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皇帝与皇室被“革命”之后，如何找到一种纪律化、组织化的政治精英团结核心，以应对内外危机，是中国转型的巨大问题。孙文为此所做的重大努力之一，就是组建党魁极权式的中华革命党。这不仅是孙文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革命党人惩前毖后的结果，更是时代大势施于国人的被动而又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中华革命党；党魁；誓约
　　帝制之后的国家元首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脉主线，而元首制度能否成功转型又是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破旧立新”的关键。平心而论，从1912年孙文先生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中国在元首问题上引发的争议之大，走过的弯路之多，恐非百万言不能澄清。观滴水以见沧海，今且以孙文先生手创的《中华革命党誓约》之“党魁”问题为核心，以期能管窥一二。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流亡到日本，痛定思痛，认为革命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同年9月27日，他组建中华革命党，亲手拟定入党誓约，以“发起重新党帜”。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誓约全文如下：“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借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在黄兴等原同盟会员看来，“附从孙先生”与“每人加按指模”这两条无异于江湖帮会作风，与近代政党殊异，当时有人就指谪孙先生“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以党员服从命令，则为丧失自由”。后世学界谈及此事，亦多差评。但若把孙文的这一偶然举动放入大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以党魁为核心的极权政党，并非偶然，实为近代中国应对“救亡”危机时的无奈之举。
　　一、现实斗争的需要：重拾信心凝聚力量
　　孙文迫不及待地通过宣誓组党，主要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让革命党人重拾信心；二是凝聚力量对付袁世凯。袁世凯的打击使二次革命后的革命党人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在此危机存亡之秋，有必要迅速恢复革命党人的信心，使革命事业不致于前功尽弃。所以，孙文重组一个团结的革命党，凝心聚力，共赴前程，已成当务之急。然而，鉴于兴中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教训，仅靠危急时刻构筑的临时团结，对抗强敌尚且力不从心，更遑论“竟辛亥之功”。
　　二、惩前毖后的教训：纯洁队伍整饬纪律
　　总的看来，会党这一传统组织形式弊端有三：一是人员素质流品不一，思想混乱；二是组织架构松散，纪律松弛；三是帮会义气色彩浓厚，区域家族特征明显，难以承载“天下为公”的理想。尽管已赋予会党新的行动纲领，但实践证明，此类团体既难聚心以同仇敌忾，又易囿于小惠被各个击破。而此时的会党纲领又与孙文“三民主义”的初衷格格不入。他曾深恶痛绝地说，会党“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为了惩前毖后，进行组织调整，纯洁队伍、整饬纪律尤为必要。而他的游历见闻和个人偏好，加上梁启超等人不断地介绍西方组建政党的方式，使他倾向于将传统会党改组为思想纯粹、纪律严明的现代精英组织，即中华革命党。
　　相比传统的精英团体，新的团结组织剥离了“家”的层层负担，使精英从“家”的束缚中挣脱，以全心为国效命。同时该组织将用党的形式把全国的政治精英吸纳于同面旗帜下，以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来代替皇室，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但是，完全剥离“家”的因素又会损耗“家”的顽强斗志。为了全力应对内外危机，单单有一个团结的、纪律严明的党还是不够的，这个党还必须保留“家”的核心，即由富有权威的党魁来做领袖。
　　三、时代大势：以党魁来促进精英团结核心的重构
　　无疑，党魁的存在形式会决定国家的体统，这一点，孙文亦很清楚。二次革命之后的革命党客观上需要一位强势人物挺身而出，助党渡过难关。孙文组建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然而当时的孙文，名为党魁，实为党傀。故而在《中华革命党誓约》中，他围绕党魁，作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决定：第一，党魁的权威近乎专制。第二，党魁的政治影响近乎终身。这两个决定，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首先，不确定党魁的权威，以党治国的效率就不高。国民党后来的委员会制松松垮垮，成事不足，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党治所需的核心，是有强有力的党魁。再次，从历史发展看，党魁的政治影响近乎终身，不是孙中山一个人想要如此，蒋介石、毛泽东等亦然。
　　传统时代的国家通过文官郡县制，将天下精英聚拢于皇室朝堂之下，实现统治。皇室既为核心，皇帝即为魁首。至于近代，国基震荡，政治精英“自处处人，两无是处”。中国要御侮图存，首先需要一个极强的、团结的精英集团的力量。在时人看来，能堪此任者，非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莫属。但事实证明，该精英团体实属强弩之末，根本无力应对西方的全面冲击。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公天下”的转变。但旧核心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新核心的建立，国家需要党魁来领导一盘散沙的精英力量，完成政治精英团结核心的重构。
　　誓言中的“誓共生死”，“誓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字眼，具有浓厚的中国帮派色彩。但作为基督徒，孙文又对西方的誓约仪式极为重视。[[]]除了孙文个人意志坚决外，广大革命党员相对消极默认的态度，也使得中华革命党的这种极权党魁观念极易生成。一方面军中元老黄兴未公开反对，同时虽然当时国民党要员多“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但多是消极观望，否定者寥寥无几。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党誓约》中的极权党魁理念，是传统皇室的核心——皇帝在现代西方冲击下的一种蜕变，是政治精英团结核心的再造。鉴于传统中国的集权特征及国家元首在其中的角色分量，可以说，在当时环境下，没有核心式的权威人物存在，国家难以安宁。这是在皇帝与皇室被“革命”之后，为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纪律性、组织化的政治精英团结核心，孙文及其领导的革命党所做的一次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