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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士兵和军官的民族成分一直是多样化的，以汉族为主，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各地出版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有记载。经多方搜寻各地文献史料，并部分实地调查考证：第一，1930年以前，红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军官以红七军、红二军团中居多，估算红七军中有2500人左右，以壮族、瑶族为主；红二军团中也有2500人左右，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二者相加约为5000余人，占全国红军总数62000余人的8%。第二，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包括：在长征中先后约有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中央红军，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中先后约有2900-38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主要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和瑶族同胞约为3000名；三大主力红军合计先后约有8200-108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兵员；少数民族士兵；士兵数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6-0084-09
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士兵和军官的民族成分一直是多样化的，以汉族为主，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各地出版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有记载。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直处于艰苦的作战、转移中，士兵和军官的伤亡率、补给率很高，加上各根据地、苏区、方面军之间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状态，红军总部缺乏对各部红军即时、连续的来源地、出身、文化程度、民族成分的详细统计，因此，我们对红军部队中究竟有过多少少数民族士兵和军官事实上是不清楚的。本文多方搜寻各地文献史料，希望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大致统计出几个主要时段红军中少数民族成分占比。
一、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从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星火燎原的七年，曾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大小十三块左右的革命根据地和苏区，其中一部分根据地是处在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如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鄂川黔等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3月，全国共产党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空前发展：据统计，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40000多人，六届二中全会时增加到69000人，1930年3月发展到10万人；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13个军，62000多人。[1]P103
（一）红七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于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义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是一支战斗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队伍。红七军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右江地区战斗了近一年之久。据考证，“初建时，全军辖三个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全军约5000人，其中壮族占半数以上。”[2]P223，224红七军中的壮族士兵主要来自东兰、凤山、恩奉、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右江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有少数民族担任领导工作。据黄美伦、吴德林回忆，邓小平在东兰武篆亲自主办了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他是四川口音，党训班里的党员多是壮族，好些话听不懂，韦拔群同志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3]P1这段材料也说明，右江的工农民主政府里确有很多干部是壮族。1930年4月，红七军从东兰、凤山出发，经河池、金城江、怀远、宜北、思恩，进入贵州荔波，经苗山到达榕江。这里居住着苗、瑶、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红七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爱戴，他们热情地款待红军，给红军带路、修路、架桥，有的还自愿参加红军。在各少数民族的帮助下，红七军能顺利而秘密地通过苗山，奔袭榕江，出奇制胜。攻打榕江时，苗山的少数民族还前来助战，送饭、送水、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原红七军著名壮族将领韦拔群同志深受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爱戴。1945年黄一平、雷经天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史》中写道：“在东兰凤山一带，靠近红水河沿岸，杂居有少数民族的瑶民。韦拔群同志在东凤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但韦拔群同志称瑶人为‘瑶友’，瑶人非常的高兴，对韦拔群同志的信仰极高，在韦拔群同志的部队里面，有许多是瑶人，因瑶人的性情剽悍，善于爬山，故在山地作战是最强的。”[4]P24因此，可以肯定，除壮族外，红七军中还有瑶族士兵。由汉族、壮族、瑶族等多民族成分组成的红七军善打硬仗恶仗。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汇合中央红军后，韦拔群率领的二十一师奉命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红七军到中央苏区后编入彭德怀的三军团。邓小平后来对家人说，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他说：“红七军能打啊！”[5]P272
（二）红二军团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湘鄂边的红四军（1928年7月成军）是最早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红军，湘鄂边世居着土家、苗、白、侗等少数民族，贺龙部队中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如王炳南（白族，大队长，1933年6月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钟炳然（白族）、李云清（土家族，团长）、钟慎吾（白族）、贺桂如（土家族，团长）、王湘泉（白族，支队长）、谷德前（白族，游击队长）、谷德桃（白族，游击队长）、龙在前（苗族，团党代表）、向伯胜（土家族，营长）、陈宗瑜（土家族，团长）、徐锡如（土家族，团党代表）、谷中清（白族，营长）、唐占益（土家族，营长）、谷志垄（白族，独立第二旅旅长）等。据当地黨史专家考证，“一千余人的武装队伍，其中土家、苗、白、侗等各族出身的指战员占50%以上，营长以上干部14人，已查明的少数民族干部占9人，约占干部总数的64%，就创立红四军的时间（1928年7月）考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的人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6]36贺龙、周逸群领导的以鹤峰、桑植、五峰、长阳、石门等县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是我们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于1929年6月。据廖汉生回忆：“到了1929年5、6月间，湘鄂边的红军便正式编成了一团、四团，和一个警卫营。记得当时团营的指挥员是贺桂如、陈宗瑜等同志，一团的党代表是龙在前。人数约有两千以上。”“第四团是由收编的‘神兵’大队扩建的，部队用红布缠头的更多。又因为打仗勇敢，所以群众都把我们叫做‘神兵团’。”[7]P78 “神兵团”的士兵和军官基本上都是土家族。后来，湘鄂边的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3000多支枪；红六军（长阳）有1100余人，400余支枪。[6]P22，371930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东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 1933年底，红三军（红二军团）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斗争。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进至黔东印江、沿河交界的沙子坡，开始对当地的农民武装“神兵”（包括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成分）进行收编。1934年5月至11月，红三军创造了黔东苏区。到6、7月间，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1500余人。据杨秀山回忆，“红军还吸收了部分‘神兵’……先是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后又将这个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8]P8。此外，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通过《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9]P22。在红军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穷苦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印江苗族人民创作的新民歌表达了一心一意跟随贺龙闹革命的豪情壮志：“男人志气大不同，生死都要跟贺龙。参加红军闹革命，就是死了心也红。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打倒旧军阀，为了穷人死也乐。”[9]P47，481934年，仅沿河就有土家、苗、汉族人民800多人参加红军。[10]P64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执行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4]P213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全军人数约ⅹⅹ余人，此中包括着新的成分增加。在咸丰来利游击的过程当中新参加红军约千人，在黔东增加新的成分约千余人，可是这千余人还是不巩固的。”[4]P228，229这二三千人的新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土家族和苗族，尤其是黔东独立师以土家族士兵为主。
（三）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主要来自两部分：（1）原红七军中的壮族和瑶族同胞。红七军（部队缩编后含55团和58团）于1931年4月到达江西永新后尚有2500多名指战员。1931年6月中旬，红七军奉命东渡赣江，7月到达兴国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2）红五军团中的回族同胞。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17000多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930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来自西北，部队中有不少回族战士和军官，只是缺乏史料不能估计具体数量。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11]P146
（四）结论
从上述史料看，1930年以前，红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军官以红七军、红二军团中居多，估算红七军中有2500人左右，以壮族、瑶族为主；红二军团中也有2500人左右，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二者相加约为5000余人，占全国红军总数62000余人的8%。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中，红七军共出了大将一名、上将二名、中将四名、少将十二名。从1955年9月至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期间，共产生壮族将军十一名：韦国清上将、韦杰中将、覃健中将、冼恒汉中将、韦祖珍少将、卢绍武少将、朱鹤云少将、吴西少将、覃士冕少将、覃国翰少将、黄惠良少将。红二军团中走出两位开国土家族将军：廖汉生中将、彭飞少将（湖南永顺县人，1964年晋升少将）。[12]P244
二、[JP3]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JP]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先后实现会师的两年，是三大主力红军艰苦转战湘、黔、滇、川、康、陇、陕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两年。其中，以红一、二方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最多，以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最长。在长征中沿途有相当多的彝族、苗族、藏族、回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加入红军队伍，很多少数民族战士光荣地牺牲在长征路上，一些则顺利地到达陕北，最终投入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洪流。
（一）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由于中央苏区不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部队中少数民族士兵不多。从1955年9月至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予将帅1614位，其中来自江西省的有325位，涉及43个市县；福建省的有83位，涉及17个市县；两省合计408位，占将帅总数的25.3%。[12]P241来自江西、福建的将军中没有一个是少数民族。长征前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主要来自广西的红七军和红五军团中的壮族、瑶族、回族同胞。长征中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部队从湘西向贵州黎平转进的途中开始沿途扩红，一部分苗族同胞参加了红军队伍，以后相继有彝族、回族同胞参军。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加入少数民族战士的史料，主要来自老战士的长征日记和回忆录。肖锋在《长征日记》中记录，1934年12月他所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到达湖南通道县。12月16日，“在新柳休整一天。”“这两天，全团扩红七十五名。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12月17日，“在鳌鱼嘴，七连扩红四名，都是苗胞兄弟。”12月19日，“二连在河口镇扩了五个新战士，都是苗胞。给团部当向导的两名苗胞，走了半天，非要留下来当红军不可。”[13]P28，29肖锋将军的日记所记录的扩红情况很有代表性，湘黔边区地瘠民贫，“这里的人穷得没有饭吃，积极要求当红军”[13]P30。苗族同胞贫困程度、受压迫程度更深，红军官兵平等，“吃午饭时，苗胞看到红军官兵在一起吃饭，都说还是红军好”[13]P29。事实上，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苗族、壮族、侗族、布依族等等。林伟将军在长征日记中也记载了九军团在贵州剑河的扩红工作。1934年12月21日，“军团政治部进行扩兵工作，经过宣传，就有苗家青年160人参加了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连”[14]P78。陈云在1935年秋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也记录贵州确有大量苗族青年加入红军，“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肖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11]P135。根据肖锋、林偉的日记判断，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5-10%的战士是苗族。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彝族地区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解放了一部分被压迫和关押的彝族、汉族兄弟，他们中许多人强烈要求参加红军。老红军阿尔木呷（彝族）就是在红军过四川彝民区时参加红军的。他在《红军，红军，彝民的亲人》一文中写道：“接二连三地许多人都报名要求参加红军。红军战士们鼓掌欢迎我们，叫我们一会儿去登记入伍。”[15]P95结果，他和另外两位彝族同胞被编入一个叫何向荣的班里。部队出发时，“又有数不清的群众扛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同我们一道打国民党去。收下四百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15]P96。这段回忆说明，中央红军在彝族聚居区深得人心，这才让彝族同胞踊跃参军。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到有数百彝族同胞参加了中央红军：“好几百倮倮（注：解放前对彝族的蔑称）加入了‘红色中国人’，向大渡河进发去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许多倮倮们竟一直走到西北。”[16]P175 1937年，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访问了延安，并访问了陕北公学中33位少数民族学员。其中一位彝族学员跟她说，他是在大渡河参加红军的，“当时有好几百彝民参军”[17]P146。斯诺夫妇描写的彝族战士的数量和阿尔木呷的回忆基本一致。
中央红军通过了大凉山300里彝族地区后顺利赶到大渡河边，在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中就有苗族战士，几十年以后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已经想不起“那个捷足先登的苗族小战士”的名字。[18]P129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进入藏区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直至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一共在藏区停留3个月左右。由于历史上汉族反动派对藏民的欺凌压迫和欺骗宣传，中央红军所到之处，“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13]P93。当地反动土司领导的藏族武装还不断袭击红军。聂荣臻元帅回忆，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藏民中的坏分子冷枪击中牺牲的。[19]P283 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藏民加入中央红军。但是，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战士都没有留下姓名。美国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回顾了中央红军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情景：“大约三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忡忡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20]P329正是这些战士登上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发起突然袭击，才让红军攻下腊子口，打开北上陕甘的通道。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回民聚居区后，切实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回族群众好感，一部分回族青年加入了红军。其实，早在中央红军途经云南时即有回族子弟加入红军。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红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11]P146据笔者在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寻甸县柯渡镇的实地调查，柯渡镇当时约有10余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尽管在云南加入红军的回族子弟数量不多，但具有代表性，说明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1935年10月1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甘地区，肖锋在日记中记载野战医院，“现有党员五十六人，其余大都是团员，只有五名群众，其中有两名是刚参军的回族青年”[13]P124。陕甘苏区发展成为陕甘宁苏区，是红军西征实现的。1936年5月，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西征宁夏，当时毛泽东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布了“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21]P184等主张。红军在宁夏回区还组织了游击队，并于6月中旬成立了回民解放独立师，以马青年为师长、欧阳武为政委。这支回民武装配合红军进行了保卫地方的一系列战斗，确保陕甘苏区扩大到宁夏东南部，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此外，主力红军也有回族青年积极入伍。肖锋在日记中写道，“回民很能打仗，要大力动员回民参加红军，要建立必要的县、区、乡回民政府，要抽调回民干部，扩大各级红色游击队，缴获的枪送给地方政府，改善地方游击队的武器装备”[13]P162。肖锋的日记记录了西征路上红一师三团回民连的发展历程：“我们要一边行军，一边注意扩红，设法把四连——‘回民连’建立起来，再找两个‘阿訇’杀牛羊，满足回族战士的需要。”[13]P171初搭起架子的回民连共45人，其中回民35人。[13]P1721936年9月13日又记：“一路上，有二十个回民兄弟当红军。”“四连现已有一百零五人，其中回民八十五人，今后就叫回民连。连里有长枪八十五支，手枪十二支，轻机枪六挺，机枪手都是回民。”[13]P1761936年9月14日再记：“几天来，我团共扩红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回民八十五人，汉民五十八人。”[13]P181加上其它连队的回民士兵，红一师三团875人中，共有回族战士100余人。据埃德加·斯诺的调查，“第一方面军里有一些未开化的民族——苗族和倮倮，此外它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的队伍里，是本地人的百分率较为高些，平均是占总数的四分之三”[16]P246。苗族和彝族战士是中央红军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时发展的，回族战士主要是红军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发展的。埃德加·斯诺所说的“回民红军”很可能就是宁夏的回民解放独立师。尼姆·韦尔斯的调查则认为，中央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还接收了整团整团的回民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几百名回民多半来自甘肃和青海”[17]P144，149。埃德加·斯诺还描述：“红军曾在前方组织了两个回教徒训练团，他们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军队中转过去的。”“这些回教徒，现在大约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五，正式加入共产党了”[16]P306，307。这些史料表明，红军对回民的共产主义改造是很成功的，但是由于回民的饮食起居習惯较为特殊，因此将回民编成独立的队伍比较合适。 小结：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长征途中不断扩红，当然不只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负责殿后的九军团在云贵一带的扩红：“红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11]P141从前面的回忆和史料看，彝族有400-500名；苗族没有确实统计，但应该是数量最大的，根据肖锋的日记判断，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5-10%的战士是苗族，如果按照过湘江后30000人的总兵力估计，红一方面军中的苗族可能有1500-3000人；红一方面军在藏区只停留三个月时间，来不及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几乎没有藏族加入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宁夏大量有回民青年加入，还组建回民解放独立师，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400-500名回族。综合以上数字，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先后大约有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
（二）红二、六军团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个军团的行动由任、贺、关统一指挥。到1934年12月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初具规模，包括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以及黔东的印江、沿河、德江、松桃等地，“这一区域包括四五十万群众”[2]P309。到1935年共建立了9个县苏维埃政府，51个区苏维埃政府，2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各级政府的干部中，地方干部占80%以上，其中土家族居多。[6]P151红军的扩红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4100多人，发展到9200多人，新成立了第五师（辖三个团）；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3300余人，发展到11000多人，新成立了第十六师（辖三个团）。同时，红军地方武装的发展也卓有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游击大队或支队36个，游击队或分队、中队230多个，共计18600多人。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10个独立团或独立营，并成立了以大庸为中心的第一军分区和以永顺为中心的第二军分区。各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都先后编入了主力红军建制。[2]P311原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的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及其他独立团的一部分编为一个团，这个团中土家族、白族、苗族指战员较多。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湘西的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同时，新成立黔东独立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黔东独立师以未编入主力部队的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为主体，加上六军团留下的二百多名伤病员组成。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中也有很多土家族、白族、苗族战士，后来这支部队在敌人重兵“围剿”中损失严重，师长王光泽被俘牺牲，全师仅余数十人找到主力部队。正是在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下，湘鄂川黔苏区的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0多人。尽管缺乏明确的数据统计，但是根据史料推测和笔者在当地的调查，少数民族指战员在红二、六军团中的比例不会低于10%。
从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湖南桑植，直至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在长达8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红二、六军团一边作战一边扩红。原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1936年11月19日的长征日记中写道：“长征周年纪念日——二、六军团的长征，从去年今日开始，至今年今日结束。……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22]284光是在贵州毕节，红二、六军团就扩大了3000多人。左齐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光是我们军团直属队就扩大了一千多人，加上各师扩大的足有三千多人。临离开毕节时，我们成立了独一团和独四团。”[11]P829肖克将军也回忆，“过金沙江时，我们队伍保持了一万八千人，这我记得清楚。这个数目在那时是不小的。我们沿途注意扩红，虽然沿途经过不少战斗，也有不少补充。在余庆战斗之后，渡过鸭池河，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活动了二十多天，又扩大了四千。”[11]P834谭友林将军在回忆录中说过，“活动于黔滇边境的少数民族反蒋武装席大明部（注：彝族），通过我党在毕节搞兵运工作的邓止戈同志与我军接头，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要求协助我军攻取毕节”[8]P210。席大明的彝族武装后来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有1000余人，由六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李国彬任政治主任[8]P225。同时，红军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邓止戈同志后来回忆，“当时各县共建立了八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九十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在黔西北高原上第一次出现了人民的政权。同时，还组建了不少地方游击队。如大定的苗族独立团，黔西的沙窝、甘棠大寨等游击队，毕节的鸭池、朱昌、宋伍等游击队，配合红军进行战斗，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8]P227。这些地方游击队中少数民族居多，很多游击队后来都编入正规红军中。如苗族独立团由李正芳（苗族）任团长，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中光任政委。红六军团拨给苗族独立团一批枪支和数百元大洋，“苗族独立团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有很大的影响”[8]P227。尽管肖克和左齐的回忆没有具体说明在贵州参加红军的士兵是什么民族，但沿途所经是苗族、彝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苗族、彝族占主体，结合谭友林、邓止戈等人的回忆，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新战士是苗族和彝族同胞。苗族在军中的比例至少不低于红一方面军的5-10%的少数民族占比，如果按18000人的总数计算，红二、六军团中的苗族战士至少有900-1800人。彝族仅席大明支队就有1000余人，但没有随主力红军长征。湘西、贵州籍的少数民族战士非常适应山地游击战、运动战、丛林战，相反，国民党的中央军很多是从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对湘黔的山区环境极不适应。肖克将军回忆，“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有许多贵州籍士兵加入），所以士氣不高，行动较缓慢”[11]P807。 小结：湘鄂川黔苏区时期，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0000多人，其中土家族、白族、苗族等至少2000人；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有苗族同胞至少有900-1800人。
（三）红四方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红四方面军原来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都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关于部队中少数民族战士目前没有发现史料记载。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向西转移，来到川西康藏结合部。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成为三大主力红军中在草地和藏区停留时间最长的部队，客观上有较多的时间在藏区进行政权建设、发展与藏族同胞的关系，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瑶族指战员也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最多的。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在《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中记载，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部队由原来的45个团8万多人锐减到28个团4万多人，而且这4万多人中几个月前在雅州参军的新战士即达4000多人（其中少年模范团1275人）。总政治部批判了某些部队认为“番民不能当红军”的思想，要求各部队及总直机关在藏族人民中开展“扩红”工作，力争接收2400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壮大队伍。[23]P80《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中指出：“在番民回民中应当具体建立番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番人红军、回民红军、红色骑兵、人民自卫军……在斗争中扩大这些武装，应当发动大批番民、回民参加红军。”[23]P150如在金汤、孔玉、鱼通等地，经过动员先后有贺先德、王西元、撤满歇尔等18名藏族优秀儿女光荣参加红军。[23]P152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喇嘛参加红军。[17]P148天宝（藏名：桑吉悦希）参加红军之前就是四川阿坝马尔康的一个小喇嘛。为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后创办了炉霍党校和甘孜藏民干部学校。据老红军陈树明回忆，当时炉霍党校开设了党员班和团员班，共80多名。老红军扎西旺徐回忆，他在甘孜藏民干部学校学习了大约两三个月，邵式平当领导，还有藏族老师。学校共培训230多名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23]P188
经过在藏区的政权建设，部队得到暂时休整，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共有6个军和1个骑兵师。此外，还有两支地方藏族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丹巴独立师和波巴自卫军。（1）金川省军区的丹巴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多数同志是藏族，师长是马骏（藏族，藏名麻孜·阿布），主要配合红五军作战。据当时担任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帮助下，川西大金川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于一九三六年春拉起了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金川省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并任命了马骏为该师师长，金世柏为副师长。为了巩固、提高这支武装力量，又从一、四方面军抽调了一百多名红军干部到该师任职。眼下，这个师共有两个团，两千多人，多数同志是藏族同胞，一半是骑兵，装备了三百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24]P496。金世柏的回忆与李中权稍有偏差，他记得，“全师共编三个团，无营部，每团辖五至六个连（又称队），各连人数不等，多则百把人，少则六、七十，师部有个警卫排，三十多人。全师发展到最盛时期将近二千人。除红军调去的同志外，全系藏族，一半是骑兵”[25]P70。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藏族骑兵师，但张国焘北上前夕却错误杀害马骏同志，并对独立二师提出处理意见：原则上取消独二师番号，愿意长征者可以留下，编入红军主力，不愿北上的可回家。事实上，离开藏区后，该师成员大都感到不适应，同时也牵念家乡，不少人自行离队。当时有十几人经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人各回家乡。天宝就是北上的十几人之一，他曾担任过独立师的青年部长，经常负责找土司筹粮和办交涉，最终跟随主力红军到达陕北，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返回藏区的这些人，仍长期怀念共产党和红军，在全国解放后又大都成为帮助解放军进藏的积极分子。（2）川康省军区的波巴自卫军。波巴自卫军成立于1936年4月15日，其宗旨是“兴番灭蒋”，隶属于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军事部，归川康省军区领导。据当时在川康省军区指挥部担任指挥长的王宏坤回忆，波巴自卫军拥有兵力万人左右，且多骑兵。[23]P84
经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考证，金川根据地随军北上的有桑吉悦希（天宝，1950年11月当选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杨东生、孟特尔、沙纳等；川康根据地随军北上的有扎西旺徐、次仁恩召、仁钦多吉（王寿才，是个小土司出身，懂汉语，在茫茫草地为红军指路立了大功，解放后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23]P190原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开始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后来便参加了红军。[21]P178除藏族外，还有回族、瑶族、羌族同胞参加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驻茂县期间，回民照常在清真寺沐浴净身做“礼拜”，红军中的回族干部肖桦（又名肖甫真，阿訇）还在县城清真寺内主持了“圣忌”活动，并宣讲了回族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25]P240尼姆·韦尔斯的调查认为，“1935年7月，大约有一千名来自西康的瑶族人和藏族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包括三十名携带马匹的瑶族骑兵。和他们一起投奔红军的还有来自川藏边界大草地的四个瑶族孩子”[17]P147。红四方面军积极在四川茂县、理县、汶川的羌族地区扩大红军，仅茂县羌族地区就有二千人参军。[25]P242参加红军的羌族同胞中还有一位土司——安登榜。[21]P171
小结：综合上述史料，不算丹巴独立师和波巴自卫军两支地方武装，正式加入红四方面军的藏族、羌族和瑶族同胞约为3000名。
（四）结论
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包括：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先后加入了大约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中先后加入少数民族战士约为2900-3800名，主要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和瑶族同胞约为3000名；三大主力红军合计先后加入了少数民族战士8200-10800名。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因为西北本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都办了少数民族培训班。193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在延安开班，经过长征的藏族、彝族、羌族战士和当地的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战士参加，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学员班班长。“天宝”这个名字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起的。另外，据尼姆·韦尔斯调查，“陕北公学中三十三位少数民族学员多数是在长征中参加红军的，只有蒙古族学员来自长城外的内蒙古”[17]P145。陕北公学中的蒙古族学员已经有十几个，他们告诉她，“已经有一些蒙古族人参加了红军，不过人数还不太多”[17]P151。這样，红军到达陕北后，少数民族成分中增加了蒙古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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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兵员；少数民族士兵；士兵数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6-0084-09
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士兵和军官的民族成分一直是多样化的，以汉族为主，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各地出版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有记载。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直处于艰苦的作战、转移中，士兵和军官的伤亡率、补给率很高，加上各根据地、苏区、方面军之间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状态，红军总部缺乏对各部红军即时、连续的来源地、出身、文化程度、民族成分的详细统计，因此，我们对红军部队中究竟有过多少少数民族士兵和军官事实上是不清楚的。本文多方搜寻各地文献史料，希望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大致统计出几个主要时段红军中少数民族成分占比。
一、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从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星火燎原的七年，曾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大小十三块左右的革命根据地和苏区，其中一部分根据地是处在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如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鄂川黔等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3月，全国共产党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空前发展：据统计，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40000多人，六届二中全会时增加到69000人，1930年3月发展到10万人；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13个军，62000多人。[1]P103
（一）红七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于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义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是一支战斗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队伍。红七军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右江地区战斗了近一年之久。据考证，“初建时，全军辖三个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全军约5000人，其中壮族占半数以上。”[2]P223，224红七军中的壮族士兵主要来自东兰、凤山、恩奉、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右江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有少数民族担任领导工作。据黄美伦、吴德林回忆，邓小平在东兰武篆亲自主办了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他是四川口音，党训班里的党员多是壮族，好些话听不懂，韦拔群同志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3]P1这段材料也说明，右江的工农民主政府里确有很多干部是壮族。1930年4月，红七军从东兰、凤山出发，经河池、金城江、怀远、宜北、思恩，进入贵州荔波，经苗山到达榕江。这里居住着苗、瑶、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红七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爱戴，他们热情地款待红军，给红军带路、修路、架桥，有的还自愿参加红军。在各少数民族的帮助下，红七军能顺利而秘密地通过苗山，奔袭榕江，出奇制胜。攻打榕江时，苗山的少数民族还前来助战，送饭、送水、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原红七军著名壮族将领韦拔群同志深受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爱戴。1945年黄一平、雷经天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史》中写道：“在东兰凤山一带，靠近红水河沿岸，杂居有少数民族的瑶民。韦拔群同志在东凤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但韦拔群同志称瑶人为‘瑶友’，瑶人非常的高兴，对韦拔群同志的信仰极高，在韦拔群同志的部队里面，有许多是瑶人，因瑶人的性情剽悍，善于爬山，故在山地作战是最强的。”[4]P24因此，可以肯定，除壮族外，红七军中还有瑶族士兵。由汉族、壮族、瑶族等多民族成分组成的红七军善打硬仗恶仗。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汇合中央红军后，韦拔群率领的二十一师奉命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红七军到中央苏区后编入彭德怀的三军团。邓小平后来对家人说，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他说：“红七军能打啊！”[5]P272
（二）红二军团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湘鄂边的红四军（1928年7月成军）是最早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红军，湘鄂边世居着土家、苗、白、侗等少数民族，贺龙部队中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如王炳南（白族，大队长，1933年6月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钟炳然（白族）、李云清（土家族，团长）、钟慎吾（白族）、贺桂如（土家族，团长）、王湘泉（白族，支队长）、谷德前（白族，游击队长）、谷德桃（白族，游击队长）、龙在前（苗族，团党代表）、向伯胜（土家族，营长）、陈宗瑜（土家族，团长）、徐锡如（土家族，团党代表）、谷中清（白族，营长）、唐占益（土家族，营长）、谷志垄（白族，独立第二旅旅长）等。据当地黨史专家考证，“一千余人的武装队伍，其中土家、苗、白、侗等各族出身的指战员占50%以上，营长以上干部14人，已查明的少数民族干部占9人，约占干部总数的64%，就创立红四军的时间（1928年7月）考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的人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6]36贺龙、周逸群领导的以鹤峰、桑植、五峰、长阳、石门等县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是我们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于1929年6月。据廖汉生回忆：“到了1929年5、6月间，湘鄂边的红军便正式编成了一团、四团，和一个警卫营。记得当时团营的指挥员是贺桂如、陈宗瑜等同志，一团的党代表是龙在前。人数约有两千以上。”“第四团是由收编的‘神兵’大队扩建的，部队用红布缠头的更多。又因为打仗勇敢，所以群众都把我们叫做‘神兵团’。”[7]P78 “神兵团”的士兵和军官基本上都是土家族。后来，湘鄂边的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3000多支枪；红六军（长阳）有1100余人，400余支枪。[6]P22，371930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东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 1933年底，红三军（红二军团）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斗争。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进至黔东印江、沿河交界的沙子坡，开始对当地的农民武装“神兵”（包括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成分）进行收编。1934年5月至11月，红三军创造了黔东苏区。到6、7月间，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1500余人。据杨秀山回忆，“红军还吸收了部分‘神兵’……先是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后又将这个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8]P8。此外，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通过《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9]P22。在红军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穷苦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印江苗族人民创作的新民歌表达了一心一意跟随贺龙闹革命的豪情壮志：“男人志气大不同，生死都要跟贺龙。参加红军闹革命，就是死了心也红。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打倒旧军阀，为了穷人死也乐。”[9]P47，481934年，仅沿河就有土家、苗、汉族人民800多人参加红军。[10]P64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执行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4]P213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全军人数约ⅹⅹ余人，此中包括着新的成分增加。在咸丰来利游击的过程当中新参加红军约千人，在黔东增加新的成分约千余人，可是这千余人还是不巩固的。”[4]P228，229这二三千人的新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土家族和苗族，尤其是黔东独立师以土家族士兵为主。
（三）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主要来自两部分：（1）原红七军中的壮族和瑶族同胞。红七军（部队缩编后含55团和58团）于1931年4月到达江西永新后尚有2500多名指战员。1931年6月中旬，红七军奉命东渡赣江，7月到达兴国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2）红五军团中的回族同胞。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17000多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930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来自西北，部队中有不少回族战士和军官，只是缺乏史料不能估计具体数量。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11]P146
（四）结论
从上述史料看，1930年以前，红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军官以红七军、红二军团中居多，估算红七军中有2500人左右，以壮族、瑶族为主；红二军团中也有2500人左右，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二者相加约为5000余人，占全国红军总数62000余人的8%。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中，红七军共出了大将一名、上将二名、中将四名、少将十二名。从1955年9月至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期间，共产生壮族将军十一名：韦国清上将、韦杰中将、覃健中将、冼恒汉中将、韦祖珍少将、卢绍武少将、朱鹤云少将、吴西少将、覃士冕少将、覃国翰少将、黄惠良少将。红二军团中走出两位开国土家族将军：廖汉生中将、彭飞少将（湖南永顺县人，1964年晋升少将）。[12]P244
二、[JP3]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JP]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先后实现会师的两年，是三大主力红军艰苦转战湘、黔、滇、川、康、陇、陕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两年。其中，以红一、二方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最多，以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最长。在长征中沿途有相当多的彝族、苗族、藏族、回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加入红军队伍，很多少数民族战士光荣地牺牲在长征路上，一些则顺利地到达陕北，最终投入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洪流。
（一）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由于中央苏区不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部队中少数民族士兵不多。从1955年9月至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予将帅1614位，其中来自江西省的有325位，涉及43个市县；福建省的有83位，涉及17个市县；两省合计408位，占将帅总数的25.3%。[12]P241来自江西、福建的将军中没有一个是少数民族。长征前中央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主要来自广西的红七军和红五军团中的壮族、瑶族、回族同胞。长征中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部队从湘西向贵州黎平转进的途中开始沿途扩红，一部分苗族同胞参加了红军队伍，以后相继有彝族、回族同胞参军。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加入少数民族战士的史料，主要来自老战士的长征日记和回忆录。肖锋在《长征日记》中记录，1934年12月他所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到达湖南通道县。12月16日，“在新柳休整一天。”“这两天，全团扩红七十五名。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12月17日，“在鳌鱼嘴，七连扩红四名，都是苗胞兄弟。”12月19日，“二连在河口镇扩了五个新战士，都是苗胞。给团部当向导的两名苗胞，走了半天，非要留下来当红军不可。”[13]P28，29肖锋将军的日记所记录的扩红情况很有代表性，湘黔边区地瘠民贫，“这里的人穷得没有饭吃，积极要求当红军”[13]P30。苗族同胞贫困程度、受压迫程度更深，红军官兵平等，“吃午饭时，苗胞看到红军官兵在一起吃饭，都说还是红军好”[13]P29。事实上，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苗族、壮族、侗族、布依族等等。林伟将军在长征日记中也记载了九军团在贵州剑河的扩红工作。1934年12月21日，“军团政治部进行扩兵工作，经过宣传，就有苗家青年160人参加了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连”[14]P78。陈云在1935年秋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也记录贵州确有大量苗族青年加入红军，“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肖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11]P135。根据肖锋、林偉的日记判断，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5-10%的战士是苗族。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彝族地区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解放了一部分被压迫和关押的彝族、汉族兄弟，他们中许多人强烈要求参加红军。老红军阿尔木呷（彝族）就是在红军过四川彝民区时参加红军的。他在《红军，红军，彝民的亲人》一文中写道：“接二连三地许多人都报名要求参加红军。红军战士们鼓掌欢迎我们，叫我们一会儿去登记入伍。”[15]P95结果，他和另外两位彝族同胞被编入一个叫何向荣的班里。部队出发时，“又有数不清的群众扛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同我们一道打国民党去。收下四百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15]P96。这段回忆说明，中央红军在彝族聚居区深得人心，这才让彝族同胞踊跃参军。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到有数百彝族同胞参加了中央红军：“好几百倮倮（注：解放前对彝族的蔑称）加入了‘红色中国人’，向大渡河进发去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许多倮倮们竟一直走到西北。”[16]P175 1937年，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访问了延安，并访问了陕北公学中33位少数民族学员。其中一位彝族学员跟她说，他是在大渡河参加红军的，“当时有好几百彝民参军”[17]P146。斯诺夫妇描写的彝族战士的数量和阿尔木呷的回忆基本一致。
中央红军通过了大凉山300里彝族地区后顺利赶到大渡河边，在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中就有苗族战士，几十年以后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已经想不起“那个捷足先登的苗族小战士”的名字。[18]P129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进入藏区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直至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一共在藏区停留3个月左右。由于历史上汉族反动派对藏民的欺凌压迫和欺骗宣传，中央红军所到之处，“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13]P93。当地反动土司领导的藏族武装还不断袭击红军。聂荣臻元帅回忆，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藏民中的坏分子冷枪击中牺牲的。[19]P283 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藏民加入中央红军。但是，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战士都没有留下姓名。美国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回顾了中央红军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情景：“大约三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忡忡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20]P329正是这些战士登上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发起突然袭击，才让红军攻下腊子口，打开北上陕甘的通道。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回民聚居区后，切实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回族群众好感，一部分回族青年加入了红军。其实，早在中央红军途经云南时即有回族子弟加入红军。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红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11]P146据笔者在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寻甸县柯渡镇的实地调查，柯渡镇当时约有10余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尽管在云南加入红军的回族子弟数量不多，但具有代表性，说明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1935年10月1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甘地区，肖锋在日记中记载野战医院，“现有党员五十六人，其余大都是团员，只有五名群众，其中有两名是刚参军的回族青年”[13]P124。陕甘苏区发展成为陕甘宁苏区，是红军西征实现的。1936年5月，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西征宁夏，当时毛泽东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布了“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21]P184等主张。红军在宁夏回区还组织了游击队，并于6月中旬成立了回民解放独立师，以马青年为师长、欧阳武为政委。这支回民武装配合红军进行了保卫地方的一系列战斗，确保陕甘苏区扩大到宁夏东南部，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此外，主力红军也有回族青年积极入伍。肖锋在日记中写道，“回民很能打仗，要大力动员回民参加红军，要建立必要的县、区、乡回民政府，要抽调回民干部，扩大各级红色游击队，缴获的枪送给地方政府，改善地方游击队的武器装备”[13]P162。肖锋的日记记录了西征路上红一师三团回民连的发展历程：“我们要一边行军，一边注意扩红，设法把四连——‘回民连’建立起来，再找两个‘阿訇’杀牛羊，满足回族战士的需要。”[13]P171初搭起架子的回民连共45人，其中回民35人。[13]P1721936年9月13日又记：“一路上，有二十个回民兄弟当红军。”“四连现已有一百零五人，其中回民八十五人，今后就叫回民连。连里有长枪八十五支，手枪十二支，轻机枪六挺，机枪手都是回民。”[13]P1761936年9月14日再记：“几天来，我团共扩红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回民八十五人，汉民五十八人。”[13]P181加上其它连队的回民士兵，红一师三团875人中，共有回族战士100余人。据埃德加·斯诺的调查，“第一方面军里有一些未开化的民族——苗族和倮倮，此外它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的队伍里，是本地人的百分率较为高些，平均是占总数的四分之三”[16]P246。苗族和彝族战士是中央红军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时发展的，回族战士主要是红军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发展的。埃德加·斯诺所说的“回民红军”很可能就是宁夏的回民解放独立师。尼姆·韦尔斯的调查则认为，中央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还接收了整团整团的回民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几百名回民多半来自甘肃和青海”[17]P144，149。埃德加·斯诺还描述：“红军曾在前方组织了两个回教徒训练团，他们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军队中转过去的。”“这些回教徒，现在大约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五，正式加入共产党了”[16]P306，307。这些史料表明，红军对回民的共产主义改造是很成功的，但是由于回民的饮食起居習惯较为特殊，因此将回民编成独立的队伍比较合适。 小结：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长征途中不断扩红，当然不只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负责殿后的九军团在云贵一带的扩红：“红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11]P141从前面的回忆和史料看，彝族有400-500名；苗族没有确实统计，但应该是数量最大的，根据肖锋的日记判断，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5-10%的战士是苗族，如果按照过湘江后30000人的总兵力估计，红一方面军中的苗族可能有1500-3000人；红一方面军在藏区只停留三个月时间，来不及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几乎没有藏族加入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宁夏大量有回民青年加入，还组建回民解放独立师，红一方面军中至少有400-500名回族。综合以上数字，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先后大约有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加入，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
（二）红二、六军团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个军团的行动由任、贺、关统一指挥。到1934年12月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初具规模，包括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以及黔东的印江、沿河、德江、松桃等地，“这一区域包括四五十万群众”[2]P309。到1935年共建立了9个县苏维埃政府，51个区苏维埃政府，2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各级政府的干部中，地方干部占80%以上，其中土家族居多。[6]P151红军的扩红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4100多人，发展到9200多人，新成立了第五师（辖三个团）；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3300余人，发展到11000多人，新成立了第十六师（辖三个团）。同时，红军地方武装的发展也卓有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游击大队或支队36个，游击队或分队、中队230多个，共计18600多人。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10个独立团或独立营，并成立了以大庸为中心的第一军分区和以永顺为中心的第二军分区。各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都先后编入了主力红军建制。[2]P311原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的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及其他独立团的一部分编为一个团，这个团中土家族、白族、苗族指战员较多。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湘西的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同时，新成立黔东独立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黔东独立师以未编入主力部队的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为主体，加上六军团留下的二百多名伤病员组成。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中也有很多土家族、白族、苗族战士，后来这支部队在敌人重兵“围剿”中损失严重，师长王光泽被俘牺牲，全师仅余数十人找到主力部队。正是在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下，湘鄂川黔苏区的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0多人。尽管缺乏明确的数据统计，但是根据史料推测和笔者在当地的调查，少数民族指战员在红二、六军团中的比例不会低于10%。
从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湖南桑植，直至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在长达8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红二、六军团一边作战一边扩红。原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1936年11月19日的长征日记中写道：“长征周年纪念日——二、六军团的长征，从去年今日开始，至今年今日结束。……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22]284光是在贵州毕节，红二、六军团就扩大了3000多人。左齐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光是我们军团直属队就扩大了一千多人，加上各师扩大的足有三千多人。临离开毕节时，我们成立了独一团和独四团。”[11]P829肖克将军也回忆，“过金沙江时，我们队伍保持了一万八千人，这我记得清楚。这个数目在那时是不小的。我们沿途注意扩红，虽然沿途经过不少战斗，也有不少补充。在余庆战斗之后，渡过鸭池河，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活动了二十多天，又扩大了四千。”[11]P834谭友林将军在回忆录中说过，“活动于黔滇边境的少数民族反蒋武装席大明部（注：彝族），通过我党在毕节搞兵运工作的邓止戈同志与我军接头，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要求协助我军攻取毕节”[8]P210。席大明的彝族武装后来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有1000余人，由六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李国彬任政治主任[8]P225。同时，红军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邓止戈同志后来回忆，“当时各县共建立了八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九十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在黔西北高原上第一次出现了人民的政权。同时，还组建了不少地方游击队。如大定的苗族独立团，黔西的沙窝、甘棠大寨等游击队，毕节的鸭池、朱昌、宋伍等游击队，配合红军进行战斗，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8]P227。这些地方游击队中少数民族居多，很多游击队后来都编入正规红军中。如苗族独立团由李正芳（苗族）任团长，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中光任政委。红六军团拨给苗族独立团一批枪支和数百元大洋，“苗族独立团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有很大的影响”[8]P227。尽管肖克和左齐的回忆没有具体说明在贵州参加红军的士兵是什么民族，但沿途所经是苗族、彝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苗族、彝族占主体，结合谭友林、邓止戈等人的回忆，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新战士是苗族和彝族同胞。苗族在军中的比例至少不低于红一方面军的5-10%的少数民族占比，如果按18000人的总数计算，红二、六军团中的苗族战士至少有900-1800人。彝族仅席大明支队就有1000余人，但没有随主力红军长征。湘西、贵州籍的少数民族战士非常适应山地游击战、运动战、丛林战，相反，国民党的中央军很多是从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对湘黔的山区环境极不适应。肖克将军回忆，“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有许多贵州籍士兵加入），所以士氣不高，行动较缓慢”[11]P807。 小结：湘鄂川黔苏区时期，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0000多人，其中土家族、白族、苗族等至少2000人；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有苗族同胞至少有900-1800人。
（三）红四方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红四方面军原来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都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关于部队中少数民族战士目前没有发现史料记载。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向西转移，来到川西康藏结合部。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成为三大主力红军中在草地和藏区停留时间最长的部队，客观上有较多的时间在藏区进行政权建设、发展与藏族同胞的关系，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瑶族指战员也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最多的。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在《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中记载，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部队由原来的45个团8万多人锐减到28个团4万多人，而且这4万多人中几个月前在雅州参军的新战士即达4000多人（其中少年模范团1275人）。总政治部批判了某些部队认为“番民不能当红军”的思想，要求各部队及总直机关在藏族人民中开展“扩红”工作，力争接收2400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壮大队伍。[23]P80《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中指出：“在番民回民中应当具体建立番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番人红军、回民红军、红色骑兵、人民自卫军……在斗争中扩大这些武装，应当发动大批番民、回民参加红军。”[23]P150如在金汤、孔玉、鱼通等地，经过动员先后有贺先德、王西元、撤满歇尔等18名藏族优秀儿女光荣参加红军。[23]P152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喇嘛参加红军。[17]P148天宝（藏名：桑吉悦希）参加红军之前就是四川阿坝马尔康的一个小喇嘛。为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后创办了炉霍党校和甘孜藏民干部学校。据老红军陈树明回忆，当时炉霍党校开设了党员班和团员班，共80多名。老红军扎西旺徐回忆，他在甘孜藏民干部学校学习了大约两三个月，邵式平当领导，还有藏族老师。学校共培训230多名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23]P188
经过在藏区的政权建设，部队得到暂时休整，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共有6个军和1个骑兵师。此外，还有两支地方藏族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丹巴独立师和波巴自卫军。（1）金川省军区的丹巴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多数同志是藏族，师长是马骏（藏族，藏名麻孜·阿布），主要配合红五军作战。据当时担任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帮助下，川西大金川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于一九三六年春拉起了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金川省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并任命了马骏为该师师长，金世柏为副师长。为了巩固、提高这支武装力量，又从一、四方面军抽调了一百多名红军干部到该师任职。眼下，这个师共有两个团，两千多人，多数同志是藏族同胞，一半是骑兵，装备了三百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24]P496。金世柏的回忆与李中权稍有偏差，他记得，“全师共编三个团，无营部，每团辖五至六个连（又称队），各连人数不等，多则百把人，少则六、七十，师部有个警卫排，三十多人。全师发展到最盛时期将近二千人。除红军调去的同志外，全系藏族，一半是骑兵”[25]P70。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支藏族骑兵师，但张国焘北上前夕却错误杀害马骏同志，并对独立二师提出处理意见：原则上取消独二师番号，愿意长征者可以留下，编入红军主力，不愿北上的可回家。事实上，离开藏区后，该师成员大都感到不适应，同时也牵念家乡，不少人自行离队。当时有十几人经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人各回家乡。天宝就是北上的十几人之一，他曾担任过独立师的青年部长，经常负责找土司筹粮和办交涉，最终跟随主力红军到达陕北，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返回藏区的这些人，仍长期怀念共产党和红军，在全国解放后又大都成为帮助解放军进藏的积极分子。（2）川康省军区的波巴自卫军。波巴自卫军成立于1936年4月15日，其宗旨是“兴番灭蒋”，隶属于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军事部，归川康省军区领导。据当时在川康省军区指挥部担任指挥长的王宏坤回忆，波巴自卫军拥有兵力万人左右，且多骑兵。[23]P84
经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考证，金川根据地随军北上的有桑吉悦希（天宝，1950年11月当选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杨东生、孟特尔、沙纳等；川康根据地随军北上的有扎西旺徐、次仁恩召、仁钦多吉（王寿才，是个小土司出身，懂汉语，在茫茫草地为红军指路立了大功，解放后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23]P190原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开始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后来便参加了红军。[21]P178除藏族外，还有回族、瑶族、羌族同胞参加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驻茂县期间，回民照常在清真寺沐浴净身做“礼拜”，红军中的回族干部肖桦（又名肖甫真，阿訇）还在县城清真寺内主持了“圣忌”活动，并宣讲了回族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25]P240尼姆·韦尔斯的调查认为，“1935年7月，大约有一千名来自西康的瑶族人和藏族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包括三十名携带马匹的瑶族骑兵。和他们一起投奔红军的还有来自川藏边界大草地的四个瑶族孩子”[17]P147。红四方面军积极在四川茂县、理县、汶川的羌族地区扩大红军，仅茂县羌族地区就有二千人参军。[25]P242参加红军的羌族同胞中还有一位土司——安登榜。[21]P171
小结：综合上述史料，不算丹巴独立师和波巴自卫军两支地方武装，正式加入红四方面军的藏族、羌族和瑶族同胞约为3000名。
（四）结论
长征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包括：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先后加入了大约2300-4000名少数民族战士，主要是苗族、彝族、回族；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中先后加入少数民族战士约为2900-3800名，主要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红四方面军中的藏族、羌族和瑶族同胞约为3000名；三大主力红军合计先后加入了少数民族战士8200-10800名。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因为西北本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都办了少数民族培训班。1937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在延安开班，经过长征的藏族、彝族、羌族战士和当地的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战士参加，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学员班班长。“天宝”这个名字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起的。另外，据尼姆·韦尔斯调查，“陕北公学中三十三位少数民族学员多数是在长征中参加红军的，只有蒙古族学员来自长城外的内蒙古”[17]P145。陕北公学中的蒙古族学员已经有十几个，他们告诉她，“已经有一些蒙古族人参加了红军，不过人数还不太多”[17]P151。這样，红军到达陕北后，少数民族成分中增加了蒙古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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