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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来，杜德恒（Brady Dougan）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6月17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董事会成员赛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再次重申董事会不会解聘公司CEO杜德恒的立场。很显然，对于在美国等国掀起的“反银行保密”风暴中处于“下课危机”的杜德恒来说，董事会的支持无疑是他现在最渴望的东西。
杜德恒这次 “下课危机”起源于美国等国对本国富豪利用瑞士信贷等瑞士金融机构“保护客户秘密”逃税的现象所展开的调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逃税”战争以瑞士服软，同意向外国税务部门开放本国银行客户信息而告终。而逃税者 “帮凶”之一瑞士信贷也在5月22日承认自己帮助过一些美国人逃税，并接受美国开出的26亿美元罚单。
虽然美国司法部门并没有要求杜德恒对瑞士信贷的失职负责，但人们没有对杜德恒心慈手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高级法律顾问希瑟·考卓（Heather Corzo）认为瑞士信贷没有解雇CEO是很荒诞的事情，因为“从政策角度来说，人们希望看到有人因为非法行为而承担后果”。同时，瑞士《每日导报》的调查显示有78%的读者认为杜德恒和瑞士信贷董事长乌尔斯·罗内尔（Urs Rohner）应该下课，而杜德恒因为其身为瑞士信贷实际运营者和美国人的身份要承受比罗内尔更多的压力。
不过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时杜德恒却选择了坚挺，在出席美国司法部的听证会时，他首先承认瑞士信贷帮助过美国人逃税，但随后他又强调自己“对银行内部的某些人士的违法行为并不知情”，因此他不会为“别人犯的错误而辞职”。
这看似推脱的说法虽然引起了很多外界人士的不满，但是瑞士信贷董事会却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自己的CEO一边，瑞士信贷的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说明“公司将一直支持CEO”，而董事会成员的态度则在说明：“帮助美国人逃税”不会成为杜德恒下课的理由。
“异类”的好人缘
董事会如此力挺杜德恒的一大原因是出于他们之间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虽然身为美国人，但杜德恒已经为瑞士信贷工作了2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CEO一职超过7年，而他能够在这家瑞士银行机构效力这么长时间并且成为第一位单独执掌瑞士信贷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与美国银行家的不同。
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美国银行家都是大腹便便、傲慢无礼、能言善辩甚至擅长偷换概念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2007年7月瑞士信贷将当时在纽约担任瑞信投资银行总裁的杜德恒带到苏黎世，任命他为公司CEO时，公司股价大跌，投资者担忧“高调、浮夸的美国人会与欧洲内敛的文化格格不入”。
但是深挖杜德恒的历史让他们打消了这样的顾虑。这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展现给人更多的是低调、谦逊、温和的一面。他擅长马拉松，而且很少喝酒；他的二婚妻子不是更年轻漂亮的女孩，而是自己大学时的恋人；他长年累月开着一辆丰田普锐斯，很多部下的座驾都比他的要好上数倍；他不太愿意接触媒体——即使在执掌世界上最大银行机构之一的瑞士信贷7年后，他在面对摄像机时依然有转动自己无名指上结婚戒指来掩饰自己紧张的习惯。
不过在媒体面前的不自在并不意味杜德恒是个不擅长交流的人。正相反，杜德恒是个“交流大师”，在加盟瑞士信贷之前，他曾经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日本分部工作过，在那儿他不仅仅帮助公司建立了债券包销业务，还在一年的时间里掌握了日语，与周围的同事成为了好朋友。
其中信孚银行日本分行总裁艾伦·惠特（Allen Wheat）非常欣赏杜德恒的办事和交流能力。不久之后惠特加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瑞士信贷投资银行的全称），杜德恒也随之加入瑞士信贷，并且随着惠特的步步高升逐渐成为瑞士信贷投资银行部门在美国管理团队中的重要一员。
“在我看来，杜德恒是一个进化完全的‘公司政治动物’，他总是能够与正确的人结盟，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份谦虚的态度，然后在工作上不断进步。”惠特说。即使之后惠特离开瑞士信贷，新上任的负责人赶走了惠特的很多老部下，但杜德恒却被留了下来，并得到了去苏黎世工作并师从当时担任瑞士信贷联合CEO的奥斯瓦尔德·格吕贝尔（Oswald Gruebel）的机会。
与格吕贝尔的工作经历不仅仅让杜德恒了解了老前辈如何带领瑞士信贷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扭转颓势、脱颖而出，也让他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欧洲人喜欢强调集体的成功。我曾经看到过一些人在领导岗位上更专注于个人的成功而不是整个组织的繁荣。在当今社会，这是一种失败的姿态。”杜德恒在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深知团队合作重要性的杜德恒在瑞士信贷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从公司最普通的分析师到董事会成员再到股东当中都能找到与杜德恒“称兄道弟”的人，比如，在“反银行保密风波”不久前被任命副总裁的诺林·道尔（Noreen Doyle），在这之后重回瑞信董事会的雀巢董事长包必达（Peter Brabeck）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杜德恒的支持。
因此，尽管杜德恒在担任瑞士信贷CEO时期不停有瑞士人抱怨为什么要让一个美国人来掌管瑞士第二大銀行。他也曾经因为2011年瑞士信贷收益大跌、自己薪酬太高等原因面临过下课危机，但最终都化险为夷。这让杜德恒成了瑞士媒体所说的“九条命的猫”。
金融危机幸存者
拥有“不死之身”的杜德恒在瑞士信贷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在担任CEO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因为用英语而不是德语向股东汇报而受到广泛批评，这让他感叹欧洲人太挑剔。不过，这样的麻烦与他在上任几个月后开始显露迹象的金融危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让瑞士信贷挺过金融危机则是杜德恒深得信任最主要的原因。 在杜德恒被任命为CEO的前一个季度（2006年第四季度），瑞士信贷刚刚获得史上最好的季度收益，不过这样的收益很快就被之后一年内迅速变糟的国际金融环境所破坏，到了2008年第一季度，瑞士信贷出现了亏损，人们都在很担心47岁的美国人杜德恒能否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下能否顶住压力，带领瑞士信贷走出困境。
不过杜德恒却保持了一种实用的态度，他首先延续导师格吕贝尔的政策，拒绝加入次贷证券市场，这保证了瑞士信贷没有陷入不久之后就爆发的次贷危机（2008年，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因为深陷次贷危机而申请政府保护）。
在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杜德恒开始着手削减成本，他并没有采取其他公司惯用的大规模裁员，而是去寻找瑞士信贷三大业务——个人银行、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之间的相似度并在三大业务之间提取“协同效应”。
在杜德恒看来，一个公司在处理多项业务时往往会因各个业务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导致重复劳动和浪费，而投资银行、个人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之间存在多种“文化上的相似性”。于是让各个部门能够合作协同成为杜德恒上任后工作的一个重心。比如说，推广建立在透明度和公允价值上的新业务模式就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三大业务而得到了杜德恒的大力推广。
这一新模式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通过此模式，瑞士信贷评估各个业务的风险、缩小业务范围、将重点放在重要客户上。“放弃一部分业务意味着公司将放弃某些领域的优势，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的确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不仅能降低风险，保证业务的盈利性，也能降低成本，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杜德恒说。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措施是在2008年8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前就开始的，也就是说当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瑞士信贷比世界上大多数银行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格吕贝尔看来，杜德恒是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改变自己的人”。很显然，将自己“审时度势”的优点也应用在了公司管理上。在强调削减成本，降低风险的同时，杜德恒还要求在全公司实行一种注重细节的文化，据其在信孚银行的同事介绍，杜德恒在早年工作期间就会在别人泡吧时仔细翻阅厚厚的分析文件，不放过每一个错误。在其执掌瑞士信贷后，这种文化得以全面推广——《Euromoney》杂志的记者曾经在采访瑞信工作人员时就发现他们在说出某些数据时都喜欢查阅资料以追求准确性。
“将自身投入数字的海洋中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这是投资银行的本质。我们已经习惯在一堆数据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将其汇报给上级或董事会。”瑞信的一位高管在2009年表示。
凭借着一定的前瞻性和有效的改革措施，瑞士信贷很快就摆脱了亏损，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17亿美元，成为一片哀鸿的金融界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德恒与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凡（Lloyd Blankfein）、摩根大通CEO杰米·迪蒙（Jamie Dimon）成为欧美主要银行中仅有的平安度过金融危机的CEO。
“后银行保密”时代
但是，即使在2009年成功扭亏为盈后，杜德恒也表示瑞士信贷已经不再会回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以后也许还会出现波动。果然，在2011年第四季度，瑞士信贷曝出2009-2011年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季度亏损，6.37亿瑞士法郎的亏损额将整个2011年的净收入同比拉低62%，而杜德恒也再一次听到下课的声音，最后董事会将他2011年的薪水削减了55%来息事宁人。
格吕贝尔认为瑞士信贷的问题在于杜德恒将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投资银行方面。“他很擅长这方面，瑞士信贷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做得很好，不过他却忽视了个人银行的发展，而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盈利能力逐渐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
忽视个人银行的发展可以被归因于杜德恒在成为CEO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这也刚好为他“对（私人银行部门中）某些人士（帮助客户逃税的）非法行为并不知情”的说辞提供了借口（瑞士信贷所承认的帮助美国人逃税的案例都是在2007年以前）。
不过，在形势严峻的现在，杜德恒再也无法忽视个人银行业务。早在2012年8月，杜德恒就表示瑞士信贷会将自己的个人银行和财产管理两大业务推广到中东、中国、东南亚和南美等潜力巨大的市场，让“全世界都了解到瑞士信贷在这方面出众的专业素质”。2014年初，他再次强调私人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会利用部分投资银行的资源来发展私人银行业务。
不过，让瑞士信贷私人银行业务如鲠在喉的正是美国等国发起的“反银行保密风暴”。在上任之后杜德恒就不得不腾出精力来应对这一麻烦，在分析家看来，杜德恒美国人的身份和出色的游说技巧让瑞士信贷成为瑞士银行业对抗美国的“最后一名战士”。相比于2009年就接受美国罚款并交出4450名客户名字的瑞银集团来说，杜德恒一直强调“我很想和美国合作（把客户名单交给美国），但是瑞士法律不让我这么做”。这样的说辞在今年瑞士政府同意结束本国“银行保密”政策后自动崩溃，瑞士信贷最终也倒在美国的枪口下。
除了巨额罚款和下课危机，这次事件带给杜德恒最大的烦恼是失去了瑞士银行业最有特色的“保密功能”之后，瑞士信贷将如何发展自己的个人银行业务来促进整个集团的发展。
6月2日，杜德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银行保密协议的终结“对瑞士信贷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公众关注度的提高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宣传我们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除了保密之外的优势”。在他前后，董事長罗内尔和个人银行部门总裁汉斯-乌尔里希·梅思特（Hans-Ulrich Meister）也先后表示“银行保密协议的终结对瑞士信贷影响有限”。
不过，到目前为止，杜德恒及其团队除了口头上的承诺和安慰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应对“后银行保密”时代的形式。也许杜德恒还不能完全将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外界依然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或瑞银其他高管）为“帮助美国人逃税”付出代价。
“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个公司，看看它的主要管理人员是否要对逃税事件 负责。”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
6月17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董事会成员赛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再次重申董事会不会解聘公司CEO杜德恒的立场。很显然，对于在美国等国掀起的“反银行保密”风暴中处于“下课危机”的杜德恒来说，董事会的支持无疑是他现在最渴望的东西。
杜德恒这次 “下课危机”起源于美国等国对本国富豪利用瑞士信贷等瑞士金融机构“保护客户秘密”逃税的现象所展开的调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逃税”战争以瑞士服软，同意向外国税务部门开放本国银行客户信息而告终。而逃税者 “帮凶”之一瑞士信贷也在5月22日承认自己帮助过一些美国人逃税，并接受美国开出的26亿美元罚单。
虽然美国司法部门并没有要求杜德恒对瑞士信贷的失职负责，但人们没有对杜德恒心慈手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高级法律顾问希瑟·考卓（Heather Corzo）认为瑞士信贷没有解雇CEO是很荒诞的事情，因为“从政策角度来说，人们希望看到有人因为非法行为而承担后果”。同时，瑞士《每日导报》的调查显示有78%的读者认为杜德恒和瑞士信贷董事长乌尔斯·罗内尔（Urs Rohner）应该下课，而杜德恒因为其身为瑞士信贷实际运营者和美国人的身份要承受比罗内尔更多的压力。
不过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时杜德恒却选择了坚挺，在出席美国司法部的听证会时，他首先承认瑞士信贷帮助过美国人逃税，但随后他又强调自己“对银行内部的某些人士的违法行为并不知情”，因此他不会为“别人犯的错误而辞职”。
这看似推脱的说法虽然引起了很多外界人士的不满，但是瑞士信贷董事会却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自己的CEO一边，瑞士信贷的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说明“公司将一直支持CEO”，而董事会成员的态度则在说明：“帮助美国人逃税”不会成为杜德恒下课的理由。
“异类”的好人缘
董事会如此力挺杜德恒的一大原因是出于他们之间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虽然身为美国人，但杜德恒已经为瑞士信贷工作了2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CEO一职超过7年，而他能够在这家瑞士银行机构效力这么长时间并且成为第一位单独执掌瑞士信贷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与美国银行家的不同。
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美国银行家都是大腹便便、傲慢无礼、能言善辩甚至擅长偷换概念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2007年7月瑞士信贷将当时在纽约担任瑞信投资银行总裁的杜德恒带到苏黎世，任命他为公司CEO时，公司股价大跌，投资者担忧“高调、浮夸的美国人会与欧洲内敛的文化格格不入”。
但是深挖杜德恒的历史让他们打消了这样的顾虑。这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展现给人更多的是低调、谦逊、温和的一面。他擅长马拉松，而且很少喝酒；他的二婚妻子不是更年轻漂亮的女孩，而是自己大学时的恋人；他长年累月开着一辆丰田普锐斯，很多部下的座驾都比他的要好上数倍；他不太愿意接触媒体——即使在执掌世界上最大银行机构之一的瑞士信贷7年后，他在面对摄像机时依然有转动自己无名指上结婚戒指来掩饰自己紧张的习惯。
不过在媒体面前的不自在并不意味杜德恒是个不擅长交流的人。正相反，杜德恒是个“交流大师”，在加盟瑞士信贷之前，他曾经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日本分部工作过，在那儿他不仅仅帮助公司建立了债券包销业务，还在一年的时间里掌握了日语，与周围的同事成为了好朋友。
其中信孚银行日本分行总裁艾伦·惠特（Allen Wheat）非常欣赏杜德恒的办事和交流能力。不久之后惠特加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瑞士信贷投资银行的全称），杜德恒也随之加入瑞士信贷，并且随着惠特的步步高升逐渐成为瑞士信贷投资银行部门在美国管理团队中的重要一员。
“在我看来，杜德恒是一个进化完全的‘公司政治动物’，他总是能够与正确的人结盟，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份谦虚的态度，然后在工作上不断进步。”惠特说。即使之后惠特离开瑞士信贷，新上任的负责人赶走了惠特的很多老部下，但杜德恒却被留了下来，并得到了去苏黎世工作并师从当时担任瑞士信贷联合CEO的奥斯瓦尔德·格吕贝尔（Oswald Gruebel）的机会。
与格吕贝尔的工作经历不仅仅让杜德恒了解了老前辈如何带领瑞士信贷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扭转颓势、脱颖而出，也让他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欧洲人喜欢强调集体的成功。我曾经看到过一些人在领导岗位上更专注于个人的成功而不是整个组织的繁荣。在当今社会，这是一种失败的姿态。”杜德恒在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深知团队合作重要性的杜德恒在瑞士信贷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从公司最普通的分析师到董事会成员再到股东当中都能找到与杜德恒“称兄道弟”的人，比如，在“反银行保密风波”不久前被任命副总裁的诺林·道尔（Noreen Doyle），在这之后重回瑞信董事会的雀巢董事长包必达（Peter Brabeck）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杜德恒的支持。
因此，尽管杜德恒在担任瑞士信贷CEO时期不停有瑞士人抱怨为什么要让一个美国人来掌管瑞士第二大銀行。他也曾经因为2011年瑞士信贷收益大跌、自己薪酬太高等原因面临过下课危机，但最终都化险为夷。这让杜德恒成了瑞士媒体所说的“九条命的猫”。
金融危机幸存者
拥有“不死之身”的杜德恒在瑞士信贷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在担任CEO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因为用英语而不是德语向股东汇报而受到广泛批评，这让他感叹欧洲人太挑剔。不过，这样的麻烦与他在上任几个月后开始显露迹象的金融危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让瑞士信贷挺过金融危机则是杜德恒深得信任最主要的原因。 在杜德恒被任命为CEO的前一个季度（2006年第四季度），瑞士信贷刚刚获得史上最好的季度收益，不过这样的收益很快就被之后一年内迅速变糟的国际金融环境所破坏，到了2008年第一季度，瑞士信贷出现了亏损，人们都在很担心47岁的美国人杜德恒能否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下能否顶住压力，带领瑞士信贷走出困境。
不过杜德恒却保持了一种实用的态度，他首先延续导师格吕贝尔的政策，拒绝加入次贷证券市场，这保证了瑞士信贷没有陷入不久之后就爆发的次贷危机（2008年，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因为深陷次贷危机而申请政府保护）。
在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杜德恒开始着手削减成本，他并没有采取其他公司惯用的大规模裁员，而是去寻找瑞士信贷三大业务——个人银行、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之间的相似度并在三大业务之间提取“协同效应”。
在杜德恒看来，一个公司在处理多项业务时往往会因各个业务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导致重复劳动和浪费，而投资银行、个人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之间存在多种“文化上的相似性”。于是让各个部门能够合作协同成为杜德恒上任后工作的一个重心。比如说，推广建立在透明度和公允价值上的新业务模式就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三大业务而得到了杜德恒的大力推广。
这一新模式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通过此模式，瑞士信贷评估各个业务的风险、缩小业务范围、将重点放在重要客户上。“放弃一部分业务意味着公司将放弃某些领域的优势，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的确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不仅能降低风险，保证业务的盈利性，也能降低成本，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杜德恒说。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措施是在2008年8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前就开始的，也就是说当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瑞士信贷比世界上大多数银行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格吕贝尔看来，杜德恒是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改变自己的人”。很显然，将自己“审时度势”的优点也应用在了公司管理上。在强调削减成本，降低风险的同时，杜德恒还要求在全公司实行一种注重细节的文化，据其在信孚银行的同事介绍，杜德恒在早年工作期间就会在别人泡吧时仔细翻阅厚厚的分析文件，不放过每一个错误。在其执掌瑞士信贷后，这种文化得以全面推广——《Euromoney》杂志的记者曾经在采访瑞信工作人员时就发现他们在说出某些数据时都喜欢查阅资料以追求准确性。
“将自身投入数字的海洋中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这是投资银行的本质。我们已经习惯在一堆数据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将其汇报给上级或董事会。”瑞信的一位高管在2009年表示。
凭借着一定的前瞻性和有效的改革措施，瑞士信贷很快就摆脱了亏损，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17亿美元，成为一片哀鸿的金融界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德恒与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凡（Lloyd Blankfein）、摩根大通CEO杰米·迪蒙（Jamie Dimon）成为欧美主要银行中仅有的平安度过金融危机的CEO。
“后银行保密”时代
但是，即使在2009年成功扭亏为盈后，杜德恒也表示瑞士信贷已经不再会回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以后也许还会出现波动。果然，在2011年第四季度，瑞士信贷曝出2009-2011年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季度亏损，6.37亿瑞士法郎的亏损额将整个2011年的净收入同比拉低62%，而杜德恒也再一次听到下课的声音，最后董事会将他2011年的薪水削减了55%来息事宁人。
格吕贝尔认为瑞士信贷的问题在于杜德恒将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投资银行方面。“他很擅长这方面，瑞士信贷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做得很好，不过他却忽视了个人银行的发展，而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盈利能力逐渐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
忽视个人银行的发展可以被归因于杜德恒在成为CEO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这也刚好为他“对（私人银行部门中）某些人士（帮助客户逃税的）非法行为并不知情”的说辞提供了借口（瑞士信贷所承认的帮助美国人逃税的案例都是在2007年以前）。
不过，在形势严峻的现在，杜德恒再也无法忽视个人银行业务。早在2012年8月，杜德恒就表示瑞士信贷会将自己的个人银行和财产管理两大业务推广到中东、中国、东南亚和南美等潜力巨大的市场，让“全世界都了解到瑞士信贷在这方面出众的专业素质”。2014年初，他再次强调私人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会利用部分投资银行的资源来发展私人银行业务。
不过，让瑞士信贷私人银行业务如鲠在喉的正是美国等国发起的“反银行保密风暴”。在上任之后杜德恒就不得不腾出精力来应对这一麻烦，在分析家看来，杜德恒美国人的身份和出色的游说技巧让瑞士信贷成为瑞士银行业对抗美国的“最后一名战士”。相比于2009年就接受美国罚款并交出4450名客户名字的瑞银集团来说，杜德恒一直强调“我很想和美国合作（把客户名单交给美国），但是瑞士法律不让我这么做”。这样的说辞在今年瑞士政府同意结束本国“银行保密”政策后自动崩溃，瑞士信贷最终也倒在美国的枪口下。
除了巨额罚款和下课危机，这次事件带给杜德恒最大的烦恼是失去了瑞士银行业最有特色的“保密功能”之后，瑞士信贷将如何发展自己的个人银行业务来促进整个集团的发展。
6月2日，杜德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银行保密协议的终结“对瑞士信贷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公众关注度的提高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宣传我们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除了保密之外的优势”。在他前后，董事長罗内尔和个人银行部门总裁汉斯-乌尔里希·梅思特（Hans-Ulrich Meister）也先后表示“银行保密协议的终结对瑞士信贷影响有限”。
不过，到目前为止，杜德恒及其团队除了口头上的承诺和安慰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应对“后银行保密”时代的形式。也许杜德恒还不能完全将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外界依然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或瑞银其他高管）为“帮助美国人逃税”付出代价。
“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个公司，看看它的主要管理人员是否要对逃税事件 负责。”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