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构建了家庭農场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2015年全国741家家庭农场监测数据对现阶段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幅度的提升空间。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药和化肥施用减少率方面较普通农户具有明显的优势。不同种植类型的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增强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竞争力，培养专业化家庭农场和全面构建家庭农场服务体系是当前提升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水平；熵值法；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54-007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制度是对我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既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高强等，2013）。从2008年起，中央出台一系列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旨在充分肯定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积极推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2008年12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及家庭农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照自愿原则开展家庭农场登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支持的驱动下，近年来家庭农场的数量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根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家庭农场数量已超过87万户。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构建指标体系对家庭农场的绩效进行评价，但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够全面；二是现有研究中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缺乏大样本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仅仅是构建指标体系或是采用小样本对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同时，部分学者评价过程中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存在着主观臆断性。三是现有研究中对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缺乏分作物分区域的细致评价。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拟采用如下办法来解决：第一，本文充分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优势和资源禀赋结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家庭农场综合发展评价体系。第二，本文采用全国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同时在评价过程中为避免指标权重的主观臆断性，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第三，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现我国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本文对家庭农场按照种植类型和区域进行划分，弥补现有研究存在的空白。
一、家庭农场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作为现代农业微观经济组织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转型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评价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有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政策依据，以实现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家庭农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科学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二是系统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三是可操作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在计算方面具有一致性，便于数学计算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经济绩效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和资源禀赋竞争力三个维度对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客观、科学和较为全面的评价。各维度指标的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一）经济绩效竞争力
本文将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竞争力分为经营绩效和制度绩效两个方面，分别用于反映家庭农场的自身经营状况和制度优势。
1.经营绩效。衡量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商品化程度、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六个指标。其中，成本利润率指的是利润总额除以成本总额，是反映家庭农场经营者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较高的成本利润率意味着家庭农场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较高的销售利润，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的经营优势。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单位面积人均产出，是反映家庭农场规模化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反映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土地生产率指的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是反映家庭农场经营集约化的重要指标。土地生产率的高低一方面能够反映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质量好坏、耕作制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家庭农场经营者对土地的管理能力和耕作程度。商品化程度指的是家庭农场销售农产品的比例，是反映家庭农场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较高的商品化程度意味着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市场衔接程度，更有利于实现农场内部要素的有序流动。化肥施用减少率指的是亩均化肥施用量低于周边农户比例，农药施用减少率指的是亩均农药施用量低于周边农户比例。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主要用于衡量家庭农场产品质量特征，较低的化肥和农药施用减少率意味着家庭农场生产出的产品质量高，统防统治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2.制度绩效。根据伍开群（2013）的分析，家庭农场具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销售市场、资金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本文选取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用于衡量家庭农场的制度绩效，主要反映家庭农场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特征，能够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投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计算。
（二）经济结构竞争力
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王继权和姚寿福（2005）的研究认为专业化农业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销售量和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劳动投入，实现生产知识的不断积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杨丹和刘自敏（2011）基于中国2445个村庄的微观计量分析认为，专业化农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经济水平。为此，本文采用第一种主要农产品种植比例和第一种主要农产品产值比例作为衡量家庭农场的种植结构和销售收入结构的指标，用于反映家庭农场结构专业化的特点。 （三）资源禀赋竞爭力
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人力资源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指挥官”，物质资本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发动机”，社会网络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助推剂”。本文选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用于衡量家庭农场的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家庭农场经营者年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和种植经验。物质资本包括家庭农场固定资产总值、土地流转租金和风险防范投入。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农场地位、融资能力和政府扶持力度。（1）
二、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5年对全国31个省份（区、市）3073个家庭农场的监测。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并划分种植类型后，本文最终选取了三大主粮主产区省份741个种植类家庭农场样本，具体包括99家小麦家庭农场，261家玉米家庭农场，381家水稻家庭农场。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得出，当前我国不同种植类家庭农场成本利润率存在差异，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成本利润率最低，为3.8%，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成本利润率为5.7%，水稻家庭农场平均成本利润率4.8%，均低于2014年全国工业行业平均成本利润率（2），说明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亟待加强，存在较大幅度的上升空间。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其中小麦、玉米、水稻家庭农场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465.0、376.9和422.6，均明显高于2014年普通农户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劳动生产率（3），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具有规模化的特征。小麦、玉米、水稻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生产率分别为2145.5、1429.2和2343.4，均明显高于2014年普通农户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土地生产率（4），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具有集约化生产的特征。此外，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农产品平均商品化程度较高，说明家庭农场的市场化程度高，与市场的衔接程度紧密。
根据DEA测算结果，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49.4%和30.3%，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57.1%和19.8%，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55.1%和48.7%，说明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仍具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空间，亟待通过改善要素投入、增强管理水平和发挥制度优势实现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家庭农场存在着规模经济，具有适宜规模的家庭农场才会达到较高的规模效率。为此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需要充分发挥适度规模优势，提升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水平，实现规模收益。小麦、玉米和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均低于周围农户，说明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产品质量水平较高，能够有效地契合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场主文化程度偏低，平均教育程度为初中，与2014年全国农户平均教育水平大体相似。（5）销售结构较为单一、种植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此外，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融资能力和获得政府补贴资金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计算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原理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和各因素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对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的方法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确权指标权重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主观人为因素导致的权重设定偏误问题。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家庭农场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值。熵值法计算的具体步骤为：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负向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标准化数值平移的方式解决熵值法运算中涉及的对数问题。
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年的比重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第j项指标的指标值x′ij的差异越大，说明熵值就越小，由此可得差异系数为
5.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将差异系数归一化即可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
6.计算家庭农场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值
三、家庭农场竞争力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对我国小麦主产区主要省份的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得出，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省份的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普遍较好，平均得分值为83.343。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河北、河南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得分分别为92.468和84.867。陕西、安徽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得分分别为75.568和76.350。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山西得分最低，仅为24.656，湖北得分最高，达到了43.121。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安徽得分最高，达到了2.044，其他省份的得分均在1.6～2.0之间。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安徽得分最低，为37.244，河北得分最高，达到了50.808。
总的来说，小麦主产区省份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的上升空间，不同省份存在差异。其中，河北小麦家庭农场应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制度绩效，合理投入要素实现较高的生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河南小麦家庭农场亟须增加农场主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发展潜力；山东、陕西和山西小麦家庭农场亟须提升自身经济绩效，实现经济绩效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湖北和安徽小麦家庭农场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较低，一方面需要提升农场主的素质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表4报告了熵值法测算的我国玉米主产区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由表4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玉米主产区省份的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普遍较好，平均得分值为86.960。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黑龙江、河北、吉林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得分分别为92.330、91.453和91.392。新疆、宁夏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得分分别为77.008和77.885。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新疆得分最低，仅为31.134，云南得分最高，达到了49.824。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吉林得分最高，达到了4.239，说明吉林玉米家庭农场具有较强的结构竞争力。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四川得分最低，为35.401，河北和吉林的得分最高，分别为53.869和53.626。 当前，大多数玉米主产区玉米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合理使用要素、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和制度绩效，如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内蒙古、新疆、宁夏和陕西。也有一些省份的玉米家庭农场在增强自身经济绩效竞争力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发展潜力，如云南、四川和山西。宁夏玉米家庭农场则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一方面需要全方位地增强自身经济绩效竞争力，另一方面提升发展潜力，实现农场的可持续发展。
表5报告了熵值法下我国水稻主产区水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由表5可以得出，我国水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为81.366。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江西的综合发展水平最低，为71.768，江苏的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达到了95.060。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湖南得分最低，为21.337，福建得分最高，达到了34.404。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福建得分最高，为3.454，其他省份得分均在2.0～3.0之间。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四川得分最低，为36.125，江苏得分最高，达到了66.155。
总体上看，我国水稻家庭农场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较高，说明当前水稻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发展潜能。一些省份的水稻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水平较低，亟须发挥家庭农场的规模化与集约化的特征，如湖南、安徽。湖北、湖南的水稻家庭农场则亟待增强制度绩效水平，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制度特征，实现较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福建、四川水稻家庭农场则需要提升农场主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发挥农场主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家庭农场更好的发展。宁夏、四川、安徽、上海和广西则需要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力度和政府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物质资本“发动机”和社会资本“助推剂”的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我国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全国层面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大样本数据对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进行了验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整体上综合发展水平良好，存在一定幅度的提升空间。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3.343，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6.960，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1.366，分别存在16.657、13.040和18.634的上升空间。种植类家庭农场普遍存在着经济绩效竞争力薄弱、家庭农场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如何提升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实现专业化生产是下一步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药和化肥施用减少率方面较普通农户具有明显的优势，充分显现出家庭农场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但在成本利润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亟待进一步提高。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制度绩效，实现较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收益也是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此，为提高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实现家庭农场健康有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升种植类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竞争力，完善农场内部管理，实现农场内部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程度，提高成本利润率和技术效率，确保家庭农场高效健康发展。二是培育专业化家庭农场，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降低家庭农场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三是构建全方位家庭农场服务体系，增强家庭农场的发展潜能。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为家庭农场提供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地方政府应不断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做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家庭农场提供测土配方等土壤检测服务以提高家庭农场土地生产率，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以解决当前家庭农场缺乏资金、融资难的问题，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以提升农场主自身才干，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生产的要求。
注释：
（1）政府扶持力度主要指的是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补贴金额，邵平和荣兆梓（2015）的研究也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本文认为家庭农场获得的补贴额度是家庭农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根据计算，工业行业平均成本利润率为8%。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3）根据计算，普通農户小麦、玉米和水稻劳动生产率为216.2、181.9和214.8。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4）根据计算，普通农户小麦、玉米和水稻土地生产率为1053.0、1147.7和1381.38。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5）2014年全国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063年，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参考文献：
[1]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 （6）：48-56.
[2]高强，周振，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资格条件与登记管理——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4， （9）：11-18.
[3]伍开群.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J].经济纵横，2013 ，（6）：65-69.
[4]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2）：157-159.
[5]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J].农业经济问题，2014， （7）：11-17.
[6]张悦，刘文勇.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风险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 （5）：16-21.
[7]何劲，熊学萍.家庭农场绩效评价：制度安排抑或环境相容[J].改革，2014 ，（8）：100-107.
[8]李星星，曾福生.家庭农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湖南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6）：79-85.
[9]王继权，姚寿福.专业化，市场结构与农民收入[J].农业技术经济，2005， （5）：13-21.
[10]杨丹，刘自敏.农民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化和农村经济增长——来自中国 2445 个村庄的证据[J].社会科学战线，2011 ，（5）：64-70.
[11]邵平，荣兆梓.家庭农场财政补贴政策的效用研究——以上海松江模式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5 ，（9）：112-119.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水平；熵值法；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54-007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制度是对我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既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高强等，2013）。从2008年起，中央出台一系列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旨在充分肯定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积极推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2008年12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及家庭农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照自愿原则开展家庭农场登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支持的驱动下，近年来家庭农场的数量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根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家庭农场数量已超过87万户。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构建指标体系对家庭农场的绩效进行评价，但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够全面；二是现有研究中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缺乏大样本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仅仅是构建指标体系或是采用小样本对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同时，部分学者评价过程中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存在着主观臆断性。三是现有研究中对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缺乏分作物分区域的细致评价。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拟采用如下办法来解决：第一，本文充分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优势和资源禀赋结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家庭农场综合发展评价体系。第二，本文采用全国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同时在评价过程中为避免指标权重的主观臆断性，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第三，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现我国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本文对家庭农场按照种植类型和区域进行划分，弥补现有研究存在的空白。
一、家庭农场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作为现代农业微观经济组织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转型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评价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有助于更为清晰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政策依据，以实现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家庭农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科学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二是系统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三是可操作性，即要求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在计算方面具有一致性，便于数学计算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经济绩效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和资源禀赋竞争力三个维度对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客观、科学和较为全面的评价。各维度指标的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一）经济绩效竞争力
本文将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竞争力分为经营绩效和制度绩效两个方面，分别用于反映家庭农场的自身经营状况和制度优势。
1.经营绩效。衡量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商品化程度、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六个指标。其中，成本利润率指的是利润总额除以成本总额，是反映家庭农场经营者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较高的成本利润率意味着家庭农场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较高的销售利润，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的经营优势。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单位面积人均产出，是反映家庭农场规模化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反映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土地生产率指的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是反映家庭农场经营集约化的重要指标。土地生产率的高低一方面能够反映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质量好坏、耕作制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家庭农场经营者对土地的管理能力和耕作程度。商品化程度指的是家庭农场销售农产品的比例，是反映家庭农场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较高的商品化程度意味着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市场衔接程度，更有利于实现农场内部要素的有序流动。化肥施用减少率指的是亩均化肥施用量低于周边农户比例，农药施用减少率指的是亩均农药施用量低于周边农户比例。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主要用于衡量家庭农场产品质量特征，较低的化肥和农药施用减少率意味着家庭农场生产出的产品质量高，统防统治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2.制度绩效。根据伍开群（2013）的分析，家庭农场具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销售市场、资金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本文选取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用于衡量家庭农场的制度绩效，主要反映家庭农场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特征，能够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投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计算。
（二）经济结构竞争力
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王继权和姚寿福（2005）的研究认为专业化农业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销售量和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劳动投入，实现生产知识的不断积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杨丹和刘自敏（2011）基于中国2445个村庄的微观计量分析认为，专业化农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经济水平。为此，本文采用第一种主要农产品种植比例和第一种主要农产品产值比例作为衡量家庭农场的种植结构和销售收入结构的指标，用于反映家庭农场结构专业化的特点。 （三）资源禀赋竞爭力
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人力资源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指挥官”，物质资本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发动机”，社会网络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助推剂”。本文选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用于衡量家庭农场的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家庭农场经营者年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和种植经验。物质资本包括家庭农场固定资产总值、土地流转租金和风险防范投入。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农场地位、融资能力和政府扶持力度。（1）
二、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5年对全国31个省份（区、市）3073个家庭农场的监测。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并划分种植类型后，本文最终选取了三大主粮主产区省份741个种植类家庭农场样本，具体包括99家小麦家庭农场，261家玉米家庭农场，381家水稻家庭农场。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得出，当前我国不同种植类家庭农场成本利润率存在差异，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成本利润率最低，为3.8%，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成本利润率为5.7%，水稻家庭农场平均成本利润率4.8%，均低于2014年全国工业行业平均成本利润率（2），说明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亟待加强，存在较大幅度的上升空间。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其中小麦、玉米、水稻家庭农场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465.0、376.9和422.6，均明显高于2014年普通农户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劳动生产率（3），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具有规模化的特征。小麦、玉米、水稻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生产率分别为2145.5、1429.2和2343.4，均明显高于2014年普通农户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土地生产率（4），充分体现出家庭农场具有集约化生产的特征。此外，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农产品平均商品化程度较高，说明家庭农场的市场化程度高，与市场的衔接程度紧密。
根据DEA测算结果，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49.4%和30.3%，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57.1%和19.8%，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55.1%和48.7%，说明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仍具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空间，亟待通过改善要素投入、增强管理水平和发挥制度优势实现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家庭农场存在着规模经济，具有适宜规模的家庭农场才会达到较高的规模效率。为此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需要充分发挥适度规模优势，提升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水平，实现规模收益。小麦、玉米和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化肥施用减少率和农药施用减少率均低于周围农户，说明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产品质量水平较高，能够有效地契合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场主文化程度偏低，平均教育程度为初中，与2014年全国农户平均教育水平大体相似。（5）销售结构较为单一、种植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此外，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融资能力和获得政府补贴资金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计算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原理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和各因素输出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并对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的方法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确权指标权重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主观人为因素导致的权重设定偏误问题。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家庭农场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值。熵值法计算的具体步骤为：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负向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标准化数值平移的方式解决熵值法运算中涉及的对数问题。
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年的比重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第j项指标的指标值x′ij的差异越大，说明熵值就越小，由此可得差异系数为
5.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将差异系数归一化即可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
6.计算家庭农场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值
三、家庭农场竞争力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对我国小麦主产区主要省份的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得出，当前我国小麦主产区省份的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普遍较好，平均得分值为83.343。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河北、河南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得分分别为92.468和84.867。陕西、安徽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得分分别为75.568和76.350。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山西得分最低，仅为24.656，湖北得分最高，达到了43.121。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安徽得分最高，达到了2.044，其他省份的得分均在1.6～2.0之间。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安徽得分最低，为37.244，河北得分最高，达到了50.808。
总的来说，小麦主产区省份小麦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的上升空间，不同省份存在差异。其中，河北小麦家庭农场应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制度绩效，合理投入要素实现较高的生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河南小麦家庭农场亟须增加农场主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发展潜力；山东、陕西和山西小麦家庭农场亟须提升自身经济绩效，实现经济绩效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湖北和安徽小麦家庭农场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较低，一方面需要提升农场主的素质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表4报告了熵值法测算的我国玉米主产区家庭农场的综合发展水平。由表4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玉米主产区省份的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普遍较好，平均得分值为86.960。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黑龙江、河北、吉林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得分分别为92.330、91.453和91.392。新疆、宁夏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得分分别为77.008和77.885。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新疆得分最低，仅为31.134，云南得分最高，达到了49.824。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吉林得分最高，达到了4.239，说明吉林玉米家庭农场具有较强的结构竞争力。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四川得分最低，为35.401，河北和吉林的得分最高，分别为53.869和53.626。 当前，大多数玉米主产区玉米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合理使用要素、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和制度绩效，如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内蒙古、新疆、宁夏和陕西。也有一些省份的玉米家庭农场在增强自身经济绩效竞争力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发展潜力，如云南、四川和山西。宁夏玉米家庭农场则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一方面需要全方位地增强自身经济绩效竞争力，另一方面提升发展潜力，实现农场的可持续发展。
表5报告了熵值法下我国水稻主产区水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由表5可以得出，我国水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为81.366。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江西的综合发展水平最低，为71.768，江苏的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达到了95.060。经济绩效竞争力方面，湖南得分最低，为21.337，福建得分最高，达到了34.404。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福建得分最高，为3.454，其他省份得分均在2.0～3.0之间。资源禀赋竞争力方面，四川得分最低，为36.125，江苏得分最高，达到了66.155。
总体上看，我国水稻家庭农场资源禀赋竞争力水平较高，说明当前水稻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发展潜能。一些省份的水稻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水平较低，亟须发挥家庭农场的规模化与集约化的特征，如湖南、安徽。湖北、湖南的水稻家庭农场则亟待增强制度绩效水平，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制度特征，实现较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福建、四川水稻家庭农场则需要提升农场主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发挥农场主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家庭农场更好的发展。宁夏、四川、安徽、上海和广西则需要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力度和政府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物质资本“发动机”和社会资本“助推剂”的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我国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全国层面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大样本数据对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进行了验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整体上综合发展水平良好，存在一定幅度的提升空间。小麦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3.343，玉米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6.960，水稻家庭农场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81.366，分别存在16.657、13.040和18.634的上升空间。种植类家庭农场普遍存在着经济绩效竞争力薄弱、家庭农场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如何提升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实现专业化生产是下一步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药和化肥施用减少率方面较普通农户具有明显的优势，充分显现出家庭农场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但在成本利润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亟待进一步提高。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制度绩效，实现较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收益也是当前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此，为提高我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实现家庭农场健康有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升种植类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竞争力，完善农场内部管理，实现农场内部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程度，提高成本利润率和技术效率，确保家庭农场高效健康发展。二是培育专业化家庭农场，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降低家庭农场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三是构建全方位家庭农场服务体系，增强家庭农场的发展潜能。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为家庭农场提供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地方政府应不断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做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家庭农场提供测土配方等土壤检测服务以提高家庭农场土地生产率，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以解决当前家庭农场缺乏资金、融资难的问题，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以提升农场主自身才干，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生产的要求。
注释：
（1）政府扶持力度主要指的是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补贴金额，邵平和荣兆梓（2015）的研究也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本文认为家庭农场获得的补贴额度是家庭农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根据计算，工业行业平均成本利润率为8%。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3）根据计算，普通農户小麦、玉米和水稻劳动生产率为216.2、181.9和214.8。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4）根据计算，普通农户小麦、玉米和水稻土地生产率为1053.0、1147.7和1381.38。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5）2014年全国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063年，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参考文献：
[1]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 （6）：48-56.
[2]高强，周振，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资格条件与登记管理——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4， （9）：11-18.
[3]伍开群.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J].经济纵横，2013 ，（6）：65-69.
[4]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2）：157-159.
[5]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J].农业经济问题，2014， （7）：11-17.
[6]张悦，刘文勇.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风险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 （5）：16-21.
[7]何劲，熊学萍.家庭农场绩效评价：制度安排抑或环境相容[J].改革，2014 ，（8）：100-107.
[8]李星星，曾福生.家庭农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湖南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6）：79-85.
[9]王继权，姚寿福.专业化，市场结构与农民收入[J].农业技术经济，2005， （5）：13-21.
[10]杨丹，刘自敏.农民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化和农村经济增长——来自中国 2445 个村庄的证据[J].社会科学战线，2011 ，（5）：64-70.
[11]邵平，荣兆梓.家庭农场财政补贴政策的效用研究——以上海松江模式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5 ，（9）：112-119.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