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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都是寂寞的，也唯有守得住这份寂寞，方能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内地大学越办越大，官场上流行“博士市长、硕士局长”，许多官员用公费读学位。一个教授带十数个博士研究生是寻常事。博士生发表论文要署导师的名字。年前一个大学校长卷入了抄袭丑闻，因为他的名字列在一篇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的前面，而这篇论文被揭发是抄袭的。事件反映了内地学林不正之风的一角。
看到这种风气，不能不想到陈寅恪和他的学生之间那种师生的情意，真是令人感慨。笔者曾经多次为文谈及陈寅恪的人格、学术成就和影响。最近读《蒋天枢传》，对此体会更深。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清华国文研究院毕业，是梁启超和陈寅恪的及门弟子，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是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多种专著传世。不过他更为人称道的，是在晚年放弃自己在研究方面的发展，而是全力搜集、整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这不是普通的师生之谊，而是师生共同为完成小国文化的传承所作的艰巨努力。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为十国学林高风，也表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的风骨，
陈寅恪从“反右”开始就无法正常讲课，只能以既盲义膑的残疾之驱，继续学术研究。陈寅恪对时局的惊人判断能力，来自他深厚的历史学养，来自他的独立的精神和人格。他对“文革”有预感，知道这一场灾难的降临，将是中国文化一劫。他了解蒋天枢的为人，在1964年亦即“文革”前夕，正式委托蒋天枢整理和编辑自己的文集，尽管他知道自己“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但他知道国运总有昌盛的一日，自己的一生心血也总有为后人所了解的时候。
蒋天枢解放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不趋炎附势，也不在政治运动中投机，故在“文革”中没有吃太大的苦头，得以全力执行恩师的委托，在举国对文化革命的时候，这样做要克服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1969年陈寅恪在广州含冤去世，消息传出，海外震动。7年后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拨乱反正。蒋天枢终于可以公开推展有关陈寅恪遗稿的丁作，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7卷本的《陈寅恪文集》，为海内外学者首次提供了陈寅恪比较完整的学术遗产。期间，蒋天枢所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缉》也出版了。现在所有的有关陈寅恪的研究，都需借助这一基础。弟子不负所托，陈寅恪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寅恪的弟子，除了个别败类之外，都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栋梁，能够被称为“陈门弟子”，是一种荣耀，也只有陈寅恪能够成为“门”。陈寅恪本人没有学位，尽管他在海外游学20多年；他长期执教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本科，凡是听过他讲课和受到他执教的学生，无不对陈充满敬意。和今天的“博士大跃进”相比，蒋天枢和陈寅恪的这样的师生已成绝响。
2005年11月我到广州的中山大学讲学，得以在陈寅恪故居外伫立，向这位大学者表示敬意。在校图书馆有陈寅恪的陈列室，虽然只有一些照片和少量书籍，毕竟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凭吊先生的所在。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都是寂寞的，也唯有守得住这份寂寞，方能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蒋天枢传》，朱浩熙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部主任)
内地大学越办越大，官场上流行“博士市长、硕士局长”，许多官员用公费读学位。一个教授带十数个博士研究生是寻常事。博士生发表论文要署导师的名字。年前一个大学校长卷入了抄袭丑闻，因为他的名字列在一篇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的前面，而这篇论文被揭发是抄袭的。事件反映了内地学林不正之风的一角。
看到这种风气，不能不想到陈寅恪和他的学生之间那种师生的情意，真是令人感慨。笔者曾经多次为文谈及陈寅恪的人格、学术成就和影响。最近读《蒋天枢传》，对此体会更深。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清华国文研究院毕业，是梁启超和陈寅恪的及门弟子，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是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多种专著传世。不过他更为人称道的，是在晚年放弃自己在研究方面的发展，而是全力搜集、整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这不是普通的师生之谊，而是师生共同为完成小国文化的传承所作的艰巨努力。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为十国学林高风，也表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的风骨，
陈寅恪从“反右”开始就无法正常讲课，只能以既盲义膑的残疾之驱，继续学术研究。陈寅恪对时局的惊人判断能力，来自他深厚的历史学养，来自他的独立的精神和人格。他对“文革”有预感，知道这一场灾难的降临，将是中国文化一劫。他了解蒋天枢的为人，在1964年亦即“文革”前夕，正式委托蒋天枢整理和编辑自己的文集，尽管他知道自己“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但他知道国运总有昌盛的一日，自己的一生心血也总有为后人所了解的时候。
蒋天枢解放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不趋炎附势，也不在政治运动中投机，故在“文革”中没有吃太大的苦头，得以全力执行恩师的委托，在举国对文化革命的时候，这样做要克服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1969年陈寅恪在广州含冤去世，消息传出，海外震动。7年后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拨乱反正。蒋天枢终于可以公开推展有关陈寅恪遗稿的丁作，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7卷本的《陈寅恪文集》，为海内外学者首次提供了陈寅恪比较完整的学术遗产。期间，蒋天枢所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缉》也出版了。现在所有的有关陈寅恪的研究，都需借助这一基础。弟子不负所托，陈寅恪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寅恪的弟子，除了个别败类之外，都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栋梁，能够被称为“陈门弟子”，是一种荣耀，也只有陈寅恪能够成为“门”。陈寅恪本人没有学位，尽管他在海外游学20多年；他长期执教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本科，凡是听过他讲课和受到他执教的学生，无不对陈充满敬意。和今天的“博士大跃进”相比，蒋天枢和陈寅恪的这样的师生已成绝响。
2005年11月我到广州的中山大学讲学，得以在陈寅恪故居外伫立，向这位大学者表示敬意。在校图书馆有陈寅恪的陈列室，虽然只有一些照片和少量书籍，毕竟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凭吊先生的所在。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都是寂寞的，也唯有守得住这份寂寞，方能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蒋天枢传》，朱浩熙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