性倔强、反抗性极强的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新形象。郭沫若曾说过:“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离事实怕是不很远罢。” 作品中,郭沫若借王昭君之口,揭穿了元帝荒淫无耻的丑恶本质,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权威,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可以说郭沫若的《王昭君》所表现的内容是“五四”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
曹禺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是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写作的。大约1960年前后,周恩来同志就建议曹禺根据昭君出塞的题材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剧,并指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盲目尊大,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六十年代初期,曹禺开始搜集昭君出塞的历史资料,并且到内蒙去深入生活。“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写出了前两幕。最终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10月完成了这部剧作。曹禺的戏剧《王昭君》是五幕剧。剧情是,呼韩邪单于请求与大汉结亲,王昭君自动请行,她“丰颜靓饰,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匈汉两族的文臣武将无不赞不绝口。胡汉和好,天地同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关市被抢,肇事者匈奴国舅温敦欲嫁祸于人,使用一切伎俩挑拨昭君与呼韩邪的夫妻情,挑拨昭君与阿婷洁手足般的姐妹情,挑拨汉匈两族的兄弟情,准备谋反,置呼韩邪单于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镇坐龙庭。匈奴国舅温敦与汉朝国舅王龙秘密谋反,因天机泄露,兵败。国舅叛乱被平定,呼韩邪单于举行了昭君封阏氏的受封仪式,和平的福音响彻整个草原。
同一个王昭君,在不同的剧本里显现出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性格倔强的叛逆者,一个是温柔善良的和平使者;一个耿直勇敢,敢于怒斥九五之尊的皇帝,维护人的尊严,否定皇权,一个顾大局、识大体,为了民族的团结远赴荒蛮之地。同样的历史本题,在不同的现代意识的关照下,却体现了不同的面貌。这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
旧中国妇女受压迫,遭蹂躏,被歧视,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腐朽的道德观念使然,郭沫若要用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观猛烈抨击旧道德观,从而使妇女从旧的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剧作家的这种思想和意识在王昭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昭君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抽打贪财贪色的毛延寿耳光,她不甘受人蹂躏和玩弄,不愿留在汉宫受封为皇后,拒绝了最高统治者的恩宠,甚至大胆地痛斥贵为九五之尊的汉元帝的荒淫无耻,她自尊自重,个性倔强,反抗精神极强,具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汉元帝是作者重点批判的对象,他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性变态的形象,是剧作家对男权意识的一种抨击。通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体现了蔑视一切权威的“五四”叛逆精神。
然而,由于作者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功利心理外化到艺术形象身上,以致于同历史上的王昭君相差太远。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成了一个革命女杰,明显的带有历史承继和革命话语的痕迹。郭沫若极力渲染了王昭君的叛逆性格,她的大义凛然,她的无所畏惧,她怀着受压迫者的悲愤,绝然的要去黄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单于。但是作者却忽视了王昭君的离去之后,那无非是从一个荒淫的封建君主到另一个专制的帝王,难道这样就摆脱了封建专制和阶级压迫了吗?郭沫若并未给他的革命女性一个全新的出路,在作者的眼中,王昭君只是一个身披铠甲,手持利器的革命女将,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具象的表达,仅此而已。
曹禺在其创作中,为了区别于前人笔下哀怨的昭君形象,更为了切合其歌颂民族团结的主旨,依据《后汉书?匈奴传》中“自愿请行”句,将昭君塑造成一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啼啼”的,载歌载舞,自愿远嫁到匈奴的和平使者,突出了她对与匈奴和亲的自觉性。
曹禺认为:“ 王昭君这个人是一个英雄。她不是一个常人。……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女英雄。”他在《关于〈王昭君〉的创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王昭君哭哭啼啼,现在笑嘻嘻了,有什么不好?!”作者的这一创作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急功近利,急于为政治、为现实社会服务,这难免就会忽视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合理性,缺乏一种客观关照历史、关照历史人物的创作精神。在曹禺笔下,一个幽闭宫墙,“数岁,不得见御”的后宫怨女,俨然成了深明大义,有志气,有胆识,以身报国的女杰,作家漠视了“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女性意识,使之完全沦为了政治概念的化身。
《王昭君》的不足之处,是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令人难于信服。作者为了突出昭君出塞的决心,把她写成了一个孤儿,父亲在戍边时为国捐躯,留下一个促进汉匈和好的遗愿给她。这样就减弱了她远离家乡父母时必然会引起的内心矛盾,以及出塞后的思乡情绪。但是一个久处封建经济文化中心的汉族少女,一旦到了经济文化相当落后、起居饮食大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思想多么坚定,是不是也需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呢?内心的矛盾斗争是不是也在所难免呢?然而我们看到的昭君到了塞外,是那么悠闲地欣赏草原的月夜,那么轻易的学会了骑术,那么醉心于奶茶的甘香,她似乎天生是草原的儿女,注定是一块出塞和亲的料子。到了草原,是那么的如鱼得水,一切都显得和谐美妙。这样的描写很显然是作者为了让昭君显得刚强一些,但是客观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如果出塞和亲既然不要经历什么艰苦困难,不需要付出相当代价,轻松的好像是一次长途旅游,那又怎么显出昭君的勇气和毅力呢?汉宫人对出塞和亲的畏惧,姜夫人的极力阻拦,岂不是都成了无谓的铺垫?
王昭君在晋见皇帝时,有的戏曲写成“含颦低首见君王”,而在话剧《王昭君》中,她不但能够“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心里还想:“怕什么!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她还敢于站着与皇帝说话,不唱钦定的“鹿鸣”之曲,要唱自己感到尽意的“长相知”。而且在皇帝和单于面前侃侃而谈:“礼发于诚,声发于心,行出于义。天生圣人都是本着‘义’和‘诚’的大道理治理天下的。”言谈如此的中理,大有深通治国安邦之道的政治家的气概。到了匈奴以后,她又说“抚慰百姓也是匈奴阏氏的责任”,还说“我是带着整个汉家姑娘的心来到匈奴的。”最后,王昭君“戎装胡服”出现在战场上。就这样,一个常年幽闭深宫的弱女子,自觉地压抑了个人主义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团结,自愿远赴蛮荒之地,她顾大局、讲团结、识大体,终于完成了胡汉团结的伟大任务,俨然成了一个刚强勇敢、深明大义,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当代巾帼英雄。
就昭君个人的遭遇来说,她那和亲的壮举其实不过是一出悲剧,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联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曹禺运用戏剧表现形式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把一个人们心目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纤纤女子,重塑成了慷慨激昂的时代英雄,也因此失去了女性个体存在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