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新时代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那么，在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如何传承发展好中华传统美德？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又如何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近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等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高端论坛”，聚焦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实践主题，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十余所知名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学习领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思想要义，就新时代如何系统研究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具有建树性的建议和意见。
　　深度挖掘传统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们一致认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准确把握道德建设领域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明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要求，对于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发掘其对于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传统美德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将其与时代需要结合起来，会大大提升公民道德的建设水准。理解传统美德首先要理解这种“美”的丰富内涵，做好对传统美德的时代解读。传统美德中的“中”，是礼乐、美德、原则、法度、智慧、方法等多个方面的呈现。传统美德中的“宽厚”，具有日常性、限制性、差异性和派生性，在当代社会不能缺位。传统美德中的“修身”，可从修身目的、修身内容、修身主体、修身文化以及连接人与社会关系等方面，为深化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借鉴。要以道德实践的方式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说教、道德论证固然重要，但道德实践更重要，需要依靠全体人民身体力行。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坚强的制度保障。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切实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同时，必须强化道德建设的法治保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建设离不开法治保障。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立法修法规划中，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融入社会治理，探索建立重大公共政策道德风险评估机制。结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实施，专家们一致认为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应有立法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立法并非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而是在教育法律或相关法律当中加以呈现。除立法保障外，执法与司法保障也同样重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保障问题，要用道德约束个体的责任观与义务观，但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要以意志的自愿为前提，道德义务的履行要以个体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并通过现代法治对其加以保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强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实践，要营造良好的文化育人的环境和氛围，引导他们树立具有国际视野的思维意识，在实践当中锻炼、培养、造就时代新人。要用建构性的眼光，从发展和开放的角度看待道德建设，注重道德建设的阶段性，并在职业素养的提升中去培养公民的道德。政德对于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主体可对社会道德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其规范对社会道德准则具有统摄作用，其涵养对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作用。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专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德与中国传统道德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或割裂的，而是一种特殊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道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道德为根源与基础，以西方道德为借鉴。在中国讲传统美德，研究美德伦理学或德性论，应有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同一性的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一致性与相通性。当前向世界昭示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中国抗疫精神，无不承载着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厚意蕴，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道德在价值内核上的一致性，为把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孙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