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相信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全球范围内巨额并持续性的貿易逆差和顺差，最终导致不可持续发展——是由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低消费和高储蓄造成的。
　　 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变得富有。为什么这样可能有效？
　　 事实上，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续性的貿易赤字和盈余，最终却难以持续，难以为继——这源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消费太少，储蓄过多。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所有国家经济体的貿易赤字和盈余之和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导致该国貿易顺差，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将产生貿易逆差。
　　然而，仅仅因为顺差和逆差相关，就认定中国要对美国的貿易逆差负责是可笑的。此外，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动态的福利。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只有先进行自我积累，才能产生投资基金，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来说，高储蓄只发生在各种社会福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经济失衡不应该被视为双边（中美）的问题，而是全球多边问题。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貿易赤字和中国的貿易盈余推出相关法案，以期调节失衡的全球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对中国的进口物品收取惩罚性关税，不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地位等等。一些观察家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压力，中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将很难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迅速增加的消费仍达不到预期，特别是在投资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难题。
　　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致富！首先，如果我们看中国那些人均收入超过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费速度已经快于工资收入和投资增幅。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国的6%。这表明随着中国收入的增长，其整体的储蓄率自然会下降。国际社会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采取惩罚性政策延缓其经济增长。其次，如John Ross告诉我们的那样，投资也会产生需求。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对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可以帮助西方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以此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有着较高的投资与收入比例，但要注意，这个比例如此之高，不只是因为它的分子在增大，而且还因为分母仍然如此之低。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动态分析中，变量是人均资本，而非单位平均资本。也许很多人可能会怀疑我在研究中国时所使用的统计数据，间接的证据表明，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有增加消费的意愿，也有增加消费的不安。
　　我并不是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可以被轻易解决，也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许中国的结构转型短期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增长轨迹，只能加剧全球经济失衡。
　　当中国变得富有，全球贫困将大大消减，横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贫困差异也会减小。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社会，推动貿易平等不应该仅限于国界之内，而是从全球的范围内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