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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底开始，特赦战犯的消息渐渐传开，人们从斗争形势逐步趋缓看到了希望。党内外反映强烈，战犯都要放了，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就更要释放。毛泽东胸有成竹，说：先党外，后党内。他指示解放干部，让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4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解放干部深得人心。这是华国锋任副总理后做的第二件事。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1972年春让在京的、疏散到各地的及在干校劳动的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回京检查身体，改善了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些干部大多是60岁左右的老人，经过长期关押，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这些措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允许家属到秦城监狱探望。1972年9月，开始从秦城监狱、军队兵营、交通干校、政法干校等处放人。
在解决各单位领导班子时，陆续解放、结合了一些老干部。解放部一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专案中涉及的干部都由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组织部、总政负责人列席。“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打倒老干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极力阻挠、干扰、破坏这项工作。解放干部的阻力很大，阻力就来自于“四人帮”。解放干部只能从容易的做起，很明显的冤案先平反，没有历史问题的先解放，没有争议的同志先起用。对解放干部之难，叶剑英深有感触。1974年7月，他写了一首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他给华国锋看过这首诗。
再难，有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主持，政治局同志的努力，这个工作不断地缓慢地向前推进着。
1973年，毛泽东在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陕西省委书记舒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等人的信上作了批示。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约有70名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其中约有30名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分配工作，只是有行动自由，仍然赋闲在家。1973年底，最引人注目的是，“文革”中最早被打成反革命的“彭、罗、陆、杨”中的罗瑞卿被解除关押，恢复自由。罗瑞卿恢复自由为公安系统解放干部创造了条件。但是直到1975年6月，罗瑞卿才恢复党组织生活。因为1973年底周恩来、叶剑英受到“四人帮”的批判，1974年“批林批孔”后，解放干部的工作更加困难，停顿了一个时期。
1974年9月28日，浙江省副省长王芳的夫人和哥哥分别给毛泽东、江青写信，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年了，现王芳患多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先让其回家治疗。10月10日，信访局收到来信。中办有规定，涉及司厅局级、部级的问题及重要情况都要及时上报。21日，信访局的干部王春明对来信作了摘要。25日，摘要分别报送毛泽东、江青。28日，信的摘要摆在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提笔批道：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多大问题，似应解放。七四年十月二八日。
毛泽东写完日期后，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此二人我很熟悉。
毛泽东经常到杭州，“文革”前每到杭州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副厅长吕剑光负责保卫工作，经常接触，所以熟悉。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不敢怠慢，当天批道：“请东兴同志酌办，报主席。”因为是公安系统的事，当天汪东兴就批给华国锋：华国锋阅批中央专案“三办”办理。
30日，华国锋收到此件当即写道：施义之同志：
现将毛主席的批示(复印件)一件，及东兴同志批的来信摘要送去，请即给中央三办领导同志传达，并按毛主席指示办理。办好后将情况上报。
华国锋
10月30日
李震死后，施义之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他为人谨慎，接到华国锋的批示后，首先送给祝家耀等5位部领导看，等他们都批了，已到11月11日。一切程序都走完了，通知“三办”放人。王芳、吕剑光很快就被放出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江青还在中央，王芳出来后，不能分配工作。一直到抓了江青后，1977年王芳才出来工作，先过渡到宁波任地委书记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20世纪60年代，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匿名写信揭发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毛泽东让罗瑞卿调查。罗将此事交给上海和浙江办。当时，江青刚到杭州，信就寄到杭州。江青拿着信和王芳一起商量，提供线索以便尽快破案。江青认为应是30年代同她认识的人，她向王芳提供了几个人的名字。为了查清案子，自然要了解江青30年代的情况，以便寻找嫌疑人。后来，这个案子在上海市公安局四处处长汪吉的领导下被侦破。汪吉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1968年，她和叶群商量好，你抓我的仇人，我抓你的仇人，乘机加害于这些同志，将他们都投入监狱。
毛泽东问汪东兴：你为什么不批(释放王芳)?
汪东兴回答：我怎么敢批。
华国锋说：这是实话，江青管的案子，谁也不能插手。
经毛泽东过问，解放了王芳。这也立了一个标准，就是江青插手的案子，涉及江青的案子也“无多大问题”，“应解放”。毛泽东的批示，缓和了因李震之死在公安部追查凶手的紧张气氛，推动了解放干部的速度。
周恩来在病中连夜约谈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先放人，后作结论
中共十大虽然有30多名老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文革”期间中央全体会议召开得很少，权力掌握在政治局、国务院、地方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手中。掌握行政大权要有实职才行。“四人帮”在政治局处处作梗，找种种借口不给这些同志安排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到周恩来组阁后才得到解决。四届全国人大确立的29个部委级干部中，“文革”中被打倒、被批判的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占了大多数。
周恩来从来就不同意打倒这么多干部，一直想解决干部问题，只是在“四人帮”的阻挠下，此项工作常常不尽如人意。1972年，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1974年6月住院后，一连动了两个手术，此后身体日渐不好，除尿血外，大便偶有潜血出现，腹部长一肿物。由于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没有时间进行肠胃检查。四届全国人大后，周恩来大便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通畅。医生很着急，一直催促他及早检查。
1975年2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由邓小平代理他的总理工作。本可以放下工作检查治病，但在得知毛泽东要解决干部问题时，他感到真是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他顾不上治疗，在病中找华国锋等谈话。2月27日晚9点、3月1日晚11点，两次约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到305医院，每次都谈两个小时，其中3月1日晚谈到次日凌晨 1点55分。周恩来住院后仍保持夜间工作的习惯。他们一一分析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研究处理意见。
经过八九年的审查，每个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几个月。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说：“先放人，后作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幸亏周恩来出了这个好主意，不然送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必然刁难，时间一拖，到10月形势大变，想解决也没有机会了。
对解放干部，华国锋等是积极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在听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华国锋从兜里拿出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员是调查给江青写匿名信一案的人。这些人查阅了有关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文革”中他们因此被说成是秘密查江青的资料，而放在罗瑞卿专案组里。这个案子不仅涉及罗瑞卿、王芳、吕剑光，还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的许多同志。华国锋在处理释放王芳的案子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件事毛主席知道，怎么能说秘密查呢。毛主席亲自批示了王芳应解放。这些同志都可以结案释放。”
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3月6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汪东兴随毛泽东在杭州，由纪登奎代签。
《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华国锋参与了起草工作。华国锋说：这个工作不是以我为主，主要是纪登奎。
当时，华国锋把主要精力放在释放战犯的工作上。因华国锋从来没有管过专案组的工作，以前一直在地方工作，对中央管的干部情况不熟悉。专案组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陆续建立起来的，后来形成一、二、三3个专案办公室。“三办”主要负责林彪一案。1969年后，专案组的工作主要在康生领导下，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纪登奎负责中组部工作，管得多些；汪东兴负责转送毛泽东审阅，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上去后，第二天(3月7日)周恩来看了，并在报告中“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急速报毛泽东。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明确了就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也要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这些人都要放出来。这样，使更多的人放了出来，并促使很快给他们作结论。
3月20日，周恩来在病中仍想着解放干部一事，嘱咐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什么人，怎么处理的。他所说的清一清监狱，是指被关起来的干部。“文革”开始后，因中央专案组管的不少干部被关进秦城监狱，各地效仿，将各省专案组管的人员也关进监狱。山西就是如此，将省委书记王大任关进了监狱。周恩来不仅想着中央专案组管的人员，他推而广之，还想到各地的同志。
周恩来手术的前一天，25日晚11点，又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找到医院，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研究国务院的工作。周恩来一向对手术是两个准备，一个顺利，一个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他要在进手术室之前将工作都作好安排。
3月26日，周恩来做了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腹部的肿瘤。这种手术对年轻人来讲都是大手术，何况周恩来已是77岁高龄。手术后只过了6天，他躺在床上就开始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工作，接见外宾。毛泽东要看中央专案组所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
1975年3月7日，毛泽东看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表示同意，提出还要看全部名单，要汪东兴从杭州打电话转达。华国锋说：主席看到解放干部的进展很慢，就提出要看由中央“一办”、“三办”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他要全部看，一个不落。
毛泽东那年已是82岁高龄，抓什么事仍是一抓到底。他怕“四人帮”捣乱，以此办法催促尽快解放干部。他力争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此项工作。
毛泽东为了推动解放干部，5月17日对贺诚、傅连暲等人的问题作了批示。他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的批语是：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暲被迫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1
5月，从秦城监狱及政法干校、交通干校等监护的地方放出350人。只有王光美等，周扬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及同案，林彪一案的人没有放。
北京医院的医生蒋葆生曾做过林彪的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直集中学习，接受审查。听到中央解决干部问题的消息后，6月2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及早作结论。6月30日，毛泽东批示：“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第二天又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8月，林彪集团中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少数重要人物外，对因林彪一案入学习班的几十个同志作了结论，释放并分配了工作。
1975年，解放出来的一些高级干部，很多人被送往外地。其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张洁清夫妇到陕西商洛，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到山西临汾，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内理论家杨献珍和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陕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到湖北，副总理薄一波和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经过斗争留在北京。曹瑛最早从秦城监狱出来，回到家，过了3天要送他到外地。他坚决不去，说：与其这样，那就把我送回监狱吧!后来，再放人，从监狱出来不准回家，送上火车，直接送到外地。有的人提出：我的亲戚在北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只见一面就走。他们被关起来时，子女一般都在读书。经过这么多年，子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他们想见见子女，见见从未谋面的孙子、外孙、亲家，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也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到了外地，而且都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甚至还被清除出党(如杨尚昆)。
但是他们毕竟活着出来了。从监狱出 来，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有了部分发言权。他们富有党内斗争经验，以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为粉碎“四人帮”后迅速地给他们作出结论、安排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干部大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一个方面、一个根据地的领导，他们在党内德高望重，他们及早出来工作后，对稳定局势，拨乱反正，对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仍在监狱里关着，粉碎“四人帮”后，首先是要将他们放出来，才能谈上作结论，安排工作更在其后。毛泽东不在了，许多人会以毛泽东生前有批示来反对。那样，困难就更多了，所费的时间就要长得多。
中央管的干部有670人，被关的350人大都到了外地。没有关起来的人，现在基本作出了结论。虽然结论不尽如人意，留了许多尾巴，但是毕竟由原来的敌我矛盾、被专政对象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自由，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
这670人中，有的已经去世，在组织作了结论后，可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的，允许将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因结论都留有尾巴，既不准举行追悼会，也不准念悼词。这些不实的结论遭到家属的抵制，不准念悼词就避免了争论，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想让群众由此认为是平反。如果是平反，就有否定“文革”之嫌。从6月9日给贺龙骨灰安放开始，安放“文革”中冤死干部骨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11月12日，经过斗争，在八宝山举行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的骨灰安放仪式，来了500多人，有许多部长和几位副总理。11月批判“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派人找李琪夫人李莉谈话，要她交出签到簿。这遭到李莉的拒绝。李莉为了不牵连别人，将同志们的来信、来电都烧了。至今她想起此事，仍觉心痛。
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冤假错案的解决。各地、各单位开始效仿中央，以中央的案例为准处理自己单位的问题。当然，这要看各地各单位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如上海坚决不执行。铁道部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幕纯农事后说：我抓紧时间，七下八下就都平反了。等到形势变了，造反派来追究，生米已煮成熟饭。当时流传一句话：“一看，二慢，三通过。”这如同汽车在十字路口一样，绿灯时不抓紧过去，等灯变了，想过也过不去了。马明方新疆一案成为第一个突破口
“九一三”事件后，即1972年秋和1975年春，中央两次从监狱放人。在中央放人的带动下，全国给几十万、上百万干部作了结论。正因为给这些同志在1975年作了结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被安排工作，从而保证了政权仍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有执政能力，在清算“四人帮”的斗争中严格掌握政策。他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了解情况，耐心做工作，倾听群众的呼声，逐步解决了“文革”十年来积累的矛盾，缓和了“文革”以来的紧张气氛。他们对稳定局势，保证国家平稳渡过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华国锋特别提到，1975年7月，首先的突破是给马明方新疆一案和体委无线电电台一案作了结论，予以平反。
马明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前曾任东北局第三书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认为苏联即将失败，由亲苏转为反苏，将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马明方等共产党人和在新疆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等20余名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抓进监狱。随后又将160人(包括孩子20余名)软禁、关进监狱。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被杀害。中共中央一直关心这批干部。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发电报，要他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提出释放被盛世才扣押的140余人的要求。1946年，参加国共谈判的张治中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4月张治中离开重庆前，周恩来请他到新疆后释放这批干部。张到新疆后着手办理此事，5月经蒋介石同意，6月派人护送马明方等131人(包括孩子)回延安，途中有2人病故。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与刁难，129人于7月11日平安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回到延安后，新疆党支部的同志集体撰写《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由方志纯署名，10月上报中央组织部。11月这些同志分配工作，分赴全国各地，参加、领导各地的解放战争。他们在监狱的情况和出狱的情况中央都是清楚的，凡是动摇、变节的(近20人)自知无脸见人，都没有敢回延安。“文革”后，有人诬陷马明方等出卖了毛泽民，将凡是从新疆回来的同志都打成叛徒，关进监狱，接受审查。
这个案子涉及近百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多，除马明方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等。马明方获释后，这一案子涉及的人都获得了自由。因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多，高级干部多，影响很大。另外，马明方是东北局第三书记，在批判马明方时，除新疆坐牢一事外，还有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马明方平反后，东北局的问题就不算什么，省委、市委、地委、县委的问题更不在话下了。不仅在东北会产生连锁反应，全国共六个中央局，也会产生连锁反应。
体委无线电电台案，是为了陷害贺龙及体委的领导干部，说他们利用电台和国外联系，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案子涉及的人也很多，不仅有领导，还有运动员。
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信上批示：
中央：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毛泽东还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周扬由此而得到解放。文艺界的案子一直都是江青一手管的，谁也不能插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一下子解放了不少人。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解放了大批干部，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使广大干部感到欣慰，看到希望。华国锋在公安部起用三位老副部长
华国锋在公安部抓紧解放干部，首先给杨奇清、严佑民、凌云分配工作。他们三人是1968年初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杨奇清、严佑民1972年出狱，1974年秋作了结论，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凌云1973年出狱后，一直没有作结论。华国锋到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恢复了他们三人副部长的职务。1975年8月，华国锋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找杨奇清、严佑民、凌云谈话。
杨奇清原是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部长，长征老干部。有人说严佑民派人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事先同杨奇清商量过，其实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杨不知道犯了何罪，为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挨打，常年呕吐，病得很厉害，从秦城监狱出来直接被送到北京医院。华国锋对他很尊敬，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老同志，受了委屈。”
严佑民写报告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严佑民敢于承担责任。1967年，要抓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的一位科长，严佑民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的，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严在狱中表现很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所以华国锋这样讲。
凌云说：我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不好回去上班。华国锋说：主席已批了王芳是好同志，你这一案平反了。并提醒他注意团结同志。
华国锋鼓励他们出来后好好工作。华国锋谈话后过了近两个月，10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为公安部副部长。
杨、严、凌上班后，造反派有些灰溜溜的，因为他们当副部长的目的没有达到，被打倒的干部又回来了。造反派不死心，到11月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后，在公安部里就又批判这些同志，说他们还有于桑、刘复之等副部长是还乡团。什么是还乡团?还乡团是解放战争中跟着国民党军队打回家乡的地主反动武装，他们反攻倒算，杀人如麻。造反派竟然用这种称呼污蔑老干部!这些老干部经过无数次风浪，泰然处之，没有向造反派低头。
解放干部深得人心。这是华国锋任副总理后做的第二件事。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1972年春让在京的、疏散到各地的及在干校劳动的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回京检查身体，改善了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些干部大多是60岁左右的老人，经过长期关押，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这些措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允许家属到秦城监狱探望。1972年9月，开始从秦城监狱、军队兵营、交通干校、政法干校等处放人。
在解决各单位领导班子时，陆续解放、结合了一些老干部。解放部一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专案中涉及的干部都由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组织部、总政负责人列席。“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打倒老干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极力阻挠、干扰、破坏这项工作。解放干部的阻力很大，阻力就来自于“四人帮”。解放干部只能从容易的做起，很明显的冤案先平反，没有历史问题的先解放，没有争议的同志先起用。对解放干部之难，叶剑英深有感触。1974年7月，他写了一首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他给华国锋看过这首诗。
再难，有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主持，政治局同志的努力，这个工作不断地缓慢地向前推进着。
1973年，毛泽东在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陕西省委书记舒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等人的信上作了批示。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约有70名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其中约有30名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分配工作，只是有行动自由，仍然赋闲在家。1973年底，最引人注目的是，“文革”中最早被打成反革命的“彭、罗、陆、杨”中的罗瑞卿被解除关押，恢复自由。罗瑞卿恢复自由为公安系统解放干部创造了条件。但是直到1975年6月，罗瑞卿才恢复党组织生活。因为1973年底周恩来、叶剑英受到“四人帮”的批判，1974年“批林批孔”后，解放干部的工作更加困难，停顿了一个时期。
1974年9月28日，浙江省副省长王芳的夫人和哥哥分别给毛泽东、江青写信，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年了，现王芳患多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先让其回家治疗。10月10日，信访局收到来信。中办有规定，涉及司厅局级、部级的问题及重要情况都要及时上报。21日，信访局的干部王春明对来信作了摘要。25日，摘要分别报送毛泽东、江青。28日，信的摘要摆在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提笔批道：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多大问题，似应解放。七四年十月二八日。
毛泽东写完日期后，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此二人我很熟悉。
毛泽东经常到杭州，“文革”前每到杭州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副厅长吕剑光负责保卫工作，经常接触，所以熟悉。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不敢怠慢，当天批道：“请东兴同志酌办，报主席。”因为是公安系统的事，当天汪东兴就批给华国锋：华国锋阅批中央专案“三办”办理。
30日，华国锋收到此件当即写道：施义之同志：
现将毛主席的批示(复印件)一件，及东兴同志批的来信摘要送去，请即给中央三办领导同志传达，并按毛主席指示办理。办好后将情况上报。
华国锋
10月30日
李震死后，施义之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他为人谨慎，接到华国锋的批示后，首先送给祝家耀等5位部领导看，等他们都批了，已到11月11日。一切程序都走完了，通知“三办”放人。王芳、吕剑光很快就被放出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江青还在中央，王芳出来后，不能分配工作。一直到抓了江青后，1977年王芳才出来工作，先过渡到宁波任地委书记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20世纪60年代，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匿名写信揭发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毛泽东让罗瑞卿调查。罗将此事交给上海和浙江办。当时，江青刚到杭州，信就寄到杭州。江青拿着信和王芳一起商量，提供线索以便尽快破案。江青认为应是30年代同她认识的人，她向王芳提供了几个人的名字。为了查清案子，自然要了解江青30年代的情况，以便寻找嫌疑人。后来，这个案子在上海市公安局四处处长汪吉的领导下被侦破。汪吉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1968年，她和叶群商量好，你抓我的仇人，我抓你的仇人，乘机加害于这些同志，将他们都投入监狱。
毛泽东问汪东兴：你为什么不批(释放王芳)?
汪东兴回答：我怎么敢批。
华国锋说：这是实话，江青管的案子，谁也不能插手。
经毛泽东过问，解放了王芳。这也立了一个标准，就是江青插手的案子，涉及江青的案子也“无多大问题”，“应解放”。毛泽东的批示，缓和了因李震之死在公安部追查凶手的紧张气氛，推动了解放干部的速度。
周恩来在病中连夜约谈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先放人，后作结论
中共十大虽然有30多名老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文革”期间中央全体会议召开得很少，权力掌握在政治局、国务院、地方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手中。掌握行政大权要有实职才行。“四人帮”在政治局处处作梗，找种种借口不给这些同志安排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到周恩来组阁后才得到解决。四届全国人大确立的29个部委级干部中，“文革”中被打倒、被批判的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占了大多数。
周恩来从来就不同意打倒这么多干部，一直想解决干部问题，只是在“四人帮”的阻挠下，此项工作常常不尽如人意。1972年，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1974年6月住院后，一连动了两个手术，此后身体日渐不好，除尿血外，大便偶有潜血出现，腹部长一肿物。由于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没有时间进行肠胃检查。四届全国人大后，周恩来大便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通畅。医生很着急，一直催促他及早检查。
1975年2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由邓小平代理他的总理工作。本可以放下工作检查治病，但在得知毛泽东要解决干部问题时，他感到真是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他顾不上治疗，在病中找华国锋等谈话。2月27日晚9点、3月1日晚11点，两次约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到305医院，每次都谈两个小时，其中3月1日晚谈到次日凌晨 1点55分。周恩来住院后仍保持夜间工作的习惯。他们一一分析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研究处理意见。
经过八九年的审查，每个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几个月。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说：“先放人，后作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幸亏周恩来出了这个好主意，不然送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必然刁难，时间一拖，到10月形势大变，想解决也没有机会了。
对解放干部，华国锋等是积极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在听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华国锋从兜里拿出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员是调查给江青写匿名信一案的人。这些人查阅了有关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文革”中他们因此被说成是秘密查江青的资料，而放在罗瑞卿专案组里。这个案子不仅涉及罗瑞卿、王芳、吕剑光，还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的许多同志。华国锋在处理释放王芳的案子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件事毛主席知道，怎么能说秘密查呢。毛主席亲自批示了王芳应解放。这些同志都可以结案释放。”
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3月6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汪东兴随毛泽东在杭州，由纪登奎代签。
《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华国锋参与了起草工作。华国锋说：这个工作不是以我为主，主要是纪登奎。
当时，华国锋把主要精力放在释放战犯的工作上。因华国锋从来没有管过专案组的工作，以前一直在地方工作，对中央管的干部情况不熟悉。专案组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陆续建立起来的，后来形成一、二、三3个专案办公室。“三办”主要负责林彪一案。1969年后，专案组的工作主要在康生领导下，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纪登奎负责中组部工作，管得多些；汪东兴负责转送毛泽东审阅，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上去后，第二天(3月7日)周恩来看了，并在报告中“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急速报毛泽东。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明确了就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也要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这些人都要放出来。这样，使更多的人放了出来，并促使很快给他们作结论。
3月20日，周恩来在病中仍想着解放干部一事，嘱咐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什么人，怎么处理的。他所说的清一清监狱，是指被关起来的干部。“文革”开始后，因中央专案组管的不少干部被关进秦城监狱，各地效仿，将各省专案组管的人员也关进监狱。山西就是如此，将省委书记王大任关进了监狱。周恩来不仅想着中央专案组管的人员，他推而广之，还想到各地的同志。
周恩来手术的前一天，25日晚11点，又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找到医院，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研究国务院的工作。周恩来一向对手术是两个准备，一个顺利，一个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他要在进手术室之前将工作都作好安排。
3月26日，周恩来做了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腹部的肿瘤。这种手术对年轻人来讲都是大手术，何况周恩来已是77岁高龄。手术后只过了6天，他躺在床上就开始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工作，接见外宾。毛泽东要看中央专案组所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
1975年3月7日，毛泽东看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表示同意，提出还要看全部名单，要汪东兴从杭州打电话转达。华国锋说：主席看到解放干部的进展很慢，就提出要看由中央“一办”、“三办”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他要全部看，一个不落。
毛泽东那年已是82岁高龄，抓什么事仍是一抓到底。他怕“四人帮”捣乱，以此办法催促尽快解放干部。他力争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此项工作。
毛泽东为了推动解放干部，5月17日对贺诚、傅连暲等人的问题作了批示。他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的批语是：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暲被迫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1
5月，从秦城监狱及政法干校、交通干校等监护的地方放出350人。只有王光美等，周扬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及同案，林彪一案的人没有放。
北京医院的医生蒋葆生曾做过林彪的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直集中学习，接受审查。听到中央解决干部问题的消息后，6月2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及早作结论。6月30日，毛泽东批示：“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第二天又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8月，林彪集团中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少数重要人物外，对因林彪一案入学习班的几十个同志作了结论，释放并分配了工作。
1975年，解放出来的一些高级干部，很多人被送往外地。其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张洁清夫妇到陕西商洛，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到山西临汾，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内理论家杨献珍和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陕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到湖北，副总理薄一波和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经过斗争留在北京。曹瑛最早从秦城监狱出来，回到家，过了3天要送他到外地。他坚决不去，说：与其这样，那就把我送回监狱吧!后来，再放人，从监狱出来不准回家，送上火车，直接送到外地。有的人提出：我的亲戚在北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只见一面就走。他们被关起来时，子女一般都在读书。经过这么多年，子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他们想见见子女，见见从未谋面的孙子、外孙、亲家，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也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到了外地，而且都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甚至还被清除出党(如杨尚昆)。
但是他们毕竟活着出来了。从监狱出 来，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有了部分发言权。他们富有党内斗争经验，以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为粉碎“四人帮”后迅速地给他们作出结论、安排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干部大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一个方面、一个根据地的领导，他们在党内德高望重，他们及早出来工作后，对稳定局势，拨乱反正，对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仍在监狱里关着，粉碎“四人帮”后，首先是要将他们放出来，才能谈上作结论，安排工作更在其后。毛泽东不在了，许多人会以毛泽东生前有批示来反对。那样，困难就更多了，所费的时间就要长得多。
中央管的干部有670人，被关的350人大都到了外地。没有关起来的人，现在基本作出了结论。虽然结论不尽如人意，留了许多尾巴，但是毕竟由原来的敌我矛盾、被专政对象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自由，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
这670人中，有的已经去世，在组织作了结论后，可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的，允许将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因结论都留有尾巴，既不准举行追悼会，也不准念悼词。这些不实的结论遭到家属的抵制，不准念悼词就避免了争论，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想让群众由此认为是平反。如果是平反，就有否定“文革”之嫌。从6月9日给贺龙骨灰安放开始，安放“文革”中冤死干部骨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11月12日，经过斗争，在八宝山举行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的骨灰安放仪式，来了500多人，有许多部长和几位副总理。11月批判“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派人找李琪夫人李莉谈话，要她交出签到簿。这遭到李莉的拒绝。李莉为了不牵连别人，将同志们的来信、来电都烧了。至今她想起此事，仍觉心痛。
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冤假错案的解决。各地、各单位开始效仿中央，以中央的案例为准处理自己单位的问题。当然，这要看各地各单位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如上海坚决不执行。铁道部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幕纯农事后说：我抓紧时间，七下八下就都平反了。等到形势变了，造反派来追究，生米已煮成熟饭。当时流传一句话：“一看，二慢，三通过。”这如同汽车在十字路口一样，绿灯时不抓紧过去，等灯变了，想过也过不去了。马明方新疆一案成为第一个突破口
“九一三”事件后，即1972年秋和1975年春，中央两次从监狱放人。在中央放人的带动下，全国给几十万、上百万干部作了结论。正因为给这些同志在1975年作了结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被安排工作，从而保证了政权仍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有执政能力，在清算“四人帮”的斗争中严格掌握政策。他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了解情况，耐心做工作，倾听群众的呼声，逐步解决了“文革”十年来积累的矛盾，缓和了“文革”以来的紧张气氛。他们对稳定局势，保证国家平稳渡过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华国锋特别提到，1975年7月，首先的突破是给马明方新疆一案和体委无线电电台一案作了结论，予以平反。
马明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前曾任东北局第三书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认为苏联即将失败，由亲苏转为反苏，将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马明方等共产党人和在新疆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等20余名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抓进监狱。随后又将160人(包括孩子20余名)软禁、关进监狱。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被杀害。中共中央一直关心这批干部。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发电报，要他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提出释放被盛世才扣押的140余人的要求。1946年，参加国共谈判的张治中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4月张治中离开重庆前，周恩来请他到新疆后释放这批干部。张到新疆后着手办理此事，5月经蒋介石同意，6月派人护送马明方等131人(包括孩子)回延安，途中有2人病故。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与刁难，129人于7月11日平安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回到延安后，新疆党支部的同志集体撰写《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由方志纯署名，10月上报中央组织部。11月这些同志分配工作，分赴全国各地，参加、领导各地的解放战争。他们在监狱的情况和出狱的情况中央都是清楚的，凡是动摇、变节的(近20人)自知无脸见人，都没有敢回延安。“文革”后，有人诬陷马明方等出卖了毛泽民，将凡是从新疆回来的同志都打成叛徒，关进监狱，接受审查。
这个案子涉及近百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多，除马明方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等。马明方获释后，这一案子涉及的人都获得了自由。因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多，高级干部多，影响很大。另外，马明方是东北局第三书记，在批判马明方时，除新疆坐牢一事外，还有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马明方平反后，东北局的问题就不算什么，省委、市委、地委、县委的问题更不在话下了。不仅在东北会产生连锁反应，全国共六个中央局，也会产生连锁反应。
体委无线电电台案，是为了陷害贺龙及体委的领导干部，说他们利用电台和国外联系，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案子涉及的人也很多，不仅有领导，还有运动员。
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信上批示：
中央：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毛泽东还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周扬由此而得到解放。文艺界的案子一直都是江青一手管的，谁也不能插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一下子解放了不少人。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解放了大批干部，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使广大干部感到欣慰，看到希望。华国锋在公安部起用三位老副部长
华国锋在公安部抓紧解放干部，首先给杨奇清、严佑民、凌云分配工作。他们三人是1968年初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杨奇清、严佑民1972年出狱，1974年秋作了结论，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凌云1973年出狱后，一直没有作结论。华国锋到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恢复了他们三人副部长的职务。1975年8月，华国锋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找杨奇清、严佑民、凌云谈话。
杨奇清原是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部长，长征老干部。有人说严佑民派人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事先同杨奇清商量过，其实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杨不知道犯了何罪，为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挨打，常年呕吐，病得很厉害，从秦城监狱出来直接被送到北京医院。华国锋对他很尊敬，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老同志，受了委屈。”
严佑民写报告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严佑民敢于承担责任。1967年，要抓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的一位科长，严佑民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的，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严在狱中表现很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所以华国锋这样讲。
凌云说：我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不好回去上班。华国锋说：主席已批了王芳是好同志，你这一案平反了。并提醒他注意团结同志。
华国锋鼓励他们出来后好好工作。华国锋谈话后过了近两个月，10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为公安部副部长。
杨、严、凌上班后，造反派有些灰溜溜的，因为他们当副部长的目的没有达到，被打倒的干部又回来了。造反派不死心，到11月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后，在公安部里就又批判这些同志，说他们还有于桑、刘复之等副部长是还乡团。什么是还乡团?还乡团是解放战争中跟着国民党军队打回家乡的地主反动武装，他们反攻倒算，杀人如麻。造反派竟然用这种称呼污蔑老干部!这些老干部经过无数次风浪，泰然处之，没有向造反派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