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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如“虎”,市场更是谈“虎”色变。今年以来,每当市场调整之际,投资者都会将矛头对准通胀,好像所有一切都是通胀之错。其实,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通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恶性通胀除外),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通胀和治理通胀。5月26日下午,我们为此走进位于东单东南角的民生金融中心A座18层,对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进行了专访。
历史记忆加剧群体性通胀恐惧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通胀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比较冷静,认为通胀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都对通胀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场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剧了投资者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在通胀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群体性恐惧症?
滕泰:中国人对于通胀的恐惧有着深远的历史。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纸币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纸币中国就开始有通胀。就像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在解放前通胀最严重的阶段,本来买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胀甚至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所以中国人天然对通胀就有一种恐惧。
解放后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没有通胀,看起来价格很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的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按理说,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政府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以前是东西少,价格一涨的话老百姓争着抢油盐酱醋,囤积大米粮食,企业囤积钢材、水泥,那时候对通胀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时候会季节性地少一点之外,大部分制造业的东西都是过剩的,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怕通胀,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经济史上,在有信用货币的历史上,每一次通胀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胀,以及随后的1987、1988年通胀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那时候,我们搞价格改革,从管制到放开,从单轨制到双轨制,都始终伴随着通胀恐惧。
物价上涨,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样,对通胀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就像前段时间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抢盐。资本市场更不用说了,一渲染通胀就暴跌。其实当前的通胀,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胀,而食品波动从来都是一个短周期波动,不应把短期的因素长期化。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胀问题上,虽然不宜太过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
滕泰:当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胀和全面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个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给一时半会上不来,投机资金就可以炒作、涨价了。这和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手表,如果涨价了,从一百涨到两百,那所有的厂商晚上都不睡觉了,用不了两天,供给扩大一倍,价格很快就会回到一百块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
粮食、猪肉也是一样,没到季节,没到那个时间就出不来。制造业是用物理化学的规律去加工资源类产品,人类认识到这个规律是可以加速生产的,而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生产,你可以影响它,但是不能无限加速它。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为什么总是周期性涨跌的原因,当上一期的价格涨了,农民下一期就增加种植,供给多了结果就是下一期价格暴跌,然后种植又少了,供给少了,价格又上来了,所以总是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是规律,如果不明白这个规律,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通胀。
今年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投资者报》:在这种集体性恐惧中,很多投资者之所以担忧通胀,不是因为怀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胀,而是怀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会把经济也给搞坏,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着陆问题。
滕泰: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调控通胀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硬着陆。1996年那次治理通胀,上海出现很多烂尾楼。紧接着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2008年,6月份还在紧缩,结果赶上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又搞成通货紧缩。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通胀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胀,大部分工业制造品因为过剩没有涨价,服务业也没有涨很多,主要是食品涨价(而食品在中国CPI比重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高达33%左右)。食品通胀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涨规律,要么平抑供给,要么改变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如果不行那就忍着,忍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下来了。但我们总是习惯用治理全面通胀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胀”,结果总是“超调”,总是“硬着陆”。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调”,只要大家克服对通胀的恐惧,我们认为将会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次紧缩政策不像前几次那样迅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调”,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加到3.25%,考虑到负利率问题,哪怕是加到3.5%也问题不大,但超过3.5%就有问题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足,投资的惯性还在;消费略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好,算是高速增长;至于出口,回落点更健康。
总量调控容易“打脱靶”
甚至“误伤”股市和中小企业
《投资者报》:关于政策是否超调的话题,最近市场讨论得比较激烈。前两天我们有位同事去参加一个由发改委官员主讲的内部会议,这位官员和你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承认货币政策是偏紧了一点,财政政策事实上也是紧的,可能他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说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这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调”问题,还有总量和结构问题。本轮通胀实际上有货币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粮食通胀的原因。只用总量政策货币紧缩,对小猪长得快有用吗?能缩短粮食供给时间吗?如果货币政策对这些东西都没用的话就有可能下错药。食品通胀的方法只能从农业的方面去解决。针对局部的通胀如果用总量的方式去解决,有可能误伤其他经济领域。
当前,总量的调控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金获取能力。水往低处流,资金往风险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风险收益的对比就是资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资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资金一扩张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钱都多了,而是资金引力大的部门多了。资金一收缩,不是所有部门钱都少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钱都没少,可能资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钱少了,比如说股市,风险收益没有逆转,一下子把股市的钱抽紧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可得性。国有企业得到资金的能力就非常强,中小企业就差,一下子收紧,国有大中型企业还好,中小企业就遭殃了,没钱了。还有资金刚性也必须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是有刚性的,想从房地产市场中挤出钱来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只是单纯收缩货币,就可能打脱靶,甚至伤及无辜——本来想把房价或物价搞下来,结果房价没下来,把股市给打伤了,把中小企业也搞没钱了。所以说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慎用总量政策而多用结构性政策,同时要引导资金的流动方向。
《投资者报》:你的意思是加息对通胀也不起作用吗?
滕泰: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国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很深,盲目学习了一些东西。你看,教科书不是写了嘛,一加息,贷款就少了,投资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费就少了,通胀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今年前4个月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下来,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所以说加息能抑制投资、抑制消费在中国只是个传说,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对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欧美是不一样的。
加息虽然在中国不能抑制投资和消费,却能够吸引“热钱”深入,今年前5个月,境外热钱加速深入中国,反而推高了通胀。
此外,加息还能够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国企业财务总成本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油价上涨了20%的成本影响。
《投资者报》:既然加息等总量政策对通胀没有办法,那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呢?
滕泰:一个是把资金尽量往股市引,房价物价就能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用升值来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来替代内部的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把资金往股市引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资本市场更加呵护,不要把股市当成一个提款机,不要只看到它的融资功能,要看到它的投资功能,要关心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对外经济失衡,我们却用内部手段折腾自己。中国的通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根源在哪?在于人民币汇率不均衡,从而导致持续的外汇流入,不断的提准加息,这是不对的,明明是外部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来承担呢?
历史记忆加剧群体性通胀恐惧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通胀的问题上,你的观点比较冷静,认为通胀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都对通胀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场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剧了投资者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在通胀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群体性恐惧症?
滕泰:中国人对于通胀的恐惧有着深远的历史。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纸币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纸币中国就开始有通胀。就像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在解放前通胀最严重的阶段,本来买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种恶性通胀甚至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所以中国人天然对通胀就有一种恐惧。
解放后进入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没有通胀,看起来价格很稳定,实际上是高度的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按理说,进入产品过剩时代政府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以前是东西少,价格一涨的话老百姓争着抢油盐酱醋,囤积大米粮食,企业囤积钢材、水泥,那时候对通胀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时候会季节性地少一点之外,大部分制造业的东西都是过剩的,不应该那么惧怕通胀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怕通胀,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经济史上,在有信用货币的历史上,每一次通胀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胀,以及随后的1987、1988年通胀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那时候,我们搞价格改革,从管制到放开,从单轨制到双轨制,都始终伴随着通胀恐惧。
物价上涨,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样,对通胀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就像前段时间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抢盐。资本市场更不用说了,一渲染通胀就暴跌。其实当前的通胀,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胀,而食品波动从来都是一个短周期波动,不应把短期的因素长期化。
《投资者报》: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胀问题上,虽然不宜太过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
滕泰:当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胀和全面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个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给一时半会上不来,投机资金就可以炒作、涨价了。这和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手表,如果涨价了,从一百涨到两百,那所有的厂商晚上都不睡觉了,用不了两天,供给扩大一倍,价格很快就会回到一百块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
粮食、猪肉也是一样,没到季节,没到那个时间就出不来。制造业是用物理化学的规律去加工资源类产品,人类认识到这个规律是可以加速生产的,而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生产,你可以影响它,但是不能无限加速它。这就是农产品价格为什么总是周期性涨跌的原因,当上一期的价格涨了,农民下一期就增加种植,供给多了结果就是下一期价格暴跌,然后种植又少了,供给少了,价格又上来了,所以总是周期性大幅波动——这是规律,如果不明白这个规律,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通胀。
今年可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投资者报》:在这种集体性恐惧中,很多投资者之所以担忧通胀,不是因为怀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胀,而是怀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会把经济也给搞坏,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着陆问题。
滕泰: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调控通胀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硬着陆。1996年那次治理通胀,上海出现很多烂尾楼。紧接着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2008年,6月份还在紧缩,结果赶上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又搞成通货紧缩。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因为中国的通胀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胀,大部分工业制造品因为过剩没有涨价,服务业也没有涨很多,主要是食品涨价(而食品在中国CPI比重中占有压倒性优势,高达33%左右)。食品通胀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涨规律,要么平抑供给,要么改变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如果不行那就忍着,忍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下来了。但我们总是习惯用治理全面通胀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胀”,结果总是“超调”,总是“硬着陆”。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调”,只要大家克服对通胀的恐惧,我们认为将会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次紧缩政策不像前几次那样迅猛,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调”,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加到3.25%,考虑到负利率问题,哪怕是加到3.5%也问题不大,但超过3.5%就有问题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足,投资的惯性还在;消费略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好,算是高速增长;至于出口,回落点更健康。
总量调控容易“打脱靶”
甚至“误伤”股市和中小企业
《投资者报》:关于政策是否超调的话题,最近市场讨论得比较激烈。前两天我们有位同事去参加一个由发改委官员主讲的内部会议,这位官员和你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承认货币政策是偏紧了一点,财政政策事实上也是紧的,可能他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说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这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调”问题,还有总量和结构问题。本轮通胀实际上有货币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粮食通胀的原因。只用总量政策货币紧缩,对小猪长得快有用吗?能缩短粮食供给时间吗?如果货币政策对这些东西都没用的话就有可能下错药。食品通胀的方法只能从农业的方面去解决。针对局部的通胀如果用总量的方式去解决,有可能误伤其他经济领域。
当前,总量的调控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金获取能力。水往低处流,资金往风险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风险收益的对比就是资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资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资金一扩张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钱都多了,而是资金引力大的部门多了。资金一收缩,不是所有部门钱都少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钱都没少,可能资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钱少了,比如说股市,风险收益没有逆转,一下子把股市的钱抽紧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可得性。国有企业得到资金的能力就非常强,中小企业就差,一下子收紧,国有大中型企业还好,中小企业就遭殃了,没钱了。还有资金刚性也必须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是有刚性的,想从房地产市场中挤出钱来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虑这几方面的因素,只是单纯收缩货币,就可能打脱靶,甚至伤及无辜——本来想把房价或物价搞下来,结果房价没下来,把股市给打伤了,把中小企业也搞没钱了。所以说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慎用总量政策而多用结构性政策,同时要引导资金的流动方向。
《投资者报》:你的意思是加息对通胀也不起作用吗?
滕泰:在加息问题上,我们国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很深,盲目学习了一些东西。你看,教科书不是写了嘛,一加息,贷款就少了,投资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费就少了,通胀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今年前4个月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没下来,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所以说加息能抑制投资、抑制消费在中国只是个传说,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企业对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欧美是不一样的。
加息虽然在中国不能抑制投资和消费,却能够吸引“热钱”深入,今年前5个月,境外热钱加速深入中国,反而推高了通胀。
此外,加息还能够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国企业财务总成本增加4000亿元,相当于油价上涨了20%的成本影响。
《投资者报》:既然加息等总量政策对通胀没有办法,那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呢?
滕泰:一个是把资金尽量往股市引,房价物价就能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用升值来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来替代内部的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把资金往股市引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资本市场更加呵护,不要把股市当成一个提款机,不要只看到它的融资功能,要看到它的投资功能,要关心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对外经济失衡,我们却用内部手段折腾自己。中国的通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根源在哪?在于人民币汇率不均衡,从而导致持续的外汇流入,不断的提准加息,这是不对的,明明是外部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来承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