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展云的名字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她的诗了。其父孙玉声（1863-1939）名家振，号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主人，是民国时代上海的著名文化人。展云是孙玉声的第四女，1894年5月出生于上海，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孙玉声的子女虽多，但是活到成年的女儿包括展云只有三个，分别嫁郁家、陆家及洪家。展云1912年出嫁，为陆子冬妻（陆子冬事迹见本刊2012年第4期），陆1921年至1925年出国赴美深造，孙展云在家抚养幼子，维持生计之余，向其父学诗，以求精神的慰藉。所作诗词受到孙玉声的赞许：“今阅其稿，尚有可诵之处”，收录在其《退醒庐笔记》中，题为《寄外诗》，载诗九首、词一首。如今孙展云的诗作因此得以从中窥见一斑。
　　孙展云嫁陆子冬，多年未孕。陆子冬及其父虽然是独子单传，但是陆门这支有五房，“三姑六婆”议论纷纷，说什么鸡还能下蛋，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孩子，怎么连鸡都不如。“为有旁人冷眼看”，才女遭受世俗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1916年陆子冬去杭州从军，把妻子接到杭州安家，以避流言。结婚六年，1918年儿子沛霖终于出生，某些诽议者居然不信，怀疑是不是抱养的，专程去杭看个究竟，看到儿子与母亲面容极为相似，无话可说，诽谤乃止。
　　陆子冬的祖父陆仲卿1906年去世，父亲陆莲舫依旧过着公子哥般的生活，家道中落。心高气傲、名门出身的孙展云入陆门不久，就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陆子冬出国期间，“白发高堂有老亲”，她与婆婆钱氏在家做针织活，凭借精湛的勾花手艺的收入，贴补生活费用，度过困境。
　　1933年陆子冬在烈山煤矿公司任总经理，受当局排挤，上下串通，某些股东出面告陆 “通匪”，纵容煤矿的共产党。“城狐社鼠日猖狂”，官司打到上海，其时陆不在沪，孙展云代为出庭，一展她诗中所说的“可许此身化男子”的抱负，毫无惧色，全然不把控方放在眼里。控方说陆“通匪”，孙反驳说，煤矿有共产党，就说陆子冬通匪，而今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共产党，难道能说蒋委员长通匪？控方无言以对，官司不了了之。
　　婆婆钱氏一再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孙儿成婚。孙展云儿子要迎娶的是严惠宇女儿严忠媛。 严惠宇（事迹见本刊2011年第6期）与陆子冬均是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相识已久，但是时值抗日战争，上海沦陷，“遍地干戈何日静”，陆子冬于1939年去了重庆，严惠宇则因同乡周佛海威逼出任伪职，坚拒不从，避走香港。此时的婚礼由孙展云与亲家母李惠英在上海操办，这两位母亲把儿女的婚事办得有声有色，以合法的行动向占领者示威，同时也将孙展云多年来饱受的世俗恶气一扫而空。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出席者众多，有工商界及文化界的名流。曾有陆沛霖严忠媛的鸡血石名章一对，杨济成赠石，著名书画篆刻家陈半丁刻印，视为珍品。
　　1956年6月孙展云因子宫癌在沪病逝，享年62岁。临终前拉着媳妇严忠媛的手说：“我脾气不好，你过门时就有人说，这下子有好戏看了，不出三个月，陆家婆媳就要吵穿天棚。但是我们一直和睦相处，没有让人看到笑话，要感谢你替我争了口气。拜托你继续照顾好这一大家。” “奈何曾几时，又赋判袂辞。”人生苦短，诗吟不再。
　　孙展云是我的祖母，去世较早，自从我记事之后，就没有听说她做诗。她从未以诗人自居，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想以“旧文化”影响后代。“文革”中遗存的诗稿又毁于一旦，要不是《退醒庐笔记》的《寄外诗》传世，可能就没有人知道这位隐名埋姓的女诗人了。尽管郑逸梅先生在《近代名人丛话》“著《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一文中写道，“展云有《寄外诗》为人传诵”。
　　诗人并不是职业，谁都可以写诗，只要是好诗就能流传。孙展云的诗犹如夜空流星，短暂而明亮。九十年后读之，其立意之高远，感情之真挚、诗味之醇厚，不禁令人赞叹。七绝《感时》抒发了“宝剑平磨郁不平”的巾帼英雄情怀，五古《送别外子》“昨宵君慰我，今夜苦相思。转念勿复思，相思徒增悲。”将离别相思之苦描绘得淋漓尽致；七律《有感》刻画了当时时局的变幻和险恶，“大好江山又一新，惊心国政变更频。”与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中的名句“城头变幻大王旗”有异曲同工之妙。七律《秋感》：“闻猿应下伤时泪，逐鹿频兴阅世悲。”对仗精妙，意境深沉。五古《久别离》：“徐闻哀弦绝，亭亭月堕墙。寒风吹满座，瑟瑟满衣裳。”直追盛唐风格，堪称绝唱。
　　老同学韩冲远在加拿大，电子邮件联系不断。我写的文章均请其指正。他不仅为我文章提出宝贵意见，还将孙展云的10首诗词全部加了标点，并作注释。有感于此，追思诗人祖母，不揣拙陋，作诗一首：“往事几多意难平，高人隔岸洞观明。天清霁月秋光净，闪烁诗星觅旧名。”
　　（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