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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不是答案，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才是治本之策，以政策的小修小补来缓冲危机，只会让改革的步伐渐趋缓慢，延误调整的良机。
岁末年初，从政府到机构，从媒体到学者，都至为忙碌。预测与战略，总结与回顾，评选与排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从国际背景而言，金融危机的探底还未完成，“展望后危机”就已提上日程。从具体国情来看，虽然保增长的压力告一段落，但调结构的呼声又此起彼伏。
不谈危机，不足以凸显发展的特殊意义。无视挑战，便抑制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官方眼中，正在开启的“十二五”正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此种背景之下，总结和反思“十一五”，展望与定位“十二五”，无疑是机遇期的一次重要使命。
关键之词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矛盾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解决经济的既存问题，仍是“十二五”的主基调。
通观《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条款赫然在列。事实上，早在“九五”期间，转型之题便已开启。作为国情与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深刻变革，在其基本要求中，结构调整、科技进步与创新、保障民生、节约与环保和改革开放都是题中之义。
《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大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第13小项，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到尤为重要的地位。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被当作未来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柱。
《纲要》中申明，要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只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大项中，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和系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皆单独提出。
“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非全新之意，“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措辞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出现。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全面改革都有待深入。
一定程度上，《纲要》中一系列“目标”的重复提出，正意味着过去发展的不尽如人意。
问题所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让发展中的中国为世界刮目相看。但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并无太多可资借鉴之处。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是无法忽略的由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方方面面因素构成的复杂格局。
整理世界对中国经济或赞扬或膜拜的方面，无非几个方面：长期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往往同时以缓慢增长的美日为参照；在危机面前总能独善其身，凭借投资与经济的未完全市场化的行政干预扭转颓局；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发言权；中国的投资客与消费者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重要力量，深为世界市场所喜。
审视中国经济，不难明了这几点背后的问题所在。粗放模式、结构失调、市场化不全面、贫富差距等问题正寓于这些华丽的“成绩”背后。
“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在过去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消耗了世界上将近50%的铁、水泥、煤炭和1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创造了不到世界8%的GDP，仅仅维持了9%的经济增长……”。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看来，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工厂”亟待向世界市场转型的内在因素。
曾经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工作的宋晓梧对于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论断有着翔实的数据支撑。“全国资源型城市有118座，其中的44座已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剩余的大多数也仅能维持20年-30年，例如大庆最多能维持20年。能够开采到50年以上的城市，屈指可数。”从宋晓梧的分析可见，转型的迫切性一目了然。
相比于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社会问题也同样突出。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民生和社会问题也都很明显地提了出来。在宋晓梧看来，关涉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泛行政化的社会管理问题都尤为突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过去的垂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向水平、契约的市场交易关系过渡。但与此同时，相应的社会管理却没有跟上步伐。据宋晓梧介绍，根据民政部的统计现在有40万—50万的社会组织，但这些组织中的官办、官管和官运作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由于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要远比我们看到的要高得多。
未来之路
“到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就实现了，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重要前提还没有实现。”在2010年11月5日的“2010财新峰会”上，吴敬琏在其演讲中这样总结。吴敬琏介绍，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已经至少提了28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其没能实现？吴敬琏自问。
“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归根结底是政府仍然保持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大地配置私人的权利。”吴敬琏分析。
在演讲中，吴敬琏还提到了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决定，同样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个目标也没能完全实现，同样，有利于创业环境的经济、法制环境也没有完善。
吴敬琏，外号叫“吴市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他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对于市场作用的重视，吴敬琏和他的恩师顾准是一脉相承的。从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算起，已经超过五十年。从仍未实现“市场起基础性配置作用”这一点，足见市场化进程中的重重阻力。
“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解决体制问题，也就是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吴敬琏这样认为。显然，这不是很新的论断。80岁的吴敬琏，已经在太多的场合提到了太多次，但遗憾的是，“起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仍是政府”。
对于最近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吴敬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决定”一语中的：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主线，改革是转变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量化宽松，也不是4万亿刺激计划所能解决的。两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面临的，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现在过去20年间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在11月初的财新峰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如是说。
许小年认为，相对于美国过度举债来维持繁荣，中国则是过度储蓄与投资，走的恰是两个极端，但结构都不甚合理。中国的投资占比GDP的一半，比例严重过大，而消费仅仅贡献35％，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在市场主义者眼中，经济可以短暂衰退或者非高速发展，但市场化的进程绝不能倒退。2008年肇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致使“国进民退”现象凸显于部分行业领域。
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始终是一个重大命题。实际上，许小年眼里的“市场”和吴敬琏的看法基本一致，其作用与地位不可侵犯，当行政挤压市场之时，也就意味着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这是市场经济的不变真理。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
历史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答案，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才是治本之策，以政策的小修小补来缓冲危机，只会让改革的步伐渐趋缓慢，延误调整的良机。
岁末年初，从政府到机构，从媒体到学者，都至为忙碌。预测与战略，总结与回顾，评选与排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从国际背景而言，金融危机的探底还未完成，“展望后危机”就已提上日程。从具体国情来看，虽然保增长的压力告一段落，但调结构的呼声又此起彼伏。
不谈危机，不足以凸显发展的特殊意义。无视挑战，便抑制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官方眼中，正在开启的“十二五”正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此种背景之下，总结和反思“十一五”，展望与定位“十二五”，无疑是机遇期的一次重要使命。
关键之词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矛盾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解决经济的既存问题，仍是“十二五”的主基调。
通观《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条款赫然在列。事实上，早在“九五”期间，转型之题便已开启。作为国情与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深刻变革，在其基本要求中，结构调整、科技进步与创新、保障民生、节约与环保和改革开放都是题中之义。
《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大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第13小项，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到尤为重要的地位。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被当作未来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柱。
《纲要》中申明，要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只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大项中，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和系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皆单独提出。
“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非全新之意，“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措辞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出现。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全面改革都有待深入。
一定程度上，《纲要》中一系列“目标”的重复提出，正意味着过去发展的不尽如人意。
问题所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让发展中的中国为世界刮目相看。但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并无太多可资借鉴之处。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是无法忽略的由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方方面面因素构成的复杂格局。
整理世界对中国经济或赞扬或膜拜的方面，无非几个方面：长期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往往同时以缓慢增长的美日为参照；在危机面前总能独善其身，凭借投资与经济的未完全市场化的行政干预扭转颓局；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发言权；中国的投资客与消费者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重要力量，深为世界市场所喜。
审视中国经济，不难明了这几点背后的问题所在。粗放模式、结构失调、市场化不全面、贫富差距等问题正寓于这些华丽的“成绩”背后。
“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在过去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消耗了世界上将近50%的铁、水泥、煤炭和1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创造了不到世界8%的GDP，仅仅维持了9%的经济增长……”。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看来，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工厂”亟待向世界市场转型的内在因素。
曾经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工作的宋晓梧对于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论断有着翔实的数据支撑。“全国资源型城市有118座，其中的44座已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剩余的大多数也仅能维持20年-30年，例如大庆最多能维持20年。能够开采到50年以上的城市，屈指可数。”从宋晓梧的分析可见，转型的迫切性一目了然。
相比于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社会问题也同样突出。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民生和社会问题也都很明显地提了出来。在宋晓梧看来，关涉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泛行政化的社会管理问题都尤为突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过去的垂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向水平、契约的市场交易关系过渡。但与此同时，相应的社会管理却没有跟上步伐。据宋晓梧介绍，根据民政部的统计现在有40万—50万的社会组织，但这些组织中的官办、官管和官运作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由于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要远比我们看到的要高得多。
未来之路
“到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就实现了，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重要前提还没有实现。”在2010年11月5日的“2010财新峰会”上，吴敬琏在其演讲中这样总结。吴敬琏介绍，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已经至少提了28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其没能实现？吴敬琏自问。
“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归根结底是政府仍然保持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大地配置私人的权利。”吴敬琏分析。
在演讲中，吴敬琏还提到了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决定，同样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个目标也没能完全实现，同样，有利于创业环境的经济、法制环境也没有完善。
吴敬琏，外号叫“吴市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他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对于市场作用的重视，吴敬琏和他的恩师顾准是一脉相承的。从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算起，已经超过五十年。从仍未实现“市场起基础性配置作用”这一点，足见市场化进程中的重重阻力。
“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解决体制问题，也就是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吴敬琏这样认为。显然，这不是很新的论断。80岁的吴敬琏，已经在太多的场合提到了太多次，但遗憾的是，“起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仍是政府”。
对于最近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吴敬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决定”一语中的：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主线，改革是转变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量化宽松，也不是4万亿刺激计划所能解决的。两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面临的，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现在过去20年间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在11月初的财新峰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如是说。
许小年认为，相对于美国过度举债来维持繁荣，中国则是过度储蓄与投资，走的恰是两个极端，但结构都不甚合理。中国的投资占比GDP的一半，比例严重过大，而消费仅仅贡献35％，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在市场主义者眼中，经济可以短暂衰退或者非高速发展，但市场化的进程绝不能倒退。2008年肇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致使“国进民退”现象凸显于部分行业领域。
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始终是一个重大命题。实际上，许小年眼里的“市场”和吴敬琏的看法基本一致，其作用与地位不可侵犯，当行政挤压市场之时，也就意味着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这是市场经济的不变真理。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
历史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答案，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才是治本之策，以政策的小修小补来缓冲危机，只会让改革的步伐渐趋缓慢，延误调整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