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还是双边；区域，还是全球；这似乎总是一个悖论。
　　
　　今年5月初，韩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新政府提交了两份极有分量的外交照会，一份是已是路人皆知的“韩国政府要求日本重新审议新编教科书的条目清单”，另一份则是目前尚在政府和产业界高层流转的“韩日自由贸易协定清单”。这两份照会不仅事关两国政府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和2002年的双边关系进展，而且对整个东亚局势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只是中国公众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有关交涉上，刚刚成立的小泉内阁对后一份照会却可能更感兴趣。
　　几乎是在同时，日本新政府也向新加坡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就2002年开始的日新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正式换文。新加坡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很起劲，目前它与新西兰签定的名为“紧密经济伙伴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已经生效。亚太地区除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以外，彼此间的双边、三边甚至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突然增多。为什么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蹉商在近期突然红火起来？这种带有排他性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对缔约方有怎样的好处？对中国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挑战WTO的权威
　　
　　本来亚太地区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世贸组织成员，连中国大陆正式入世和台湾成为WTO的一个独立关税区也为期不远了，亚太地区完全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接近统一的条件下实现各经济要素间的自由流动或称市场配置。理论上讲，世贸组织是安排贸易自由化的权威，否则又如何能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呢？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以及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机构也都曾迷信过WTO的功能，不仅引起争议的双边贸易纠纷提请它仲裁，有关未来投资自由化的蓝图也拿到WTO的秘书处去讨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WTO神话的光彩却在消退。它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暴露出来：它无法照顾到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特性保护和产业调整之需；它无法高效率地协商出共同的游戏规则以及对某种过时了的规则的修正方案；如果美国的某一局部利益过于明显而有可能受到相关条款制约时，WTO最终往往会产生双重标准而迁就美国的利益；WTO更多的是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有较大的规范性，但在面临文化产业领域、信息产业部门、知识产权转让、环保与劳工标准等方面的新问题和新争议时，经常束手无策而不了了之。
　　最近几个月来，亚太地区也出现了若干典型性的争议而使人们对WTO的权威产生了怀疑。如关税收入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知识产权的转让费用又是发达成员和跨国公司的强项收益，然而软件出口（主要是通过网络出口）以及电子贸易的兴起，都对关税征管和知识产权的转让监督造成了真空，WTO却对此拿不出什么良策。又如随着私人旅行在国际空间的自由流动，旅游市场、运输体系、入境管理、卫生检疫、免税商务等相关业务如何在一体化的基础上照顾各国、各地区的利益，WTO也没有什么说法。货币风险的防范、信息资源的共享、人员往来的便利等自由贸易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新要求，WTO也只是在研究之中。克林顿还在位时，WTO曾在西雅图举行了第3次部长级谈判，也想从全球化的层面解决一些本世纪之初的若干实际问题，遗憾的是这场“千年回合”谈判中途流产了。但是实践永远走在规则的前面，私人资本流动极其活跃的亚太地区已经等不及WTO的第4次部长级谈判了，更务实的做法便是先解决当务之急，即为小范围的或称次区域的商务往来提供具有法律保障的便利最大化，这就促使了双边或三边的自由协定的蹉商在亚太地区成为热门。
　　
　　排他性的便利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除了是对WTO有关谈判进程迟缓的批判和便于尽快起步等特性外，其实施对企业、对部门和有关国家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根据现有的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对次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便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保证双方均能最大限度地获利。如美国和墨西哥根据几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企业尤其是含有品牌优势的像麦当劳之类的跨国公司在墨境内开设分支机构可以不受行政审批限制，而作为交换条件，麦当劳总部将不再收取品牌使用费，显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相反的例子发生在美日之间，由于美日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上日本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在经营了30年以后，于2000年到期，日本的合作方马上感到了新合作条款的苛刻。经过长达7年的艰苦谈判，美日议定从2001年到2010年，日本麦当劳要向美国总部支付金额占年销售额2.5%的使用费，此后到2030年则要上交3%，而1971年到2000年间只不过上交1%，日本人对此新规定自然是心痛不已。
　　2、可以避免结构相似的国家间产生恶性竞争。因历史传统、地理因素、气候条件、技术力量等原因，有些国家尤其是具有地缘关系的邻国之间，会出现产业结构类同化的现象。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泰国和越南的大米，都曾对各自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容，出口也不会永远增长，如果不加以协调而听任生产者自由竞争，则必然两败俱伤。所以美加已经先行一步，根据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放弃了发展轿车工业的目标，其境内的有关厂家均由通用和福特按协议收购；作为交换，美国则放弃了火车的生产，其境内诸厂由加拿大企业来控股。这样在北美市场，美国的轿车和加拿大的火车都得以避免了恶性竞争，并实现了规模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加拿大没有名牌小轿车，美国连火车头都不会生产，实际上两国都拥有此类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最终生产力服从了生产关系。
　　3、可以降低国家在全球化竞争态势下的总量成本。在全球化时代，虽说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和其它经济要素，不过在单位时间内的风险还是经常性地发作，有时就逼得国家出面为要害行业争取一些竞争力方面的便利。如2000年的石油价格狂涨，让95%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经济吃尽了苦头，全年为之多付出400亿美元的涨价后支出，几乎对日本石化行业的利润造成毁灭性打击。后来日本政府出面和新加坡洽谈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的原油从2002年起全部在新加坡炼油，新加坡在相关费用上以减收15%为优惠条件。这样日本降低了总成本，新加坡也找到了固定的客户，显然两国都降低了支柱产业的经营风险，并提升了竞争力。
　　
　　经济结盟的条件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既然有如此明确的好处，那么应当如火如荼地普及到全球各个角落了？但实际上非常成熟且相当成功的此类协定还不是很多，因为和任何经济技术合作一样，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酝酿和实施都是有条件的。通常说来，下面三个条件是关键性的和必须具备的：
　　首先，双方的经济水准差距不能过大。一般而言，人均GDP之差不能超过4倍，而在2倍左右时相对顺利些。如日本和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差距都是2倍左右，经济水平高的一方有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便利，而另一方则有成本控制和市场需求上的优势，结合起来就是综合竞争力。而差距过大，即便是地理相邻、需求存在、政府热情，也不容易达成协议。即便是达成了协议，过了河最后还是要拆桥的。如韩国和朝鲜之间就谈不成自由贸易协定，虽然金大中和金正日都希望以共同关税的互惠来缔造出一个民族经济共同体来，但终因差距过大而成为一种空想，甚至连已经运作3年的金刚山观光项目也因朝方不能兑现有关承诺而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次，在相关合作条件上要能够互相衔接。如海关能够协调行动，金融机构能够互相配合，主管部门能够统一协商等，这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称得上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楷模。目前澳新两国的海关已经实现了联网和统一关税，也就是说不仅两国商品彼此间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其它国家的商品出口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像出口到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界已称之为“澳新联邦”）。澳新两国目前还是两种货币，但共同拥有一个中央银行即澳新银行，每季度都对两国境内的外汇流通、资金流量、货币投放等市场情况进行统一评估和监控，两国的黄金价格也是统一的。两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也都有季度例会，以便进行政策协商和信息沟通，所以两国经济基本上是荣辱与共了。
　　另外，市场的增量要相对明确。如果某国经济因投资不稳、政局混乱、消费乏力等因素而处于萧条状态，那么不仅市场无法实现扩容，而且原有业务也会缩水，这样自由贸易协定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新加坡和印度之间正在洽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关键就是在于印度看准了新加坡的软件进口将超常规地增长，而印度的金融服务也将有大规模的扩容——这又是新加坡能够大力开发的一个市场业务，所以两国的接近是必然的。而印度和越南之间就不可能进行此类谈判，虽然两国人均GDP相近、地理相距也不远，但是软件和大米都是越南和印度无法大量进口的，就是彼此间给予对方产品以零关税的待遇也没用。
　　
　　受排挤的为何总是中国货
　　
　　中国大陆是个产业结构丰富、市场潜力明显、对外联系频繁的经济体。中国已被国际经贸界称之为21世纪之初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也被看作是未来10年对外依赖将急剧上升的一个庞大市场。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十五”计划，到2005年的外贸总量将突破8000亿美元的规模，即相当于东盟10国现在的外贸总规模，排名有可能跃居世界第3。不过世界银行的《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产品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这是有充分迹象证明的，如家电行业每年都要杀个天昏地暗的价格大战，作为全国零售中心城市上海2000年的商业利润率只有1.6%（低于银行年利率），一些在90年代初期曾红遍全国的外资消费品牌逐渐淡出市场等，都预示着旧经济微利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商品依据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势头也将受到明显的遏制，针对中国出口强项的反倾销举措将频频出台。国内一些产业已经在对外贸易大战中吃了不少苦头，如中国的照相机被逐出了墨西哥市场，电灯泡被逐出了荷兰市场，服装和鞋被美国市场大力挤压，仅服装出口每年被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和被迫回撤货物就高达20亿美元。然而，在中国商品被逐出这些传统市场时，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却依然在那儿销售，有的还替代了原先中国货的市场份额。
　　如果中国大陆和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是某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商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
　　假设中国和韩国之间有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确立彼此受惠的大宗贸易清单，那么就不会出现中方大量进口韩方手机，而韩方却要驱逐中方大蒜的局面；也不会发生浦项钢铁公司的热轧产品稳稳占据中国市场，而宝山钢铁公司的冷轧产品却被韩国市场拒之门外的怪事。最近的中日贸易磨擦也是一样道理，一方面低价格的大葱、蘑菇等中国农产品遭到了日方的惩罚性关税的遏制，另一方面有质量差异的东芝电脑、松下手机、三菱汽车等日方高附加值产品却继续在中国市场狂销。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大概举天之下只有中国商人能忍受，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于逆境商战了。而面对一些排他性的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始终无意参加，哪怕自己的产品受到那些协定签约方的产品的市场挤压。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如果日本和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正式启动，那么日本中药将依据新加坡市场提供的单方面优惠关税便利，赢得针对中国中药的全面优势。这种不利于中国的经贸联盟今后将会经常发生，中国要走出逆境，突破包围圈，也必须在构筑双边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做出努力。
　　
　　香港的傲慢
　　
　　观察家们发现，香港特区和中国大陆一样，也是不参加地区性的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经济体，这又是为什么呢？很多投资者对此也都迷惑不解。
　　其实，双边或三边之类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多的是对农业大国、制造业大户等经济成员有利，对于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体来说意义不是很大。香港就是如此，它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了92%的惊人比重，它没有农业利益要保护，它的制造业绝大部分也已在90年代转移到华南地区了，因此以减低进口关税为主要便利手段的双边贸易协定对香港没有什么吸引力。加上香港本身是WTO的成员，能够享受到有关商务便利；又由于香港作为自由港，在关税方面也无须做出进一步的变更了，所以香港对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谈判毫无兴趣。
　　香港的注意力更多地在于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会展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以获取长远的利益。香港特区在上述更符合自己产业需求的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如在旅游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争取欧盟承认了香港护照且可免签证，放宽了内陆人士赴港旅游的限制，香港旅游协会在世界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迪斯尼亚洲项目也落户香港。这些举措对香港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观光客源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也有助于增强香港消费市场的景气。所以，香港倚重服务业的经济结构使它有资格轻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