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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马路本来就不宽，有轨电车驶过时，叮叮当当，吵得人心烦。汽车、卡车和自行车争先恐后，不住地揿喇叭、揿车铃。桥更狭仄，像个瓶颈。桥栏很低，且已破损，栏杆内的人行道不过三四尺宽，来往行人，都得擦肩而过。
一位身穿深色旧西服的中年人，走到桥上，一面小心地搀扶着夫人，一面躲让迎面疾步走来的人。夫人身材比他稍稍高些，手提拎包，同样小心地搀扶着他。他那瘦小个子，若不留神，真有被人撞下又黑又臭的河浜的危险。果然，撞着一个匆匆赶路的小青年。小青年怒目圆睁，一句脏话可能已冲到唇边。但他看了这两位一眼，终于忍住，只顾赶路去了。
这是1947年初秋某一天我在上海四川路横浜桥上目睹的一个小镜头。那位瘦小的中年人，就是茅盾先生。我那时不止一次在四川北路上遇到茅盾先生和孔德沚夫人，当然不全在横浜桥。其时茅公住在四川路底山阴路（旧名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跟鲁迅先生故居同一条弄堂，仅隔两个门。
四川北路所在的虹口区，战前也算上海旧公共租界一部分，却一直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是微妙得很，这里恰恰又住过许多进步文化人。鲁迅、茅盾、瞿秋白都住过这里。“左联”成立大会的会址——原中华艺术大学也在四川路底多伦路。抗战胜利后，上海有大批日本侨民被遣返，四川北路一带就留下不少空房。于是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或暂住上海的一些文化人，通过各种关系，在这里租赁到房租较廉的住所，独住或者合住，在寸土如金的上海找到栖身之地。我由于工作的单位《世界晨报》也在虹口，1946年秋天，报纸停办后，借居横浜桥堍弄堂里的广肇女中，因而在虹口住了将近三年，得以有幸见到许多文坛前辈。40年后，横浜桥仍然如故，桥下黑水依旧缓缓流向黄浦江，但是好多位前辈已经先后成了古人，就更令人怀念和慨叹不已了。
茅盾先生住的大陆新村虽然距横浜桥不远，有轨电车只有一站路，但是我只去拜见过一次。茅公夫妇1946年春天经广州、香港回到上海，战前的住所已属于别人，他们只好借了一位朋友的一间房住下，仍在大陆新村。在那间局促的屋里，他写了许多犀利泼辣的杂文政论，如为悼念闻一多、李公朴烈士而写的《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写的《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一个文艺学徒，我曾衷心渴望能有向前辈大师当面求教的机缘，也知道他的住址就在不远处，但是总未敢冒昧登门去打扰。唯一的一次是1947年4月他访问苏联5个月之后回到上海那一天，我作为《联合晚报》的副刊编辑，跟去机场欢迎的朋友们一起，簇拥着他们夫妇回到住所。大家热切地要求他当场讲一点苏联观感。他并没有讲多少，记得只介绍了一点苏联文化人的生活和收入状况，讲到作家的版税和演员的酬金都相当高，衣着服饰都很讲究，大家听了都神往不止。以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日益险恶，5月下旬，《联合晚报》和《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同时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刊。茅公便深居简出，写《苏联见闻录》、《游苏日记》，翻译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在1947年，我成了苏联问题专家。除了苏联问题，其他文章一概没有写。”我在横浜桥上路遇的那次，大概正是这个时候。这也是我在解放前最后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我没有上前问候，只隔着马路怀着敬意和祝福目送他们伉俪的背影缓缓地过桥向北走去，消失在人流中。那以后不久，他们就到香港去了。
郭老住在溧阳路（旧名狄思威路）。他的家真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跟重庆天官府时一样，常是文化人聚会的所在。进步记者们尤其跑得勤。他常常出席群众集会、青年人的文艺晚会、报告会，每次都要为和平、民主和自由大声疾呼，直言厉色地斥责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和平、发动全面内战。他多次被列名于“军统”特务的黑名单上，而且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四川路底，红色警备车时常呼啸过市。但他毫不在意，安之若素。一位跟郭老较熟识的青年女记者告诉过我，她曾经劝郭老出入时留点神，因为虹口一带特务特别多。郭老听了放声大笑，拍拍她的肩膀：“他们不敢！你忘了？我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蒋委员长下过委任状的。”
“那是抗战初期的事呀！”女记者认真地说。郭老也认真地笑着回答：“可是他也没有收回委任状呀！”
红色警备车、白色恐怖、黑名单、恐吓信以至手枪、大棒，对大智大勇的战士来说，都是视若无物的。
在四川北路上常能遇到不少文化界人士。可能因为电车太挤，又要防“三只手”掏口袋，人们都爱安步当车。例如叶圣陶先生1946年8月12日日记中就记着：“傍晚坐电车至四川路桥，步行而归。”同年12月12日日记上又发了几句感慨：“乘电车回家，街上车辆拥挤，计行40分钟，视步行为慢。上海人口益多，车辆亦益多，交通困难，殊成问题。”那时叶老住在四川北路虬江路附近永丰坊底，每天去福州路开明书店办公，从四川路向南走，过苏州河直到福州路，步行有时真会比时走时停的电车要快些。遇到路远，也只是雇三轮车或人力车，出租汽车是不敢轻易问津的。
有一天傍晚，也是在横浜桥上，我遇到艾芜先生。他那身灰色布夹袍和黑布鞋的打扮，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同凡俗。我就陪他一起走回住处。那时他借居在碧野和司空谷合住的一栋小楼里，也在山阴路，大陆新村斜对面。我正是此前不久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刚从四川来上海的艾芜先生。那年他不过40刚出头，在我心目中已是老作家了。
住在楼下的司空谷（他那时用原名张四维，在《时事新报》当记者）一见艾芜手里提着一块腊肉，就大声嚷道：“你看你，又买东西……你……”
艾芜先生有点腼腆地微笑，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听不清。司空就对说我：“他就是这样，特别细心。也没有住多久，隔两三天就要买菜回来，何必呢？有饭就吃，客气什么。”
艾芜先生又翕动一下嘴唇，这回听清了：“你们手头也不宽嘛！”
司空笑了：“怕什么！碧野刚出一本书，有版税。”
碧野住在楼上，他的《湛蓝的海》刚出版，又着手写新的长篇。桌上堆满了稿纸，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大张纸，密如蛛网地列着故事梗概、情节脉络、人物关系，画了许多纵横交叉的线，很像一张作战图。这张图使我很感兴趣，也不免有点惊愕：大约写长篇小说必得先画这么一大张图表的吧。其时我也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但我那间小破屋里哪有挂这一张大纸的地方呢？ 我问过碧野：“写长篇都要这么搞吗？”
“那当然不一定。”他笑笑，“这只是我自己的习惯”。
他又指着艾芜说，“你要问他。他的创作经验可丰富了”。
艾芜先生连忙摆手，仍是腼腆地微笑：“哪里哪里，没有什么经验。”
从我住的学校门前穿过一条极狭的一人巷，就到东宝兴路臧克家先生的住所。他住的是日本式二层楼房，屋里还铺着“榻榻米”，可能原先是日侨住宅吧，克家先生爽朗好客，那时正编《侨声报》副刊《文学》的诗专页《星河》，常有作者到他这儿来。一去，他就谈诗，谈诗的刊物，也谈时事。他的《生命的零度》、《冬天》等名作正被许多诗友传诵，也在一些青年人的文艺晚会上朗读。像这样一些诗句，是常使青年听众鼓掌叫好的：
这年头，什么都冰冷，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寒冷呀，寒冷呀，寒冷呀，
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
当时，曹辛之等青年诗友在克家先生支持下办了《诗创造》，32开的月刊。从内容到装帧都很精美，别具一格。有时去克家先生处正赶上拿到新出版的一期，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诗，似乎每期刊物上的作者他都熟悉。对青年诗作者，他总是慰勉有加，寄予厚望。一首诗中即便只有两句还可以，他也要称赞一番。可惜那时我对他的山东口音还不能完全领略，十句总有三四句听不太懂。但是他的热忱，那是不需要语言也能感受到的。
在克家先生那简朴的屋里，常看到一个有圆圆脸、大眼睛的小姑娘，五六岁光景，是同院经济学家姜庆湘先生的小女儿，名叫丹孃，大约是纪念苏联卫国女英雄卓娅。小丹孃天真可爱，说话细声细气。我每次遇到，总要逗她几句。算来如今她已到40开外的中年。我曾问过克家先生，他还记得小丹孃的模样，但也不知道她的近况，他同庆湘先生也久已未通音讯了。
我住的那间小屋，是学校礼堂东侧的一个小耳房，不超过三四平方米，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木椅，就再容纳不下什么东西。我很满意这间小屋，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属于我一个人所有的空间。横浜桥下那条又黑又脏的虹口河，缓缓地流过窗下。推开窗子，就扑进一阵腥臭的气味，夏日尤甚。我将小屋环境取名为“黑水湾”，完全写实，且近乎自然主义。这么一间地地道道的“陋室”，自然同“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色有天渊之别，也无从“调素琴，阅金经”。白天确实能听到琴声和孩子的歌声，因为门外几步就是一年级教室，孙老师弹的钢琴几乎就架在我的房门口。但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倒是相似的。虹口地区，住着那么多文化界师友，我常去请教受益。这小屋也接待过不少难以忘怀的来客。
林淡秋同志曾经冒雨到我住处来，退还一篇小说习作。他那时隐姓埋名在挂苏商名义的《时代日报》编报，兼管文艺周刊。萧岱同志有一次说起那里需要文艺作品，我就交了篇短篇小说给萧岱转去，却没有想到淡秋同志亲自来退稿。他没有遇到我，稿子留下，附了一张纸条，提了几句意见，没有署名，我一看心里明白，而且极为感动。主编亲自去退一个素不认识的年轻投稿者的稿件，是很少见的。解放后他调到《解放日报》，我第一次去见他，他还记得此事，说是顺便路过，不是特意去的，而且从萧岱处知道我也是地下党员，否则不会贸然去找的。这件事，使我又一次亲身领受到前辈的风范。
1981年，接到蒋天佐同志在南昌不幸病逝的噩耗，我不禁黯然良久。1938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以后，第一个认识的革命作家就是蒋天佐同志。他的外甥李延宁是我初中同班好友，在延宁家里见到天佐同志，他鼓励我多看些苏联小说，在我面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曾将第一次的习作交给他，发表在《学习》杂志上。那以后有好些年没有见面。到1948年春，他不知从何处知道我的住址，到横浜桥来找过两次，商量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办个文艺刊物。后来由于情况有了变化，刊物没有办成。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工作时，有一次偶然相晤，说起此事，他还说了一句：“那时即使办成了，也是出不长的。”
到我那间小屋来得比较经常的是丁景唐和萧岱两位，他们是我的领导人，先后来领导我们开党小组会，布置工作。小组会就在我的小屋里开，我们坐在床边。那张破椅子给老丁或老萧坐。天热时，小屋里太闷，我打开窗子通通气。老丁低声问：“窗子外面不会有人听吧？”我说：“不会的，外面就是河浜，站都没处站的。”老丁不放心，探头出去两边望一望，才坐下来。
还有一位常来的就是漫画家沈同衡。他和我住同一个弄堂，他住弄口，下横浜桥拐弯就到；我在弄底，每天进出，都要经过他门口。找他配漫画、画报头，他都热心相助，从不推辞，而且尽义务，不取分文稿酬。1948年，我和吴宗锡、吕林两同志一起办个小型文艺刊物《新文丛》，正苦于没有一个同读者联系的公开地址。同衡兄恰好在邮局租有一个信箱，他就慨然将邮箱借给我们作为刊物通讯处，并且将邮箱钥匙交我使用。我每隔一两天去四川路桥邮政总局开箱取信件，有时就将从香港寄给他的进步报刊带回给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个小刊物就真的成了无从查询的“地下刊物”了。如今我每次翻阅那5本《新文丛》，就会想起在宗锡家前楼同吕林三人一起商量稿件和到四川路桥邮局地下室开箱取稿的情景。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
一位身穿深色旧西服的中年人，走到桥上，一面小心地搀扶着夫人，一面躲让迎面疾步走来的人。夫人身材比他稍稍高些，手提拎包，同样小心地搀扶着他。他那瘦小个子，若不留神，真有被人撞下又黑又臭的河浜的危险。果然，撞着一个匆匆赶路的小青年。小青年怒目圆睁，一句脏话可能已冲到唇边。但他看了这两位一眼，终于忍住，只顾赶路去了。
这是1947年初秋某一天我在上海四川路横浜桥上目睹的一个小镜头。那位瘦小的中年人，就是茅盾先生。我那时不止一次在四川北路上遇到茅盾先生和孔德沚夫人，当然不全在横浜桥。其时茅公住在四川路底山阴路（旧名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跟鲁迅先生故居同一条弄堂，仅隔两个门。
四川北路所在的虹口区，战前也算上海旧公共租界一部分，却一直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是微妙得很，这里恰恰又住过许多进步文化人。鲁迅、茅盾、瞿秋白都住过这里。“左联”成立大会的会址——原中华艺术大学也在四川路底多伦路。抗战胜利后，上海有大批日本侨民被遣返，四川北路一带就留下不少空房。于是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或暂住上海的一些文化人，通过各种关系，在这里租赁到房租较廉的住所，独住或者合住，在寸土如金的上海找到栖身之地。我由于工作的单位《世界晨报》也在虹口，1946年秋天，报纸停办后，借居横浜桥堍弄堂里的广肇女中，因而在虹口住了将近三年，得以有幸见到许多文坛前辈。40年后，横浜桥仍然如故，桥下黑水依旧缓缓流向黄浦江，但是好多位前辈已经先后成了古人，就更令人怀念和慨叹不已了。
茅盾先生住的大陆新村虽然距横浜桥不远，有轨电车只有一站路，但是我只去拜见过一次。茅公夫妇1946年春天经广州、香港回到上海，战前的住所已属于别人，他们只好借了一位朋友的一间房住下，仍在大陆新村。在那间局促的屋里，他写了许多犀利泼辣的杂文政论，如为悼念闻一多、李公朴烈士而写的《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写的《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一个文艺学徒，我曾衷心渴望能有向前辈大师当面求教的机缘，也知道他的住址就在不远处，但是总未敢冒昧登门去打扰。唯一的一次是1947年4月他访问苏联5个月之后回到上海那一天，我作为《联合晚报》的副刊编辑，跟去机场欢迎的朋友们一起，簇拥着他们夫妇回到住所。大家热切地要求他当场讲一点苏联观感。他并没有讲多少，记得只介绍了一点苏联文化人的生活和收入状况，讲到作家的版税和演员的酬金都相当高，衣着服饰都很讲究，大家听了都神往不止。以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日益险恶，5月下旬，《联合晚报》和《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同时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刊。茅公便深居简出，写《苏联见闻录》、《游苏日记》，翻译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在1947年，我成了苏联问题专家。除了苏联问题，其他文章一概没有写。”我在横浜桥上路遇的那次，大概正是这个时候。这也是我在解放前最后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我没有上前问候，只隔着马路怀着敬意和祝福目送他们伉俪的背影缓缓地过桥向北走去，消失在人流中。那以后不久，他们就到香港去了。
郭老住在溧阳路（旧名狄思威路）。他的家真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跟重庆天官府时一样，常是文化人聚会的所在。进步记者们尤其跑得勤。他常常出席群众集会、青年人的文艺晚会、报告会，每次都要为和平、民主和自由大声疾呼，直言厉色地斥责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和平、发动全面内战。他多次被列名于“军统”特务的黑名单上，而且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四川路底，红色警备车时常呼啸过市。但他毫不在意，安之若素。一位跟郭老较熟识的青年女记者告诉过我，她曾经劝郭老出入时留点神，因为虹口一带特务特别多。郭老听了放声大笑，拍拍她的肩膀：“他们不敢！你忘了？我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蒋委员长下过委任状的。”
“那是抗战初期的事呀！”女记者认真地说。郭老也认真地笑着回答：“可是他也没有收回委任状呀！”
红色警备车、白色恐怖、黑名单、恐吓信以至手枪、大棒，对大智大勇的战士来说，都是视若无物的。
在四川北路上常能遇到不少文化界人士。可能因为电车太挤，又要防“三只手”掏口袋，人们都爱安步当车。例如叶圣陶先生1946年8月12日日记中就记着：“傍晚坐电车至四川路桥，步行而归。”同年12月12日日记上又发了几句感慨：“乘电车回家，街上车辆拥挤，计行40分钟，视步行为慢。上海人口益多，车辆亦益多，交通困难，殊成问题。”那时叶老住在四川北路虬江路附近永丰坊底，每天去福州路开明书店办公，从四川路向南走，过苏州河直到福州路，步行有时真会比时走时停的电车要快些。遇到路远，也只是雇三轮车或人力车，出租汽车是不敢轻易问津的。
有一天傍晚，也是在横浜桥上，我遇到艾芜先生。他那身灰色布夹袍和黑布鞋的打扮，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同凡俗。我就陪他一起走回住处。那时他借居在碧野和司空谷合住的一栋小楼里，也在山阴路，大陆新村斜对面。我正是此前不久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刚从四川来上海的艾芜先生。那年他不过40刚出头，在我心目中已是老作家了。
住在楼下的司空谷（他那时用原名张四维，在《时事新报》当记者）一见艾芜手里提着一块腊肉，就大声嚷道：“你看你，又买东西……你……”
艾芜先生有点腼腆地微笑，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听不清。司空就对说我：“他就是这样，特别细心。也没有住多久，隔两三天就要买菜回来，何必呢？有饭就吃，客气什么。”
艾芜先生又翕动一下嘴唇，这回听清了：“你们手头也不宽嘛！”
司空笑了：“怕什么！碧野刚出一本书，有版税。”
碧野住在楼上，他的《湛蓝的海》刚出版，又着手写新的长篇。桌上堆满了稿纸，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大张纸，密如蛛网地列着故事梗概、情节脉络、人物关系，画了许多纵横交叉的线，很像一张作战图。这张图使我很感兴趣，也不免有点惊愕：大约写长篇小说必得先画这么一大张图表的吧。其时我也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但我那间小破屋里哪有挂这一张大纸的地方呢？ 我问过碧野：“写长篇都要这么搞吗？”
“那当然不一定。”他笑笑，“这只是我自己的习惯”。
他又指着艾芜说，“你要问他。他的创作经验可丰富了”。
艾芜先生连忙摆手，仍是腼腆地微笑：“哪里哪里，没有什么经验。”
从我住的学校门前穿过一条极狭的一人巷，就到东宝兴路臧克家先生的住所。他住的是日本式二层楼房，屋里还铺着“榻榻米”，可能原先是日侨住宅吧，克家先生爽朗好客，那时正编《侨声报》副刊《文学》的诗专页《星河》，常有作者到他这儿来。一去，他就谈诗，谈诗的刊物，也谈时事。他的《生命的零度》、《冬天》等名作正被许多诗友传诵，也在一些青年人的文艺晚会上朗读。像这样一些诗句，是常使青年听众鼓掌叫好的：
这年头，什么都冰冷，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寒冷呀，寒冷呀，寒冷呀，
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
当时，曹辛之等青年诗友在克家先生支持下办了《诗创造》，32开的月刊。从内容到装帧都很精美，别具一格。有时去克家先生处正赶上拿到新出版的一期，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诗，似乎每期刊物上的作者他都熟悉。对青年诗作者，他总是慰勉有加，寄予厚望。一首诗中即便只有两句还可以，他也要称赞一番。可惜那时我对他的山东口音还不能完全领略，十句总有三四句听不太懂。但是他的热忱，那是不需要语言也能感受到的。
在克家先生那简朴的屋里，常看到一个有圆圆脸、大眼睛的小姑娘，五六岁光景，是同院经济学家姜庆湘先生的小女儿，名叫丹孃，大约是纪念苏联卫国女英雄卓娅。小丹孃天真可爱，说话细声细气。我每次遇到，总要逗她几句。算来如今她已到40开外的中年。我曾问过克家先生，他还记得小丹孃的模样，但也不知道她的近况，他同庆湘先生也久已未通音讯了。
我住的那间小屋，是学校礼堂东侧的一个小耳房，不超过三四平方米，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木椅，就再容纳不下什么东西。我很满意这间小屋，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属于我一个人所有的空间。横浜桥下那条又黑又脏的虹口河，缓缓地流过窗下。推开窗子，就扑进一阵腥臭的气味，夏日尤甚。我将小屋环境取名为“黑水湾”，完全写实，且近乎自然主义。这么一间地地道道的“陋室”，自然同“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色有天渊之别，也无从“调素琴，阅金经”。白天确实能听到琴声和孩子的歌声，因为门外几步就是一年级教室，孙老师弹的钢琴几乎就架在我的房门口。但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倒是相似的。虹口地区，住着那么多文化界师友，我常去请教受益。这小屋也接待过不少难以忘怀的来客。
林淡秋同志曾经冒雨到我住处来，退还一篇小说习作。他那时隐姓埋名在挂苏商名义的《时代日报》编报，兼管文艺周刊。萧岱同志有一次说起那里需要文艺作品，我就交了篇短篇小说给萧岱转去，却没有想到淡秋同志亲自来退稿。他没有遇到我，稿子留下，附了一张纸条，提了几句意见，没有署名，我一看心里明白，而且极为感动。主编亲自去退一个素不认识的年轻投稿者的稿件，是很少见的。解放后他调到《解放日报》，我第一次去见他，他还记得此事，说是顺便路过，不是特意去的，而且从萧岱处知道我也是地下党员，否则不会贸然去找的。这件事，使我又一次亲身领受到前辈的风范。
1981年，接到蒋天佐同志在南昌不幸病逝的噩耗，我不禁黯然良久。1938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以后，第一个认识的革命作家就是蒋天佐同志。他的外甥李延宁是我初中同班好友，在延宁家里见到天佐同志，他鼓励我多看些苏联小说，在我面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曾将第一次的习作交给他，发表在《学习》杂志上。那以后有好些年没有见面。到1948年春，他不知从何处知道我的住址，到横浜桥来找过两次，商量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办个文艺刊物。后来由于情况有了变化，刊物没有办成。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工作时，有一次偶然相晤，说起此事，他还说了一句：“那时即使办成了，也是出不长的。”
到我那间小屋来得比较经常的是丁景唐和萧岱两位，他们是我的领导人，先后来领导我们开党小组会，布置工作。小组会就在我的小屋里开，我们坐在床边。那张破椅子给老丁或老萧坐。天热时，小屋里太闷，我打开窗子通通气。老丁低声问：“窗子外面不会有人听吧？”我说：“不会的，外面就是河浜，站都没处站的。”老丁不放心，探头出去两边望一望，才坐下来。
还有一位常来的就是漫画家沈同衡。他和我住同一个弄堂，他住弄口，下横浜桥拐弯就到；我在弄底，每天进出，都要经过他门口。找他配漫画、画报头，他都热心相助，从不推辞，而且尽义务，不取分文稿酬。1948年，我和吴宗锡、吕林两同志一起办个小型文艺刊物《新文丛》，正苦于没有一个同读者联系的公开地址。同衡兄恰好在邮局租有一个信箱，他就慨然将邮箱借给我们作为刊物通讯处，并且将邮箱钥匙交我使用。我每隔一两天去四川路桥邮政总局开箱取信件，有时就将从香港寄给他的进步报刊带回给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个小刊物就真的成了无从查询的“地下刊物”了。如今我每次翻阅那5本《新文丛》，就会想起在宗锡家前楼同吕林三人一起商量稿件和到四川路桥邮局地下室开箱取稿的情景。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