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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工程为了追求时间效益，一般种植杨树等温带落叶阔叶树，但这些大阔叶呼吸阳光和地下水，如果想其生长得好必须有充足的水份保证，这无疑破坏了荒漠地区最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当地下水被大量抽走，当地的生态则进一步被消耗
下午一点半，窗外的阳光活力四射，使劲想挤进屋来。拉上窗帘，于长青在讲桌上严肃地侃侃而谈，“我不反对植树节，我反对的是植树造林扩大化。”
这时距离2011年3月12日，第十三个植树节还有一周，2011年还是联合国为提高可持续管理、保存和发展各种森林确定的“国际森林年”。
前方的黑板上写着一个醒目的标题：《植树节，“反生态”的帮凶？》。
生态保护学者于长青觉得，城市植树是好的，在自家门口种棵树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有问题的是“植树造林”。看着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每年不断上升的森林覆盖率、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六大林业工程，可是反思起来，为什么我们仍然普遍感觉生态环境并没有之前的好？
在于长青看来，植树造林“是个很纠结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少专家、政府官员都意识到，但都没说破，犹如“皇帝的新衣”。
记忆中的布尔根
于长青的“纠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1988年秋至1990年春，于长青在布尔根河狸保护区做河狸考察研究，写硕士论文。
布尔根河狸保护区在新疆东北部青河县境乌伦古河东支查干郭勒乡布尔根河流域。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为保护河狸，将蒙古国流入我国境内的布尔根河，沿河道长约50公里，河两岸各500米划为保护区范围。上面分布着杨、柳等树种组成的天然河谷林。
那些年，交通很不发达，冬天的布尔根，大地盖着厚厚的雪，分不清哪儿是河流、哪儿是草原、哪儿是湖泊，于长青两年的春节都没有回家。也没有电视和广播，北京的消息过了三个月才能得到。
像是与世隔绝的天堂，这里有他太刻骨铭心的回忆。
秋天来了。他从研究所抓了两根大头针，一把小面包出门。野外是蓝天、白云。他骑着马，繁茂的河谷林在风中“沙——沙”，用鼻子嗅一嗅，甚至能闻到河谷林成熟的味道！
“鱼特别多。”于长青想起那时的情景时，眼神深邃，脸上泛起微微的笑。
而2006年，他来到这里想再钓鱼，坐在河边等……两个小时过去，他一条鱼也没有钓到。“灭绝了，就这么快。”他眉头紧皱。
“你可能不相信，我就在那里流眼泪。”于长青回忆着，对记者说。他到布尔根一看，要么是被铁丝网分割的一块块的草场和遍地牛粪，要么是淹没了大片河谷林的“一坝两渠”。“森林都没有了，河狸也没有了。”惆怅写在脸上。
“保护”的精髓
1990年，于长青把硕士论文写完。他收拾行李，作别河狸、河谷林和五道黑（鲈鱼，因身上有五道黑色的斑纹，当地人称其为“五道黑”），带着只属于他和它们的记忆，来到北京。
毕业分配把他送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林科院）。在林科院他也做过关于森林的调查和研究，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植树造林”存在的问题。和其他同事一样，他也觉得植树造林是件公益的大好事。
从1996年开始，他涉足国际组织的项目。第一年在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1997年后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任顾问、官员、主任，直至2003年。国际组织的工作慢慢地改变他的“科研观”。
“主要是关于‘保护’的概念。我们的很多概念都是引自国外，像‘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由此而生的保护动物学、保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科学。但在引进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偏差，国内并无法真正理解‘保护’的精髓。”于长青说。
在我国的科学研究专家眼里，“学术”是最崇高、最神圣的目标。但是在保护生物学领域，这恰恰是错误的。因为，若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可能会为研究野生动物而杀害野生动物。
还没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之前，于长青是个打鸟的神枪手。为了完成论文《泰山鸟类调查》，他每几天就上一次泰山，必带的东西是录音机和枪。看到不认识的鸟，用录音机录下它的声音，好以后细听辨认；再一枪将它打下，回去查书看是什么鸟，然后制成标本。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又是神枪手又会制作鸟类标本，他常帮别人打鸟，觉得天经地义，要研究，就得做标本。
“做保护的，要有使命感。不像做数学，好好研究数学就行了，没有使命没有政治。”国际组织的经历让于长青重新定义保护的概念，他明白，科学研究只是手段，目的是保护动物和环境。“你若为了保护，凭什么杀了它们，拿它们做标本呢？”于长青反思。
当然，今天的他仍然是神枪手，只是这把枪再没有拿起过。现在的鸟类标本已经卖到很高的价格，许多人邀请他建标本室。他坚决不同意。别说让他做标本，他看到有人拿着枪，心里都跟煎熬一样。“就想上去制止别人……我甚至想象如果对方跟我打起架来我要怎么应对。”
国际组织的工作改变了于长青的观念，也让他更进一步接近森林。因为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七年，他做的主要是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保护大熊猫首先是保护这一珍稀物种的自然进化以及为之提供舞台的当地生态系统。”而大熊猫就住在森林里。
于长青的“纠结”
在大熊猫保护这个项目中，于长青慢慢意识到，植树造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纯洁、那么慈善、那么绿色”。他开始陷入植树造林这个“纠结”之中。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8.7%，到九十年代之前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十三，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大幅增长，一直到2009年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也就是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解放初期的两倍还多，但有谁说我们的森林状况比当时好？我们的生态还在持续恶化，每一年环保部门、林业部门都说，（生态状况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
在很多人看来，植树造林的好处、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不需讲，每年都在上升的森林覆盖率绘成图表像一条30度倾斜的向上的直线。然而，于长青展开一张图片，枯死的树苗，成两排单薄站立，没有一片绿叶，画面是一望无垠的土黄色。
牧民桑杰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于长青的纠结，这是于长青亲手调查的案例。
桑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呼德呼都格嘎查，2005年12月15日，当地旗政府、林业局宣布：呼德呼都格嘎查作为公益林项目实施区，将实行全面禁牧。这时桑杰的草原承包刚过了两年，尽管承包合同上写的是30年承包期。
禁牧，把草原圈出来，成“封山育林”区，这在文件上呈现的森林面积已经增长了。看着光秃秃的草原，零星分布着红砂、珍珠等木质化植被，于长青很费解，不足三十公分的木质化植被就叫森林？他拍下照片，连连问国外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如此计算森林面积。这是中国特色的国情。
在荒漠地区种树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是，这些树将大量抽走地下水。“它们就像一个大型水泵”， 于长青接着讲道。树的蒸腾作用是巨大的，造林工程为了追求时间效益，一般种植杨树等温带落叶阔叶树，但这些大阔叶呼吸阳光和地下水，如果想其生长得好必须有充足的水保证，这无疑破坏了荒漠地区最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当地下水被大量抽走，当地的生态则进一步被消耗。
待实现的梦想
讲座开始之前。于长青在一旁调试电脑，播放幻灯片，很多人上前跟这位主讲人交换名片。接过对方主动递上来的小卡片，他抱歉地说，“不过，我还没有制作名片。”
之前，名片他是有的。上面印着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于长青离开了这个为他而建的研究中心。于长青走了之后，这个研究中心也关了。问及离开的原因，他笑着摇摇头，“他们搞工程，而我是做生态保护的。”
与待印制的名片一样，名片想知道主人是谁，于长青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2010年之前，于长青的工作几乎都围绕着项目进行。2003年，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开张，于长青仍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接着做，其中做得最大的是北京西山的生态恢复规划。
但这些都不是于长青的归属， 在于长青看来，植树造林扩大化的问题根源在于这个工程的管理体制，但这也不单单是植树造林的问题，而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普遍性问题。
2010年离开清华大学，他已是一个经历极其丰富的人。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国际机构的顾问专家、国际组织的项目官员……可问及他最想去的地方，他却说哪儿都不想。他的梦在另一方。“在新疆放羊，虽然也累，但逍遥。这一直是我的梦想，那样的生活太舒服了。”于长青感慨，只可惜家庭在北京，这只能是梦想。
但有一个也许是可实现的梦想。他说他接下来的长远规划，是“希望尽量地洞察我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存在着哪些问题，怎么样去完善它”。
也许，没有身份归属才能让他放手去研究这样的问题。既兼国内外，又兼实践学术，又让他有足够能力去思考。有想法、有能力，并且无压力。他也坦言，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说破“皇帝的新衣”的毕竟是少数。
下午一点半，窗外的阳光活力四射，使劲想挤进屋来。拉上窗帘，于长青在讲桌上严肃地侃侃而谈，“我不反对植树节，我反对的是植树造林扩大化。”
这时距离2011年3月12日，第十三个植树节还有一周，2011年还是联合国为提高可持续管理、保存和发展各种森林确定的“国际森林年”。
前方的黑板上写着一个醒目的标题：《植树节，“反生态”的帮凶？》。
生态保护学者于长青觉得，城市植树是好的，在自家门口种棵树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有问题的是“植树造林”。看着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每年不断上升的森林覆盖率、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六大林业工程，可是反思起来，为什么我们仍然普遍感觉生态环境并没有之前的好？
在于长青看来，植树造林“是个很纠结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少专家、政府官员都意识到，但都没说破，犹如“皇帝的新衣”。
记忆中的布尔根
于长青的“纠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1988年秋至1990年春，于长青在布尔根河狸保护区做河狸考察研究，写硕士论文。
布尔根河狸保护区在新疆东北部青河县境乌伦古河东支查干郭勒乡布尔根河流域。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为保护河狸，将蒙古国流入我国境内的布尔根河，沿河道长约50公里，河两岸各500米划为保护区范围。上面分布着杨、柳等树种组成的天然河谷林。
那些年，交通很不发达，冬天的布尔根，大地盖着厚厚的雪，分不清哪儿是河流、哪儿是草原、哪儿是湖泊，于长青两年的春节都没有回家。也没有电视和广播，北京的消息过了三个月才能得到。
像是与世隔绝的天堂，这里有他太刻骨铭心的回忆。
秋天来了。他从研究所抓了两根大头针，一把小面包出门。野外是蓝天、白云。他骑着马，繁茂的河谷林在风中“沙——沙”，用鼻子嗅一嗅，甚至能闻到河谷林成熟的味道！
“鱼特别多。”于长青想起那时的情景时，眼神深邃，脸上泛起微微的笑。
而2006年，他来到这里想再钓鱼，坐在河边等……两个小时过去，他一条鱼也没有钓到。“灭绝了，就这么快。”他眉头紧皱。
“你可能不相信，我就在那里流眼泪。”于长青回忆着，对记者说。他到布尔根一看，要么是被铁丝网分割的一块块的草场和遍地牛粪，要么是淹没了大片河谷林的“一坝两渠”。“森林都没有了，河狸也没有了。”惆怅写在脸上。
“保护”的精髓
1990年，于长青把硕士论文写完。他收拾行李，作别河狸、河谷林和五道黑（鲈鱼，因身上有五道黑色的斑纹，当地人称其为“五道黑”），带着只属于他和它们的记忆，来到北京。
毕业分配把他送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林科院）。在林科院他也做过关于森林的调查和研究，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植树造林”存在的问题。和其他同事一样，他也觉得植树造林是件公益的大好事。
从1996年开始，他涉足国际组织的项目。第一年在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1997年后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任顾问、官员、主任，直至2003年。国际组织的工作慢慢地改变他的“科研观”。
“主要是关于‘保护’的概念。我们的很多概念都是引自国外，像‘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由此而生的保护动物学、保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科学。但在引进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偏差，国内并无法真正理解‘保护’的精髓。”于长青说。
在我国的科学研究专家眼里，“学术”是最崇高、最神圣的目标。但是在保护生物学领域，这恰恰是错误的。因为，若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可能会为研究野生动物而杀害野生动物。
还没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之前，于长青是个打鸟的神枪手。为了完成论文《泰山鸟类调查》，他每几天就上一次泰山，必带的东西是录音机和枪。看到不认识的鸟，用录音机录下它的声音，好以后细听辨认；再一枪将它打下，回去查书看是什么鸟，然后制成标本。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又是神枪手又会制作鸟类标本，他常帮别人打鸟，觉得天经地义，要研究，就得做标本。
“做保护的，要有使命感。不像做数学，好好研究数学就行了，没有使命没有政治。”国际组织的经历让于长青重新定义保护的概念，他明白，科学研究只是手段，目的是保护动物和环境。“你若为了保护，凭什么杀了它们，拿它们做标本呢？”于长青反思。
当然，今天的他仍然是神枪手，只是这把枪再没有拿起过。现在的鸟类标本已经卖到很高的价格，许多人邀请他建标本室。他坚决不同意。别说让他做标本，他看到有人拿着枪，心里都跟煎熬一样。“就想上去制止别人……我甚至想象如果对方跟我打起架来我要怎么应对。”
国际组织的工作改变了于长青的观念，也让他更进一步接近森林。因为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七年，他做的主要是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保护大熊猫首先是保护这一珍稀物种的自然进化以及为之提供舞台的当地生态系统。”而大熊猫就住在森林里。
于长青的“纠结”
在大熊猫保护这个项目中，于长青慢慢意识到，植树造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纯洁、那么慈善、那么绿色”。他开始陷入植树造林这个“纠结”之中。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8.7%，到九十年代之前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十三，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大幅增长，一直到2009年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也就是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解放初期的两倍还多，但有谁说我们的森林状况比当时好？我们的生态还在持续恶化，每一年环保部门、林业部门都说，（生态状况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
在很多人看来，植树造林的好处、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不需讲，每年都在上升的森林覆盖率绘成图表像一条30度倾斜的向上的直线。然而，于长青展开一张图片，枯死的树苗，成两排单薄站立，没有一片绿叶，画面是一望无垠的土黄色。
牧民桑杰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于长青的纠结，这是于长青亲手调查的案例。
桑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呼德呼都格嘎查，2005年12月15日，当地旗政府、林业局宣布：呼德呼都格嘎查作为公益林项目实施区，将实行全面禁牧。这时桑杰的草原承包刚过了两年，尽管承包合同上写的是30年承包期。
禁牧，把草原圈出来，成“封山育林”区，这在文件上呈现的森林面积已经增长了。看着光秃秃的草原，零星分布着红砂、珍珠等木质化植被，于长青很费解，不足三十公分的木质化植被就叫森林？他拍下照片，连连问国外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如此计算森林面积。这是中国特色的国情。
在荒漠地区种树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是，这些树将大量抽走地下水。“它们就像一个大型水泵”， 于长青接着讲道。树的蒸腾作用是巨大的，造林工程为了追求时间效益，一般种植杨树等温带落叶阔叶树，但这些大阔叶呼吸阳光和地下水，如果想其生长得好必须有充足的水保证，这无疑破坏了荒漠地区最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当地下水被大量抽走，当地的生态则进一步被消耗。
待实现的梦想
讲座开始之前。于长青在一旁调试电脑，播放幻灯片，很多人上前跟这位主讲人交换名片。接过对方主动递上来的小卡片，他抱歉地说，“不过，我还没有制作名片。”
之前，名片他是有的。上面印着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于长青离开了这个为他而建的研究中心。于长青走了之后，这个研究中心也关了。问及离开的原因，他笑着摇摇头，“他们搞工程，而我是做生态保护的。”
与待印制的名片一样，名片想知道主人是谁，于长青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2010年之前，于长青的工作几乎都围绕着项目进行。2003年，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开张，于长青仍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接着做，其中做得最大的是北京西山的生态恢复规划。
但这些都不是于长青的归属， 在于长青看来，植树造林扩大化的问题根源在于这个工程的管理体制，但这也不单单是植树造林的问题，而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普遍性问题。
2010年离开清华大学，他已是一个经历极其丰富的人。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国际机构的顾问专家、国际组织的项目官员……可问及他最想去的地方，他却说哪儿都不想。他的梦在另一方。“在新疆放羊，虽然也累，但逍遥。这一直是我的梦想，那样的生活太舒服了。”于长青感慨，只可惜家庭在北京，这只能是梦想。
但有一个也许是可实现的梦想。他说他接下来的长远规划，是“希望尽量地洞察我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存在着哪些问题，怎么样去完善它”。
也许，没有身份归属才能让他放手去研究这样的问题。既兼国内外，又兼实践学术，又让他有足够能力去思考。有想法、有能力，并且无压力。他也坦言，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说破“皇帝的新衣”的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