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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工短缺问题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尤以珠三角地区形势为甚，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估计在短期内仍将继续。文章从该现象的现状出发，对珠三角“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浙江奉化“力邦村”的实践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从农民工权益、自身文化素质、政府等方面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 民工荒 对策研究 力邦村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3X(2008)03－0028－04
一、珠三角“民工荒”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2004年开始，东南沿海开始出现普遍的民工短缺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农民工用工短缺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近几年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珠三角工业区受影响为甚，之前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短缺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短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全省六成企业面临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2008年春节过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对当地用工问题进行监测，调查结果表明节后出现严重的“用工荒”，仅加工制造、酒店宾馆服务、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等4大行业，节后用工需求约10万人，远远得不到满足。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整体的进一步发展，民工短缺的趋势还将持续。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反应了劳动力市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农民工短缺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会理事李伯侨认为，外来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好好维护是珠三角地区民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来看，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是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上世纪末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的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另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有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其实际收入更大大减少。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材料也显示：全国24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为660元，长三角6城市比平均数要高8.5％，深圳高5.4％，而东莞却低了16.8％。这份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成为东莞陷入“招工难”的一大主因。即便如此，许多工厂还常常拖欠农民工工资，这无疑是对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变相剥夺。另外用工不规范、工作环境差、劳动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认同等也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些写在《劳动法》上的条款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全国大部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种状况在东莞外资企业中比较突出，工人的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被任意拉长，劳动条件恶劣，工人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劳资冲突时有发生。
(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城市农民工政治上的参与
1、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2007年初广东省职介中心对佛山、中山、深圳等地的306家企业进行调查。其中有128家企业反映有技工缺口。技工主要缺高级工以上的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技术人才。从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情况来看，珠三角劳动力市场呈现“哑铃型”缺工的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呈现出农民工技术跟不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自身素质不能适应企业要求的现象；另一方面，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也很大。技术性工人的供给不足，主要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传统产业转移的结果。有些学者把这称之为“知识断裂”。随着产业的更新换代，低劳动成本不再成为主要竞争力。越来越多的用工企业开始对农民工的学历、专业技能提出要求，“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是这种结构性短缺的最好诠释。这种断裂使许多行业调整重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并不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工的青睐，更不会使他们受益。因为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缘故，农民工不能适应需要有较高技术的工作，从而形成了企业招工难，农民工就业难的恶性循环。
2、城市农民工政治上受到排斥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以城市为其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有参与城市管理的愿望，希望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实际中，他们基本上无法介入到工作所在地或单位的政治活动中去。他们既难以有在原户籍地政治参与的机会，又难以享有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权利，他们的政治参与严重缺失。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郑传贵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三)农民比较效益的变化与政府职能的缺失
1、农民比较效益的提升
珠三角地区大部分企业对外省、外地务工人员的依赖程度较高。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提升，珠三角地区和本省其他区域以及外省之间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外省和本省劳务输出地的分流比较明显，部分对外来务工人员依赖程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而出现缺工。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农民增收、使农民重拾耕种信心起了激励作用。特别是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三补一减”等措施，促使 农民收入提高。另外农村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了过去乡、村两级政府征收的各种收费项目，并适当提高了由更高一级政府征收的农业税税率，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使务农成本有所降低。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出务工的激情也逐渐降低，从而使那些外出务工收入与耕种收入相近的农民理性地选择了耕种。而当大量农民都不外出，依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民工荒的现象自然就发生了。
2、政府职能的缺失
政府职能缺失，最主要是政府对农民各项权益的忽视，这是之所以产生“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在某些地方，一些政府官员为了当地GDP的增长而过分地依赖于当地企业，从而忽视了对企业农民工自身的权益保护。正是由于政府在这方面的缺失，使珠三角许多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极少主动为农民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甚至包括最基本的工伤保险。因此当农民工受工伤或者患职业病的时候，承担相应成本的往往是农民工。这种工伤赔付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缺乏维权意识的农民工很难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当他们转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时，一些政府部门却是不闻不问，这使农民工权益缺乏保障的状况更加难以改变，相关政府部门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也由此而缺失，从而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在贯彻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管理和服务的政策落实问题上，有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没有很好地执行，甚至于一些政府行为直接地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相应的权益保障。
二、浙江奉化农民工居住小区“力邦村”对珠三角的启示
作为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两大经济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在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从近几年的民工流流向看来，农民工不再只集中于珠三角，更多的人前往长三角找工作，就业方向呈多点辐射趋势。宁波奉化作为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的地级城市，创立了一个“力邦村”的模式。其建立对于珠三角地区如何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如何通过政府扶持维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力邦村”是一个在西圬政府出面组织下，并由奉化市“力邦”投资公司投资建造，通过市场化方法运作的外来民工小区。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员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这对于有效解决或者说缓解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当地有关部门为了让外来民工更快融入当地居民之中，将这个聚居地称之为“村”。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众多外来民工的乐园。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西圬外向科技园区企业的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奉化西圬建造的“力邦村”是标准化的公寓，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配套设施也较齐全，有商铺、超市、食堂、阅览室、医务站、理发室、浴室、网吧、灯光球场、健身场所、卡拉OK厅，有线电视、磁卡电话装到床头等，俨然是城里新建的大型生活社区。“力邦村”最大的亮点是低廉的生活成本。住在力邦村的村民每月只需180元就能生活下去。一个月伙食费只要150元，住宿费只要18元，水电费也不到12元。当外来务工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证和改善时，外来务工者才可更安心地工作。“减轻外来务工者生活负担是对他们权益的最好保护”，这在实践中是千真万确的。
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在“力邦村”中，社区居委会下设宣传教育、治安调节、计生服务和物业管理4个委员会。现在，居委会班子包括书记和主任在内共7人组成，其中含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4名外来人员。村民通过海选出来的村民代表，实现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和诉求，社区还设有帮助村民维权的工会。村民可以通过工会与侵权方进行交涉，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由此可见，为外来员工参与政治营造平等的氛围，是“力邦村”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
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为了保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让他们的素质得到提高，“力邦村”的综合活动大楼，配备了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书刊室、心理咨询室。其中多媒体教室，主要对村民开展分层次教育培训，现已成为提高村民素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些开设的各类短期培训班对于部分没有相关技术经验的务工人员来说很是实用。心理咨询室，是为易受挫折或受委屈的年轻人准备的。另外社区还成立了读书俱乐部、文艺俱乐部、青年文学社，创办了《力邦青年》杂志。社区广场还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外来务工者奉献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由此可见，为外来务工人员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共建精神文明，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这是“力邦村”最闪烁夺目的亮点。在担当起治理政府的角色时，西圬政府坚持做到了“掌舵”而不是“划桨”，并以市场为导向，在管理方式上采用广泛的授权或分权方式进行管理。由于引进了企业化运行机制，“民工公寓”等项目由民营企业投资并经营，村里的事务管理和村民活动组织都是由西圬力邦村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的。拥有10％股份的西圬街道对“力邦村”的重大事项，如住宿费、餐费价格变动具有否决权。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掌舵”与“划桨”的关系，可谓是“黄金搭档”。正是西圬政府与经营商、村民、企业的合作，使民工的福利有了可持续性的保障。这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珠三角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
1、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协调机构
在目前珠三角所有的农民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工作和收入不稳、生活漂泊。这给农民工自身以及珠三角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农民工自身，由于缺乏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缺乏对有关申诉渠道的了解，当他们遇到困难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就会变得孤立无援，如果得不到组织的关怀，寻求不到帮助和支持，他们就会变成脆弱的群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协调机构，通过此类机构来扶持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这有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有利于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支撑本地区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建立这种权益保护协调机构，协助当地政府和企业向外来工公布、普及有关就业信息、法律知识、申诉程序，建立劳资纠纷和权益受侵害的合法处理渠道。_l¨另外，还可以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广泛吸纳农民工为工会成员，使他们得到工会的保护，享受和履行工会成员的各种 权利与义务。通过工会这一群众组织，来保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2、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强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缺乏政治参与是造成珠三角“民工荒”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工荒”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对农民工职业以及素质教育的相对不足，同时也对当地政府和企业长期忽视对农民工技能素质培养提出了警示。为此，各级农民工输出输入地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必须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应农民工就业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并担负起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任。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就业竞争力和持续就业能力。而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也将促进该群体与城市社会和居民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为他们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当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与谋生手段时，才能与珠三角当地的城市居民进行竞争。另外通过建立能使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渠道和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激发起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使他们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农民工最终占据到城市中一些比较理想、正规与重要的岗位。
3、加强地区间合作，转变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政策
目前珠三角各城市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上的思路基本上是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事实上，这种错误的管理观念不仅存在于珠三角各城市中，包括长三角及环渤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同样蔓延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因此，在农民工管理的问题上，奉化“力邦村”这种人性化管理可以说开创了全国对农民工管理的先河。珠三角各城市地区间政府必须尽快摒除这种对农民工管理的错误观念，要将对农民工的管理建立在认同进城农民工是城镇居民和公民的基础上，公平地提供管理和服务，并从对农民工过度限制管制向主动积极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切实保护其合法权利的转变。各地区管理部门要就如何改善广大农民工的生活、工作条件做起，通过公正对待、服务引导、完善管理、维护权利等手段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把管理的思路从“管制”转变到服务引导、从相互排斥转变到互相融合、从歧视转变到关爱上来，从而形成合作、公正、和谐的城市社会关系。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经济实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建立低成本、较为简易的住房，正如奉化“力邦村”所实践的，来供农民工购买或租赁，并充分利用城市供农民工使用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农民工进行文化知识、思想道德等多方面的素质教育。
4、转变政府观念
目前看来，珠三角很多城市地区的政府对于农民工这样一种游离于城市边缘、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化的特殊社会群体的态度，只是表面化的关心和关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去“体察”农民工的艰辛。这对于给当地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重新正确定位自己，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由关心到关“行”(付诸务实的行动)、由关注到关“助”(实施可持续性的制度化的援助和救助)。这在“力邦村”中可以看到政府的这种转变。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进城民工一视同仁，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的不完善和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再加上进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从当前农民工权力受损的这种状况看来，城市政府首先要加强的是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劳动收入取得相应的回报，这是他们立足于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的基础性条件。另外，城市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劳动执法，要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生产缺乏安全防护等问题。从而使政府真正地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为农民工谋取应得的权益。
四、结语
总之，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是当地，也是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经济现象。虽然民工短缺给当地企业生产带来了困难，在短期内对本地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企业、政府部门转变观念，不断地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体系，给农民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能不断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样看来，“民工荒”也可以称为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契机。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 民工荒 对策研究 力邦村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3X(2008)03－0028－04
一、珠三角“民工荒”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2004年开始，东南沿海开始出现普遍的民工短缺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农民工用工短缺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近几年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珠三角工业区受影响为甚，之前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短缺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短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全省六成企业面临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2008年春节过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对当地用工问题进行监测，调查结果表明节后出现严重的“用工荒”，仅加工制造、酒店宾馆服务、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等4大行业，节后用工需求约10万人，远远得不到满足。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整体的进一步发展，民工短缺的趋势还将持续。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反应了劳动力市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农民工短缺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会理事李伯侨认为，外来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好好维护是珠三角地区民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来看，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是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上世纪末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的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另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有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其实际收入更大大减少。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材料也显示：全国24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为660元，长三角6城市比平均数要高8.5％，深圳高5.4％，而东莞却低了16.8％。这份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成为东莞陷入“招工难”的一大主因。即便如此，许多工厂还常常拖欠农民工工资，这无疑是对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变相剥夺。另外用工不规范、工作环境差、劳动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认同等也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些写在《劳动法》上的条款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全国大部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种状况在东莞外资企业中比较突出，工人的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被任意拉长，劳动条件恶劣，工人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劳资冲突时有发生。
(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城市农民工政治上的参与
1、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2007年初广东省职介中心对佛山、中山、深圳等地的306家企业进行调查。其中有128家企业反映有技工缺口。技工主要缺高级工以上的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技术人才。从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情况来看，珠三角劳动力市场呈现“哑铃型”缺工的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呈现出农民工技术跟不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自身素质不能适应企业要求的现象；另一方面，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也很大。技术性工人的供给不足，主要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传统产业转移的结果。有些学者把这称之为“知识断裂”。随着产业的更新换代，低劳动成本不再成为主要竞争力。越来越多的用工企业开始对农民工的学历、专业技能提出要求，“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是这种结构性短缺的最好诠释。这种断裂使许多行业调整重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并不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工的青睐，更不会使他们受益。因为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缘故，农民工不能适应需要有较高技术的工作，从而形成了企业招工难，农民工就业难的恶性循环。
2、城市农民工政治上受到排斥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以城市为其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有参与城市管理的愿望，希望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实际中，他们基本上无法介入到工作所在地或单位的政治活动中去。他们既难以有在原户籍地政治参与的机会，又难以享有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权利，他们的政治参与严重缺失。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郑传贵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无人叫参加”。63.8％的人回答“我们是农民工”，18.2％的回答“那是正式工的事”；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方面，81.7％的人表示自从打工以后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且无法正常平等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和沟通。
(三)农民比较效益的变化与政府职能的缺失
1、农民比较效益的提升
珠三角地区大部分企业对外省、外地务工人员的依赖程度较高。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提升，珠三角地区和本省其他区域以及外省之间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外省和本省劳务输出地的分流比较明显，部分对外来务工人员依赖程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而出现缺工。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农民增收、使农民重拾耕种信心起了激励作用。特别是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三补一减”等措施，促使 农民收入提高。另外农村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了过去乡、村两级政府征收的各种收费项目，并适当提高了由更高一级政府征收的农业税税率，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使务农成本有所降低。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出务工的激情也逐渐降低，从而使那些外出务工收入与耕种收入相近的农民理性地选择了耕种。而当大量农民都不外出，依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民工荒的现象自然就发生了。
2、政府职能的缺失
政府职能缺失，最主要是政府对农民各项权益的忽视，这是之所以产生“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在某些地方，一些政府官员为了当地GDP的增长而过分地依赖于当地企业，从而忽视了对企业农民工自身的权益保护。正是由于政府在这方面的缺失，使珠三角许多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极少主动为农民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甚至包括最基本的工伤保险。因此当农民工受工伤或者患职业病的时候，承担相应成本的往往是农民工。这种工伤赔付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缺乏维权意识的农民工很难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当他们转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时，一些政府部门却是不闻不问，这使农民工权益缺乏保障的状况更加难以改变，相关政府部门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也由此而缺失，从而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在贯彻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管理和服务的政策落实问题上，有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没有很好地执行，甚至于一些政府行为直接地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相应的权益保障。
二、浙江奉化农民工居住小区“力邦村”对珠三角的启示
作为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两大经济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在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从近几年的民工流流向看来，农民工不再只集中于珠三角，更多的人前往长三角找工作，就业方向呈多点辐射趋势。宁波奉化作为长三角地区一个普通的地级城市，创立了一个“力邦村”的模式。其建立对于珠三角地区如何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如何通过政府扶持维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力邦村”是一个在西圬政府出面组织下，并由奉化市“力邦”投资公司投资建造，通过市场化方法运作的外来民工小区。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员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这对于有效解决或者说缓解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当地有关部门为了让外来民工更快融入当地居民之中，将这个聚居地称之为“村”。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众多外来民工的乐园。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西圬外向科技园区企业的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奉化西圬建造的“力邦村”是标准化的公寓，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配套设施也较齐全，有商铺、超市、食堂、阅览室、医务站、理发室、浴室、网吧、灯光球场、健身场所、卡拉OK厅，有线电视、磁卡电话装到床头等，俨然是城里新建的大型生活社区。“力邦村”最大的亮点是低廉的生活成本。住在力邦村的村民每月只需180元就能生活下去。一个月伙食费只要150元，住宿费只要18元，水电费也不到12元。当外来务工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证和改善时，外来务工者才可更安心地工作。“减轻外来务工者生活负担是对他们权益的最好保护”，这在实践中是千真万确的。
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在“力邦村”中，社区居委会下设宣传教育、治安调节、计生服务和物业管理4个委员会。现在，居委会班子包括书记和主任在内共7人组成，其中含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4名外来人员。村民通过海选出来的村民代表，实现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和诉求，社区还设有帮助村民维权的工会。村民可以通过工会与侵权方进行交涉，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由此可见，为外来员工参与政治营造平等的氛围，是“力邦村”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
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为了保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让他们的素质得到提高，“力邦村”的综合活动大楼，配备了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书刊室、心理咨询室。其中多媒体教室，主要对村民开展分层次教育培训，现已成为提高村民素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些开设的各类短期培训班对于部分没有相关技术经验的务工人员来说很是实用。心理咨询室，是为易受挫折或受委屈的年轻人准备的。另外社区还成立了读书俱乐部、文艺俱乐部、青年文学社，创办了《力邦青年》杂志。社区广场还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外来务工者奉献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由此可见，为外来务工人员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共建精神文明，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这是“力邦村”最闪烁夺目的亮点。在担当起治理政府的角色时，西圬政府坚持做到了“掌舵”而不是“划桨”，并以市场为导向，在管理方式上采用广泛的授权或分权方式进行管理。由于引进了企业化运行机制，“民工公寓”等项目由民营企业投资并经营，村里的事务管理和村民活动组织都是由西圬力邦村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的。拥有10％股份的西圬街道对“力邦村”的重大事项，如住宿费、餐费价格变动具有否决权。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掌舵”与“划桨”的关系，可谓是“黄金搭档”。正是西圬政府与经营商、村民、企业的合作，使民工的福利有了可持续性的保障。这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珠三角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
1、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协调机构
在目前珠三角所有的农民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工作和收入不稳、生活漂泊。这给农民工自身以及珠三角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农民工自身，由于缺乏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缺乏对有关申诉渠道的了解，当他们遇到困难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就会变得孤立无援，如果得不到组织的关怀，寻求不到帮助和支持，他们就会变成脆弱的群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协调机构，通过此类机构来扶持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这有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有利于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支撑本地区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建立这种权益保护协调机构，协助当地政府和企业向外来工公布、普及有关就业信息、法律知识、申诉程序，建立劳资纠纷和权益受侵害的合法处理渠道。_l¨另外，还可以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广泛吸纳农民工为工会成员，使他们得到工会的保护，享受和履行工会成员的各种 权利与义务。通过工会这一群众组织，来保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2、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强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缺乏政治参与是造成珠三角“民工荒”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工荒”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对农民工职业以及素质教育的相对不足，同时也对当地政府和企业长期忽视对农民工技能素质培养提出了警示。为此，各级农民工输出输入地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必须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应农民工就业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并担负起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任。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就业竞争力和持续就业能力。而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也将促进该群体与城市社会和居民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为他们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当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与谋生手段时，才能与珠三角当地的城市居民进行竞争。另外通过建立能使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渠道和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激发起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使他们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农民工最终占据到城市中一些比较理想、正规与重要的岗位。
3、加强地区间合作，转变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政策
目前珠三角各城市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上的思路基本上是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事实上，这种错误的管理观念不仅存在于珠三角各城市中，包括长三角及环渤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同样蔓延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因此，在农民工管理的问题上，奉化“力邦村”这种人性化管理可以说开创了全国对农民工管理的先河。珠三角各城市地区间政府必须尽快摒除这种对农民工管理的错误观念，要将对农民工的管理建立在认同进城农民工是城镇居民和公民的基础上，公平地提供管理和服务，并从对农民工过度限制管制向主动积极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切实保护其合法权利的转变。各地区管理部门要就如何改善广大农民工的生活、工作条件做起，通过公正对待、服务引导、完善管理、维护权利等手段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把管理的思路从“管制”转变到服务引导、从相互排斥转变到互相融合、从歧视转变到关爱上来，从而形成合作、公正、和谐的城市社会关系。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经济实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建立低成本、较为简易的住房，正如奉化“力邦村”所实践的，来供农民工购买或租赁，并充分利用城市供农民工使用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农民工进行文化知识、思想道德等多方面的素质教育。
4、转变政府观念
目前看来，珠三角很多城市地区的政府对于农民工这样一种游离于城市边缘、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化的特殊社会群体的态度，只是表面化的关心和关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去“体察”农民工的艰辛。这对于给当地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重新正确定位自己，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由关心到关“行”(付诸务实的行动)、由关注到关“助”(实施可持续性的制度化的援助和救助)。这在“力邦村”中可以看到政府的这种转变。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进城民工一视同仁，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的不完善和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再加上进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从当前农民工权力受损的这种状况看来，城市政府首先要加强的是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劳动收入取得相应的回报，这是他们立足于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的基础性条件。另外，城市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劳动执法，要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生产缺乏安全防护等问题。从而使政府真正地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为农民工谋取应得的权益。
四、结语
总之，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是当地，也是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经济现象。虽然民工短缺给当地企业生产带来了困难，在短期内对本地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企业、政府部门转变观念，不断地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体系，给农民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能不断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样看来，“民工荒”也可以称为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