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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剧在成立之初，高标准、高起点让其有了一个精彩的亮相，接下来的无法超越又让吉剧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中途的徘徊和失落引发了众多的质疑和背弃，吉剧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是政府和吉剧人没有放弃，执着坚守，不忘初心，以尽所能支持并打造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优秀作品，重拾信心，重获认可。然而，在努力坚守的同时，尊重艺术的发展规律，深刻自省，才是真正为吉剧负责、为观众负责的明智之举。
[关键词]吉剧；坚守；自省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20-0045-03
一、现状分析与思考
吉剧从诞生到发展至今，跌跌撞撞度过了近60年的光景。这60年，对于整个戏曲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短小的篇章，但对于吉剧来说，却饱尝了无尽的苦辣酸甜与淘汰之险。数代吉剧人伴随其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使这一剧种虽遭受众多质疑却依然倔强地存活着。正是这份责任和坚守，让吉剧不断地成长，众多优秀剧目展示出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更深深地扎根于观众内心。然而，在坚守的同时，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正确审视自身的问题，深刻自省，找出一条良性的发展之路，这或许更是我们这代吉剧人的当务之急。
找问题，寻出路，不只针对吉剧，也不只局限于当下，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典范，每一个转折期都是议论的风口浪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刘半农、陈独秀等代表的“新青年派”与张厚载等代表的旧戏维护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新青年派”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极力推崇西方戏剧，认为西剧是“文明事物”，而中国戏曲是“野蛮”“幼稚”之物，唯有照西剧的模式改革之才是出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兴盛与戏曲的极度衰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代表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齐聚辽宁兴城，召开了“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简称“兴城会议”），对当前中国音乐存在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思考，尤其戏曲艺术的生存现状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流行音乐的盛行，观众的大量流失，讓戏曲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30年后，2016年11月25日-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主办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主题为“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简称“高峰论坛”），引起多家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会议回顾30年前“兴城会议”的点滴记忆和历史意义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当前现状又一次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
尽管如此，包括吉剧在内的戏曲艺术在悲观质疑和乐观肯定的矛盾当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前行着，民间依然存在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尤其在当下，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和多方位多渠道的媒体平台，为戏曲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近几年来，吉剧推出了《江姐》《站醒台》《狼妻》《时代楷模——吴亚琴》等多部优秀剧目，紧跟时代气息，传递正能量，弘扬人性真善美。每一个剧目无论是剧本选材还是音乐、舞美等，都趋向于精品打造，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广大观众提供惠民服务，甚至下基层义务巡演。政府、吉剧人的努力坚守让吉剧艺术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而是历经风雨后更加淡定与成熟。
所以，坚守是一份责任，如果没有这份责任感，或许民族传统的文化大都会消失殆尽，随之便是民族之魂的丧失。人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而带来新旧文化的创造与更新，这种更新不是简单的丢之弃之，而应在保持传统文化之魂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体现时代之气息，保持其生命的活力。因此，以此种心态审视吉剧的现状和未来，在肯定其存在价值的基础上冷静地自省，找出羁绊其前行的症结，寻找促其发展的良策，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二、“精养”适度，“散养”为主
所谓“精养”，就如同精心抚育一个孩子，父母衣食住行全权包揽，大事小情一概替其处理摆平，结果怎样呢？孩子在免受很多挫折和磨难的同时，却极大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一旦踏入社会，社会的错综复杂会让其束手无策，甚至迷失前进的方向。如果在用心培养的同时，适度放手，兼以“散养”，敢于让其经受失败，培养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孩子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才具备社会免疫力和强大的生存能力。吉剧就目前现状而言，就像被政府“精养”的“孩子”。政府大量的投入确实换回了多幕优秀的作品，在国内甚至国际都获得了好评，为政府挣了不小的面子，但“面子”和“路子”孰轻孰重，要想长远发展，就要找求生存的“路子”，启动其造血功能，单一的“精养”只能导致吉剧成为温室之花，见不得一点的严寒风霜。
民间是戏曲“散养”的广阔天地，“民间性”是戏曲艺术的本质特性，无论何时都不能丧失，一旦失去就意味着造血功能出现障碍而无法生存。因为民间广大受众群体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悲其所悲，乐其所乐，“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尚、和谐的意念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大‘我’”。也正是因为戏曲反映和折射了群众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痛苦与喜悦通过舞台得以释放，戏曲才会拥有聚焦千百双眼睛和千百颗心灵的魅力。
目前，许多优秀的吉剧剧目依然拥有着这样的魅力，是因为吉剧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文革”时期的十年浩劫，政府的全力扶持一直伴随其中，即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戏曲市场最艰难的岁月，大量吉剧团体解散、演员转行、观众流失，吉剧命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吉林省政府也没有放弃支持。然而，这种“精养”式的扶持却导致了吉剧只能优雅地存活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没有衣食之忧，却失去了更广阔的农村市场，这是一个畸形的发展路线。回顾中国戏曲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是在民间摸爬滚打，甚至殊死挣扎才存活下来的，一旦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即刻面临被“饿死”的境况，所以，早期的戏班子心里永远装着观众。即使在一个草台子上，没有炫目的舞美灯光，却能钩住千万颗观众的心，台下黑压压一片，却鸦雀无声地注视着台上的一举一动，与其同呼吸共悲悦，这是一种何等的疯狂。即使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像豫剧这样的剧种仍然立足民间，不管多响的角儿都能放下架子进行亲民演出，各种档次的剧团穿行于村镇集会，稳固占领着广大的农村市场。除此之外，政府、媒体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多样化的媒体平台，既有大戏在外拿奖，又有小戏娱乐百姓，《梨园春》播出20多年依然魅力不减，让3岁的娃娃和80岁的老人都敢挑战这个舞台。“豫”剧现在已不局限于“豫”区，受众群体已不局限于老龄化，戏迷扩大至五湖四海。紧接地气，得到观众的认可，扩大和培养受众群体，这是戏曲的发展之道。所以，吉剧的生存发展没有捷径可走，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同时放手“散养”，扎根民间，亲近百姓，不求排大戏搞轰动，只求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小戏做起，听群众的声音，演群众的悲喜，这样才能培养起属于自己持续的观众群。 三、“生命”的追求赋予艺术的“生命”
“生命”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活动和存在的机能，对于艺术和文化来说，是一种“本体世界”，需要认真感悟和仔细思索。一件青花瓷古董，一幅泼墨芭蕉，一曲高山流水，一首清雅古诗，等等，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不渗透有令人冥想思索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它们的“本体世界”，也是其“生命”价值的体现。所以，中国文化艺术的至高境界就体现于此，尤其戏曲艺术，其虚拟出的大千世界和咏唱的人情百味，更是一种“生命”张力的体现。戏曲艺术的“生命”即是戏曲之“精神”，是沟通演员与观众互动共鸣之纽带。“‘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前者近‘精神之乐’，后者近‘皮肉之乐’。戏剧是公开表演的艺术，因此，戏剧精神是贯穿在编、导、演全过程，并由剧场与观众共同体现出来的。人们在公开的‘观’与‘演’的直接交流中，集体地体验生命、体验生存，超越环境、批评陈规，热烈地追求自由与幸福，这就是戏剧精神。”董健先生在其《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衰微》一文中这样解释了“戏剧精神”的内涵。
“生命”内涵的追求故在形式上“贵简朴”，如中国的乐器，不追求华丽的技巧，而重视演奏者情感的流露和与知音的心灵相通；中国水墨画寥寥几笔，能画出傲雪寒梅的风骨，大量的留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几句古诗能勾勒出一片风景，如身临其境；戏曲舞台上“三五步演出千军万马，六七步走遍四海九州”，一桌两椅简单的舞台布置，可以通过演员虚拟的程式表演塑造出各种各样的戏剧场景，让观众享受演员美的表演的同时展开自由的联想。
[BW（D（S，，）][BW）]因此，用“简朴”的外在形式展示有“生命”张力的艺术作品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典型特征。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戏曲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人的審美产生了偏差，导致群众基础薄弱，受众群体老龄化，有些剧种在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甚至用“内容不足，形式来补”的办法获取观众的眼球。一场戏剧节，本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拉动戏曲市场的繁荣，然而，剧团的名誉和政府的政绩等外在的因素，让很多地方剧种背负太多的压力和期望。为此，从剧本创作、演员选拔、唱腔设计、服装道具制作、导演编排，再到舞美灯光设计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投入、大制作，尤其在舞台道具、灯光和音响方面更是煞费苦心，逼真的道具、绚烂的灯光、震撼的音响让观众好像不是在看一出戏，而是在看一部大片。一些剧目从剧本创作就求奇、求怪，打破传统的表演模式，加入大量非戏剧性因素，来获得形式上的焕然一新。然而，戏曲形式的变革无可厚非，但不能跃居“精神内涵”之上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展示给观众的只是光鲜靓丽的外表和视觉的震撼，而不是生命意义的感动和共鸣，导致背离了戏曲美学的本质追求。高成本、大制作的竞演作品，随着戏剧节的落幕而成为尘封的历史，不再有像评剧《刘巧儿》、豫剧《花木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唱响几代人的轰动效应，作品短暂的“生命”是因为它是缺乏“生命”的作品。
关于戏曲美学，王骥德在《曲律》（论套数第三十四）认为“而其妙处，政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字句之外。又须烟波浩渺，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摩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所谓‘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因此，有“生命”意义的艺术才会有持久存在的“生命”，对于吉剧来说，回归“简朴”的艺术品质、专注“生命”意义的塑造更是意义重大。建剧初期的《桃李梅》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剧目，作品角色形象鲜明，既有封氏和玉梅嫉恶如仇、聪慧机智，又有袁如海胆小懦弱、卑躬屈膝，还有总兵专横残暴、贪污腐化，整个故事在喜剧表演的烘托下，颂扬了惩恶扬善的人间美德，并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结局把故事推向高潮，让观众心随剧走，并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桃李梅》依然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地方剧种竞相排演，让全国的观众感受不同风味的《桃李梅》，吉剧团体甚至把《桃李梅》引入大学校园，引发青年学生的不小轰动。所以，吉剧要真正地俯下身去，用质朴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人性光彩的“生命”意义，这样的作品在观众心目中沉淀愈久愈有香醇之滋味。
结语
去年，笔者在剧场里观看了极具东北风情的吉剧作品《站醒台》《狼妻》和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时代楷模——吴亚琴》，整场演出均掌声不断，观众或为至纯至真之情所感动，或为淋漓尽致的抒情唱腔所折服。但不管因为什么，当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建立起了情感共融，展现出了“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尚、和谐的意念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大‘我’”的震撼场景。所以，执着坚守是“责任”，深刻自省是“担当”，拥有此，金石可破。
[参 考 文 献]
[1][ZK（#] 董健.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J].中国戏剧，2005（04）.
[2] 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 安葵.伴随忧患意识前行[J].中国戏剧，2008（10）.
[4] 杨世祥.吉剧集成·历史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5]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6] 何为.论戏曲的民间性[J].文艺研究，1980（02）.
[7] 朱恒夫.保持戏曲民间性特征 融入当代美学精神——论罗怀臻的戏曲创作[J].戏曲艺术，2011（02）.
[8] 苏国荣.言之不足则歌之舞之——戏曲形式“崩溃”论辨析[J].文艺研究，2011（02）.
（责任编辑：张洪全）
[关键词]吉剧；坚守；自省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20-0045-03
一、现状分析与思考
吉剧从诞生到发展至今，跌跌撞撞度过了近60年的光景。这60年，对于整个戏曲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短小的篇章，但对于吉剧来说，却饱尝了无尽的苦辣酸甜与淘汰之险。数代吉剧人伴随其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使这一剧种虽遭受众多质疑却依然倔强地存活着。正是这份责任和坚守，让吉剧不断地成长，众多优秀剧目展示出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更深深地扎根于观众内心。然而，在坚守的同时，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正确审视自身的问题，深刻自省，找出一条良性的发展之路，这或许更是我们这代吉剧人的当务之急。
找问题，寻出路，不只针对吉剧，也不只局限于当下，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典范，每一个转折期都是议论的风口浪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刘半农、陈独秀等代表的“新青年派”与张厚载等代表的旧戏维护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新青年派”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极力推崇西方戏剧，认为西剧是“文明事物”，而中国戏曲是“野蛮”“幼稚”之物，唯有照西剧的模式改革之才是出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兴盛与戏曲的极度衰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代表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齐聚辽宁兴城，召开了“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简称“兴城会议”），对当前中国音乐存在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思考，尤其戏曲艺术的生存现状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流行音乐的盛行，观众的大量流失，讓戏曲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30年后，2016年11月25日-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主办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主题为“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简称“高峰论坛”），引起多家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会议回顾30年前“兴城会议”的点滴记忆和历史意义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当前现状又一次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
尽管如此，包括吉剧在内的戏曲艺术在悲观质疑和乐观肯定的矛盾当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前行着，民间依然存在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尤其在当下，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和多方位多渠道的媒体平台，为戏曲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近几年来，吉剧推出了《江姐》《站醒台》《狼妻》《时代楷模——吴亚琴》等多部优秀剧目，紧跟时代气息，传递正能量，弘扬人性真善美。每一个剧目无论是剧本选材还是音乐、舞美等，都趋向于精品打造，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广大观众提供惠民服务，甚至下基层义务巡演。政府、吉剧人的努力坚守让吉剧艺术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而是历经风雨后更加淡定与成熟。
所以，坚守是一份责任，如果没有这份责任感，或许民族传统的文化大都会消失殆尽，随之便是民族之魂的丧失。人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而带来新旧文化的创造与更新，这种更新不是简单的丢之弃之，而应在保持传统文化之魂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体现时代之气息，保持其生命的活力。因此，以此种心态审视吉剧的现状和未来，在肯定其存在价值的基础上冷静地自省，找出羁绊其前行的症结，寻找促其发展的良策，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二、“精养”适度，“散养”为主
所谓“精养”，就如同精心抚育一个孩子，父母衣食住行全权包揽，大事小情一概替其处理摆平，结果怎样呢？孩子在免受很多挫折和磨难的同时，却极大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一旦踏入社会，社会的错综复杂会让其束手无策，甚至迷失前进的方向。如果在用心培养的同时，适度放手，兼以“散养”，敢于让其经受失败，培养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孩子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才具备社会免疫力和强大的生存能力。吉剧就目前现状而言，就像被政府“精养”的“孩子”。政府大量的投入确实换回了多幕优秀的作品，在国内甚至国际都获得了好评，为政府挣了不小的面子，但“面子”和“路子”孰轻孰重，要想长远发展，就要找求生存的“路子”，启动其造血功能，单一的“精养”只能导致吉剧成为温室之花，见不得一点的严寒风霜。
民间是戏曲“散养”的广阔天地，“民间性”是戏曲艺术的本质特性，无论何时都不能丧失，一旦失去就意味着造血功能出现障碍而无法生存。因为民间广大受众群体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悲其所悲，乐其所乐，“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尚、和谐的意念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大‘我’”。也正是因为戏曲反映和折射了群众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痛苦与喜悦通过舞台得以释放，戏曲才会拥有聚焦千百双眼睛和千百颗心灵的魅力。
目前，许多优秀的吉剧剧目依然拥有着这样的魅力，是因为吉剧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文革”时期的十年浩劫，政府的全力扶持一直伴随其中，即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戏曲市场最艰难的岁月，大量吉剧团体解散、演员转行、观众流失，吉剧命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吉林省政府也没有放弃支持。然而，这种“精养”式的扶持却导致了吉剧只能优雅地存活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没有衣食之忧，却失去了更广阔的农村市场，这是一个畸形的发展路线。回顾中国戏曲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是在民间摸爬滚打，甚至殊死挣扎才存活下来的，一旦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即刻面临被“饿死”的境况，所以，早期的戏班子心里永远装着观众。即使在一个草台子上，没有炫目的舞美灯光，却能钩住千万颗观众的心，台下黑压压一片，却鸦雀无声地注视着台上的一举一动，与其同呼吸共悲悦，这是一种何等的疯狂。即使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像豫剧这样的剧种仍然立足民间，不管多响的角儿都能放下架子进行亲民演出，各种档次的剧团穿行于村镇集会，稳固占领着广大的农村市场。除此之外，政府、媒体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多样化的媒体平台，既有大戏在外拿奖，又有小戏娱乐百姓，《梨园春》播出20多年依然魅力不减，让3岁的娃娃和80岁的老人都敢挑战这个舞台。“豫”剧现在已不局限于“豫”区，受众群体已不局限于老龄化，戏迷扩大至五湖四海。紧接地气，得到观众的认可，扩大和培养受众群体，这是戏曲的发展之道。所以，吉剧的生存发展没有捷径可走，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同时放手“散养”，扎根民间，亲近百姓，不求排大戏搞轰动，只求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小戏做起，听群众的声音，演群众的悲喜，这样才能培养起属于自己持续的观众群。 三、“生命”的追求赋予艺术的“生命”
“生命”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活动和存在的机能，对于艺术和文化来说，是一种“本体世界”，需要认真感悟和仔细思索。一件青花瓷古董，一幅泼墨芭蕉，一曲高山流水，一首清雅古诗，等等，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不渗透有令人冥想思索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它们的“本体世界”，也是其“生命”价值的体现。所以，中国文化艺术的至高境界就体现于此，尤其戏曲艺术，其虚拟出的大千世界和咏唱的人情百味，更是一种“生命”张力的体现。戏曲艺术的“生命”即是戏曲之“精神”，是沟通演员与观众互动共鸣之纽带。“‘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前者近‘精神之乐’，后者近‘皮肉之乐’。戏剧是公开表演的艺术，因此，戏剧精神是贯穿在编、导、演全过程，并由剧场与观众共同体现出来的。人们在公开的‘观’与‘演’的直接交流中，集体地体验生命、体验生存，超越环境、批评陈规，热烈地追求自由与幸福，这就是戏剧精神。”董健先生在其《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衰微》一文中这样解释了“戏剧精神”的内涵。
“生命”内涵的追求故在形式上“贵简朴”，如中国的乐器，不追求华丽的技巧，而重视演奏者情感的流露和与知音的心灵相通；中国水墨画寥寥几笔，能画出傲雪寒梅的风骨，大量的留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几句古诗能勾勒出一片风景，如身临其境；戏曲舞台上“三五步演出千军万马，六七步走遍四海九州”，一桌两椅简单的舞台布置，可以通过演员虚拟的程式表演塑造出各种各样的戏剧场景，让观众享受演员美的表演的同时展开自由的联想。
[BW（D（S，，）][BW）]因此，用“简朴”的外在形式展示有“生命”张力的艺术作品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典型特征。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戏曲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人的審美产生了偏差，导致群众基础薄弱，受众群体老龄化，有些剧种在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甚至用“内容不足，形式来补”的办法获取观众的眼球。一场戏剧节，本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拉动戏曲市场的繁荣，然而，剧团的名誉和政府的政绩等外在的因素，让很多地方剧种背负太多的压力和期望。为此，从剧本创作、演员选拔、唱腔设计、服装道具制作、导演编排，再到舞美灯光设计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投入、大制作，尤其在舞台道具、灯光和音响方面更是煞费苦心，逼真的道具、绚烂的灯光、震撼的音响让观众好像不是在看一出戏，而是在看一部大片。一些剧目从剧本创作就求奇、求怪，打破传统的表演模式，加入大量非戏剧性因素，来获得形式上的焕然一新。然而，戏曲形式的变革无可厚非，但不能跃居“精神内涵”之上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展示给观众的只是光鲜靓丽的外表和视觉的震撼，而不是生命意义的感动和共鸣，导致背离了戏曲美学的本质追求。高成本、大制作的竞演作品，随着戏剧节的落幕而成为尘封的历史，不再有像评剧《刘巧儿》、豫剧《花木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唱响几代人的轰动效应，作品短暂的“生命”是因为它是缺乏“生命”的作品。
关于戏曲美学，王骥德在《曲律》（论套数第三十四）认为“而其妙处，政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字句之外。又须烟波浩渺，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摩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所谓‘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因此，有“生命”意义的艺术才会有持久存在的“生命”，对于吉剧来说，回归“简朴”的艺术品质、专注“生命”意义的塑造更是意义重大。建剧初期的《桃李梅》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剧目，作品角色形象鲜明，既有封氏和玉梅嫉恶如仇、聪慧机智，又有袁如海胆小懦弱、卑躬屈膝，还有总兵专横残暴、贪污腐化，整个故事在喜剧表演的烘托下，颂扬了惩恶扬善的人间美德，并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结局把故事推向高潮，让观众心随剧走，并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桃李梅》依然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地方剧种竞相排演，让全国的观众感受不同风味的《桃李梅》，吉剧团体甚至把《桃李梅》引入大学校园，引发青年学生的不小轰动。所以，吉剧要真正地俯下身去，用质朴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人性光彩的“生命”意义，这样的作品在观众心目中沉淀愈久愈有香醇之滋味。
结语
去年，笔者在剧场里观看了极具东北风情的吉剧作品《站醒台》《狼妻》和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时代楷模——吴亚琴》，整场演出均掌声不断，观众或为至纯至真之情所感动，或为淋漓尽致的抒情唱腔所折服。但不管因为什么，当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建立起了情感共融，展现出了“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尚、和谐的意念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大‘我’”的震撼场景。所以，执着坚守是“责任”，深刻自省是“担当”，拥有此，金石可破。
[参 考 文 献]
[1][ZK（#] 董健.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J].中国戏剧，2005（04）.
[2] 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 安葵.伴随忧患意识前行[J].中国戏剧，2008（10）.
[4] 杨世祥.吉剧集成·历史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5] 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6] 何为.论戏曲的民间性[J].文艺研究，1980（02）.
[7] 朱恒夫.保持戏曲民间性特征 融入当代美学精神——论罗怀臻的戏曲创作[J].戏曲艺术，2011（02）.
[8] 苏国荣.言之不足则歌之舞之——戏曲形式“崩溃”论辨析[J].文艺研究，2011（02）.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