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胀如“虎”，市场更是谈“虎”色变。今年以来，每当市场调整之际，投资者都会将矛头对准通胀，好像所有一切都是通胀之错。其实，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通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恶性通胀除外），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通胀和治理通胀。5月26日下午，我们为此走进位于东单东南角的民生金融中心A座18层，对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进行了专访。
历史记忆加剧群体性通胀恐惧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通胀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比较冷静，认为通胀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都对通胀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场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剧了投资者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在通胀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群体性恐惧症？
滕泰：中国人对于通胀的恐惧有着深远的历史。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纸币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纸币中国就开始有通胀。就像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在解放前通胀最严重的阶段，本来买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胀甚至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所以中国人天然对通胀就有一种恐惧。
解放后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没有通胀，看起来价格很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的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按理说，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政府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以前是东西少，价格一涨的话老百姓争着抢油盐酱醋，囤积大米粮食，企业囤积钢材、水泥，那时候对通胀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时候会季节性地少一点之外，大部分制造业的东西都是过剩的，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怕通胀，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经济史上，在有信用货币的历史上，每一次通胀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胀，以及随后的1987、1988年通胀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那时候，我们搞价格改革，从管制到放开，从单轨制到双轨制，都始终伴随着通胀恐惧。
物价上涨，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样，对通胀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就像前段时间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抢盐。资本市场更不用说了，一渲染通胀就暴跌。其实当前的通胀，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胀，而食品波动从来都是一个短周期波动，不应把短期的因素长期化。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胀问题上，虽然不宜太过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
滕泰：当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胀和全面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个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给一时半会上不来，投机资金就可以炒作、涨价了。这和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手表，如果涨价了，从一百涨到两百，那所有的厂商晚上都不睡觉了，用不了两天，供给扩大一倍，价格很快就会回到一百块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
粮食、猪肉也是一样，没到季节，没到那个时间就出不来。制造业是用物理化学的规律去加工资源类产品，人类认识到这个规律是可以加速生产的，而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生产，你可以影响它，但是不能无限加速它。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为什么总是周期性涨跌的原因，当上一期的价格涨了，农民下一期就增加种植，供给多了结果就是下一期价格暴跌，然后种植又少了，供给少了，价格又上来了，所以总是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是规律，如果不明白这个规律，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通胀。
今年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投资者报》：在这种集体性恐惧中，很多投资者之所以担忧通胀，不是因为怀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胀，而是怀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会把经济也给搞坏，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着陆问题。
滕泰：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调控通胀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硬着陆。1996年那次治理通胀，上海出现很多烂尾楼。紧接着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2008年，6月份还在紧缩，结果赶上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又搞成通货紧缩。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通胀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胀，大部分工业制造品因为过剩没有涨价，服务业也没有涨很多，主要是食品涨价（而食品在中国CPI比重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高达33%左右）。食品通胀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涨规律，要么平抑供给，要么改变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如果不行那就忍着，忍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下来了。但我们总是习惯用治理全面通胀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胀”，结果总是“超调”，总是“硬着陆”。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调”，只要大家克服对通胀的恐惧，我们认为将会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次紧缩政策不像前几次那样迅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调”，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加到3.25%，考虑到负利率问题，哪怕是加到3.5%也问题不大，但超过3.5%就有问题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足，投资的惯性还在；消费略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好，算是高速增长；至于出口，回落点更健康。
总量调控容易“打脱靶”
甚至“误伤”股市和中小企业
《投资者报》：关于政策是否超调的话题，最近市场讨论得比较激烈。前两天我们有位同事去参加一个由发改委官员主讲的内部会议，这位官员和你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承认货币政策是偏紧了一点，财政政策事实上也是紧的，可能他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说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这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调”问题，还有总量和结构问题。本轮通胀实际上有货币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粮食通胀的原因。只用总量政策货币紧缩，对小猪长得快有用吗？能缩短粮食供给时间吗？如果货币政策对这些东西都没用的话就有可能下错药。食品通胀的方法只能从农业的方面去解决。针对局部的通胀如果用总量的方式去解决，有可能误伤其他经济领域。
当前，总量的调控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金获取能力。水往低处流，资金往风险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风险收益的对比就是资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资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资金一扩张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钱都多了，而是资金引力大的部门多了。资金一收缩，不是所有部门钱都少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钱都没少，可能资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钱少了，比如说股市，风险收益没有逆转，一下子把股市的钱抽紧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可得性。国有企业得到资金的能力就非常强，中小企业就差，一下子收紧，国有大中型企业还好，中小企业就遭殃了，没钱了。还有资金刚性也必须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是有刚性的，想从房地产市场中挤出钱来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只是单纯收缩货币，就可能打脱靶，甚至伤及无辜——本来想把房价或物价搞下来，结果房价没下来，把股市给打伤了，把中小企业也搞没钱了。所以说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慎用总量政策而多用结构性政策，同时要引导资金的流动方向。
《投资者报》：你的意思是加息对通胀也不起作用吗？
滕泰：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国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很深，盲目学习了一些东西。你看，教科书不是写了嘛，一加息，贷款就少了，投资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费就少了，通胀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今年前4个月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下来，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所以说加息能抑制投资、抑制消费在中国只是个传说，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对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欧美是不一样的。
加息虽然在中国不能抑制投资和消费，却能够吸引“热钱”深入，今年前5个月，境外热钱加速深入中国，反而推高了通胀。
此外，加息还能够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国企业财务总成本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油价上涨了20%的成本影响。
《投资者报》：既然加息等总量政策对通胀没有办法，那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呢？
滕泰：一个是把资金尽量往股市引，房价物价就能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用升值来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来替代内部的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把资金往股市引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资本市场更加呵护，不要把股市当成一个提款机，不要只看到它的融资功能，要看到它的投资功能，要关心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对外经济失衡，我们却用内部手段折腾自己。中国的通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根源在哪？在于人民币汇率不均衡，从而导致持续的外汇流入，不断的提准加息，这是不对的，明明是外部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来承担呢？
历史记忆加剧群体性通胀恐惧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通胀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比较冷静，认为通胀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都对通胀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场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剧了投资者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在通胀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群体性恐惧症？
滕泰：中国人对于通胀的恐惧有着深远的历史。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纸币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纸币中国就开始有通胀。就像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在解放前通胀最严重的阶段，本来买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胀甚至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所以中国人天然对通胀就有一种恐惧。
解放后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没有通胀，看起来价格很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的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按理说，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政府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以前是东西少，价格一涨的话老百姓争着抢油盐酱醋，囤积大米粮食，企业囤积钢材、水泥，那时候对通胀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时候会季节性地少一点之外，大部分制造业的东西都是过剩的，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怕通胀，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经济史上，在有信用货币的历史上，每一次通胀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胀，以及随后的1987、1988年通胀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那时候，我们搞价格改革，从管制到放开，从单轨制到双轨制，都始终伴随着通胀恐惧。
物价上涨，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样，对通胀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就像前段时间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抢盐。资本市场更不用说了，一渲染通胀就暴跌。其实当前的通胀，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胀，而食品波动从来都是一个短周期波动，不应把短期的因素长期化。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胀问题上，虽然不宜太过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
滕泰：当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胀和全面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个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给一时半会上不来，投机资金就可以炒作、涨价了。这和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手表，如果涨价了，从一百涨到两百，那所有的厂商晚上都不睡觉了，用不了两天，供给扩大一倍，价格很快就会回到一百块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
粮食、猪肉也是一样，没到季节，没到那个时间就出不来。制造业是用物理化学的规律去加工资源类产品，人类认识到这个规律是可以加速生产的，而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生产，你可以影响它，但是不能无限加速它。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为什么总是周期性涨跌的原因，当上一期的价格涨了，农民下一期就增加种植，供给多了结果就是下一期价格暴跌，然后种植又少了，供给少了，价格又上来了，所以总是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是规律，如果不明白这个规律，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通胀。
今年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投资者报》：在这种集体性恐惧中，很多投资者之所以担忧通胀，不是因为怀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胀，而是怀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会把经济也给搞坏，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着陆问题。
滕泰：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调控通胀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硬着陆。1996年那次治理通胀，上海出现很多烂尾楼。紧接着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2008年，6月份还在紧缩，结果赶上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又搞成通货紧缩。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通胀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胀，大部分工业制造品因为过剩没有涨价，服务业也没有涨很多，主要是食品涨价（而食品在中国CPI比重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高达33%左右）。食品通胀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涨规律，要么平抑供给，要么改变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如果不行那就忍着，忍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下来了。但我们总是习惯用治理全面通胀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胀”，结果总是“超调”，总是“硬着陆”。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调”，只要大家克服对通胀的恐惧，我们认为将会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次紧缩政策不像前几次那样迅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调”，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加到3.25%，考虑到负利率问题，哪怕是加到3.5%也问题不大，但超过3.5%就有问题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足，投资的惯性还在；消费略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好，算是高速增长；至于出口，回落点更健康。
总量调控容易“打脱靶”
甚至“误伤”股市和中小企业
《投资者报》：关于政策是否超调的话题，最近市场讨论得比较激烈。前两天我们有位同事去参加一个由发改委官员主讲的内部会议，这位官员和你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承认货币政策是偏紧了一点，财政政策事实上也是紧的，可能他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说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这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调”问题，还有总量和结构问题。本轮通胀实际上有货币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粮食通胀的原因。只用总量政策货币紧缩，对小猪长得快有用吗？能缩短粮食供给时间吗？如果货币政策对这些东西都没用的话就有可能下错药。食品通胀的方法只能从农业的方面去解决。针对局部的通胀如果用总量的方式去解决，有可能误伤其他经济领域。
当前，总量的调控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金获取能力。水往低处流，资金往风险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风险收益的对比就是资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资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资金一扩张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钱都多了，而是资金引力大的部门多了。资金一收缩，不是所有部门钱都少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钱都没少，可能资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钱少了，比如说股市，风险收益没有逆转，一下子把股市的钱抽紧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可得性。国有企业得到资金的能力就非常强，中小企业就差，一下子收紧，国有大中型企业还好，中小企业就遭殃了，没钱了。还有资金刚性也必须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是有刚性的，想从房地产市场中挤出钱来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只是单纯收缩货币，就可能打脱靶，甚至伤及无辜——本来想把房价或物价搞下来，结果房价没下来，把股市给打伤了，把中小企业也搞没钱了。所以说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慎用总量政策而多用结构性政策，同时要引导资金的流动方向。
《投资者报》：你的意思是加息对通胀也不起作用吗？
滕泰：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国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很深，盲目学习了一些东西。你看，教科书不是写了嘛，一加息，贷款就少了，投资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费就少了，通胀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今年前4个月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下来，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所以说加息能抑制投资、抑制消费在中国只是个传说，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对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欧美是不一样的。
加息虽然在中国不能抑制投资和消费，却能够吸引“热钱”深入，今年前5个月，境外热钱加速深入中国，反而推高了通胀。
此外，加息还能够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国企业财务总成本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油价上涨了20%的成本影响。
《投资者报》：既然加息等总量政策对通胀没有办法，那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呢？
滕泰：一个是把资金尽量往股市引，房价物价就能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用升值来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来替代内部的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把资金往股市引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资本市场更加呵护，不要把股市当成一个提款机，不要只看到它的融资功能，要看到它的投资功能，要关心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对外经济失衡，我们却用内部手段折腾自己。中国的通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根源在哪？在于人民币汇率不均衡，从而导致持续的外汇流入，不断的提准加息，这是不对的，明明是外部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来承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