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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一种观点在历史学家中非常普遍：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进化过程中不存在规律性，但这种观点是非建设性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因为它是通俗科学理论论述的一部分，还因为这一概念承认在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人类生活不同领域所观察到的很多个别变化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很多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所经历的全面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规律性（当然，不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存在明显特征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就可以谈论不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共性、特殊性，以及唯一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19—20世纪；俄国；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理论；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17-05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В.， 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традиция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традиции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б. статей.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8；Алексеев В. В.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дина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пыт перехода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1. 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бозрение / Под ред. Л. И. Бородкина. Вып. 8. М.， 2002；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бозрение / Под ред. Л. И. Бородкина. М.： МГУ， 2006. Вып. 12；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ереход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 2006.
在过去20年间，关于19—20世纪俄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决定研究方法论框架的理论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通过现代化方式，介绍了俄国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化过程，Б. Н.米罗诺夫[1]、Н. А.普罗斯库里亚科娃[2]、М. А.达维多夫[3]、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4]、В. В.阿列克谢耶夫[5]等人的著作可被视为这一流派。
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开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伴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层面的重要变化，表现出新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和国家进化特点。几十年来，从传统社会到工业化社会过渡进程中的规律性，一直是社会人文学科不同领域专家们的研究课题，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被理解为现代化，是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历史的必经阶段，甚至到了21世纪初，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经历这一过渡进程中的种种困难。
对现代化模式的现代解释
如今，现代化理论有着不同解释，许多国家方法论专家们正积极完善和补充这一理论，其中也包括俄国历史学家，最主要的是乌拉尔地区学者，他们关注能够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时空方面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方法，这些方法特别适用于俄国①。本文所列出的一系列著作在文章中，作为对比分析现代化理论这一现代化观点的基础。
事实上，在对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改革和现代化突击命运进行思考的历史学家当中，现代化理论引起了一系列讨论，成为俄国历史学上最被需要的宏观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创始者们（W罗斯托、M. 列维、D. 莱纳等等）在早期（20世纪50—60年代）著作中指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是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并逐渐推行民主价值的工业化。由于上述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道路上存在一些变化，理论框架也逐渐被扩大（B. 穆尔、S. 艾森施塔特、G. 瑟伯恩、W. 察普夫等等）。现代化理论至今未失去现实意义，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国家和中欧、东欧后共产主义地区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特点，则为现代化理论发展补充了动力。
众所周知，部分科学协会对现代化理论观点持有某种怀疑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基于对组成这一理论的过渡进程规律共性的怀疑。但现代化理论正逐渐完善和充实，其框架也不断扩大，如今已经研究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重性观点（multiple modernity）。我们注意到，这一理论完全能与世界体系方法和相关性理论等其他旨在说明，最近几个世纪不同国家发展规律性的方法相媲美。
时下，诸多历史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进化过程中不存在规律性，但这种观点是非建设性的。学者们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不仅因为它是通俗科学理论论述的一部分，还因为这一概念承认在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人类生活不同领域所观察到的很多个别变化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很多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所经历的全面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规律性（当然，不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存在明显特征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就可以谈论不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共性、特殊性，以及唯一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方式的进化表现出向现代化流派、相关性理论，以及世界体系分析的趋同倾向，导致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现代化分析法。正如著名俄国历史方法论专家И. В.波别列日尼科夫在著作中指出的，现代化观点的进化特点在于加强现代化中的传统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作用，更多地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部分和外生因素，观察历史偶然性，承认现代化进程的周期性特征和现代化改造中的相互矛盾性，承认现代化的多种形式。
但在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什么样情况下，历史偶然性能够成为主角？在我们看来，协同方法给出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方法能够为现代化理论补充理论方法论体系。该方法框架内表明，随着不稳定性、复杂系统状态的混乱性，以及失去可操纵性等情况的增加，在变化和历史偶然性的影响下，发展轨道能够找到新出路，这种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研究观点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存在预测范围和规律性的影响。赶超型发展国家常常具有相互矛盾的特点，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过渡阶段的出现，以及新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问题的发生。例如，И. М.萨韦利耶夫娜和А. В.波列塔耶夫正在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固定间断”模式[6]，他们表示，对分析历史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即那些区分不同“固定”社会状态的阶段特别感兴趣，Ф.布罗代尔、Э.勒鲁瓦·拉迪里、И.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中，率先讨论了这种观点的变体。
过渡现象的出现或者是因为政府做出决策，希望通过骤然改变社会制度和（或者）经济制度结构克服不可避免的问题，或者是因为矛盾积聚和社会混乱形势下所发生的革命、叛乱、政变的结果。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发展，把研究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到第二种“情况”上，根据协调模式，发展被理解为符合稳定状态的长期阶段的连贯，这些阶段被短期混乱状况（“分叉”）所中断，之后过渡到下一个稳定状态（“吸引区”），通常由分叉点的变动来决定是否选择过渡。其实，“传统理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观点）将发展看作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过渡进程，但不稳定情况所固有的混乱性在此时要么完全未被考虑到，要么被看作是某种次要的，因而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通常是更复杂的制度）的、合乎规律的过渡中并不重要的产物。也像制度一样，把混乱概念看成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协同作用所特有的。用来分析不稳定的非线性体系而研究出的数学模式，也为研究“爆炸”时期所出现的历史发展的交替方法论方式的完善创造了可能性[7 ]。
正如现代化观点方法论专家们在著作中指出的，现代化机制首先包括结构功能分化、工业化和扩散过程，此时，内生变化在现代化方式的框架内占主导地位，而在从属关系、落后现象、世界体系方法等理论范围内，更重要的则是外生变化。
在研究外生因素的作用时，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开始研究现代化传播机制的特点，新事物的传播在这里占据特殊地位，决定着社会、工艺或制度特征模式的转移。西方化是现代化模式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这一背景中具有特殊意义。波氏指出，在现代化理论的不同现代化变体当中，“现代化”和“西方化”概念并不是紧密相关的，它们被看作是社会进化的不同路线（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没有西方化的现代化，赶超型现代化）。
在探讨现代化方式的完善方法时，方法论专家们把历史实践加入到人类研究中，提出要综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多形性现象被理解为研究过渡时期的主要组织原则，应被单独提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社会子系统发展进程中的差距造成了不同分阶段、不同类型的环节、制度、飞地的长期共存。在讨论是否有必要更新现代化定义问题时，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利用早前由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定义作为出发点，将现代化看作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中，贯通一切的创新活动过程。作者对现代化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中相互作用的结构和活动、传统和创新的复杂内外力和定向循环过程，亦即以机制和子过程、结构方式实现的过程，其表现程度在不同文明文化中各不相同。波别列日尼科夫认为，这些机制和子过程包含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合理化、工业化、都市化、人口过渡、官僚化、职业化、民主化、现代派生体系的形成、教育革命和交通革命等内容，这一定义直到现在还被公认为解释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最完整、最适合的方法。所列出的子系统目录或许有必要进行扩充，把公民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归纳进来。采用这种定义除了具有理论意义外，还具有“工具”意义，为根据时间、文明、国家和区域特点来讨论现代化多样性创造了可能性。
在讨论有关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现代化临时水平问题时，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强调，有必要使用分化方法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临时测量，因为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缓慢的”文明临时性、稍快的“向量”临时性，以及更快的循环临时性等不同类型临时性的总和决定着现代化，这些不同类型临时性所“覆盖”的影响在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得到讨论，其中包括ВВ阿列克谢耶夫、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МА切什科夫、ВГ霍罗斯、ТА安德烈耶娃、АС阿希耶泽尔、ВТ梁赞诺夫等人在内。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工业化问题很感兴趣，是否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在俄国历史上是现代化时期？2000年，Ш.菲茨帕特里克发起了这一讨论，讨论中出现两种观点：第一种是由20世纪30年代“现代性”（модернити）观点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他们的观点在С科特金的著作中有所表现）；第二种则由“新墨守成规者们”提出（主要代表是希·菲茨帕特里克的学生Д霍夫曼、П霍奎斯特、Я科聪尼斯和А魏纳。М大卫-福克斯在2006年发表的作品中。在现代化论述的背景下，对斯大林工业化性质问题的两种观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基本特征为multiple modernity）。
至于俄国现代化的空间，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则关注国家在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的位置特点，这就不得不提到俄国的文明发展进程特点。他还提到俄国的广袤幅原、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大量矿物资源，这些都对国家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各种不同影响。这一论题在有关“丰富资源陷阱”的著名讨论中具有特殊意义，表现出大量自然资源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 革命前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方面
改革后俄国现代化进程完全走西方路线，形成了市场经济，开始了工业化，随后逐渐向新的社会结构、教育改革过渡，还形成了公民社会制度[2]（p.1）。但正如НА普罗斯库里亚科娃指出的，俄国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因为上述进程在俄国的出现要比欧洲晚，期限也被缩短，同时有权的上流社会——国家扮演了现代化进程的发起人角色[2]（pp.1-2）。
对于俄罗斯帝国这种具有多种自然发展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大国来说，现代化和区域发展相互作用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过程在最后如何与俄国经济的空间地理基础发展进行对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同意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把能够大量、快速得到回报的自然资源吸收到经济转速中，并把它作为现代化政策的基础必定会导致新领土上“局部性的”、人为的、单方面的经济增长。作者们对比现代化发展和区域化发展后得出了结论，而这些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与俄国现代化自然属性和殖民地化特征的固定概念相异。例如，他们认为，作为快速克服国家社会经济落后问题的手段，现代化政策的领土影响在最近几个世纪俄国历史上具有“规律性”特点。通常，国家要想实现更多地参与到生产力地区分布政策是通过减弱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调节作用、破坏开支和所得成果之间的基础关系时才会发生。这一结论很有意思，从历史长远前景角度来看，扩大工业潜能的必要规模成为了扩大社会发展领土基础的前提，但从短期展望来看，这种政策加强了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封锁机制，具有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缺点。
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认为，由于特殊自然因素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储备物资，国家现代化政策本身成为了可能的，可以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开始的；第二次是19世纪60年代伟大改革引发的；第三次则在苏联时期。
似乎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现代化浪潮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我们看来，关系到俄国革命前工业化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就可以划分为一次“浪潮”。
对俄国历史文明观点的研究首先包括АС阿希耶泽尔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社会文化部分，将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不平衡视为俄国发展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历史被看作是循环活动，这里的每个新阶段不仅带来了新特征，还保留着过去发展阶段所固有的一系列特点。另一种文明模式则关系到理·派普斯（Р. Пайпс）的观点，他把俄国发展的主要区别和早在沙皇时期和帝国时期就产生的俄国现代化特点，视为结合政治成分和社会经济成分为前提的沙皇政府的“世袭性”。派普斯认为，俄国现代化的这种特点可以被解释为“从上而下的推行”。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在这一关系中指出，派普斯对俄国社会民主要素、传统，以及社会主动性估计不足，但总的来说，作者们也在俄国现代化中看到了其“赶超型”、非本质型模式，基本不依靠内部原因，而是借用西方成功经验的结果，虽然作者们认为，这种经验并不总是成功的。不得不承认，这种由国家主动性所决定的“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行”是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例如，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将俄国现代化“改革后”阶段的开端，与19世纪60年代的伟大改革联系起来，而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化“帝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作者们划分出“军事工业综合体和雄兵保障”，同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生产、工厂生产的过渡，还注意到工业新领域的出现。在这里作者们脱离了对于很多著作来说具有代表性但对俄国现代化来说非本质性的“赶超型”的概念，并在证明上述对俄国发展内部因素估计不足的分歧中指出，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在“外部影响”的作用下出现，在很多方面也是由内部原因所引起的。在确认“俄国在20世纪初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程度”后，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开始重新关注经济方面，即劳动效率增长、工艺发展和技术改造（同时还包括落后农业部门的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直到1917年还未完成的乌拉尔早期工业现代化等）。
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其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与地方自治局工作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活跃、知识的传播、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意识的提高等等。这一时期（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表现出以下几种现代化特点：从传统国家到“法制”国家、公民社会的过渡；等级体系、农奴制度等上一体制遗留残余的保留等社会结构发展中的不均衡性；加快此阶段的现代化；在20世纪初不断革命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作者们讨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缺陷”和“仅有的一点政体自由化”的局限性，同时，有效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前提条件不够成熟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这些前提条件“不仅在大多数人民当中，而且在西方化的理性上流社会环境中”也并未形成[2]（p.27）。
根据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定义，所有提到的组成部分都需要在工业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俄国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前时期和苏联时期两个阶段的工业化紧密相关，这两个阶段都发生在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框架内，但同时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条件，并且在工业增长来源结构和国家作用方面都各不相同。对俄国工业发展在其工业化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收到成果的评价问题，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最近十年间所发表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一系列科学期刊所展开的讨论，在理解俄国革命前工业化特点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8]。
这一讨论在有关俄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业增长速度和特征方面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注意到，尽管当时文献初版受政府的控制，但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并不是特别单调。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新阶段讨论源自1994年ЛБ卡芬加乌斯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俄国工业生产的进化（从19世纪后1/3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一书，1930年，由于作者遭逮捕，已排好版的书被毁掉。在分析俄国工业从之前1/4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均增长率数据时，卡芬加乌斯把注意力集中到19世纪90年代下半期和战争前5年这两个提高阶段，指出俄国工业发展的周期性特点。他得出结论：战前时期的提高在程度和一系列指数上甚至超过了19世纪90年代。卡芬加乌斯得出整个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数据：总产值增长率在1887—1900年间为73%，1908—1913年为93%；体力工作量指数增长率在1887—1900年为92%，1908—1913年为74%。他对俄国工业的战前形势给出了非常乐观的评价，指出战争开始前的几年时间里，机器设备得到了更新，企业生产潜力超过了实际生产量。 实际上，战前时期工业的提高，还伴随着轻工业部门生产量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也在大众对产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中得到反映，因此，卡芬加乌斯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在食品生产发展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大众需求的变化和更精致品味的传播等变化过程，在战争前最后几年间还表现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开始要求更高品质的织物，因此，生产廉价印花布起家的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地区近来开始转向生产莫斯科工厂那种更昂贵的品种”[9]。
但这些过程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这些文献中强调革命前时期俄国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经济发展处于绝境等内容，对俄国革命前时期经济潜力的过低评价并不罕见。ВИ鲍维金认为，这一现象源自20世纪30年代，当时出现了“关于俄国半殖民地依赖性的著名的斯大林提纲”，在该提纲影响下，“重新初版的书籍中国家工业总产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被严重降低，这些数据至今还广泛使用于历史文献当中，从那时起，在介绍俄国国民经济时开始强调国家技术经济的落后性及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在讨论 “无望的革命前俄国落后情况的无稽之谈”[10]（p.7）ВИ鲍维金指出：“在这种无稽之谈的影响下形成历史认识的我们同代人很难相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之一” [10] （p.4）。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是由革命前现代化开始时期并不高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与俄国的邻邦相比，俄国还是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均增长65%）。
最后我们注意到，对俄国革命前现代化进程及其经济成分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在没有充分、深入地研究俄国（革命前）工业化方案，并在比较等级背景下对其成果进行评价之前，就无法解释俄国在19—20世纪之交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特点。最近几年，俄罗斯和国外研究人员所发表的著作对俄国从之前1/4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行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提供了基础，但俄国的政治演变特征和社会文化特点决定了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矛盾性和“局部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及其影响推迟了这些进程，彻底改变了在随后几十年间的性质。
[参 考 文 献]
[1]Миронов Б. 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9. Т. 1 - 2.
[2]Проскурякова Н. А. Власть и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 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3]Давыдов М. А. 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 2003；
[4]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ереход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 2006；
[5]Алексеев В. В.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дина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пыт перехода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1.
[6] Савельева И. М.， Полетаев А. В. История и время： В поисках утраченного. М.， 1997.
[7]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Порядок из хаоса"： концепции синергетики в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N 2.
[8]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искуссии， материалы. 2004. Сб.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кафедры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РУДН. М.， 2005.
[9]Л. Б. Кафенгауза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 века - 30-е годы XX века）М.， 1994.
[10]Бовыкин В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г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М.， 1984.
（Л. И.鲍罗德金：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19—20世纪；俄国；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理论；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17-05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В.， 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традиция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традиции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б. статей.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8；Алексеев В. В.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дина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пыт перехода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1. 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бозрение / Под ред. Л. И. Бородкина. Вып. 8. М.， 2002；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бозрение / Под ред. Л. И. Бородкина. М.： МГУ， 2006. Вып. 12；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ереход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 2006.
在过去20年间，关于19—20世纪俄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决定研究方法论框架的理论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通过现代化方式，介绍了俄国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化过程，Б. Н.米罗诺夫[1]、Н. А.普罗斯库里亚科娃[2]、М. А.达维多夫[3]、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4]、В. В.阿列克谢耶夫[5]等人的著作可被视为这一流派。
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开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伴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层面的重要变化，表现出新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和国家进化特点。几十年来，从传统社会到工业化社会过渡进程中的规律性，一直是社会人文学科不同领域专家们的研究课题，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被理解为现代化，是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历史的必经阶段，甚至到了21世纪初，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经历这一过渡进程中的种种困难。
对现代化模式的现代解释
如今，现代化理论有着不同解释，许多国家方法论专家们正积极完善和补充这一理论，其中也包括俄国历史学家，最主要的是乌拉尔地区学者，他们关注能够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时空方面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方法，这些方法特别适用于俄国①。本文所列出的一系列著作在文章中，作为对比分析现代化理论这一现代化观点的基础。
事实上，在对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改革和现代化突击命运进行思考的历史学家当中，现代化理论引起了一系列讨论，成为俄国历史学上最被需要的宏观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创始者们（W罗斯托、M. 列维、D. 莱纳等等）在早期（20世纪50—60年代）著作中指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是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并逐渐推行民主价值的工业化。由于上述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道路上存在一些变化，理论框架也逐渐被扩大（B. 穆尔、S. 艾森施塔特、G. 瑟伯恩、W. 察普夫等等）。现代化理论至今未失去现实意义，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国家和中欧、东欧后共产主义地区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特点，则为现代化理论发展补充了动力。
众所周知，部分科学协会对现代化理论观点持有某种怀疑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基于对组成这一理论的过渡进程规律共性的怀疑。但现代化理论正逐渐完善和充实，其框架也不断扩大，如今已经研究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重性观点（multiple modernity）。我们注意到，这一理论完全能与世界体系方法和相关性理论等其他旨在说明，最近几个世纪不同国家发展规律性的方法相媲美。
时下，诸多历史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进化过程中不存在规律性，但这种观点是非建设性的。学者们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不仅因为它是通俗科学理论论述的一部分，还因为这一概念承认在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人类生活不同领域所观察到的很多个别变化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很多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所经历的全面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规律性（当然，不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存在明显特征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就可以谈论不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共性、特殊性，以及唯一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方式的进化表现出向现代化流派、相关性理论，以及世界体系分析的趋同倾向，导致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现代化分析法。正如著名俄国历史方法论专家И. В.波别列日尼科夫在著作中指出的，现代化观点的进化特点在于加强现代化中的传统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作用，更多地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部分和外生因素，观察历史偶然性，承认现代化进程的周期性特征和现代化改造中的相互矛盾性，承认现代化的多种形式。
但在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什么样情况下，历史偶然性能够成为主角？在我们看来，协同方法给出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方法能够为现代化理论补充理论方法论体系。该方法框架内表明，随着不稳定性、复杂系统状态的混乱性，以及失去可操纵性等情况的增加，在变化和历史偶然性的影响下，发展轨道能够找到新出路，这种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研究观点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存在预测范围和规律性的影响。赶超型发展国家常常具有相互矛盾的特点，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过渡阶段的出现，以及新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问题的发生。例如，И. М.萨韦利耶夫娜和А. В.波列塔耶夫正在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固定间断”模式[6]，他们表示，对分析历史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即那些区分不同“固定”社会状态的阶段特别感兴趣，Ф.布罗代尔、Э.勒鲁瓦·拉迪里、И.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中，率先讨论了这种观点的变体。
过渡现象的出现或者是因为政府做出决策，希望通过骤然改变社会制度和（或者）经济制度结构克服不可避免的问题，或者是因为矛盾积聚和社会混乱形势下所发生的革命、叛乱、政变的结果。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发展，把研究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到第二种“情况”上，根据协调模式，发展被理解为符合稳定状态的长期阶段的连贯，这些阶段被短期混乱状况（“分叉”）所中断，之后过渡到下一个稳定状态（“吸引区”），通常由分叉点的变动来决定是否选择过渡。其实，“传统理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观点）将发展看作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过渡进程，但不稳定情况所固有的混乱性在此时要么完全未被考虑到，要么被看作是某种次要的，因而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通常是更复杂的制度）的、合乎规律的过渡中并不重要的产物。也像制度一样，把混乱概念看成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协同作用所特有的。用来分析不稳定的非线性体系而研究出的数学模式，也为研究“爆炸”时期所出现的历史发展的交替方法论方式的完善创造了可能性[7 ]。
正如现代化观点方法论专家们在著作中指出的，现代化机制首先包括结构功能分化、工业化和扩散过程，此时，内生变化在现代化方式的框架内占主导地位，而在从属关系、落后现象、世界体系方法等理论范围内，更重要的则是外生变化。
在研究外生因素的作用时，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开始研究现代化传播机制的特点，新事物的传播在这里占据特殊地位，决定着社会、工艺或制度特征模式的转移。西方化是现代化模式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这一背景中具有特殊意义。波氏指出，在现代化理论的不同现代化变体当中，“现代化”和“西方化”概念并不是紧密相关的，它们被看作是社会进化的不同路线（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没有西方化的现代化，赶超型现代化）。
在探讨现代化方式的完善方法时，方法论专家们把历史实践加入到人类研究中，提出要综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多形性现象被理解为研究过渡时期的主要组织原则，应被单独提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社会子系统发展进程中的差距造成了不同分阶段、不同类型的环节、制度、飞地的长期共存。在讨论是否有必要更新现代化定义问题时，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利用早前由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定义作为出发点，将现代化看作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中，贯通一切的创新活动过程。作者对现代化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中相互作用的结构和活动、传统和创新的复杂内外力和定向循环过程，亦即以机制和子过程、结构方式实现的过程，其表现程度在不同文明文化中各不相同。波别列日尼科夫认为，这些机制和子过程包含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合理化、工业化、都市化、人口过渡、官僚化、职业化、民主化、现代派生体系的形成、教育革命和交通革命等内容，这一定义直到现在还被公认为解释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最完整、最适合的方法。所列出的子系统目录或许有必要进行扩充，把公民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归纳进来。采用这种定义除了具有理论意义外，还具有“工具”意义，为根据时间、文明、国家和区域特点来讨论现代化多样性创造了可能性。
在讨论有关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现代化临时水平问题时，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强调，有必要使用分化方法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临时测量，因为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缓慢的”文明临时性、稍快的“向量”临时性，以及更快的循环临时性等不同类型临时性的总和决定着现代化，这些不同类型临时性所“覆盖”的影响在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得到讨论，其中包括ВВ阿列克谢耶夫、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МА切什科夫、ВГ霍罗斯、ТА安德烈耶娃、АС阿希耶泽尔、ВТ梁赞诺夫等人在内。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工业化问题很感兴趣，是否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在俄国历史上是现代化时期？2000年，Ш.菲茨帕特里克发起了这一讨论，讨论中出现两种观点：第一种是由20世纪30年代“现代性”（модернити）观点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他们的观点在С科特金的著作中有所表现）；第二种则由“新墨守成规者们”提出（主要代表是希·菲茨帕特里克的学生Д霍夫曼、П霍奎斯特、Я科聪尼斯和А魏纳。М大卫-福克斯在2006年发表的作品中。在现代化论述的背景下，对斯大林工业化性质问题的两种观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基本特征为multiple modernity）。
至于俄国现代化的空间，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则关注国家在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的位置特点，这就不得不提到俄国的文明发展进程特点。他还提到俄国的广袤幅原、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大量矿物资源，这些都对国家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各种不同影响。这一论题在有关“丰富资源陷阱”的著名讨论中具有特殊意义，表现出大量自然资源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 革命前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方面
改革后俄国现代化进程完全走西方路线，形成了市场经济，开始了工业化，随后逐渐向新的社会结构、教育改革过渡，还形成了公民社会制度[2]（p.1）。但正如НА普罗斯库里亚科娃指出的，俄国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因为上述进程在俄国的出现要比欧洲晚，期限也被缩短，同时有权的上流社会——国家扮演了现代化进程的发起人角色[2]（pp.1-2）。
对于俄罗斯帝国这种具有多种自然发展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大国来说，现代化和区域发展相互作用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过程在最后如何与俄国经济的空间地理基础发展进行对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同意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把能够大量、快速得到回报的自然资源吸收到经济转速中，并把它作为现代化政策的基础必定会导致新领土上“局部性的”、人为的、单方面的经济增长。作者们对比现代化发展和区域化发展后得出了结论，而这些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与俄国现代化自然属性和殖民地化特征的固定概念相异。例如，他们认为，作为快速克服国家社会经济落后问题的手段，现代化政策的领土影响在最近几个世纪俄国历史上具有“规律性”特点。通常，国家要想实现更多地参与到生产力地区分布政策是通过减弱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调节作用、破坏开支和所得成果之间的基础关系时才会发生。这一结论很有意思，从历史长远前景角度来看，扩大工业潜能的必要规模成为了扩大社会发展领土基础的前提，但从短期展望来看，这种政策加强了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封锁机制，具有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缺点。
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认为，由于特殊自然因素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储备物资，国家现代化政策本身成为了可能的，可以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开始的；第二次是19世纪60年代伟大改革引发的；第三次则在苏联时期。
似乎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现代化浪潮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我们看来，关系到俄国革命前工业化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就可以划分为一次“浪潮”。
对俄国历史文明观点的研究首先包括АС阿希耶泽尔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社会文化部分，将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不平衡视为俄国发展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历史被看作是循环活动，这里的每个新阶段不仅带来了新特征，还保留着过去发展阶段所固有的一系列特点。另一种文明模式则关系到理·派普斯（Р. Пайпс）的观点，他把俄国发展的主要区别和早在沙皇时期和帝国时期就产生的俄国现代化特点，视为结合政治成分和社会经济成分为前提的沙皇政府的“世袭性”。派普斯认为，俄国现代化的这种特点可以被解释为“从上而下的推行”。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在这一关系中指出，派普斯对俄国社会民主要素、传统，以及社会主动性估计不足，但总的来说，作者们也在俄国现代化中看到了其“赶超型”、非本质型模式，基本不依靠内部原因，而是借用西方成功经验的结果，虽然作者们认为，这种经验并不总是成功的。不得不承认，这种由国家主动性所决定的“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行”是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例如，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将俄国现代化“改革后”阶段的开端，与19世纪60年代的伟大改革联系起来，而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化“帝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作者们划分出“军事工业综合体和雄兵保障”，同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生产、工厂生产的过渡，还注意到工业新领域的出现。在这里作者们脱离了对于很多著作来说具有代表性但对俄国现代化来说非本质性的“赶超型”的概念，并在证明上述对俄国发展内部因素估计不足的分歧中指出，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在“外部影响”的作用下出现，在很多方面也是由内部原因所引起的。在确认“俄国在20世纪初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程度”后，ВВ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同僚们开始重新关注经济方面，即劳动效率增长、工艺发展和技术改造（同时还包括落后农业部门的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直到1917年还未完成的乌拉尔早期工业现代化等）。
乌拉尔地区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其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与地方自治局工作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活跃、知识的传播、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意识的提高等等。这一时期（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表现出以下几种现代化特点：从传统国家到“法制”国家、公民社会的过渡；等级体系、农奴制度等上一体制遗留残余的保留等社会结构发展中的不均衡性；加快此阶段的现代化；在20世纪初不断革命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作者们讨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缺陷”和“仅有的一点政体自由化”的局限性，同时，有效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前提条件不够成熟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这些前提条件“不仅在大多数人民当中，而且在西方化的理性上流社会环境中”也并未形成[2]（p.27）。
根据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定义，所有提到的组成部分都需要在工业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俄国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前时期和苏联时期两个阶段的工业化紧密相关，这两个阶段都发生在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框架内，但同时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条件，并且在工业增长来源结构和国家作用方面都各不相同。对俄国工业发展在其工业化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收到成果的评价问题，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最近十年间所发表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一系列科学期刊所展开的讨论，在理解俄国革命前工业化特点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8]。
这一讨论在有关俄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业增长速度和特征方面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注意到，尽管当时文献初版受政府的控制，但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并不是特别单调。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新阶段讨论源自1994年ЛБ卡芬加乌斯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俄国工业生产的进化（从19世纪后1/3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一书，1930年，由于作者遭逮捕，已排好版的书被毁掉。在分析俄国工业从之前1/4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均增长率数据时，卡芬加乌斯把注意力集中到19世纪90年代下半期和战争前5年这两个提高阶段，指出俄国工业发展的周期性特点。他得出结论：战前时期的提高在程度和一系列指数上甚至超过了19世纪90年代。卡芬加乌斯得出整个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数据：总产值增长率在1887—1900年间为73%，1908—1913年为93%；体力工作量指数增长率在1887—1900年为92%，1908—1913年为74%。他对俄国工业的战前形势给出了非常乐观的评价，指出战争开始前的几年时间里，机器设备得到了更新，企业生产潜力超过了实际生产量。 实际上，战前时期工业的提高，还伴随着轻工业部门生产量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也在大众对产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中得到反映，因此，卡芬加乌斯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在食品生产发展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大众需求的变化和更精致品味的传播等变化过程，在战争前最后几年间还表现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开始要求更高品质的织物，因此，生产廉价印花布起家的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地区近来开始转向生产莫斯科工厂那种更昂贵的品种”[9]。
但这些过程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这些文献中强调革命前时期俄国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经济发展处于绝境等内容，对俄国革命前时期经济潜力的过低评价并不罕见。ВИ鲍维金认为，这一现象源自20世纪30年代，当时出现了“关于俄国半殖民地依赖性的著名的斯大林提纲”，在该提纲影响下，“重新初版的书籍中国家工业总产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被严重降低，这些数据至今还广泛使用于历史文献当中，从那时起，在介绍俄国国民经济时开始强调国家技术经济的落后性及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在讨论 “无望的革命前俄国落后情况的无稽之谈”[10]（p.7）ВИ鲍维金指出：“在这种无稽之谈的影响下形成历史认识的我们同代人很难相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之一” [10] （p.4）。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是由革命前现代化开始时期并不高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与俄国的邻邦相比，俄国还是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均增长65%）。
最后我们注意到，对俄国革命前现代化进程及其经济成分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在没有充分、深入地研究俄国（革命前）工业化方案，并在比较等级背景下对其成果进行评价之前，就无法解释俄国在19—20世纪之交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特点。最近几年，俄罗斯和国外研究人员所发表的著作对俄国从之前1/4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行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提供了基础，但俄国的政治演变特征和社会文化特点决定了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矛盾性和“局部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及其影响推迟了这些进程，彻底改变了在随后几十年间的性质。
[参 考 文 献]
[1]Миронов Б. 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9. Т. 1 - 2.
[2]Проскурякова Н. А. Власть и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 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3]Давыдов М. А. 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М.， 2003；
[4]Побережников И. В. Переход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 2006；
[5]Алексеев В. В.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динам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опыт перехода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1.
[6] Савельева И. М.， Полетаев А. В. История и время： В поисках утраченного. М.， 1997.
[7]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Порядок из хаоса"： концепции синергетики в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N 2.
[8]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искуссии， материалы. 2004. Сб.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кафедры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РУДН. М.， 2005.
[9]Л. Б. Кафенгауза Эволю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последняя треть XIX века - 30-е годы XX века）М.， 1994.
[10]Бовыкин В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г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России.М.， 1984.
（Л. И.鲍罗德金：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