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德国作家。1949年出生在巴伐利亚州施塔恩贝格湖畔的阿姆巴赫，曾先后在幕尼黑大学和普罗旺斯大学学习，攻读与研究中世纪史和近代史。1980年发表处女作剧本《低音提琴》，1985年问世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水》即享誉国际文坛，这部作品后于2006年袱改编成电影风靡全球。聚斯金德另有中篇小说《鸽子》（1987）和短篇小说集《棋戏》（1995）。在推出论文集《在爱和死亡之间》（2006）之后，聚斯金德宣布退出文坛，彻底隐居。长篇小说《夏先生的故事》出版于1991年，写长大后的“我”对心灵饱受战争刨伤、行为怪异的夏先生的深刻记忆。与此同时，曾经年少的“我”早已成为夏先生的故事里不或或缺的角色。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喜欢爬树的顽皮少年，个头儿一米三四。体重轻得几乎可以飞起来。那年秋日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风推着我从村外小山岗上顺势而下。当时我把外套的扣子解开，双手抓住两侧衣襟，手臂一伸如同张开翅膀，轻盈地越过山谷，飘过湖面，在我家院子上空来一个漂亮的转弯，便洒脱地落到门前台阶上，令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万分惊奇。当然，事发时我不曾解开外套的扣子，也没能真的腾空飞起。如此神奇的描述只不过是我的想象、幻想以及理想而已。虽然我从来没有练就飞翔的本领，但爬树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往上爬简单得很，在攀援蹬踩前先用手抓住树枝试试，只要结实就没问题。下树可就有一些难度了，若遇到的枝干朽烂疏松或是潮湿打滑，便会很糟糕。两手不死死抓紧的话，就会完全按照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四百年前发现并至今仍然有效的自由落體定律，像块石头一样直落地面了。这方面我是有亲身体验因而也是有发言权的，最惨的一次坠树事件发生在小学高年级时，那次我从一棵银枞（cong）树四米多高的树杈上掉下，后脑勺磕出一个差不多如同婴儿拳头般的大筋包。几十年过去，大筋包早就不见了。可后遗症留存至今。比方说时而头疼，还有现在讲话总是跑题，越来越不会简单明了地表述某一件事。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要讲的并不_是我的故事，而是夏先生的故事。其实夏先生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他就是一个怪人，有人说是战争创伤带给他的心灵阴影太根深蒂固了。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只不过有几次与我不期而遇，有所交集而已。
夏先生是二战结束后携妻子来我们村的，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夏先生不屑与人交往，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妻子靠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布娃娃卖钱糊口，足不出户。夏先生却是长年累月四处奔波，一年到头没有哪天歇过脚。我敢说，夏先生是全县最知名的人，沿湖方圆至少六十公里以内，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狗在内，没有没见过他奔波的身影的。有两件东西夏先生无论冬夏都不离身，一件是核桃木的手杖，另一件是他的背囊。背囊里只有简单的几样东西：水、面包和草帽、雨披。夏先生每日四处流落的目的何在，没人能说清楚。战争刚结束那会儿，生活没有恢复安定，他每日十几个小时的跋涉奔波，人们还以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后来日子渐渐消停了，他仍旧如此，大家对他满世界转悠也习以为常，更没有探究他到底要做什么的兴趣了。甚至，夏先生每天跨田野，越草地，奔走于大街小巷。或穿过。森林，绕湖而行，往返城乡，走村串镇，直到深夜方归，人们则几乎视而不见了。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城里看赛马，归途中遇上了大暴雨。据后来的报纸报道，这是本地二十二年来最大的暴雨。车破水而行，车窗外就像水底世界一般。忽然，透过雨帘，我在路的右前方看见了一个正在赶路的人影，凭那步态我认出是夏先生。爸爸开车接近他时，停下车摇下窗大声招呼：“夏先生，上车吧，我们送您走！”然而夏先生不为所动，他的嘴唇好像张合了几下，依旧头也不回，异常艰难却不知疲倦地大步迈进。“简直是疯了，没有办法。”爸爸嘟囔了一句自我解嘲。当我们的车再次擦夏先生身边缓缓驶过时，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他两眼直盯地面，只是每走几步才抬起那双睁得贼大且呈惊恐状的眼睛愣愣朝前望一下，好看清前面的路。他的嘴唇似乎在翕动，也许夏先生就是这样，时常自言自语。
傍晚，全家人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听爸爸谈论夏先生，妈妈讲她听人说夏先生患有严重的幽闭恐怖症，得这种病的患者无法较长时间待在室内或其他幽闭的空间。我静静地听着，宁愿理解成在外奔波对夏先生来说是一大乐趣和一种享受吧，就像我喜好爬树一样。尽管如此，夏先生那张半开半合的嘴和那双惊恐的眼睛，还是让我感到惴惴不安。
一年后，我个头儿也长到了一米五，尽管我搞不懂机械旋转脉冲守恒定律原理，但我却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为了到三公里以外的钢琴老师家上课，我便可以骑自行车往返。钢琴老师冯克尔小姐，这些年来曾经教过我的妈妈、哥哥和姐姐。她很看重“小姐”这个称呼，尽管她头发花白、形象古老。可能我的音乐细胞比妈妈、哥哥、姐姐少吧，冯克尔小姐十分不待见我，讽刺、挖苦、口头批评和身体处罚都是常事。我是怀着一种既反感抵触又难以压抑虚荣的复杂心情投入她门下的。在跟她学了一学期之后，终于有一天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那天我无意中迟到了十分钟，她大发雷霆，不问缘由便把我大骂一顿，还抓着我的手在琴键上一阵乱戳。我又疼又气，急忙抽手，琴盒被碰到后轰然合上，这下进一步惹恼了冯克尔小姐：“滚，你这个笨蛋！我要给你妈打电话，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委屈之至，激愤不已，哭着冲出了她的家门。
我没有勇气踏上回家的路，而是穿过森林将自行车骑上了山岗。一个主意在我头脑中鬼使神差地产生了：去死！我要凭借自身的优势爬上一棵高大的老红松，然后从树顶纵身跳下去。说到做到，我选择了一棵树淡定地往上爬着，不一会儿便远离地面，虽然未达树冠，但当我停下来朝下瞟一眼时，发现地面距我大约已有二十来米了。够用了，这是一条理想的坠落轨道，深似一口竖井，垂直下落一命呜呼准没问题。我靠着树干，缓缓神。说来非常神奇，此刻我居然想到了自己死后的葬礼。那肯定是一场盛况空前的葬礼，教堂里钟声回荡，管风琴轰鸣，前来为我送葬的人多得墓地几乎容纳不下，人们对我的离去悲痛不已，爸爸妈妈在哭，哥哥姐姐在哭，同学们在哭。令我惊诧的是，冯克尔小姐竟也在人群中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葬礼后我想人们会照例大吃一顿，我把酒席上人们说我的种种好话都预估到了，乃至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沉浸在凄美的遐想之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既然如此，我数三个数便可以放心地跳下去了…… 且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大路那边传来木杖击地声：“哒——哒——哒”，似乎是要配合我即将数出的“一——二——三”。接着，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看到夏先生出现在我的脚下，正好占据了我欲垂直坠落的着陆点。这就意味着，如果我跳下去的话，不仅自己会摔个稀巴烂，还会将夏先生也砸个稀巴烂。于是，我中止了我可能做出的举动，抓紧树枝静静地俯视、观察着夏先生。夏先生像印第安人一样围着大树绕了一圈儿，然后又回到刚才的位置，他没有留意不远处我扔下的自行车，在确信无人跟踪而且四周连个鬼影都不见之后，把草帽、手杖和背囊放到一边，如同上床似的直挺挺地躺在林地上。不过他没有睡觉，而是发出一声声长叹，像是痛苦的呻吟，又恰似发自肺腑的幽怨，我猜想没准儿其中交织着他对生活的绝望与希望。只一会儿的工夫，夏先生便坐起，伸手抓过背囊，从里面扯出面包和水壶，以战时的节奏狼吞虎咽地完成了一餐，然后又像战士出征一样起身再次踏上旅程。隨即从大路那边传来渐渐远去有如节拍器般的“哒——哒——哒”声。我自觉满脸涨红，周身却有些发冷。我受到了震撼，感到了羞愧，转瞬间从树上跳下去的念头荡然无存。我受到一次责骂便想去死是多么的荒唐，而就在刚才，我的眼皮底下却有一位大半辈子都在死里逃生的人！
我最后一次与夏先生相遇已经是又过了五六年的事了。这五六年间，我长大了不少，个头儿已经接近一米七了。我不再看早已悉数通读过的格林兄弟撰写的童话，开始看《奥德赛》了。我盼望着早一点儿长到十六岁，没准儿那时能打开我人生的又一扇窗。这五六年间，发生了不少事情，夏先生那位做布娃娃的妻子去世了。夏先生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渔夫里德尔家湖边的阁楼上。可后来又据里德尔的太太说，夏先生很少在家，即便回到阁楼，待的时间也很短，通常只是稍微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喝点儿水，甚至连觉也不睡，然后重新上路。他不分昼夜地到处流浪，其细节依旧谁也不得而知。人们可以去议论电视新闻，可以去品评新开的自选商店里的物品，但越来越少的人去谈论夏先生。尽管他本人仍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可在人们的意识中他似乎已不复存在。
又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从同学米歇尔的家中离开，我们刚才在一起看了一档很无聊的电视节目。暮色缓慢降临，唯有湖水与天际连接处还悬着一线灰白色的亮光。我不紧不慢地骑着自行车，穿过渐浓的夜雾。在刚好骑到一半的地方——道路从此处开始偏离湖滨，转弯逼进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我的车链意外地脱落了。我下车鼓捣了半天也没弄好，气馁地准备放弃修理，推着车子回家。当我缓过神来，把目光重新掠向湖边时，发现湖泊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面硕大的镜子，而在这镜子的边缘上竟然伫立着夏先生。夏先生背对着我这边，脸冲着湖心。湖水映衬出他黑黝黝的剪影，他的右手握着那根略带弯曲的手杖，背囊在肩上，那顶草帽则扣在头上。只见他坚定而执着地向前走着，湖水没过了他的脚踝，他扔掉手杖;没过膝盖，他扔掉背囊;湖水渐渐没过他的胸口，漫过他的头顶……水面上只剩下那顶草帽在飘浮。远处的我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但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长久地目送着湖中那顶草帽，直到它消失在静谧的暮色里。
等所有人都觉察到夏先生失踪了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这时夏先生重又成为人们的谈资。有人说他极有可能彻底疯掉了，乃至迷失了回家的路：有人说他山中遇险，没准儿失足掉进峡谷里摔死了;有人说他或许已经移居国外，去了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此间我未对任何人提起我的所见，脑海里却总是萦绕着这些年来夏先生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群说过的那句发自心底的恳求：“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我知道，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尊严。
（责任编辑高博）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喜欢爬树的顽皮少年，个头儿一米三四。体重轻得几乎可以飞起来。那年秋日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风推着我从村外小山岗上顺势而下。当时我把外套的扣子解开，双手抓住两侧衣襟，手臂一伸如同张开翅膀，轻盈地越过山谷，飘过湖面，在我家院子上空来一个漂亮的转弯，便洒脱地落到门前台阶上，令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万分惊奇。当然，事发时我不曾解开外套的扣子，也没能真的腾空飞起。如此神奇的描述只不过是我的想象、幻想以及理想而已。虽然我从来没有练就飞翔的本领，但爬树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往上爬简单得很，在攀援蹬踩前先用手抓住树枝试试，只要结实就没问题。下树可就有一些难度了，若遇到的枝干朽烂疏松或是潮湿打滑，便会很糟糕。两手不死死抓紧的话，就会完全按照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四百年前发现并至今仍然有效的自由落體定律，像块石头一样直落地面了。这方面我是有亲身体验因而也是有发言权的，最惨的一次坠树事件发生在小学高年级时，那次我从一棵银枞（cong）树四米多高的树杈上掉下，后脑勺磕出一个差不多如同婴儿拳头般的大筋包。几十年过去，大筋包早就不见了。可后遗症留存至今。比方说时而头疼，还有现在讲话总是跑题，越来越不会简单明了地表述某一件事。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要讲的并不_是我的故事，而是夏先生的故事。其实夏先生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他就是一个怪人，有人说是战争创伤带给他的心灵阴影太根深蒂固了。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只不过有几次与我不期而遇，有所交集而已。
夏先生是二战结束后携妻子来我们村的，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夏先生不屑与人交往，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妻子靠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布娃娃卖钱糊口，足不出户。夏先生却是长年累月四处奔波，一年到头没有哪天歇过脚。我敢说，夏先生是全县最知名的人，沿湖方圆至少六十公里以内，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狗在内，没有没见过他奔波的身影的。有两件东西夏先生无论冬夏都不离身，一件是核桃木的手杖，另一件是他的背囊。背囊里只有简单的几样东西：水、面包和草帽、雨披。夏先生每日四处流落的目的何在，没人能说清楚。战争刚结束那会儿，生活没有恢复安定，他每日十几个小时的跋涉奔波，人们还以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后来日子渐渐消停了，他仍旧如此，大家对他满世界转悠也习以为常，更没有探究他到底要做什么的兴趣了。甚至，夏先生每天跨田野，越草地，奔走于大街小巷。或穿过。森林，绕湖而行，往返城乡，走村串镇，直到深夜方归，人们则几乎视而不见了。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城里看赛马，归途中遇上了大暴雨。据后来的报纸报道，这是本地二十二年来最大的暴雨。车破水而行，车窗外就像水底世界一般。忽然，透过雨帘，我在路的右前方看见了一个正在赶路的人影，凭那步态我认出是夏先生。爸爸开车接近他时，停下车摇下窗大声招呼：“夏先生，上车吧，我们送您走！”然而夏先生不为所动，他的嘴唇好像张合了几下，依旧头也不回，异常艰难却不知疲倦地大步迈进。“简直是疯了，没有办法。”爸爸嘟囔了一句自我解嘲。当我们的车再次擦夏先生身边缓缓驶过时，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他两眼直盯地面，只是每走几步才抬起那双睁得贼大且呈惊恐状的眼睛愣愣朝前望一下，好看清前面的路。他的嘴唇似乎在翕动，也许夏先生就是这样，时常自言自语。
傍晚，全家人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听爸爸谈论夏先生，妈妈讲她听人说夏先生患有严重的幽闭恐怖症，得这种病的患者无法较长时间待在室内或其他幽闭的空间。我静静地听着，宁愿理解成在外奔波对夏先生来说是一大乐趣和一种享受吧，就像我喜好爬树一样。尽管如此，夏先生那张半开半合的嘴和那双惊恐的眼睛，还是让我感到惴惴不安。
一年后，我个头儿也长到了一米五，尽管我搞不懂机械旋转脉冲守恒定律原理，但我却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为了到三公里以外的钢琴老师家上课，我便可以骑自行车往返。钢琴老师冯克尔小姐，这些年来曾经教过我的妈妈、哥哥和姐姐。她很看重“小姐”这个称呼，尽管她头发花白、形象古老。可能我的音乐细胞比妈妈、哥哥、姐姐少吧，冯克尔小姐十分不待见我，讽刺、挖苦、口头批评和身体处罚都是常事。我是怀着一种既反感抵触又难以压抑虚荣的复杂心情投入她门下的。在跟她学了一学期之后，终于有一天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那天我无意中迟到了十分钟，她大发雷霆，不问缘由便把我大骂一顿，还抓着我的手在琴键上一阵乱戳。我又疼又气，急忙抽手，琴盒被碰到后轰然合上，这下进一步惹恼了冯克尔小姐：“滚，你这个笨蛋！我要给你妈打电话，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委屈之至，激愤不已，哭着冲出了她的家门。
我没有勇气踏上回家的路，而是穿过森林将自行车骑上了山岗。一个主意在我头脑中鬼使神差地产生了：去死！我要凭借自身的优势爬上一棵高大的老红松，然后从树顶纵身跳下去。说到做到，我选择了一棵树淡定地往上爬着，不一会儿便远离地面，虽然未达树冠，但当我停下来朝下瞟一眼时，发现地面距我大约已有二十来米了。够用了，这是一条理想的坠落轨道，深似一口竖井，垂直下落一命呜呼准没问题。我靠着树干，缓缓神。说来非常神奇，此刻我居然想到了自己死后的葬礼。那肯定是一场盛况空前的葬礼，教堂里钟声回荡，管风琴轰鸣，前来为我送葬的人多得墓地几乎容纳不下，人们对我的离去悲痛不已，爸爸妈妈在哭，哥哥姐姐在哭，同学们在哭。令我惊诧的是，冯克尔小姐竟也在人群中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葬礼后我想人们会照例大吃一顿，我把酒席上人们说我的种种好话都预估到了，乃至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沉浸在凄美的遐想之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既然如此，我数三个数便可以放心地跳下去了…… 且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大路那边传来木杖击地声：“哒——哒——哒”，似乎是要配合我即将数出的“一——二——三”。接着，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看到夏先生出现在我的脚下，正好占据了我欲垂直坠落的着陆点。这就意味着，如果我跳下去的话，不仅自己会摔个稀巴烂，还会将夏先生也砸个稀巴烂。于是，我中止了我可能做出的举动，抓紧树枝静静地俯视、观察着夏先生。夏先生像印第安人一样围着大树绕了一圈儿，然后又回到刚才的位置，他没有留意不远处我扔下的自行车，在确信无人跟踪而且四周连个鬼影都不见之后，把草帽、手杖和背囊放到一边，如同上床似的直挺挺地躺在林地上。不过他没有睡觉，而是发出一声声长叹，像是痛苦的呻吟，又恰似发自肺腑的幽怨，我猜想没准儿其中交织着他对生活的绝望与希望。只一会儿的工夫，夏先生便坐起，伸手抓过背囊，从里面扯出面包和水壶，以战时的节奏狼吞虎咽地完成了一餐，然后又像战士出征一样起身再次踏上旅程。隨即从大路那边传来渐渐远去有如节拍器般的“哒——哒——哒”声。我自觉满脸涨红，周身却有些发冷。我受到了震撼，感到了羞愧，转瞬间从树上跳下去的念头荡然无存。我受到一次责骂便想去死是多么的荒唐，而就在刚才，我的眼皮底下却有一位大半辈子都在死里逃生的人！
我最后一次与夏先生相遇已经是又过了五六年的事了。这五六年间，我长大了不少，个头儿已经接近一米七了。我不再看早已悉数通读过的格林兄弟撰写的童话，开始看《奥德赛》了。我盼望着早一点儿长到十六岁，没准儿那时能打开我人生的又一扇窗。这五六年间，发生了不少事情，夏先生那位做布娃娃的妻子去世了。夏先生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渔夫里德尔家湖边的阁楼上。可后来又据里德尔的太太说，夏先生很少在家，即便回到阁楼，待的时间也很短，通常只是稍微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喝点儿水，甚至连觉也不睡，然后重新上路。他不分昼夜地到处流浪，其细节依旧谁也不得而知。人们可以去议论电视新闻，可以去品评新开的自选商店里的物品，但越来越少的人去谈论夏先生。尽管他本人仍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可在人们的意识中他似乎已不复存在。
又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从同学米歇尔的家中离开，我们刚才在一起看了一档很无聊的电视节目。暮色缓慢降临，唯有湖水与天际连接处还悬着一线灰白色的亮光。我不紧不慢地骑着自行车，穿过渐浓的夜雾。在刚好骑到一半的地方——道路从此处开始偏离湖滨，转弯逼进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我的车链意外地脱落了。我下车鼓捣了半天也没弄好，气馁地准备放弃修理，推着车子回家。当我缓过神来，把目光重新掠向湖边时，发现湖泊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面硕大的镜子，而在这镜子的边缘上竟然伫立着夏先生。夏先生背对着我这边，脸冲着湖心。湖水映衬出他黑黝黝的剪影，他的右手握着那根略带弯曲的手杖，背囊在肩上，那顶草帽则扣在头上。只见他坚定而执着地向前走着，湖水没过了他的脚踝，他扔掉手杖;没过膝盖，他扔掉背囊;湖水渐渐没过他的胸口，漫过他的头顶……水面上只剩下那顶草帽在飘浮。远处的我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但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长久地目送着湖中那顶草帽，直到它消失在静谧的暮色里。
等所有人都觉察到夏先生失踪了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这时夏先生重又成为人们的谈资。有人说他极有可能彻底疯掉了，乃至迷失了回家的路：有人说他山中遇险，没准儿失足掉进峡谷里摔死了;有人说他或许已经移居国外，去了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此间我未对任何人提起我的所见，脑海里却总是萦绕着这些年来夏先生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群说过的那句发自心底的恳求：“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我知道，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尊严。
（责任编辑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