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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看不见的“污染”正在慢慢侵袭我们的生活，而我国现在还缺少一种有效的手段或机制，对包括食品、药品、电信产品（手机等）在内的诸多与民生关系紧密之产品所产生的长期、慢性危害进行评估，并及时地向公众提出安全预警。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地方接连爆发重金属中毒事件，引发全民关注，乃至焦虑和恐慌，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污染并非只是对外界的一种伤害，只有环境才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同样也在承受。更关键的是要认识到，重金属污染对处在食物链末端的人来说，危害尤甚。因为重金属中毒损害机体器官往往是终生、不可逆的，且重金属在动物和人体内都有富集效应，很难自然排出或彻底去除。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这说的是重金属对土壤造的孽。重金属污染的传播主要通过水和土壤进入到食物链，最后在食物链的末端——人体中富集，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但重金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等。而猪肉中的重金属超标，则大多是人为造成。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铜（甚至用电镀废弃物生产的硫酸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中，因为有研究者不负责任地宣扬，在猪饲料中增添这些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色红润。其恶果可想而知！
金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有些金属在人体结构和机能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被列为主要的营养素，一旦缺乏将导致病理学的症状特征（如钙、钾、钠、镁为人体功能所必需的常量营养金属，铁、锌、硒、锰、铜等为人体功能所必需的微量营养金属）；有些金属进入人体后则会产生有害的毒性作用。食物中毒中常见的有毒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食品生产加工、农用化学物质及工业“三废”的污染。所谓有毒的金属，指既不是必需元素，又不是有益元素的那一类，它在人体内即使少量存在，对正常的代谢作用也会产生明显的毒性作用。
当然，所有的金属如果摄取得足够多的话，都可能是有毒的，比如硒在有毒量和不足量之间的界限就非常小。人体的适应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环境的异常变化超出人体正常生理调节的限度，就可能引起人体某些功能和结构发生异常，造成病理性变化。重金属污染就是造成这种病理性变化的因素之一。
据推测，重金属在人体内引起中毒有以下几种可能因素：阻断了生物分子表现活性所必需的功能基；置换了生物分子中所必需的金属离子；改变了生物分子构象或高级结构。由于大多数重金属在水中以无机物离子存在，无色无味，一般很难直观检测，即使仪器检测也要求高精确度的仪器才能检验出来，而县一级的实验室并不具备检测条件。因此，重金属危害可谓是杀手无形，难以提防。
一般来说，重金属是指比重大于5、原子量大于55的金属。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主要是指汞、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重金属通常以天然浓度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但由于人类对重金属的开采、冶炼、加工及商业制造活动日益增多，造成不少重金属如铅、汞、镉、钴等进入大气、水、土壤中，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各种化学状态或化学形态存在的重金属，在进入环境或生态系统后就会存留、积累和迁移，造成危害。如随废水排出的重金属，即使浓度很小，也可在藻类和底泥中积累，被鱼和贝的体表吸附，产生食物链浓缩，从而造成公害。
世界上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之一、日本的水俣病，就是因为烧碱制造工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汞，导致沿河的生物和人群出现汞中毒后造成的；又如痛痛病，是由炼锌工业和镉电镀工业所排放的镉所致——镉的出现会干扰钙的新陈代谢，造成钙从骨头中流失，使骨头变得很脆弱，并且疼痛难耐。研究表明，汽车尾气排放的铅经大气扩散等过程进入环境中，造成目前地表铅的浓度显著提高，致使近代人体内铅的吸收量比原始人增加了约100倍，对人体健康造成了较大的。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推出的一种汽油抗爆剂风靡一时。因为使用添加了四乙基铅的这种汽油后，汽车的震动减少了。后来，哈佛大学的一位女医学家发现，在汽油中添加铅会造成空气污染，小孩过多呼吸这种废气后，铅会进入脑部，从而造成脑损伤，甚至死亡。
这位女科学家的观点当即遭到美孚石油公司的反驳，后者要求她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已的观点。由于受到当时科研条件的限制，她拿不出直接证据。因此，这种含铅汽油整整销售了25年。在这25年里，利益集团挣足了钱，同时也使得多达700万吨的铅被释放到大气中，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种“滞后效应”真是发人深省。
自2009年国内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后，重金属污染问题随即成为社会焦点。从根本上说，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主要与企业行为失范、政府监管不力和公众监督乏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标准、信用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薄与苍白。
延伸开来说，还有一件人们很少意识到、有关方面很少关注到、想起来有点儿后怕的事情是：某些看不见的“污染”正在慢慢侵袭我们的生活，而我国现在还缺少一种有效的手段或机制，对包括食品、药品、电信产品（手机等）在内的诸多与民生关系紧密之产品所产生的长期、慢性危害进行评估，并及时地向公众提出安全预警。
看得见的污染，不一定是最要命的污染；看不见的，恐怕才是最要命的。无视这些问题，或等到问题比较严重时才去关注，很有可能带来这样的后果：危害已大规模扩散，许多消费者由于毒害的长期积累，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多年以后，无疑将导致公民个人医疗支出加大、国家医疗成本也大幅增加。从长远和大面来看，于公于私，都是不划算的。
今天，污染防治的战场已经转向针对置我们大家于险境的物质和行为，包括会不知不觉地带来永久性伤害的致癌物和其他有害毒物。人体就像地球本身那样，累积了太多已知的、可疑的毒素。美国环境学者德维拉•戴维斯指出，“环境污染”从来没有被作为致死因素列在任何人的死亡证明书上。我们常常被告知应该作何选择，却无法控制周围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因此，戴维斯赞成采用一种全新的思考健康与环境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避免让个体遭受他们无法抵御的伤害，而且应该认识到这些发生在我们群体身上之事的重要性。在危及大批人的健康并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之时，以选择稳妥的做法为妙。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得承认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坐等建筑物或桥梁倒塌，而应事先检查并巩固它们的安全性；我们不应坐等轮船沉没，而应提前在船上放置救生衣……我们现在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和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改变这些污染源。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并付诸切实的行动吗？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呼应本文开头的话，再问一句：我们施加于地球的，是否也在施加于我们自己？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地方接连爆发重金属中毒事件，引发全民关注，乃至焦虑和恐慌，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污染并非只是对外界的一种伤害，只有环境才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同样也在承受。更关键的是要认识到，重金属污染对处在食物链末端的人来说，危害尤甚。因为重金属中毒损害机体器官往往是终生、不可逆的，且重金属在动物和人体内都有富集效应，很难自然排出或彻底去除。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这说的是重金属对土壤造的孽。重金属污染的传播主要通过水和土壤进入到食物链，最后在食物链的末端——人体中富集，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但重金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等。而猪肉中的重金属超标，则大多是人为造成。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铜（甚至用电镀废弃物生产的硫酸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中，因为有研究者不负责任地宣扬，在猪饲料中增添这些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色红润。其恶果可想而知！
金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有些金属在人体结构和机能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被列为主要的营养素，一旦缺乏将导致病理学的症状特征（如钙、钾、钠、镁为人体功能所必需的常量营养金属，铁、锌、硒、锰、铜等为人体功能所必需的微量营养金属）；有些金属进入人体后则会产生有害的毒性作用。食物中毒中常见的有毒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食品生产加工、农用化学物质及工业“三废”的污染。所谓有毒的金属，指既不是必需元素，又不是有益元素的那一类，它在人体内即使少量存在，对正常的代谢作用也会产生明显的毒性作用。
当然，所有的金属如果摄取得足够多的话，都可能是有毒的，比如硒在有毒量和不足量之间的界限就非常小。人体的适应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环境的异常变化超出人体正常生理调节的限度，就可能引起人体某些功能和结构发生异常，造成病理性变化。重金属污染就是造成这种病理性变化的因素之一。
据推测，重金属在人体内引起中毒有以下几种可能因素：阻断了生物分子表现活性所必需的功能基；置换了生物分子中所必需的金属离子；改变了生物分子构象或高级结构。由于大多数重金属在水中以无机物离子存在，无色无味，一般很难直观检测，即使仪器检测也要求高精确度的仪器才能检验出来，而县一级的实验室并不具备检测条件。因此，重金属危害可谓是杀手无形，难以提防。
一般来说，重金属是指比重大于5、原子量大于55的金属。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主要是指汞、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重金属通常以天然浓度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但由于人类对重金属的开采、冶炼、加工及商业制造活动日益增多，造成不少重金属如铅、汞、镉、钴等进入大气、水、土壤中，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各种化学状态或化学形态存在的重金属，在进入环境或生态系统后就会存留、积累和迁移，造成危害。如随废水排出的重金属，即使浓度很小，也可在藻类和底泥中积累，被鱼和贝的体表吸附，产生食物链浓缩，从而造成公害。
世界上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之一、日本的水俣病，就是因为烧碱制造工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汞，导致沿河的生物和人群出现汞中毒后造成的；又如痛痛病，是由炼锌工业和镉电镀工业所排放的镉所致——镉的出现会干扰钙的新陈代谢，造成钙从骨头中流失，使骨头变得很脆弱，并且疼痛难耐。研究表明，汽车尾气排放的铅经大气扩散等过程进入环境中，造成目前地表铅的浓度显著提高，致使近代人体内铅的吸收量比原始人增加了约100倍，对人体健康造成了较大的。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推出的一种汽油抗爆剂风靡一时。因为使用添加了四乙基铅的这种汽油后，汽车的震动减少了。后来，哈佛大学的一位女医学家发现，在汽油中添加铅会造成空气污染，小孩过多呼吸这种废气后，铅会进入脑部，从而造成脑损伤，甚至死亡。
这位女科学家的观点当即遭到美孚石油公司的反驳，后者要求她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已的观点。由于受到当时科研条件的限制，她拿不出直接证据。因此，这种含铅汽油整整销售了25年。在这25年里，利益集团挣足了钱，同时也使得多达700万吨的铅被释放到大气中，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种“滞后效应”真是发人深省。
自2009年国内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后，重金属污染问题随即成为社会焦点。从根本上说，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主要与企业行为失范、政府监管不力和公众监督乏力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标准、信用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薄与苍白。
延伸开来说，还有一件人们很少意识到、有关方面很少关注到、想起来有点儿后怕的事情是：某些看不见的“污染”正在慢慢侵袭我们的生活，而我国现在还缺少一种有效的手段或机制，对包括食品、药品、电信产品（手机等）在内的诸多与民生关系紧密之产品所产生的长期、慢性危害进行评估，并及时地向公众提出安全预警。
看得见的污染，不一定是最要命的污染；看不见的，恐怕才是最要命的。无视这些问题，或等到问题比较严重时才去关注，很有可能带来这样的后果：危害已大规模扩散，许多消费者由于毒害的长期积累，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多年以后，无疑将导致公民个人医疗支出加大、国家医疗成本也大幅增加。从长远和大面来看，于公于私，都是不划算的。
今天，污染防治的战场已经转向针对置我们大家于险境的物质和行为，包括会不知不觉地带来永久性伤害的致癌物和其他有害毒物。人体就像地球本身那样，累积了太多已知的、可疑的毒素。美国环境学者德维拉•戴维斯指出，“环境污染”从来没有被作为致死因素列在任何人的死亡证明书上。我们常常被告知应该作何选择，却无法控制周围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因此，戴维斯赞成采用一种全新的思考健康与环境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避免让个体遭受他们无法抵御的伤害，而且应该认识到这些发生在我们群体身上之事的重要性。在危及大批人的健康并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之时，以选择稳妥的做法为妙。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得承认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坐等建筑物或桥梁倒塌，而应事先检查并巩固它们的安全性；我们不应坐等轮船沉没，而应提前在船上放置救生衣……我们现在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和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改变这些污染源。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并付诸切实的行动吗？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呼应本文开头的话，再问一句：我们施加于地球的，是否也在施加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