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养老金制度作为开端，把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作为顶峰，那么欧洲福利制度的创立足足用了半个世纪。而一些亚洲国家将在10年走完这一路程。但是，如果它们出了差错——特别是做出了实现不了的承诺，这些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的前路可能就此断送。在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意欲改革，却无能为力。此时，亚洲国家应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前车之鉴
　　欧洲的福利制度起初表现为基础的保障措施，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转变成了缓冲措施。一方面是因为在战争和大萧条之后，欧洲社会的发展重心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福利的受益人成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结果庞大的社会福利拖累了欧洲经济。美国在保障措施方面较为节制，但在建立津贴制度时犯了错误——包括许下了无法兑现的养老金和医保承诺，以及把国民的健康保险和就业状况挂钩。
　　在新兴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情况更为糟糕。政府尝试用微不足道的税收填补政府开支。因为养老金和医保给了富裕的城市人，而非真正的穷人，所以社会保障带来的常常是更严重的不平等。最典型的例子是巴西，用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府开支提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服务。
　　亚洲国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继承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对依仗福利兴趣不大。这些亚洲巨人未必需要从希腊获取灵感，身边的新加坡就是个好的参考对象——新加坡的政府开支只占 GDP 的20%，但学校和医院却是世界一流的。迄今为止，亚洲大国的保障措施总体来说较为粗糙。过去，基本医保和养老金只占工人工资的很小比例。即便是现在，亚洲的社会开支占其经济的比重也不过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0%，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
　　这意味着亚洲大有可为，但也面临着很多特别棘手的问题。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虽然一些国家相对来说建国时间较短，但却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地方。目前，中国每5名劳动者供养一位老年人。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降低到每2人供养一名。相比之下，美国存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因此在引入社会保障制度25年后的1960年，每位受益者有5名劳动者为其缴款。今天，美国每位退休人员仍有3名劳动者来供养。
　　另一个问题是人口规模，这给福利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人口大国，国内各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在三国的任何一国建立福利制度，都有些类似于在整个欧洲联盟创建单一的福利制度。另外，很多亚洲工人从事的是非正规经济活动，很难判断他们的收入高低，也就很难给他们制定福利计划。
　　三个普适原则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没有任何答案可以回答包括从印度到韩国的所有问题。不同国家应该尝试不同的福利模式。但是有三个普适原则，所有亚洲国家的政府都应铭记于心。
　　一是时刻注意自己所做的承诺是否有能力兑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养老金规模适当，但是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却偏低。举例来说，中国女性退休年龄是55岁。在泰国，许多员工要求在60岁以后停止工作并可以在5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这显然难以为继。亚洲需要延长退休年龄，延长的幅度可参考平均寿命。
　　二是亚洲各国政府需要更为谨慎地设定社会开支目标。简而言之，社会供给应当更多地去保护穷人，而不是去补贴富人。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的国家，对老年人的救济不能以牺牲对年轻人的投资为代价。有太多的亚洲政府仍然在把大量的公款用于资助倒行逆施的项目上。比如，印度尼西亚去年在燃油补贴方面花费的资金为卫生保健方面的9倍，而这笔补贴绝大部分都流入了该国最为富裕的一批人手中。既然已经承诺了建立覆盖范围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并且亚洲的政治家具备了政治机遇，那么也应承担其相应的经济责任，避免类似的浪费。
　　三是亚洲的改革者应当专注于同时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要用死板的解聘规则或是过于慷慨的最低工资来扼杀劳动力市场。确保养老金可以在岗位之间、地区之间进行流动。不要把由公共资金支持的保障措施和政府的服务供给混为一谈（单一的公共支付体系可能是提供基础卫生保健最为低廉的方式，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护士都需要成为政府雇员）。此外，利用技术来避免效率低下现象——正是这种现象妨碍了富裕世界公共部门的发展。亚洲国家可以用现代技术来创立新型高效的福利给付系统，比如广泛采用电子档案、通过手机来管理转移性支付等等。
　　亚洲的福利供给能否迈出一大步？最终这将由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时决定。亚洲人民将不得不提前做出打算，延长工作年限并避免因为接受救济而给子孙后代留下大笔债务。迄今为止，富裕世界的人民身上并没有这些美德。达到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才是真正跨出的最大一步。 （嘉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