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华侨捐款购买飞机，赞助孙中山革命。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日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国人逐渐认识到空军建设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后，上海人民发起“航空救国”运动，向美国订购18架驱逐机，分别以捐献者名号命名。南京政府于1933年5月组织“全国航空建设协会”，管理经各地汇缴的飞机捐款。群众性捐款献机运动形成全国规模。抗战全面爆发后，各种形式的捐款献机运动几乎从未间断。
国人慷慨解囊捐款献机用于抗战，对当时的空防建设有积极作用，也是有历史价值的。在国内各种捐款献机运动中，1932年后上海“航空救国”运动和1936年“献机寿蒋”最受重视。
“祝寿献机”运动
全国性的“祝寿献机”运动在1936年5月-10月之间进行。但广东因政局原因开展较晚，“广东筹款购机庆祝蒋委员长寿辰”运动，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才落幕。
1936年10月，蒋介石50寿辰（虚岁），国民党当局发动“祝寿献机”，捐款购得飞机百余架。但因其法西斯意味，使得此事备受责难。诚然，这次捐款献机确系效仿德国法西斯军人。1936年4月19日柏林，德国总理希特勒47寿辰盛典，德国退伍军人联合会将以飞机一队奉献，以留纪念。这是国民党为蒋介石“献机祝寿”的背景之一。据首倡这一行动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在《航空杂志》上撰文：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募款献机有两种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充实国防，二是在拥戴领袖。
同年5月6日，国民政府要人发起组成“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何应钦为主席委员。7月，该会公布“筹购飞机呈献募款办法”，由各省市分摊募捐数额。至10月份，献机运动进入高潮，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将认捐额陆续汇至南京。10月30日，南京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献机典礼大会，寿星蒋介石“不克莅会”，由何应钦代表受机。参加人数达20万之众，可谓盛况空前。
南京政府发动“祝寿献机”运动的1936年5月初，广州尚存在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分庭抗礼。5月12日，作为“西南”政权精神领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暴病身亡，这为蒋介石决心削平“西南”创造了难得的机遇。7月，陈济棠兵败下野出洋，广东“还政中央”。8月底，新组建的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四路军总部、绥靖公署决定联合发起以为蒋介石“祝寿”为主题的捐款献机活动。
1937年5月5日，广东各界在天河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广东历时10月筹得粤币135万元，折算法币90多万元，南京航空委员会核定购机11架。不过，此前广州市民防空委员会购有10架飞机，于1936年秋广东“还政中央”时由南京政府接收。南京同意将尚完好的7架计入此次成绩，广东捐购数增为18架。
“航空救国”热情
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广东当局为加强空防建设，召集各界团体代表200余人，在亚洲酒店举行筹款购机联席会议。该会的宣传大纲强调：我们到了牺牲最后的关头，应筹款购机，抵抗倭寇之暴行；在立体战争下，筹款购机的必要；中华民族复兴，与购机抗敌的关系等等。这既讲明了大道理，又指出“立体战争”下彼此命运相关的联系。
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款委员会”，公推常务委员21人，包括粤籍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王宠惠、唐绍仪，以及主政广东的余汉谋、吴铁城、胡继贤等人，梅光培兼任总干事，李大超、黄范一兼任副干事。会址暂设广州长堤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并在香港和广州湾（今湛江）分设办事处。据章程规定，募捐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购置最新式之飞机，配备各种器材及零件。
到1939年7月募捐活动结束，共募得国币447万元。所得款项全部用于防空建设。
在1936年“还政中央”之前，广东的民间航空组织自成系统，与南京并没有隶属关系。1937年春，曾在上海组织航空运动的李大超奉命来粤筹备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当年8月9日，该分会正式成立于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兼会长，李大超为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
较大规模的专项募捐活动也时有举办。1941年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广东自当年“八一四”空军节（在1937年8月14日的“淞沪会战”中，我国空军有突出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把这一天定为“空军节”）起，至次年2月底结束。根据1941年8月29日的《广东省党团员捐款献机办法》规定，“凡属居留本省各地党团员，最低限度须捐国币一元，富有者应尽量捐”。
“一县一机”运动
1943年10月10日“国庆节”，将届67岁的蒋介石再一次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当局再一次为他献机祝寿。广东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献机1架，捐献代金30万元。除各职员捐薪一天外，不足之数由省政府先照数拨足，垫付广东省“各界向蒋主席献祝寿筹募委员会”汇解重庆总会。
“一县一机”运动，中国航空协会在抗战后期组织的最大规模献机运动。
广东该项运动拟自1943年8月发动，次年7月底结束。按重庆当局的要求，列入战区的广东将近100县，捐献50架即可，但当局准备献机100架。在失去了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之后，战时省会韶关肩负了重任。广东省政府制定了《韶关一市十机运动推行办法》，成立劝募总队和100个劝募大队，聘请该市各机关团体首长、各界名流、各大商号经理人为大队长。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首先发动捐献“广东合作”号飞机12架，其他如省银行、盐务局、邮政、电政也拟捐献多架。
捐机只为救国
有道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反侵略战争。捐款捐物就是后方人民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而捐款献机运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陈嘉庚说，购机“寿蒋”的目的是“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捐献活动往往能激励军健儿的抗战斗志，并形成良性互动局面。例如在1939年6月，“缅甸华侨号”战斗机在重庆上空与敌空战，功绩卓著，旅缅侨胞闻讯之余至为振奋，于同年10月10日再献机10架。“华侨捐机为救国”，国内捐款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样是高尚的。 就广东而言，捐机抗敌运动相对踊跃，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航空救国”历史传统的延续。广东是中国最早发展航空事业的地区之一。早在清末，冯如就曾在广州进行飞行试验。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航空救国”主张，主要实践基地就是广东。1923年8月，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一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试飞。宋庆龄亲自坐上飞机试飞。试飞成功后，孙中山题写了“航空救国”四字以资鼓励。广东的空军相对发达，后来南京政府空军的主要人物，大多隶籍广东或有在粤工作经历。除发展空军外，国民政府于1925年还发起了群众性组织“航空同志会”，在一年之内就曾吸收会员5000余人，筹得大量航空建设资金。军事委员会航空局航业处宣传科还编辑出版了《航空月刊》，刊用“或自撰或翻译或介绍航空事业的论著”。1929年，广东航空处长张惠长主持制定了全省各县分摊筹款购机40架的计划。因此，“航空救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发动募捐的组织网络也相对健全。
其次，国家大局意识和“广东精神”效应。
最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出入境较为频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爱国热情，对现代化立体战争有清醒体认，对飞机的性能和空战的残酷有较深刻的认识，捐款献机的热情也比较高。
成效不如预期
抗战时期的捐机抗敌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一方面，殷商富户和达官贵人“按囊不动”。1937年广东所募救国公债，“类多中下层市民所出，凡军政商各界之富商巨贾，仍多按囊不动，故所认购债额，全为零星小数，而无百十万元之巨数”。据记者“臆测”，这些人拥财自乐，不愿捐献巨款和购买公债，大概有三种心理：一是军界官场“有贪污铲地皮之恶名”，有巨财之军阀官吏若“慨购巨额救国公债，则无异提供前曾搜括民财之铁证”；二是他们对于抗战必胜缺乏信念，“不如将此财物存储外籍银行，以为国亡逃难永作海外寓公之资本”；三是认为国战后个人之地位毫无保障，有沦为难民之危险，故“于囊中财富乃特别重视”。这里说的是购买公债情形，但对于捐款献机运动也是适合的。1937-1939年广东各界购机抗敌运动募得国币447万元，真正向社会募得的并不多；个人捐款更只有区区4845元，除罗荔圃捐2000元外，都是零碎细数。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捐款热情也不高。捐款献机运动成效不彰，暴露了国民党的民众动员机制和执政能力存在的问题。按航空建设协会的规定：“各机关新旧任交接时，应将经办飞机捐款专案移交”。但实际上，“各机关来函凡未到任以前捐款，多诿诸前任经办，既无专案移交，亦不负责催解，似此玩忽功令，影响捐款，实非浅鲜。”
国人慷慨解囊捐款献机用于抗战，对当时的空防建设有积极作用，也是有历史价值的。在国内各种捐款献机运动中，1932年后上海“航空救国”运动和1936年“献机寿蒋”最受重视。
“祝寿献机”运动
全国性的“祝寿献机”运动在1936年5月-10月之间进行。但广东因政局原因开展较晚，“广东筹款购机庆祝蒋委员长寿辰”运动，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才落幕。
1936年10月，蒋介石50寿辰（虚岁），国民党当局发动“祝寿献机”，捐款购得飞机百余架。但因其法西斯意味，使得此事备受责难。诚然，这次捐款献机确系效仿德国法西斯军人。1936年4月19日柏林，德国总理希特勒47寿辰盛典，德国退伍军人联合会将以飞机一队奉献，以留纪念。这是国民党为蒋介石“献机祝寿”的背景之一。据首倡这一行动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在《航空杂志》上撰文：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募款献机有两种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充实国防，二是在拥戴领袖。
同年5月6日，国民政府要人发起组成“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何应钦为主席委员。7月，该会公布“筹购飞机呈献募款办法”，由各省市分摊募捐数额。至10月份，献机运动进入高潮，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将认捐额陆续汇至南京。10月30日，南京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献机典礼大会，寿星蒋介石“不克莅会”，由何应钦代表受机。参加人数达20万之众，可谓盛况空前。
南京政府发动“祝寿献机”运动的1936年5月初，广州尚存在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分庭抗礼。5月12日，作为“西南”政权精神领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暴病身亡，这为蒋介石决心削平“西南”创造了难得的机遇。7月，陈济棠兵败下野出洋，广东“还政中央”。8月底，新组建的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四路军总部、绥靖公署决定联合发起以为蒋介石“祝寿”为主题的捐款献机活动。
1937年5月5日，广东各界在天河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广东历时10月筹得粤币135万元，折算法币90多万元，南京航空委员会核定购机11架。不过，此前广州市民防空委员会购有10架飞机，于1936年秋广东“还政中央”时由南京政府接收。南京同意将尚完好的7架计入此次成绩，广东捐购数增为18架。
“航空救国”热情
1937年11月16日，国民党广东当局为加强空防建设，召集各界团体代表200余人，在亚洲酒店举行筹款购机联席会议。该会的宣传大纲强调：我们到了牺牲最后的关头，应筹款购机，抵抗倭寇之暴行；在立体战争下，筹款购机的必要；中华民族复兴，与购机抗敌的关系等等。这既讲明了大道理，又指出“立体战争”下彼此命运相关的联系。
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款委员会”，公推常务委员21人，包括粤籍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王宠惠、唐绍仪，以及主政广东的余汉谋、吴铁城、胡继贤等人，梅光培兼任总干事，李大超、黄范一兼任副干事。会址暂设广州长堤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并在香港和广州湾（今湛江）分设办事处。据章程规定，募捐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购置最新式之飞机，配备各种器材及零件。
到1939年7月募捐活动结束，共募得国币447万元。所得款项全部用于防空建设。
在1936年“还政中央”之前，广东的民间航空组织自成系统，与南京并没有隶属关系。1937年春，曾在上海组织航空运动的李大超奉命来粤筹备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当年8月9日，该分会正式成立于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兼会长，李大超为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
较大规模的专项募捐活动也时有举办。1941年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广东自当年“八一四”空军节（在1937年8月14日的“淞沪会战”中，我国空军有突出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把这一天定为“空军节”）起，至次年2月底结束。根据1941年8月29日的《广东省党团员捐款献机办法》规定，“凡属居留本省各地党团员，最低限度须捐国币一元，富有者应尽量捐”。
“一县一机”运动
1943年10月10日“国庆节”，将届67岁的蒋介石再一次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当局再一次为他献机祝寿。广东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献机1架，捐献代金30万元。除各职员捐薪一天外，不足之数由省政府先照数拨足，垫付广东省“各界向蒋主席献祝寿筹募委员会”汇解重庆总会。
“一县一机”运动，中国航空协会在抗战后期组织的最大规模献机运动。
广东该项运动拟自1943年8月发动，次年7月底结束。按重庆当局的要求，列入战区的广东将近100县，捐献50架即可，但当局准备献机100架。在失去了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之后，战时省会韶关肩负了重任。广东省政府制定了《韶关一市十机运动推行办法》，成立劝募总队和100个劝募大队，聘请该市各机关团体首长、各界名流、各大商号经理人为大队长。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首先发动捐献“广东合作”号飞机12架，其他如省银行、盐务局、邮政、电政也拟捐献多架。
捐机只为救国
有道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反侵略战争。捐款捐物就是后方人民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而捐款献机运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陈嘉庚说，购机“寿蒋”的目的是“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捐献活动往往能激励军健儿的抗战斗志，并形成良性互动局面。例如在1939年6月，“缅甸华侨号”战斗机在重庆上空与敌空战，功绩卓著，旅缅侨胞闻讯之余至为振奋，于同年10月10日再献机10架。“华侨捐机为救国”，国内捐款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样是高尚的。 就广东而言，捐机抗敌运动相对踊跃，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航空救国”历史传统的延续。广东是中国最早发展航空事业的地区之一。早在清末，冯如就曾在广州进行飞行试验。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航空救国”主张，主要实践基地就是广东。1923年8月，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一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试飞。宋庆龄亲自坐上飞机试飞。试飞成功后，孙中山题写了“航空救国”四字以资鼓励。广东的空军相对发达，后来南京政府空军的主要人物，大多隶籍广东或有在粤工作经历。除发展空军外，国民政府于1925年还发起了群众性组织“航空同志会”，在一年之内就曾吸收会员5000余人，筹得大量航空建设资金。军事委员会航空局航业处宣传科还编辑出版了《航空月刊》，刊用“或自撰或翻译或介绍航空事业的论著”。1929年，广东航空处长张惠长主持制定了全省各县分摊筹款购机40架的计划。因此，“航空救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发动募捐的组织网络也相对健全。
其次，国家大局意识和“广东精神”效应。
最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出入境较为频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爱国热情，对现代化立体战争有清醒体认，对飞机的性能和空战的残酷有较深刻的认识，捐款献机的热情也比较高。
成效不如预期
抗战时期的捐机抗敌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一方面，殷商富户和达官贵人“按囊不动”。1937年广东所募救国公债，“类多中下层市民所出，凡军政商各界之富商巨贾，仍多按囊不动，故所认购债额，全为零星小数，而无百十万元之巨数”。据记者“臆测”，这些人拥财自乐，不愿捐献巨款和购买公债，大概有三种心理：一是军界官场“有贪污铲地皮之恶名”，有巨财之军阀官吏若“慨购巨额救国公债，则无异提供前曾搜括民财之铁证”；二是他们对于抗战必胜缺乏信念，“不如将此财物存储外籍银行，以为国亡逃难永作海外寓公之资本”；三是认为国战后个人之地位毫无保障，有沦为难民之危险，故“于囊中财富乃特别重视”。这里说的是购买公债情形，但对于捐款献机运动也是适合的。1937-1939年广东各界购机抗敌运动募得国币447万元，真正向社会募得的并不多；个人捐款更只有区区4845元，除罗荔圃捐2000元外，都是零碎细数。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捐款热情也不高。捐款献机运动成效不彰，暴露了国民党的民众动员机制和执政能力存在的问题。按航空建设协会的规定：“各机关新旧任交接时，应将经办飞机捐款专案移交”。但实际上，“各机关来函凡未到任以前捐款，多诿诸前任经办，既无专案移交，亦不负责催解，似此玩忽功令，影响捐款，实非浅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