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说史讲史有两种人：一种是说书艺人，另一种是历史学家。讲史，多数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历史，而卖票讲史并取得巨大成功者，黎东方为第一人。
　　  黎东方是20世纪40年代旅美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受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黎东方得其真传。他的讲史，是学院派人物在剧院里讲史。他讲的是历史，而不是演义。但他讲的历史，又不同于当堂照本宣科背讲义。他在讲坛上，既不虚构一个人物，也不“戏说”故事情节，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穿史料，按需而取，为我所用，材料信手拈来，借题即兴发挥，有时还借古喻今，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诚如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为《细说三国》作序云：“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古识今，激励抗战。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鼓动全场，听者动容。”
　　  中国近代史上的文理大家顾毓琇有言：“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黎东方讲史，实为传播文化。1944年9月24日，黎先生在重庆中一路山东实验剧院一连讲十场。因为实验剧院院长王泊生是他的好朋友，把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不收场租费，做成了一件普及中国文化的大好事，开了历史学家卖票讲史的风气之先：黎东方细说三国。开讲十天，每天一讲。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十天讲分久必合，合符天下大势所趋，许多山城听众连听十场，大呼过瘾。
　　  那么，为什么要在剧院里卖票开讲？黎先生直爽地回答：“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份薪水，可以买100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开讲卖票，以学问换取大米，也是一种谋生之道。
　　 买票听讲，要有人来听。谁来买票？这开始是一个大难题。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微信。发布开讲信息，要靠在报纸上自费做广告。黎东方吃饭已成问题，怎么做得起广告？一家报纸有眼光，知悉后，特许他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另一家印刷公司也让他先印入场票，后收印刷费。没想到，讲史大受欢迎，一炮打响，头一天便来了300多人。每张门票2美元，一场演讲收入600多美元，开讲十天，黎东方经济上大翻身，总收入相当于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吃饭问题解决，还清广告费和印刷费，自然不在话下。
　　  黎东方讲史于是名扬天下，卖票讲史接连不断，从重庆讲到昆明。抗战胜利后，他又到南京、貴阳、安顺讲了几次。
　　  黎东方成为半个世纪前的“易中天”。看来，直到今天，普及历史知识，还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这里依然是一个古为今用的新天地。
　　  黎东方讲史，不止于生动活泼，而且多有创见。他还原真实曹操，替周瑜辩诬，正说诸葛亮，重评司马懿。他指出《三国演义》有的地方以假乱真。如张飞绝对不是一个性格鲁莽的人，在正史上，张飞原是富家子弟，文武双全，写得一手好字，生平的爱好是画美人，一改人们对张飞的认识。还有“连环计”中写王允有个丫鬟，名叫貂蝉，先许吕布，后送董卓，后来吕布杀董卓，这也是《三国演义》编出来的。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很多。貂蝉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丫鬟，倒是董卓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黎东方说得有根有据，令听众耳目一新。
　　 黎东方还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一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打出来的;而司马篡魏，则不止于“篡”，还要加上一个“窃”字，因为司马懿得天下，是靠“骗”和“媚”偷来的。《细说三国》中谈到的事件，最着力的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在这两次大战中，有事更见人，写出了不同性格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因而格外吸引读者。
　　 黎东方讲史，独创“细说体”，赢得了史学界专家们的高度评介。这种“细说体”，用历史学家马先醒的话来说，使听者、读者宛如身临其境，亲闻目接，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
　　（摘自《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