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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则新闻，一位老人迷信各种磁疗、远红外、微波、生物能……每天絮絮叨叨：“是××保健品救了我，不然我早死了。”最后的转机，是老人家遭遇非法集资，积蓄被骗光，没钱了，家人控制经济来源，才算远离“××保健品”。另一则新闻，一位老人去世，在他确诊重疾之后到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买了八九万元的“保健品”，却不肯到正规医院治疗。
在“老年人保健品骗局”中，有几个参与程度不同的相关方：“保健品”的生产销售方、监管部门、入局的老人们、“我们”——老人家的亲友团。
“市场”
“保健品”的产销方还要细分为厂家和销售渠道，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伙的。厂家提供产品，也就是“保健品”。销售，则手把手将老人家们牵到“局”里。
无论在哪个国家，保健食品都是食品，不是药，不可以宣称自己有药用价值。宣称自己有“神奇疗效”的保健食品，不必检验，都是骗子。
在中国，中药的存在，使保健食品与药品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一种生物产品，比如某种蛇，既可以是一种食材，也可能是某种中药材，还可以是“滋补品”，一种很难界定其范畴的东西。
这使不法厂商在保健食品中添加药剂成分的动机更强了。因为很多消费者根本就没有分清保健食品和药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购买服用保健食品时，是把它当作药品的替代品，甚至是“超级药品”看待，指望能有一般西药达不到的“神奇”疗效。
非法添加的害处非常明显，有时是致命的。非法添加有些是管制类药品，如在止咳药中添加吗啡类及其衍生物，也有正在应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如壮阳药里添加西地那非（就是“伟哥”）——想想那些“硬三天”“草本固精”“西藏牦牛鞭”等城乡结合部味道浓郁的“药”名吧，都是这类货色。因为没有明确剂量提示，也没有医嘱，宣称无副作用，这种“保健食品”常常导致患者盲目加大剂量，导致的事故很多。更可怕的还有在保健食品中加副作用太强的上一代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比如降压的硝苯地平，猛加，是食品么，又猛吃……
還有些保健食品，比如有机锗类保健食品，在欧美很多国家，早已确认对人体有毒害作用，限制上市，但在中国仍大行其道。这就像何首乌的毒性早就确凿无疑，但因为是“传统中药”，我们就会赫然在正规超市的调料柜上看到有何首乌出售一样。
保健食品在美国和中国的监管也有些差异。FDA实际上比较弱势，保健食品不需要审批，宽进严管，一切责任由厂家担负。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并不过问。这也仰赖美国完善的法治体系。中国情况刚好相反，需要审批，想拿到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并不容易——但一旦通过审批，实际销售中的管理就没那么严了。保健食品廠商在广告宣传中打擦边球的比比皆是。
当然，有些保健食品，因为有“中药”或“滋补品”的光环相加，暗示疗效更为“合法”。比如“药食两用”的阿胶，就宣称“对缺铁性贫血和失血性贫血、咳血、吐血、便血、衄血、尿血、功能性子宫出血、妊娠胎漏等出血症有很好的疗效”。当然，还不止此，很多民间宣传的阿胶疗效更神乎其神，几乎包治百病。这其实已经属于“夸大宣传”，但药典上白纸黑字，监管部门也没什么办法。
从销售手段上说，目前保健食品常见的销售手段，直销、面销、会销……非议也不少。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这样描写保健食品销售场景：
进门就被镇住了。像是在开联欢会，老头老太太上去唱！骗子们把他们的老巢搞成了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性质，老头老太太特愿意去，欢声笑语一片。骗子比儿子亲，儿子光想花老子的钱，骗子才关心老子的身体。然后怎么办，认骗子当干儿子呗。不夸张，真的，卖蜂胶胶囊的店里一百多个老人，全认一个骗子当干儿子了。
这些骗子抓住老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讲个课发个毛主席像章啊、发一纸儿挂面啊、发个梳子啊什么的，天天讲天天发，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在销售端，除了暴力胁迫或传销，一般的直销、会销性质的销售方式，无论里面有多少“洗脑”或是“暗示”，只要在监管红线之内，甚至只要不出线太远，很难监管到位。这可能和保健食品本身的灰色属性密切相关，而“药食两用”的现实存在，又将这一领域的灰度大大增强了。
老人
老人都容易被骗子盯上。老人的弱点，主要是信息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方面可能是信息本身匮乏，也有很多老人家是主观问题，交流、沟通、获取知识的能力与意识欠缺。
但是，中国的老年人，确切地说，大致出生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老年人，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一代中国老人家青少年时，经历过极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有的信息都是自上而下、强行灌输的。这使他们中很多人的质疑精神、自学能力、知识更新的办法，乃至获取新知的欲望，都受到了压抑。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他们已经人近中年，自我更新、重塑的能力，无论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等价值观层面，还是对于信息的接收的方法论层面，都受到了限制。
在中国，1980年之后至今，是一个时代列车猛然加速的时代。对很多今天的老人家来说，变化不是匀速线性的，就像把他扔到了外国。时代跃进的过强张力，会给人带来巨大焦虑和错位感，而且影响是全方位的。
在所有变化中，城市化的影响又尤其大。1980年前中国也有大城市，但那时即便是上海北京，老人独居空巢的情况也没那么普遍。老年人空巢现象，大概还是2000年后，成为比较为人关注的现象。空巢老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就不多说了，结果是普遍相同的：他们缺乏温情，缺乏关注，甚至缺乏安全感。
这一代人，在当年“砸三铁”“国企改制”时，就是所谓“40-50”一代。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几乎没有机会选择转型。即便是那些运气较好，没有遇到极端困境的人，也必然会遇到其他不那么显眼却很真实的压力。他们的无力与和失落不仅体现在能力上，也会体现在心理上。
我就见过，有老人明明家里计算机放了好几年，但不去手把手教，他们是不会主动打开电脑自己尝试的，尽管一个7岁孩子都能很容易自行掌握相关操作。很难形容他们的这种心境：既抗拒，又恐惧。
在“老年人保健品骗局”中，有几个参与程度不同的相关方：“保健品”的生产销售方、监管部门、入局的老人们、“我们”——老人家的亲友团。
“市场”
“保健品”的产销方还要细分为厂家和销售渠道，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伙的。厂家提供产品，也就是“保健品”。销售，则手把手将老人家们牵到“局”里。
无论在哪个国家，保健食品都是食品，不是药，不可以宣称自己有药用价值。宣称自己有“神奇疗效”的保健食品，不必检验，都是骗子。
在中国，中药的存在，使保健食品与药品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一种生物产品，比如某种蛇，既可以是一种食材，也可能是某种中药材，还可以是“滋补品”，一种很难界定其范畴的东西。
这使不法厂商在保健食品中添加药剂成分的动机更强了。因为很多消费者根本就没有分清保健食品和药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购买服用保健食品时，是把它当作药品的替代品，甚至是“超级药品”看待，指望能有一般西药达不到的“神奇”疗效。
非法添加的害处非常明显，有时是致命的。非法添加有些是管制类药品，如在止咳药中添加吗啡类及其衍生物，也有正在应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如壮阳药里添加西地那非（就是“伟哥”）——想想那些“硬三天”“草本固精”“西藏牦牛鞭”等城乡结合部味道浓郁的“药”名吧，都是这类货色。因为没有明确剂量提示，也没有医嘱，宣称无副作用，这种“保健食品”常常导致患者盲目加大剂量，导致的事故很多。更可怕的还有在保健食品中加副作用太强的上一代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比如降压的硝苯地平，猛加，是食品么，又猛吃……
還有些保健食品，比如有机锗类保健食品，在欧美很多国家，早已确认对人体有毒害作用，限制上市，但在中国仍大行其道。这就像何首乌的毒性早就确凿无疑，但因为是“传统中药”，我们就会赫然在正规超市的调料柜上看到有何首乌出售一样。
保健食品在美国和中国的监管也有些差异。FDA实际上比较弱势，保健食品不需要审批，宽进严管，一切责任由厂家担负。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并不过问。这也仰赖美国完善的法治体系。中国情况刚好相反，需要审批，想拿到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并不容易——但一旦通过审批，实际销售中的管理就没那么严了。保健食品廠商在广告宣传中打擦边球的比比皆是。
当然，有些保健食品，因为有“中药”或“滋补品”的光环相加，暗示疗效更为“合法”。比如“药食两用”的阿胶，就宣称“对缺铁性贫血和失血性贫血、咳血、吐血、便血、衄血、尿血、功能性子宫出血、妊娠胎漏等出血症有很好的疗效”。当然，还不止此，很多民间宣传的阿胶疗效更神乎其神，几乎包治百病。这其实已经属于“夸大宣传”，但药典上白纸黑字，监管部门也没什么办法。
从销售手段上说，目前保健食品常见的销售手段，直销、面销、会销……非议也不少。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这样描写保健食品销售场景：
进门就被镇住了。像是在开联欢会，老头老太太上去唱！骗子们把他们的老巢搞成了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性质，老头老太太特愿意去，欢声笑语一片。骗子比儿子亲，儿子光想花老子的钱，骗子才关心老子的身体。然后怎么办，认骗子当干儿子呗。不夸张，真的，卖蜂胶胶囊的店里一百多个老人，全认一个骗子当干儿子了。
这些骗子抓住老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讲个课发个毛主席像章啊、发一纸儿挂面啊、发个梳子啊什么的，天天讲天天发，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在销售端，除了暴力胁迫或传销，一般的直销、会销性质的销售方式，无论里面有多少“洗脑”或是“暗示”，只要在监管红线之内，甚至只要不出线太远，很难监管到位。这可能和保健食品本身的灰色属性密切相关，而“药食两用”的现实存在，又将这一领域的灰度大大增强了。
老人
老人都容易被骗子盯上。老人的弱点，主要是信息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方面可能是信息本身匮乏，也有很多老人家是主观问题，交流、沟通、获取知识的能力与意识欠缺。
但是，中国的老年人，确切地说，大致出生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老年人，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一代中国老人家青少年时，经历过极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有的信息都是自上而下、强行灌输的。这使他们中很多人的质疑精神、自学能力、知识更新的办法，乃至获取新知的欲望，都受到了压抑。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他们已经人近中年，自我更新、重塑的能力，无论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等价值观层面，还是对于信息的接收的方法论层面，都受到了限制。
在中国，1980年之后至今，是一个时代列车猛然加速的时代。对很多今天的老人家来说，变化不是匀速线性的，就像把他扔到了外国。时代跃进的过强张力，会给人带来巨大焦虑和错位感，而且影响是全方位的。
在所有变化中，城市化的影响又尤其大。1980年前中国也有大城市，但那时即便是上海北京，老人独居空巢的情况也没那么普遍。老年人空巢现象，大概还是2000年后，成为比较为人关注的现象。空巢老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就不多说了，结果是普遍相同的：他们缺乏温情，缺乏关注，甚至缺乏安全感。
这一代人，在当年“砸三铁”“国企改制”时，就是所谓“40-50”一代。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几乎没有机会选择转型。即便是那些运气较好，没有遇到极端困境的人，也必然会遇到其他不那么显眼却很真实的压力。他们的无力与和失落不仅体现在能力上，也会体现在心理上。
我就见过，有老人明明家里计算机放了好几年，但不去手把手教，他们是不会主动打开电脑自己尝试的，尽管一个7岁孩子都能很容易自行掌握相关操作。很难形容他们的这种心境：既抗拒，又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