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周总理给我打洗脚水
　　40多年前，我只是凭良知做了一个正确的举动，并没有刻意想成为英雄（1968年9月14日下午，家住铁路宿舍的11岁小女孩戴碧蓉挎着篮子去捡野菜，在株洲车站调车场，她忽然看到一列溜车顺着斜坡在往下溜，而将要与溜车编组的几节车厢下，竟有3个儿童在玩耍。情急之中，戴碧蓉连推带抱将3个小孩推出了车厢下，而她却永远失去了左臂左腿。）当时报道我事迹的时候，媒体过于拔高，总是写些与我年龄不相符的语言。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心里的英雄形象就应该是“高大上”的。
　　我截肢后，怎么拧毛巾？怎么把牙膏弄到牙刷上去？怎么学会一条腿蹦着走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英雄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只要不给家庭、社会添麻烦，就是贡献。
　　我被国家三代领导人接见过，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接见我那一次。1969年10月1日，作为国庆20周年的嘉宾，我和“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龙梅一同被接到北京。在天安门观礼台，我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当晚参加完国宴，解放军战士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让我们住在毛主席身边。到了住地，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前来欢迎我们。中南海住的地方与我们先前住的宾馆不同，宾馆是一个人一张床，中南海是睡通铺，几块木板铺上薄被褥，有些简陋。解放军战士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你们的床是周总理和我们一起铺的，保温瓶里的水是周总理和我们一起打的！”我听后十分感动。更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当晚周总理又过来看我们，亲自帮我打来了洗脚水，帮我脱了鞋袜，将我的一只脚放入热水中……
　　1976年8月，我到株洲铁路工务段报到，被安排到传达室做收发工作。2001年，我调进了株洲市残联工作。
　　创办帮扶热线
　　1997年，我患癌住进了湖南省肿瘤医院，治病期间我收到许多信件，写信的大多是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用笔回信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面对许多求援信，我有些忙不过来。有朋友建议我开一条热线，以我的亲身经历去帮助那些受到挫折的人，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5月18日是助残日，株洲市的领导前来看望我，我将开通热线的想法给领导说了，领导十分赞同，很快帮我实现了这一愿望。10天后，我的“戴碧蓉热线”就开通了。
　　热线分“爱心”和“下岗”两条，分别为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等群体服务。通过160总台转接，与10多个省、市、区的“热线”相连，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接听热线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青年男女失恋，希望我当红娘的事情。于是，我又创办了“戴碧蓉婚介所”。我开办的婚介所在湘潭、益阳等城市发展到五家连锁机构。
　　虽然热线能和求助者从心灵上沟通，但缺乏更实在的帮助。1998年10月，我当选为株洲市残联副主席后，创办了一家服装厂，打出自己的品牌，安置残疾人就业。
　　老公是位武警战士
　　我20岁那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对我的专访，随后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其中不乏求爱信。我担心他们看中的只是我的荣誉和光环。起初我以年龄小为由婉拒。半年后，我接连收到了一位在武警部队服役、名叫苏光国的战士的信件，我被他信中炽热、真诚的情感表白打动了，便开始给他回信。一个月后，他来到我家。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俩开始了交往。一年后，我们结了婚。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亲友和医生都劝我不要生孩子，我的态度很坚决：虽然我身体残疾，但母爱不能残缺。肚子变大后，不能用假肢，我靠一条腿蹦来蹦去。随着体重的增加，身体因为不能保持平衡经常摔倒。做母亲的愿望让我克服了一切痛苦，终于迎来了孩子的出生。然而，孩子长到1岁多时，却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虽然多方求医，可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失去第一个孩子后，许多人劝我不要再生了，老公也极力劝说我放弃要孩子的想法。可做母亲的愿望对我来说压倒一切。1986年3月，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当年的事情我一直对儿子守口如瓶。儿子在思想品德课本里发现了一幅救人的插图，主人公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他就向老师求证。老师对他说：“这个小英雄就是你的妈妈！”儿子学业很优秀，从湖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株洲团市委录用。
　　（戴碧蓉/口述，悦欣、澄明/文，摘自《妇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