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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第八章“不准革命”里有一段写赵秀才投机革命的情节：他想亲身拜访革命后“也做了什么”，但“未庄人都说不明白”的举人老爷，但是因为进城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文中的“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关于这个“自由党”，有观点认为是作者的杜撰，也有人以为是暗指同盟会或光复会，甚至还有人认为是指国民党。如《鲁迅作品人物图典》一书在介绍“假洋鬼子”时，有这样一段话：“……(假洋鬼子)与‘革命党’联系，还为赵秀才也买了一块‘国民党’的银桃子，俨然成了正宗国民党，在未庄指手画脚。”这些看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其实，“银桃子”不是作者的杜撰，但跟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关联，它是自由党的党徽。
在辛亥革命时期，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以“自由党”为名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成立于1912年2月3日。本部最初设在上海，同年6月迁到北京。他们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总裁，但实际负责人是临时总裁李怀霜(《天铎报》总编)。自由党的成员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据绍兴文史资料载：“自由党绍兴支部于1913年2月27曰由丁匡公、徐嗣龙等15人发起成立，有党员350余人，负责人为理事长徐嗣龙，社会党干事何几仲也为主要头目，赞成者有孙德卿等……”自由党以“自由”“平等”为旗帜，在政治上有四大主张：“维护社会自由、驱除共和之障害、倡导绝对自由、同情社会主义”。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有过反对表示。1913年8月30日，袁世凯政府以该党“实欲结合党徒，阴与政府为敌”和“所结党徒又多下流社会”等为理由通饬禁止。从此，自由党北京本部和各地支部均遭政府当局解散，前后存在仅一年零六个月。
自由党简章的“徽章”款规定：“中华自由党党员皆有佩戴徽章之权利，但入党时须交纳徽章费一元，在宣布召开成立大会之前三日内，凭据领取，以便开会时佩戴入场。若开会时党员未戴徽章，不得给予证书，党员资格即算取消……”自由党的徽章有两种：其一是“金质名誉徽章”，该徽章获得者必须是“慨助本党经费至五十元以上及介绍同志入党满五十人以上者”；其二是党员共同佩戴的银质徽章，就是鲁迅小说中所说的“银桃子”。
“银桃子”是“自由党”的徽章，也有实物可作佐证。早在1977年，浙江省丽水市博物馆就曾征集到包括“银桃子”在内的几件自由党文物。证书、证章完整配套，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全国各地已先后发现了八九枚
“银桃子”。这些“银桃子”的规格、造型、材质、铭文等基本相同。都是大约长5厘米、宽4厘米；外形为桃子状；银质材料；正面镌有“中华自由党党员”七字。不过就一些局部特征考察，这些“银桃子”也稍有不同，有明显的版式区别。按地区分，有江苏版、浙江版、上海版、安徽版、山东版等多种版式。
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的确有许多像假洋鬼子那样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党，在城乡招摇撞骗，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就是因为“有了这银桃子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
“银桃子的徽章一时曾经很出风头”。…鲁迅在《哀范君三章》其一中有“白眼看鸡虫”句，就是讥讽自由党绍兴支部的骨干何几仲(“鸡虫”是“几仲”的谐音)的。小说点化“自由党”“银桃子”的史实，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现实，形象地指出这种革命“换汤不换药”，跟以前并“没有什么大异样”的客观事实，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深刻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
至于把这个“自由党”叫做“柿油党”，鲁迅先生自己解释得很清楚：“‘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作品写未庄人的讹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在幽默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让人在嬉笑声里进行严肃的思考。
“柿油党”的叫法，除了诙谐幽默地表达出农民群众对投机革命、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的鄙夷和不满之外，更主要的是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黎民百姓根本就不理解这场革命，还以为是在替崇祯皇帝报仇呢。革命党人喊得通天响的时髦口号“自由”，到了他们的嘴里，竟成了莫名其妙的“柿油”。“乡下人不能懂”、乡下人的不开化就是因为没有人来宣传、教育、引导，革命党人并没有完成唤起“愚弱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的重任。鲁迅先生在这里巧用“飞白”，不只揭示了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不觉悟，更写出了他们为什么不觉悟。使得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自然得到了彰显。
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野党名，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称呼法，却包孕着鲁迅先生如此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真是名作无闲笔啊!
文中的“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关于这个“自由党”，有观点认为是作者的杜撰，也有人以为是暗指同盟会或光复会，甚至还有人认为是指国民党。如《鲁迅作品人物图典》一书在介绍“假洋鬼子”时，有这样一段话：“……(假洋鬼子)与‘革命党’联系，还为赵秀才也买了一块‘国民党’的银桃子，俨然成了正宗国民党，在未庄指手画脚。”这些看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其实，“银桃子”不是作者的杜撰，但跟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关联，它是自由党的党徽。
在辛亥革命时期，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以“自由党”为名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成立于1912年2月3日。本部最初设在上海，同年6月迁到北京。他们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总裁，但实际负责人是临时总裁李怀霜(《天铎报》总编)。自由党的成员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据绍兴文史资料载：“自由党绍兴支部于1913年2月27曰由丁匡公、徐嗣龙等15人发起成立，有党员350余人，负责人为理事长徐嗣龙，社会党干事何几仲也为主要头目，赞成者有孙德卿等……”自由党以“自由”“平等”为旗帜，在政治上有四大主张：“维护社会自由、驱除共和之障害、倡导绝对自由、同情社会主义”。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有过反对表示。1913年8月30日，袁世凯政府以该党“实欲结合党徒，阴与政府为敌”和“所结党徒又多下流社会”等为理由通饬禁止。从此，自由党北京本部和各地支部均遭政府当局解散，前后存在仅一年零六个月。
自由党简章的“徽章”款规定：“中华自由党党员皆有佩戴徽章之权利，但入党时须交纳徽章费一元，在宣布召开成立大会之前三日内，凭据领取，以便开会时佩戴入场。若开会时党员未戴徽章，不得给予证书，党员资格即算取消……”自由党的徽章有两种：其一是“金质名誉徽章”，该徽章获得者必须是“慨助本党经费至五十元以上及介绍同志入党满五十人以上者”；其二是党员共同佩戴的银质徽章，就是鲁迅小说中所说的“银桃子”。
“银桃子”是“自由党”的徽章，也有实物可作佐证。早在1977年，浙江省丽水市博物馆就曾征集到包括“银桃子”在内的几件自由党文物。证书、证章完整配套，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全国各地已先后发现了八九枚
“银桃子”。这些“银桃子”的规格、造型、材质、铭文等基本相同。都是大约长5厘米、宽4厘米；外形为桃子状；银质材料；正面镌有“中华自由党党员”七字。不过就一些局部特征考察，这些“银桃子”也稍有不同，有明显的版式区别。按地区分，有江苏版、浙江版、上海版、安徽版、山东版等多种版式。
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的确有许多像假洋鬼子那样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党，在城乡招摇撞骗，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就是因为“有了这银桃子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
“银桃子的徽章一时曾经很出风头”。…鲁迅在《哀范君三章》其一中有“白眼看鸡虫”句，就是讥讽自由党绍兴支部的骨干何几仲(“鸡虫”是“几仲”的谐音)的。小说点化“自由党”“银桃子”的史实，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现实，形象地指出这种革命“换汤不换药”，跟以前并“没有什么大异样”的客观事实，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深刻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
至于把这个“自由党”叫做“柿油党”，鲁迅先生自己解释得很清楚：“‘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作品写未庄人的讹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在幽默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让人在嬉笑声里进行严肃的思考。
“柿油党”的叫法，除了诙谐幽默地表达出农民群众对投机革命、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的鄙夷和不满之外，更主要的是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黎民百姓根本就不理解这场革命，还以为是在替崇祯皇帝报仇呢。革命党人喊得通天响的时髦口号“自由”，到了他们的嘴里，竟成了莫名其妙的“柿油”。“乡下人不能懂”、乡下人的不开化就是因为没有人来宣传、教育、引导，革命党人并没有完成唤起“愚弱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的重任。鲁迅先生在这里巧用“飞白”，不只揭示了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不觉悟，更写出了他们为什么不觉悟。使得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自然得到了彰显。
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野党名，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称呼法，却包孕着鲁迅先生如此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真是名作无闲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