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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获奖，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她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10月5日18时，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系主任王满元握着手机的那只手有些发颤，他在连续拨打导师屠呦呦的电话。但是，电话始终占线。
作为屠呦呦的关门弟子，也是屠先生一生带过的唯一一位博士生，王满元想在第一时间和老师分享这个不期而至的惊天喜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刚刚宣布，授予屠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既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直到晚上7时左右，王满元才拨通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导师屠呦呦一如往常温和的声音中，略显疲倦。对于获得诺奖，她言语淡定，“这回又要忙了”。
实际上，这两天，屠呦呦家20平方米的客厅里迎来送往，前来道贺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们络绎不绝。
10月6日上午，王满元和同事到访时，她正端坐在聚光灯下，操着江浙口音回答记者们的提问，精神不错，只是一宿未眠，神情中略带倦色。看到客人中有两个小孩，屠呦呦中断了采访，上前逗了逗孩子，迭声招呼从冰箱取来糖果分给他们。
惯常，老两口儿会留一行人吃午饭。但为了不打扰导师休息，他们决意回去。走到楼梯口，屠先生看着空荡的楼道说：“幸亏是国庆假期，周围的邻居都出去玩了。要不然，要给左邻右舍添麻烦喽！”
从“2000”到“1”的求索
王满元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导师屠呦呦，是通过一本笔记本。这本32开深绿色的笔记本，记载着她年轻时对中药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一些信息。2002年，王满元刚刚入学时，屠呦呦将这本笔记交给他，让他对植物化学有所了解，在当时的王满元看来，这本写满了中药药材化学属性的笔记“依旧不过时”。
透过泛黄的扉页，王满元仿佛看到了一位严谨笃行的学术前辈每日伏案的瞬间。这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笔记，成稿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当时屠呦呦刚刚接手中国抗疟疾药物研发的“523项目”，在科研资料不易得的情况下，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有收获，她就抄录其中，纤毫必录。用了3个月时间，她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
从2000到1，她与同事开始了爱迪生般的试错之路，结果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药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如传统的氯喹效果好。“难道在中医药这个宝库就掘不出宝来？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到尽头，真的无路可走？”屠呦呦不死心，她又回到原点，从典籍出发，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了钥匙。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成功，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青蒿素国际会议上，青蒿素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会议主席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的阿南德教授高兴地说：“青蒿素的独特结构和抗疟作用方式，和任何已知的抗疟药毫无雷同之处，这就为今后设计合成新抗疟药提供了新思路。”
青蒿素的最终命运果真被阿南德言中。这株小草和其蕴含的神奇化学式，成为拯救千万疟疾病人于水火的救命药，也使得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发现成为中医学校课堂上的经典一课。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青蒿素药物“科泰新”治愈的一名疟疾孕妇，将生下的孩子取名“科泰新”。有评论认为，青蒿素的发明，其人道主义价值要高于青霉素。这或许是屠呦呦获奖的重要原因。
2011年9月，屠呦呦就已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她也因此成为诺奖的重要人选。此后，每年诺奖公布前，他的学生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奖项的揭晓。这些年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几乎让人觉得青蒿素已经获奖无望。在2015年汤森路透的诺奖预测名单中，屠呦呦也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迟到了39年的认可！早在1972年11月，屠呦呦课题组就获得了抗疟有效组分青蒿素单体化合物。“这次获奖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学界多位专家如此评价。
至于公众关心的年事已高的屠呦呦能否出席颁奖仪式，目前仍不明朗。“她的血相指标一直都不太好”，或许是当年提取青蒿素，接触大量乙醚，导致中毒性肝炎，屠呦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2011年那次去美国领取拉斯克奖回来，长途颠簸，又加上年过古稀的她老年病较多，回来后她的骨头疼了一年。王满元说：“前几天她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华伦·阿尔伯特奖时，也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舆论旋涡中的“中国神药”
“屠老师获奖后，朋友们问我是什么感觉，我说是‘复杂’，并不完全是激动和兴奋。”让王满元挂心的是，在持续发酵的诺奖热度中，因为屠呦呦的中医药研究背景引发的奖项是授予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争论，让这个国人首次的奖项面临的语境愈陷“复杂”。
屠呦呦所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奖，究竟是授予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一时间，国内舆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屠呦呦的获奖代表了中医的胜利，甚至有舆论将青蒿素冠以“中国神药”之名。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发言人汉斯·弗斯伯格表示：“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可以说，这是受到了传统医学的‘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药所药理研究室主任的廖福龙对此回应，屠呦呦的获奖在日后会逐渐显现其重要意义，它将鼓励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传统医学宝库。“国际学界对中医药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青蒿是中国几千年来使用的草药，从中提取出有效成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中医药这种临床实践和过去的文献积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指出，中药里大部分复方药还有广阔的空间，对其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中药研究不同于青蒿素提取的另一条道路。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原院长饶毅等人曾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中指出，青蒿素的发现证明了一条成功的中药研究的道路，即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用传统的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他表示，这种模式打破了“对中药必须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的成见。
在对中医或褒或贬的争论中，这两种来自学界的代表声音各有拥趸。有声音指出，正是中国医药界尊复方药研究为主的现实，让屠呦呦多次与院士评选失之交臂。
“老祖宗留给我们很有价值的宝库，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挖掘，但是如何利用几千年前的东西，应该是当代科技水平的体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认为，将传统医学的思维、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巧妙结合，有助于原创性医学成果的产生。
呦呦求蒿，其心也痴
“青蒿素，是中国神药！”
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屠呦呦都会摇头。在她看来，青蒿素不能包治百病，但应该物尽其用，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可能还只是管窥一豹。
“青蒿素这个星星之火，虽然一直在烧，却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在中药所里，尽管屠呦呦如同一个传说，但真正在做青蒿素研究的人并不多，还是“按任务定规模”。被外界熟知的“青蒿素研究中心”也只是中药所大楼9层的两间实验室和一间办公室。
2002年，屠呦呦承接的“中药标准及相关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专项中有关青蒿的子项目中，当时唯一的组员杨岚研究员将要去日本进修。因为人手缺乏，当时刚刚考取了屠呦呦博士生的王满元，就被要求提前进组。彼时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会打车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相关研究。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屠呦呦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青蒿素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上。研究中，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治疗效果明显。2004年，双氢青蒿素片获得药物临床研究批件。
但是，这份批件一直尘封在屠呦呦的办公桌里。一个现实的困境让她无法开展临床试验——钱。
“当时，没有药厂愿意提供经费，因为双氢青蒿素对红斑狼疮治疗只是增加了药物的适应症，药物的制备工艺改变不大，对企业来说，利润难以保证。”王满元说。
此后，屠呦呦多方联系相关药厂，积极争取科研立项，希望能申请到科研经费，填补临床试验的巨大投入缺口，但始终无果。直到拉斯克奖颁奖，这份临床研究批件才被重新得到关注。然而，此时这份落灰批件已经过期！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来自《诗经》名句。宋代朱熹曾注称，蒿即青蒿。这根坚韧的野草成就了她一生在科学旷野中求索的宿命。呦呦求蒿，其心也痴。
“屠老师究竟算西医还是中医呢？”
每次有人这么问她，屠呦呦都微微一笑，不作回答。
而对于这次获奖，85岁的屠呦呦则告诉记者，“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她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王满元说，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并不关心。
“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对我的培养也是坚持这个信念。”王满元一入学就收到老师的“礼物”——屠呦呦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吴崇明和顾玉诚的硕士论文。这两篇研究传统中药延胡索、牡蒿、大蓟、小蓟的有效成分或化学成分的论文，承袭了屠呦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王满元认为，这份礼物不仅意在让他揣摩其中的研究思路，也是对师门传统的一次研习。
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谱解析等课程。
在王满元眼里，“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
屠呦呦和爱人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他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和朴素的科学信仰。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做科研，在找到你关注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王满元告诉记者。
中医科学院主楼广场一侧的墙上，写着1958年毛主席对中国卫生行业的期望：“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也是屠呦呦一生的写照。（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10月5日18时，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系主任王满元握着手机的那只手有些发颤，他在连续拨打导师屠呦呦的电话。但是，电话始终占线。
作为屠呦呦的关门弟子，也是屠先生一生带过的唯一一位博士生，王满元想在第一时间和老师分享这个不期而至的惊天喜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刚刚宣布，授予屠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既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直到晚上7时左右，王满元才拨通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导师屠呦呦一如往常温和的声音中，略显疲倦。对于获得诺奖，她言语淡定，“这回又要忙了”。
实际上，这两天，屠呦呦家20平方米的客厅里迎来送往，前来道贺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们络绎不绝。
10月6日上午，王满元和同事到访时，她正端坐在聚光灯下，操着江浙口音回答记者们的提问，精神不错，只是一宿未眠，神情中略带倦色。看到客人中有两个小孩，屠呦呦中断了采访，上前逗了逗孩子，迭声招呼从冰箱取来糖果分给他们。
惯常，老两口儿会留一行人吃午饭。但为了不打扰导师休息，他们决意回去。走到楼梯口，屠先生看着空荡的楼道说：“幸亏是国庆假期，周围的邻居都出去玩了。要不然，要给左邻右舍添麻烦喽！”
从“2000”到“1”的求索
王满元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导师屠呦呦，是通过一本笔记本。这本32开深绿色的笔记本，记载着她年轻时对中药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一些信息。2002年，王满元刚刚入学时，屠呦呦将这本笔记交给他，让他对植物化学有所了解，在当时的王满元看来，这本写满了中药药材化学属性的笔记“依旧不过时”。
透过泛黄的扉页，王满元仿佛看到了一位严谨笃行的学术前辈每日伏案的瞬间。这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笔记，成稿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当时屠呦呦刚刚接手中国抗疟疾药物研发的“523项目”，在科研资料不易得的情况下，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有收获，她就抄录其中，纤毫必录。用了3个月时间，她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
从2000到1，她与同事开始了爱迪生般的试错之路，结果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药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如传统的氯喹效果好。“难道在中医药这个宝库就掘不出宝来？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到尽头，真的无路可走？”屠呦呦不死心，她又回到原点，从典籍出发，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了钥匙。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成功，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青蒿素国际会议上，青蒿素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会议主席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的阿南德教授高兴地说：“青蒿素的独特结构和抗疟作用方式，和任何已知的抗疟药毫无雷同之处，这就为今后设计合成新抗疟药提供了新思路。”
青蒿素的最终命运果真被阿南德言中。这株小草和其蕴含的神奇化学式，成为拯救千万疟疾病人于水火的救命药，也使得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发现成为中医学校课堂上的经典一课。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青蒿素药物“科泰新”治愈的一名疟疾孕妇，将生下的孩子取名“科泰新”。有评论认为，青蒿素的发明，其人道主义价值要高于青霉素。这或许是屠呦呦获奖的重要原因。
2011年9月，屠呦呦就已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她也因此成为诺奖的重要人选。此后，每年诺奖公布前，他的学生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奖项的揭晓。这些年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几乎让人觉得青蒿素已经获奖无望。在2015年汤森路透的诺奖预测名单中，屠呦呦也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迟到了39年的认可！早在1972年11月，屠呦呦课题组就获得了抗疟有效组分青蒿素单体化合物。“这次获奖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学界多位专家如此评价。
至于公众关心的年事已高的屠呦呦能否出席颁奖仪式，目前仍不明朗。“她的血相指标一直都不太好”，或许是当年提取青蒿素，接触大量乙醚，导致中毒性肝炎，屠呦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2011年那次去美国领取拉斯克奖回来，长途颠簸，又加上年过古稀的她老年病较多，回来后她的骨头疼了一年。王满元说：“前几天她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华伦·阿尔伯特奖时，也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舆论旋涡中的“中国神药”
“屠老师获奖后，朋友们问我是什么感觉，我说是‘复杂’，并不完全是激动和兴奋。”让王满元挂心的是，在持续发酵的诺奖热度中，因为屠呦呦的中医药研究背景引发的奖项是授予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争论，让这个国人首次的奖项面临的语境愈陷“复杂”。
屠呦呦所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奖，究竟是授予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一时间，国内舆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屠呦呦的获奖代表了中医的胜利，甚至有舆论将青蒿素冠以“中国神药”之名。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发言人汉斯·弗斯伯格表示：“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可以说，这是受到了传统医学的‘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药所药理研究室主任的廖福龙对此回应，屠呦呦的获奖在日后会逐渐显现其重要意义，它将鼓励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传统医学宝库。“国际学界对中医药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青蒿是中国几千年来使用的草药，从中提取出有效成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中医药这种临床实践和过去的文献积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指出，中药里大部分复方药还有广阔的空间，对其研究实际上代表了中药研究不同于青蒿素提取的另一条道路。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原院长饶毅等人曾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中指出，青蒿素的发现证明了一条成功的中药研究的道路，即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用传统的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他表示，这种模式打破了“对中药必须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的成见。
在对中医或褒或贬的争论中，这两种来自学界的代表声音各有拥趸。有声音指出，正是中国医药界尊复方药研究为主的现实，让屠呦呦多次与院士评选失之交臂。
“老祖宗留给我们很有价值的宝库，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挖掘，但是如何利用几千年前的东西，应该是当代科技水平的体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认为，将传统医学的思维、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巧妙结合，有助于原创性医学成果的产生。
呦呦求蒿，其心也痴
“青蒿素，是中国神药！”
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屠呦呦都会摇头。在她看来，青蒿素不能包治百病，但应该物尽其用，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可能还只是管窥一豹。
“青蒿素这个星星之火，虽然一直在烧，却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在中药所里，尽管屠呦呦如同一个传说，但真正在做青蒿素研究的人并不多，还是“按任务定规模”。被外界熟知的“青蒿素研究中心”也只是中药所大楼9层的两间实验室和一间办公室。
2002年，屠呦呦承接的“中药标准及相关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专项中有关青蒿的子项目中，当时唯一的组员杨岚研究员将要去日本进修。因为人手缺乏，当时刚刚考取了屠呦呦博士生的王满元，就被要求提前进组。彼时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会打车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相关研究。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屠呦呦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青蒿素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上。研究中，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治疗效果明显。2004年，双氢青蒿素片获得药物临床研究批件。
但是，这份批件一直尘封在屠呦呦的办公桌里。一个现实的困境让她无法开展临床试验——钱。
“当时，没有药厂愿意提供经费，因为双氢青蒿素对红斑狼疮治疗只是增加了药物的适应症，药物的制备工艺改变不大，对企业来说，利润难以保证。”王满元说。
此后，屠呦呦多方联系相关药厂，积极争取科研立项，希望能申请到科研经费，填补临床试验的巨大投入缺口，但始终无果。直到拉斯克奖颁奖，这份临床研究批件才被重新得到关注。然而，此时这份落灰批件已经过期！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来自《诗经》名句。宋代朱熹曾注称，蒿即青蒿。这根坚韧的野草成就了她一生在科学旷野中求索的宿命。呦呦求蒿，其心也痴。
“屠老师究竟算西医还是中医呢？”
每次有人这么问她，屠呦呦都微微一笑，不作回答。
而对于这次获奖，85岁的屠呦呦则告诉记者，“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她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王满元说，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并不关心。
“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对我的培养也是坚持这个信念。”王满元一入学就收到老师的“礼物”——屠呦呦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吴崇明和顾玉诚的硕士论文。这两篇研究传统中药延胡索、牡蒿、大蓟、小蓟的有效成分或化学成分的论文，承袭了屠呦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王满元认为，这份礼物不仅意在让他揣摩其中的研究思路，也是对师门传统的一次研习。
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谱解析等课程。
在王满元眼里，“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
屠呦呦和爱人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他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和朴素的科学信仰。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做科研，在找到你关注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王满元告诉记者。
中医科学院主楼广场一侧的墙上，写着1958年毛主席对中国卫生行业的期望：“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也是屠呦呦一生的写照。（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