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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的宏观形势变化，对各种资源条件有限并正在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发达地区，影响远甚于欠发达地区；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水平上趋近而资源禀赋差异更加明显的态势，正因如此，泛长三角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才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真实价值。本文从农业、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三个领域，全面探讨了安徽与沪浙苏产业融合的路线与前景，力 求从产业的分工协作上真正实现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泛长三角；产业融合；分工协作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志码：
进入2008年，我国“十七大”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的推动下，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呈爆发态势。形势变化对各种资源条件有限，并正在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发达地区，影响远甚于欠发达地区；同时，由于发达地区更为成熟的产业和市场所造成的“现金陷阱”，使产业的长期提高和保持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1]。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中，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互利和互动式合作有可能取代以往“一头热”式的合作形式，并且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也为这种合作创造了条件。按照魏后凯最近的研究，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正在走向均衡：从2003-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由159.8下降到153.0，而中部地区由65.7提高到68.6[2]。正是有了上述基础，泛长三角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才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真实价值。
一、农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农业资源禀赋：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安徽的一产比重居高不下，2007年一产占GDP比重为16.5%，而长三角16市的这一比重仅为3.4%；从人均耕地面积占有看，2007年，沪浙苏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0.6亩，而安徽拥有的耕地面积为沪浙苏的1.7倍；从农副产品供给看，安徽的粮、棉、油、茶等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供应及畜牧水产养殖基地，也是全国7个商品粮调出省之一；2007年，安徽粮、油、肉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8%、7.3%和4.8%，人均水平分别是沪浙苏的1.8倍、1.8倍和1.4倍。
农业合作途径：单纯从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看，安徽因运输距离短、低成本决定的低价格，以及省内南北地理条件巨大差异所决定的物种丰富性，其产品能够很好地满足沪浙苏居民生活需要。但是真正从产业合作共赢目的出发，安徽参与泛长三角的农业领域产业分工应该建立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上，即要让安徽的农业资源在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带动下，更好地丰富人们的饮食文化生活。如安徽宿州的砀山梨闻名全国，因其含糖量高是做梨膏的好材料。但因缺乏资金、技术和有效组织，现在依然主要靠果农自己一捆柴火、一口大锅自产自销。因品质较差，当地生产的梨膏连县城都“跨”不出去（更多的产品甚至卖不出果园）。在安徽广大农村，这类拥有大好资源却得不到开发利用的事例很多，应该受到东部资金和技术的关注。
农业合作前景：安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大大影响了农民种粮和发展林牧鱼副业的生产积极性。据2004年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安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排在全国第19位，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第15位、第8位和第11位[3]。这两年，安徽加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力度，引进了一大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因比较利益明显，发展势头普遍很好。如宿州的绿洲人造板厂就是从上海引进的，它不仅自身业绩骄人，同时因产量增长快，树枝叉收购价格成倍增长，带动了当地农民利用空闲地种林的积极性。从2006年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看，皖沪苏浙四省市分别为14.33、2.06、13.52、1.45[4]，安徽在此产业的优势地位已经显现。
在农业领域把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与安徽的资源密切结合主要鉴于这样几点理由：（1）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成本受地理位置影响依然较强；同时，一些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的供给距离、保鲜程度和存放时间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由农产品的加工度高低决定。因此从对安徽农业资源最小半径内的各层次产品的需求出发，合作双方都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大利益。如巢湖市香泉湖处温泉地带，当地产鸭子因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受东部地区青睐，供不应求。在鸭子加工上，上海和江苏都有传统工艺技术，如果投资这样好的资源很容易做出品牌。但是，尽管那里生活和交通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优越，至今却没有一家加工企业。仅靠卖鸭的微薄利润也很难提高当地农民的养鸭积极性。（2）农业产业化项目有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的特点（土地密集主要体现在产加一体化的资源禀赋式产业化项目上）。总体上看，资源、劳动和土地在沪浙苏地区成本较高，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但是技术和资金相对优裕；而前者在安徽有相对优势，后者却是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目前在我国，前者对后者的“倒逼”已经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倒追”。因此两地的农业产业化合作不仅前景广阔，也是水到渠成。（3）在世界“粮荒”的威胁下，粮食安全不仅成为国家政策的关注焦点，更是泛长三角区域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国食用油市场70%以上都在外国企业的控制下。有专家分析，目前跨国公司掌控中国粮食加工流通的意图已经显露[5]，而作为安徽粮食主产区的皖北平原因经济落后，招商引资困难，对外商投资基本来者不拒。因此，农业产业化合作对沪浙苏地区更有抢占先机和保障地区经济基础稳定的重要意义。
农业合作条件：任何时候，合作的成功都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已呈“倒追”形势下，安徽要积极创造条件迎接和推动这种转移。首先，要加强投资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县乡以下的广大农村，投资环境好坏、交易成本高低，直接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二，要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沪浙苏地区农业产业化技术资金转移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三，注意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集约化生产，为农产品的深加工创造规模化基础；并通过加强农村“七站八所”整顿建设，提高农业原材料质量。第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合格的劳动者。
二、工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从2006年的工业产业梯度系数看[4]，安徽与苏浙沪地区比较，在这样一些产业领域有合作基础：一是安徽有绝对优势的产业，除农副食品加工业外，还有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二是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烟草制品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三是有后起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皮毛、皮革、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这些行业在安徽本来就有一些基础，这两年发展较快，而在沪浙苏则衰退痕迹明显）。围绕这些产业，工业领域的泛长三角分工协作可以通过以下层次展开。
第一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协作
这类分工早已在市场导向下自发展开，并已形成安徽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领域的一些绝对优势产业，但是未来这一层次的分工在程度上还会加强，在形式上也会有所变化。
首先，在资源密集型领域，过去安徽与沪浙苏的合作，主要以输送一次性能源和煤化工初加工产品为主。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煤电和焦碳等资源性产品的用量大幅增加。以电为例，2003-2006年，苏浙沪三地的电力消费年均增长分别为19.9%、17.2%、11.3%，地区平均水平超过全国15%的平均增长水平。它一方面说明这一地区对外来能源的依赖增强（2010年上海外来电力比重将由2005年的7.7%上升到9.5%）；另一方面，一次性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也给制造业带来诸多制约因素：输电要受到电网按总体平均水平建设的限制，无法解决时段性和季节性的高峰用量问题；而煤炭不论怎样使用都要承受环境容量的限制。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未来两地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应该加强清洁环保的二次能源开发利用，即利用沪浙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提供如高性能的太阳能、蓄电池和单晶硅等系列产品的投资，再通过安徽低成本生产优势生产制造，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其次，在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过去很多年，这一领域的地区分工形势不明显。因为沪浙苏地区依靠周边欠发达省份源源不断输出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较强国际比较利益。但是随着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省份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劳动力的自我消化能力增强，这使外来劳动力主要靠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输出的沪浙苏地区“民工荒”问题严重，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使沪浙苏地区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产业中的中低档产品难以为继，而安徽的后起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类生产领域，而且产品原料丰富，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转移和参与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层次：初加工产品与精、深加工产品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
产业水平分工的必要性是由产业间的互补性和递进性需要决定的。多年来的地区优势生产要素差异性竞争，已经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从总体上形成这种分工。但是近年来，这种分工由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产业升级等多种政策和利益趋势，正在被欠发达地区努力改变，即资源型地区通过产业链延伸不断向产业高端进军。这种改变对发达地区一般加工制造业已经面临的多重危机无疑雪上加霜。因此，在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水平分工上，一方面要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寻求产业水平分工在更高更广层次上的突破。
安徽与沪浙苏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主要有：首先，在煤焦化制品、煤化工制品（添加剂、半成品）、金属制品（钢铜铝铅铁等的板带、线圈、锭及其初成品）等重化工领域，安徽在泛长三角分工协作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其次，在电子元器件和新材料等产业，安徽正在形成的优势，可以在轻工领域很好地参与分工协作。再次，要利用合肥的科教优势，在软件开发、程序设计等领域参与区域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
第三层次：区域装备制造业配套生产能力及产品多样性的分工协作
比较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的明显优势在于，作为该经济圈中心的上海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最雄厚、产业门类和配套品种最齐全的生产基地，有较强的产业辐射力和带动力，因此能推动有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交通运输、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等为核心内容的泛长三角装备制造业，正在经历产业水平升级要求下的生产过程更专、更精、更细、更尖的分工和结构调整；同时，面对市场更加细化下的需求多样化，产品类型和等级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安徽的弱势产业，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产业集聚能力明显增强，主营业务收入由2000年的36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32亿元，已经成为全省的主导产业。今年上半年，在钢材等原材料大幅涨价形势下，安徽的装备制造业相比沿海地区，形势比较稳定。如奇瑞、华菱等汽车龙头企业，仅是增幅有所放缓；而以机械制造产业集群著称的博望镇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较好势头。这些都表明安徽参与泛长三角产业分工能力的增强。
首先，从泛长三角的区域配套生产能力看，上海和安徽的交通运输、成套设备、电子机械和家电等装备制造业，都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这些产业又都具有产业链条长、配套生产量大品种多的特点。因此，要加强区域的产业优势，就必须加强整个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即以区域中心为半径，建立最优的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如图2）。目前，区域内的产业配套体系主要以美国GM为代表的臂长型产业集群为主（如图1），即龙头企业直接向所有配件企业采购，同时自配套比例居高不下，而零部件生产企业大都只为本地区的一两家组装企业配套。这种格局难以实现配套产品的规模化和规模化带动下的市场细分。
而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能有效克服臂长型产业集群的缺点， 通过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分工协作，实现产业的市场无限细分和规模扩大。这种过程是由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的特点决定的：（1）产业分工的区域有效半径（即配套能力在最佳成本控制范围内）越大，产业龙头企业的增加使配套生产企业的供货面打开越广，同种产品的生产批量越大；（2）同种产品的批量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这种产品的创新型尝试和组装业务，而把零件生产向外发散，由此使产业配套生产体系实现多层级发展。（3）层级向下的零部件生产分工越细，生产企业的供货渠道越多，企业越能走上规模化经营的良性发展轨道。
当然，实现上述特点所带来的产业优势是有条件的。如何在泛长三角区域做好产业内配套部件生产的分工协作，不能完全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需要各省市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行动，制定统一的促进政策：一是要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以保证任何一款零部件的通行使用；二是制定不同产业内部优势零部件企业供货目录，以导向组装企业在区域内的采购行为。
其次，从产品多样化水平看，在同一产业内的不同龙头企业地区分工也可以不同。如汽车制造，车型上，上海等地侧重轻型车，安徽侧重重型车；工艺上，上海等地侧重成品车，安徽侧重改装车；同生产轿车，上海侧重大排量高档车，安徽侧重小排量中低挡车。再如造船业，安徽沿江的造船业发展很快，但主要集中在100万吨以下的中小吨位；而合肥即将上马的年产1000万马力的船用柴油机，以及安庆大发船用柴油机厂生产的配有船用发电照明的5缸、6缸柴油发动机，都将以其产品的高性能、高品质进入泛长三角的产业配套体系。随着泛长三角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区域协调能力的加强，安徽与沪浙苏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完全可以在区域装备制造的许多产业内实现产品多样化分工生产。
第四层次：建立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政策协调机制
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合作，首先是第一层级（上海）的产业辐射，其次是第二层级（浙苏）的产业扩散转移，再次是第三层级（主要有安徽）参加的产业分工协作。因此，泛长三角是一个区域整体概念，要致力于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而“几步走”的观点（即安徽先融入“南京经济圈”和“杭州经济圈”，再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既会因行政区划作用人为分割正在成长的大产业体系，也缺乏可操作性。
围绕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建设，泛长三角地区应建立步调一致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主要依靠加强省市之间各个类别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平台建设，通过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实现。对话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如何按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以及本区域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加强本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同时避免区域内产业的重复建设导致市场饱和下的恶性竞争；二是如何协调产业内部分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优质配套产品供货目录，让优质零部件产品区域通行；三是如何联手出拳打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防止“这边打、那边拉”，影响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建造和产业水平升级。
三、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安徽与上海的势头几乎处在两极状态。2003-2007年，由于埋头发展工业，安徽的第三产业比重由39.7%下降为38.8%，贡献率由53.2%下降为35.3%；至于生产性服务业更是规模小、档次低，在组织分工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而上海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通过大量承接国际三产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上海在前期制造业向外转移与辐射中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应该面临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辐射问题。因此，作为区域领军的上海，向西扩展服务领域有助于提升产业形态和加快城市功能转型；而安徽也迫切需要通过这种合作进一步带动制造业的高水平发展。据相关调查显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每提高1%，就能为长江下游其它地区的制造业提供0.9%的增长[6]。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有学者把制造业分为7块，即生产制造、商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其中生产制造为经济利益最差一环，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它放在了中国[7]。而在泛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中，安徽在制造业中所承担的角色正如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承担的角色。安徽越是把劲拼在以加工制造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上，就越会在制造业的其它软环节上依赖沪浙苏的生产性服务业。目前， 安徽将近70%的进出口商品通过上海、南京和宁波港口、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信面向沪浙苏。随着现代经济系统的发展，安徽还会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加强与沪浙苏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例如，今冬安徽遭受的大雪冰冻天气对油菜等农作物影响巨大，有人提出，如果能利用上海保险业的优势，在农业保险领域加强双方的合作，安徽就能减少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
当然，在承接以上海为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影响的同时，安徽也要发展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只有这样，当未来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向信息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时，安徽才能抓住产业梯级转移时机有效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33.
[2] 魏后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8,(5).
[3] 王爱群,郭庆海.中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比较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4).
[4] 凌力,肖志颖,张明俊,马志恒.对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分工合作的分析与思考[EB/OL]. 安徽省统计局网站,(2008-05-28)http://www.ahtjj.gov.cn/tjfx/2008-05-23.htm .
[5] 董振国,王春雨.力防“粮袋子”受制于人[N].作家文摘,2008-6-24(10).
[6] 徐浩程.上海的责任与浙商的力量[J].决策,2008,(4).
[7] 郎咸平.就业率与“中国制造”[J].新世纪周刊,2008,(17).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泛长三角；产业融合；分工协作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志码：
进入2008年，我国“十七大”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的推动下，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呈爆发态势。形势变化对各种资源条件有限，并正在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发达地区，影响远甚于欠发达地区；同时，由于发达地区更为成熟的产业和市场所造成的“现金陷阱”，使产业的长期提高和保持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1]。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中，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互利和互动式合作有可能取代以往“一头热”式的合作形式，并且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也为这种合作创造了条件。按照魏后凯最近的研究，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正在走向均衡：从2003-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由159.8下降到153.0，而中部地区由65.7提高到68.6[2]。正是有了上述基础，泛长三角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才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真实价值。
一、农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农业资源禀赋：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安徽的一产比重居高不下，2007年一产占GDP比重为16.5%，而长三角16市的这一比重仅为3.4%；从人均耕地面积占有看，2007年，沪浙苏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0.6亩，而安徽拥有的耕地面积为沪浙苏的1.7倍；从农副产品供给看，安徽的粮、棉、油、茶等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供应及畜牧水产养殖基地，也是全国7个商品粮调出省之一；2007年，安徽粮、油、肉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8%、7.3%和4.8%，人均水平分别是沪浙苏的1.8倍、1.8倍和1.4倍。
农业合作途径：单纯从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看，安徽因运输距离短、低成本决定的低价格，以及省内南北地理条件巨大差异所决定的物种丰富性，其产品能够很好地满足沪浙苏居民生活需要。但是真正从产业合作共赢目的出发，安徽参与泛长三角的农业领域产业分工应该建立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上，即要让安徽的农业资源在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带动下，更好地丰富人们的饮食文化生活。如安徽宿州的砀山梨闻名全国，因其含糖量高是做梨膏的好材料。但因缺乏资金、技术和有效组织，现在依然主要靠果农自己一捆柴火、一口大锅自产自销。因品质较差，当地生产的梨膏连县城都“跨”不出去（更多的产品甚至卖不出果园）。在安徽广大农村，这类拥有大好资源却得不到开发利用的事例很多，应该受到东部资金和技术的关注。
农业合作前景：安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大大影响了农民种粮和发展林牧鱼副业的生产积极性。据2004年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安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排在全国第19位，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第15位、第8位和第11位[3]。这两年，安徽加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力度，引进了一大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因比较利益明显，发展势头普遍很好。如宿州的绿洲人造板厂就是从上海引进的，它不仅自身业绩骄人，同时因产量增长快，树枝叉收购价格成倍增长，带动了当地农民利用空闲地种林的积极性。从2006年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看，皖沪苏浙四省市分别为14.33、2.06、13.52、1.45[4]，安徽在此产业的优势地位已经显现。
在农业领域把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与安徽的资源密切结合主要鉴于这样几点理由：（1）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成本受地理位置影响依然较强；同时，一些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的供给距离、保鲜程度和存放时间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由农产品的加工度高低决定。因此从对安徽农业资源最小半径内的各层次产品的需求出发，合作双方都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大利益。如巢湖市香泉湖处温泉地带，当地产鸭子因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受东部地区青睐，供不应求。在鸭子加工上，上海和江苏都有传统工艺技术，如果投资这样好的资源很容易做出品牌。但是，尽管那里生活和交通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优越，至今却没有一家加工企业。仅靠卖鸭的微薄利润也很难提高当地农民的养鸭积极性。（2）农业产业化项目有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的特点（土地密集主要体现在产加一体化的资源禀赋式产业化项目上）。总体上看，资源、劳动和土地在沪浙苏地区成本较高，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但是技术和资金相对优裕；而前者在安徽有相对优势，后者却是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目前在我国，前者对后者的“倒逼”已经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倒追”。因此两地的农业产业化合作不仅前景广阔，也是水到渠成。（3）在世界“粮荒”的威胁下，粮食安全不仅成为国家政策的关注焦点，更是泛长三角区域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国食用油市场70%以上都在外国企业的控制下。有专家分析，目前跨国公司掌控中国粮食加工流通的意图已经显露[5]，而作为安徽粮食主产区的皖北平原因经济落后，招商引资困难，对外商投资基本来者不拒。因此，农业产业化合作对沪浙苏地区更有抢占先机和保障地区经济基础稳定的重要意义。
农业合作条件：任何时候，合作的成功都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已呈“倒追”形势下，安徽要积极创造条件迎接和推动这种转移。首先，要加强投资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县乡以下的广大农村，投资环境好坏、交易成本高低，直接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二，要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沪浙苏地区农业产业化技术资金转移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三，注意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集约化生产，为农产品的深加工创造规模化基础；并通过加强农村“七站八所”整顿建设，提高农业原材料质量。第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合格的劳动者。
二、工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从2006年的工业产业梯度系数看[4]，安徽与苏浙沪地区比较，在这样一些产业领域有合作基础：一是安徽有绝对优势的产业，除农副食品加工业外，还有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二是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烟草制品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三是有后起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皮毛、皮革、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这些行业在安徽本来就有一些基础，这两年发展较快，而在沪浙苏则衰退痕迹明显）。围绕这些产业，工业领域的泛长三角分工协作可以通过以下层次展开。
第一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协作
这类分工早已在市场导向下自发展开，并已形成安徽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领域的一些绝对优势产业，但是未来这一层次的分工在程度上还会加强，在形式上也会有所变化。
首先，在资源密集型领域，过去安徽与沪浙苏的合作，主要以输送一次性能源和煤化工初加工产品为主。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煤电和焦碳等资源性产品的用量大幅增加。以电为例，2003-2006年，苏浙沪三地的电力消费年均增长分别为19.9%、17.2%、11.3%，地区平均水平超过全国15%的平均增长水平。它一方面说明这一地区对外来能源的依赖增强（2010年上海外来电力比重将由2005年的7.7%上升到9.5%）；另一方面，一次性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也给制造业带来诸多制约因素：输电要受到电网按总体平均水平建设的限制，无法解决时段性和季节性的高峰用量问题；而煤炭不论怎样使用都要承受环境容量的限制。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未来两地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应该加强清洁环保的二次能源开发利用，即利用沪浙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提供如高性能的太阳能、蓄电池和单晶硅等系列产品的投资，再通过安徽低成本生产优势生产制造，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其次，在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过去很多年，这一领域的地区分工形势不明显。因为沪浙苏地区依靠周边欠发达省份源源不断输出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较强国际比较利益。但是随着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省份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劳动力的自我消化能力增强，这使外来劳动力主要靠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输出的沪浙苏地区“民工荒”问题严重，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使沪浙苏地区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产业中的中低档产品难以为继，而安徽的后起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类生产领域，而且产品原料丰富，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转移和参与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层次：初加工产品与精、深加工产品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
产业水平分工的必要性是由产业间的互补性和递进性需要决定的。多年来的地区优势生产要素差异性竞争，已经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从总体上形成这种分工。但是近年来，这种分工由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产业升级等多种政策和利益趋势，正在被欠发达地区努力改变，即资源型地区通过产业链延伸不断向产业高端进军。这种改变对发达地区一般加工制造业已经面临的多重危机无疑雪上加霜。因此，在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水平分工上，一方面要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寻求产业水平分工在更高更广层次上的突破。
安徽与沪浙苏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主要有：首先，在煤焦化制品、煤化工制品（添加剂、半成品）、金属制品（钢铜铝铅铁等的板带、线圈、锭及其初成品）等重化工领域，安徽在泛长三角分工协作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其次，在电子元器件和新材料等产业，安徽正在形成的优势，可以在轻工领域很好地参与分工协作。再次，要利用合肥的科教优势，在软件开发、程序设计等领域参与区域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
第三层次：区域装备制造业配套生产能力及产品多样性的分工协作
比较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的明显优势在于，作为该经济圈中心的上海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最雄厚、产业门类和配套品种最齐全的生产基地，有较强的产业辐射力和带动力，因此能推动有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交通运输、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等为核心内容的泛长三角装备制造业，正在经历产业水平升级要求下的生产过程更专、更精、更细、更尖的分工和结构调整；同时，面对市场更加细化下的需求多样化，产品类型和等级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安徽的弱势产业，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产业集聚能力明显增强，主营业务收入由2000年的36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32亿元，已经成为全省的主导产业。今年上半年，在钢材等原材料大幅涨价形势下，安徽的装备制造业相比沿海地区，形势比较稳定。如奇瑞、华菱等汽车龙头企业，仅是增幅有所放缓；而以机械制造产业集群著称的博望镇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较好势头。这些都表明安徽参与泛长三角产业分工能力的增强。
首先，从泛长三角的区域配套生产能力看，上海和安徽的交通运输、成套设备、电子机械和家电等装备制造业，都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这些产业又都具有产业链条长、配套生产量大品种多的特点。因此，要加强区域的产业优势，就必须加强整个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即以区域中心为半径，建立最优的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如图2）。目前，区域内的产业配套体系主要以美国GM为代表的臂长型产业集群为主（如图1），即龙头企业直接向所有配件企业采购，同时自配套比例居高不下，而零部件生产企业大都只为本地区的一两家组装企业配套。这种格局难以实现配套产品的规模化和规模化带动下的市场细分。
而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能有效克服臂长型产业集群的缺点， 通过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分工协作，实现产业的市场无限细分和规模扩大。这种过程是由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的特点决定的：（1）产业分工的区域有效半径（即配套能力在最佳成本控制范围内）越大，产业龙头企业的增加使配套生产企业的供货面打开越广，同种产品的生产批量越大；（2）同种产品的批量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这种产品的创新型尝试和组装业务，而把零件生产向外发散，由此使产业配套生产体系实现多层级发展。（3）层级向下的零部件生产分工越细，生产企业的供货渠道越多，企业越能走上规模化经营的良性发展轨道。
当然，实现上述特点所带来的产业优势是有条件的。如何在泛长三角区域做好产业内配套部件生产的分工协作，不能完全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需要各省市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行动，制定统一的促进政策：一是要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以保证任何一款零部件的通行使用；二是制定不同产业内部优势零部件企业供货目录，以导向组装企业在区域内的采购行为。
其次，从产品多样化水平看，在同一产业内的不同龙头企业地区分工也可以不同。如汽车制造，车型上，上海等地侧重轻型车，安徽侧重重型车；工艺上，上海等地侧重成品车，安徽侧重改装车；同生产轿车，上海侧重大排量高档车，安徽侧重小排量中低挡车。再如造船业，安徽沿江的造船业发展很快，但主要集中在100万吨以下的中小吨位；而合肥即将上马的年产1000万马力的船用柴油机，以及安庆大发船用柴油机厂生产的配有船用发电照明的5缸、6缸柴油发动机，都将以其产品的高性能、高品质进入泛长三角的产业配套体系。随着泛长三角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区域协调能力的加强，安徽与沪浙苏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完全可以在区域装备制造的许多产业内实现产品多样化分工生产。
第四层次：建立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政策协调机制
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合作，首先是第一层级（上海）的产业辐射，其次是第二层级（浙苏）的产业扩散转移，再次是第三层级（主要有安徽）参加的产业分工协作。因此，泛长三角是一个区域整体概念，要致力于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而“几步走”的观点（即安徽先融入“南京经济圈”和“杭州经济圈”，再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既会因行政区划作用人为分割正在成长的大产业体系，也缺乏可操作性。
围绕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建设，泛长三角地区应建立步调一致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主要依靠加强省市之间各个类别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平台建设，通过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实现。对话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如何按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以及本区域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加强本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同时避免区域内产业的重复建设导致市场饱和下的恶性竞争；二是如何协调产业内部分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优质配套产品供货目录，让优质零部件产品区域通行；三是如何联手出拳打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防止“这边打、那边拉”，影响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建造和产业水平升级。
三、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安徽与上海的势头几乎处在两极状态。2003-2007年，由于埋头发展工业，安徽的第三产业比重由39.7%下降为38.8%，贡献率由53.2%下降为35.3%；至于生产性服务业更是规模小、档次低，在组织分工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而上海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通过大量承接国际三产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上海在前期制造业向外转移与辐射中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应该面临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辐射问题。因此，作为区域领军的上海，向西扩展服务领域有助于提升产业形态和加快城市功能转型；而安徽也迫切需要通过这种合作进一步带动制造业的高水平发展。据相关调查显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每提高1%，就能为长江下游其它地区的制造业提供0.9%的增长[6]。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有学者把制造业分为7块，即生产制造、商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其中生产制造为经济利益最差一环，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它放在了中国[7]。而在泛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中，安徽在制造业中所承担的角色正如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承担的角色。安徽越是把劲拼在以加工制造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上，就越会在制造业的其它软环节上依赖沪浙苏的生产性服务业。目前， 安徽将近70%的进出口商品通过上海、南京和宁波港口、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信面向沪浙苏。随着现代经济系统的发展，安徽还会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加强与沪浙苏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例如，今冬安徽遭受的大雪冰冻天气对油菜等农作物影响巨大，有人提出，如果能利用上海保险业的优势，在农业保险领域加强双方的合作，安徽就能减少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
当然，在承接以上海为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影响的同时，安徽也要发展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只有这样，当未来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向信息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时，安徽才能抓住产业梯级转移时机有效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33.
[2] 魏后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8,(5).
[3] 王爱群,郭庆海.中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比较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4).
[4] 凌力,肖志颖,张明俊,马志恒.对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分工合作的分析与思考[EB/OL]. 安徽省统计局网站,(2008-05-28)http://www.ahtjj.gov.cn/tjfx/2008-05-23.htm .
[5] 董振国,王春雨.力防“粮袋子”受制于人[N].作家文摘,2008-6-24(10).
[6] 徐浩程.上海的责任与浙商的力量[J].决策,2008,(4).
[7] 郎咸平.就业率与“中国制造”[J].新世纪周刊,2008,(17).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