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烟霞山月，洞府神仙

　　在民国早期的知识青年当中，男女隔绝之藩篱已经松动。不过，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还比较谨慎或羞涩，为着避人耳目，那些有心交往又有意遮掩的青年男女，往往在公开场合以表兄表妹的身份亮相。
　　不过，胡适那位著名的表妹曹诚英（1902—1973），跟他的确是亲戚：她是胡适三嫂曹细娟的同父异母妹妹，小胡适十一岁，跟胡适算是姻亲，说她是表妹，也还不算牵强。胡适1917年跟江冬秀结婚时，曹诚英是伴娘之一。她十六七岁时与胡冠英结婚，婚后胡冠英到杭州念书，曹诚英也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最初念的附小、预科）学习。
　　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将胡适复杂而隐秘的情感脉络梳理得特别清晰，也兼及讲述胡适思想发展的轨迹。在江勇振看来，“曹诚英显然是一个热情、外向、领袖型、交游广阔的女性。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她常邀女友游西湖，有时还利用这种机会帮男亲戚介绍女朋友”。她也写诗，是汪静之组建的新文学社团“晨光社”的成员。1921年夏，为了给姐姐细娟的儿子、也是胡适的侄儿胡思永介绍女朋友，曹诚英一口气邀请了八位女同学游西湖，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汪静之妻子的符竹因——那天出场的男士，除了胡思永、胡冠英，还有汪静之。
　　曹诚英与同龄的汪静之既是亲戚，也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汪静之说，他之所以成为诗人，其诗情、诗兴都应当归功于“小姑母”曹诚英。姐姐曹细娟对曹诚英的新潮做派却很不以为然，后来，因为独子胡思永之死，她一直不原谅妹妹。胡思永有文学天赋而比较疏懒，他因先天遗传的结核病而导致肾上腺衰竭，1923年4月13日死亡。胡适虽将侄儿的病因对寡嫂做过详细解释，遭遇丧子巨痛的曹细娟却不由分说，将怨气指向曹诚英，她给江冬秀的信上抱怨：儿子在杭州“飘荡数月，乐而忘返，这都是我那妹子（曹诚英）招惹他引诱他的。据说永儿在杭曾大醉一昼夜，大约病根就在那时埋伏。她又不向我和你们说明永儿的病根，以致起先医治，找不着病路——由这种种想来，永儿的死可不是活活的受她陷害吗？”胡思永病故，曹诚英又受姐姐如此责难，身心俱疲，“嫉世如仇”。
　　情绪最低落之际，恰逢胡适到上海公务。1923年4月29日，他利用休会时间，去杭州玩了几天。曹诚英夫妇和汪静之等陪他游西湖，这一次，胡适对表妹有了别样感觉，他的《西湖》诗看似在写西湖的美丽撩人：“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于是，“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这个“伊”，怕不只是说的西湖吧？
　　此后，曹诚英给胡适的信不再称他“适兄”、“适哥”而改称“穈哥”（胡适原名嗣穈），语调也颇亲密。胡适6月初再到杭州，游过风景既佳又清洁僻静的烟霞洞后，决定不再住旅馆，从6月23日搬进去养病。他带着侄儿胡思聪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曹诚英恰好放假，他们整日下棋、赏桂、爬山、游湖，他给她讲莫泊桑……这就是胡适一生最销魂的烟霞之恋。汪静之去烟霞洞拜访，发现他俩“满脸欢喜的笑容，是初恋爱时的兴奋状态。适之师像年轻了十岁，像一个青年一样兴冲冲、轻飘飘，走路都带跳的样子”。
　　好友徐志摩对这对“洞府神仙”的甜蜜，更是心知肚明。9月28日，徐志摩张罗了他与胡适的众多朋友到海宁观钱塘江大潮，那张著名的“到此一游”合影里，有胡适、徐志摩、陶行知、汪精卫、马君武、陈衡哲、朱经农等，曹诚英也在其中。胡适看上去喜滋滋的，曹诚英的表情，不知为什么却有些凝重。
　　从来是欢娱嫌日短，胡适10月3日的日记说：“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4日出了烟霞洞，胡适对杭州依旧恋恋不舍。他10月21日还在此地盘桓：“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吃了午饭，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再看10月27日的日记：“娟借曹洁甫先生家内厨灶，做徽州菜，请（朱）经农、志摩和我去吃饭……两餐味道都极好，大家都很痛快。”两天后，胡适又跟“娟”去游平湖秋月，步行至孤山。
　　徐志摩10月下旬的日记，也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他与胡适、曹诚英的西湖之游：湖心亭看晚霞，楼外楼吃蟹。夕阳下、月光里的芦荻或染金，或泛银，“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如此良辰美景，最宜才子佳人自品自赏，徐诗人却并不嫌自己多余——哪怕胡适再小心谨慎、不欲张扬，但浓烈、饱满得似要爆炸的幸福感，也真还需要宣泄和见证。徐志摩不仅是知交，也是情种，最宜倾诉，所以他之前已经知道底细：10月11日，胡适就已经拉徐志摩去谈过心，也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何等妙解风情，早已看出蛛丝马迹，追问好友是否还有“匿而不宜宣者”，胡适红了脸承认有，但是有所顾忌，不敢公开。隔天他又跟徐志摩聊天，“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

二、旧式婚姻，小脚太太

　　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大家常讲的：胡适回北京后要求离婚，江冬秀以孩子和自己的性命相挟。
　　胡适1904年与远亲江冬秀订婚后，江家很早就想让他回乡结婚，但他念完大学，1910年又去了美国留学，不仅越走越远，还不断以各种理由推迟归期与婚期。当时，见了世面的大学生、留学生与乡下姑娘解除婚约的大有人在，江冬秀母女自然十分忐忑。胡适虽然在家信里明确表示，他绝对不会“忤逆”地毁弃婚约，但是也不断建议江冬秀放脚、念书，亲笔给他写信。无论他的语气多么温柔得体，也充满关爱，但这些提议，事实上桩桩件件都会戳到江冬秀的软肋、痛处——不错，她是小脚，土气，没受过多少教育，视野狭窄，提笔艰难……她跟翩翩才子的差距，比他俩的空间距离还宽，何止千里万里。更刺激人的是，胡适在信里，还时常提起美国男女齐聚一堂就餐、聊天的社交习惯，就连胡适的母亲都忍不住要狐疑、紧张。胡适留美七年，江冬秀年龄一天天大了，被“弃置”的担忧、惶恐，肯定很痛楚地啃噬过她，江母也在焦虑中去世了。 　　胡适自然也有他的矛盾和挣扎。他在日记里自陈，去美国后交游虽广，但起初却鲜有跟女士往来。随着眼界越来越宽，又逐渐克服羞涩、拘谨，打破了男女交往的界限，他既深感旧式婚制的不人道不文明，却也并不像当时的“志士青年”那么极端或偏激；他对植根于“名分”的夫妻之爱，也有某种程度的认同，至少不曾深恶痛绝。胡适的母亲二十二三岁就守寡，他对母亲相当敬爱，也很感激未婚妻江冬秀经常去陪伴母亲、为母亲分担家事。
　　但是，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一位有才华的画家、地质学教授的女儿）交往频繁，不知不觉间，好感与日俱增。他笔下的韦莲司风度落拓不羁，“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从1914年开始，胡适日记里经常出现韦莲司的身影：他俩在绮色佳沿湖滨携游，共行三小时，“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回到韦莲司家晚餐后，又围炉而谈，直到九点才归；他们一起探讨“繁复难尽”之人生伦理，或是在月光下漫步，听韦莲司给他讲印度神话“月中兔影”；她以自己的摄影作品秋柳图相赠；胡适去纽约时，也几次去看望在此念大学的韦莲司，在她的寓所共餐，“纵谈极欢”。他们或一起逛博物馆，或联袂流连于风景绝佳的赫贞江畔。那种棋逢对手的默契交流，无疑使胡适怦然心动，向往未来的爱人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
　　据江勇振分析，1914年作为优秀留学生的胡适，还远不像后来那么声誉卓著，而当时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事实上也存在。所以，韦莲司与胡适这时的关系还仅止于朋友，但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一定曾让胡适纠结。他倒是能自己说服自己：“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他认为，在女子受教育程度极低的中国，“若以‘智识平等’为求耦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再说，学问、知识并非成为贤妻良母的唯一条件。
　　于是，胡适的中庸之道，是改良已经“命定”的未婚妻。他对母亲这么解释：“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何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他也曾给江冬秀写信、写诗、寄相片，传情达意，畅想未来。江冬秀确实依从胡适，放了脚，念了书，也很努力去靠拢他（看她婚后写的信，虽然错别字不少，表达也还天然、流畅），但很显然，胡适没有得到理想中那种入肠入肺的回应。他幻想的迷醉、缭乱的恋爱感觉，是后来在曹诚英那里得到的。
　　不管怎样，江冬秀枯等十几年，他们终于结婚了。新郎二十六岁，新娘二十七岁——这个岁数，在当时属于极端大龄，若不能顺利成婚，她成为剩女的机率极高。胡适1921年8月30日的日记曾记载：很多“旧人”恭维自己没有背弃婚约，“难能可贵”。“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
　　与江冬秀婚后，也算相亲相爱。胡适的那组《新婚杂诗》，写得很是欢畅、缠绵。1919年至1921年，他们接连生了三个儿女。外界对于这对夫妻的“不般配”却很好奇。苏雪林在《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里回忆，她在北京女高师念书时，胡适的中国哲学课极受欢迎，听同学说，师母比先生大十岁，站在一起有如母子。后来在招待哲学家杜威的晚会上，胡先生携夫人出场，她们见了“朴素大方”的胡夫人，方知传言之谬。
　　江冬秀固然不能在学识上跟胡适有旗鼓相当的唱和，但她作为主妇却相当能干、细致。他们一生里有许多次关系紧张的时候，也有老夫老妻的相互体贴。1940年，胡适在美国收到江冬秀寄去的一箱衣物，他穿上绛红色的便袄御寒时，觉得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伸手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边是七副象牙挖耳。我看了，心里真有点说不出的感情。我想，只有冬秀想得到这件小东西”。
　　曹诚英再吸引胡适，离婚却没那么容易。江冬秀历经多少艰难险阻，方才修成正果，她捍卫婚姻的决心坚如磐石，风格也颇强悍，据说吵闹时曾将裁纸刀奋力掷向丈夫，幸未击中。而胡适即便深陷情网，也不是决绝、刚烈之人，尤其是他很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之江冬秀的泼辣、干练、有决断，在生活上对胡适的精心照顾，也是他受用和满意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有了口角，陆小曼就曾对丈夫说，要我像胡太太那么无微不至照顾人，恐怕不太可能；何况，胡适其实心底也认为，“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凡此种种，离婚的事也就作罢。他果然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三、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

　　胡适一生恋情不少，但曹诚英留给他的印痕很深，他的好几首诗里都有挥之不去的凄凉、眷恋：“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秘魔崖月夜》）。杭州分离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曹诚英给他的信里说：“如你在空山月色中感受到了暂时的悲哀的寂寞，我却是永远的沉浸在寂寞的悲哀里！”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胡适担心曹诚英的安危，还请徐志摩专程到杭州去接曹诚英到上海。徐志摩去了才发现，杭州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危险。
　　曹诚英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念农科，作过关于棉种改良的研究。1926年和1928年，胡适去到南京，他俩又再见面。曹诚英1931年大学毕业。1932年，她到北京看望过胡适。曹诚英的同母哥哥曹诚克曾留美学习矿业，他对妹妹关怀备至。1934年秋，哥哥资助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胡适给他在美国的多年知己、1933年成为情人的韦莲司写信，请她在英文口语与生活方面给予“表妹”帮助和引导。
　　久走夜路必逢鬼，虽然胡适遮掩秘密的段位很高，他1936年10月到美国绮色佳时，也试图避免跟两位相好同时碰面，但曹诚英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胡适去绮色佳前夕给韦莲司的信里，甚至还说起过曹诚英的小话：“你信中所描述的她相当正确。她的确是一个人人哄捧、夸她有小聪明、被惯坏了的孩子。”或许是为了在韦莲司面前撇清他跟曹诚英的关系？又或许胡适此时对曹的感情已经由烫转温？不过，韦莲司在知道曹诚英是胡适的情人后，虽然心碎欲裂，依然很照顾她。 　　曹诚英1937年获得遗传育种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资料上说，她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抗战爆发后，曹诚英来到四川，1938年初抵达成都，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遗传学教授。1938年她还在与胡适通信，讲述自己的棉种研究情况。但胡适到美国后音讯渐少，曹诚英总是望眼欲穿，期盼他的只言片语。有一次，在美国读博士的中央大学同学吴素萱在给曹诚英的信里提到，她见到了胡适。曹诚英闻讯反应很激烈：“穈哥，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和吴素萱、吴健雄接近，除了不得已的表面敷衍之外，否则我是不肯饶你的。穈哥，答应我说‘不’！一定答应我！……别人爱你我管不着，然而若是我的朋友，她们爱你，我真会把她们杀了。”只有爱得太狠太烈太苦、也欠缺一点安全感的女子，才会这般狂乱地、有点失控地冒酸、吃不相干的飞醋吧？
　　后来，有两年与胡适音书断绝，曹诚英为情魔所困，百病缠生，曾绝望至到峨眉山出家，被哥哥和好友百般劝了回来。1939年旧历七夕，她写了一首词寄给胡适：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胡适的日记记载，曹诚英寄来的信里除了这首词，“此外无一字，亦无地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几个字可认。”
　　吴素萱回国，带回胡适给曹诚英的信和二百美金，她顿时快乐得忘却烦恼，不再有出家之念。吴素萱写信向胡适报告了曹诚英的近况后说：“可见你的魔力之大，可以立刻转变她的人生观。我们这些作女朋友的实在不够资格安慰她。”吴素萱之前在给胡适的信里则说：“佩声（曹诚英）之聪明才能，在同学中不可多得，惟不能驱情魔，以致怀才莫展，至以为可惜！”
　　1943年，曹诚英托人带给胡适三首词，都写得深情而凄苦。如《虞美人》：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这阙《虞美人》写于6月19日，恰好距离他俩堕入情网二十年。这时，曹诚英已四十一岁，“廿年孤苦”已将青丝红颜熬干熬枯。词写得真是好，她深陷情海不能自拔的处境也真是惨淡。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前，与在复旦大学任教授的曹诚英见过最后一面，从此杳如黄鹤。1952年院系调整，曹诚英调到沈阳农学院，她在那里培育出了东北地区广为种植的高产马铃薯，1958年退休。“文革”期间，曹诚英回到安徽绩溪老家，她有较高的退休金，却很节俭，为家乡的修桥补路、救灾助学、购买农机等事宜，贡献良多。晚年病痛缠身，求医不易，居所也简陋而不稳定，1973去世，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声誉如日中天。加之仪容风度谈吐都不凡，曾经颠倒众生。有的痴情女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竟至于精神崩溃。与好友徐志摩恋爱得轰轰烈烈的做派大相径庭，胡适即便内心暗流涌动，表面却尽量不动声色，哪怕在日记里也写得节制而隐晦。但江勇振探幽索微，“小心求证”出：曹诚英、韦莲司之外，与胡适有情感瓜葛的还有北大毕业的诗人徐芳、美国护士哈德门、后来成为哲学家杜威续弦的罗慰慈等。甚至，1925年徐志摩为回避与陆小曼恋爱惹出的舆论风波，远走欧洲期间，他一度还跟陆小曼走得很近。
　　果真男女有别：胡适是花开几朵，各表一枝；曹诚英却唯有“梦魂无赖苦缠绵”（曹词《临江仙》）。她很早就与胡冠英分开，终身没有再婚。她的“穈哥”一直是别人的丈夫，甚至也是别人的情人。她年轻时向胡适诉苦的那句——我却是永远的沉浸在寂寞的悲哀里——竟是一语成谶么？1923年夏秋的烟霞之恋，是她此生的大劫还是大幸？如果没有遭遇胡适，她会有怎样迥然不同的一生？这些问题，旁人还真不好回答。所以，不问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