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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生问题,事关千家万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未来1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就《纲要》的实施而言,我认为还存在诸多难点,它涉及到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不少现实问题,比如,高校的“去行政化”、“推进民主办学”等方面。虽然这些皆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不及时解决,将会直接影响教改的推进。
自《纲要》向社会征求意见开始,学者解读、专家评点、部门答疑,表面上看着似乎没有冷场,但是相对于其他话题,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和房地产调控而言,教改并没有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如果社会对于教改纲要的关注度不够,对于《纲要》本身的内容漠不关心,对《纲要》的实施有诸多疑点,那么,可想而知,《纲要》的未来面临诸多无法确定的难点。
两会前后,温家宝总理以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多次提到应积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些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问题。大学生要用四年的宝贵时间,按照所谓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科学严谨的课程体系”去学那些大多无用的“屠龙之技”,这些课程无助于学生未来就业,消耗了很多教育资源。二是中国教育的公平性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的高额学费把不少亟须改变命运的孩子挡在门外。三是中国高校的用人导向问题。目前,很多“教育工作者”并没有站在课堂上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热衷于校外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大赚“快钱”;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虽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因无暇完成所谓“纵向课题”、“横向课题”,而在激烈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无力与“伪教育工作者”竞争;还有更多有志于教学的青年才俊,反被“编制”的问题挡在高校之外。
然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无非就是因为有些人“坚持认为”只有把高校牢牢“管起来”,才算是尽到了政府的责任。所以,国家在尽力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也严格划定了高校的管理职责和改革空间,制定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在这支指挥棒导向下,各地高等院校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发展目标趋同、招生专业类似、课程改革模式化、教师考核科研为重等“千校一面”现象,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学非所用,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一大批非学术型高校失去生机和活力,而为了实现政府制定的评估考核,如“生均教学与生活面积”、“生均藏书”、“生均教学设备台套数”等硬指标,很多高校盲目扩充、债台高筑,办学压力日渐严重。对此,有人已预言:“未来10年,中国将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濒临关闭。”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政府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一是要改革高校管理体制,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正确的教育方针引导下,政府在高校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方面给予学校宽松的改革空间;学校领导由全校教职员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再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且教育主管部门不得推翻选举结果(当然教育主管部门有权罢免学校考核不合格的领导)。二是加强宏观管理,要承认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学校类型、层次,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努力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通过引导,帮助各高校认真审视自身的条件和期望,不盲从、不浮夸,找准自己的目标与生存发展空间,在专业建设、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方面寻找突破口;有效发挥高等教育功能,培养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三是大力改进高校教师考核机制,改变目前我国大学职称评定时“数蛋定职称”的可悲局面。四是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们从1990年代就提出“要努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使之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但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仍然没有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个比例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崇尚教育的国家需求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目标绝不能继续停在“纸上”了。政府表达了真正的意愿,要为高校提供更为开放宽松的改革环境。改革高校管理体制、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推进教育改革的第一步,也许是现阶段最直接并且“惠而不费”的“良政”之一。
杨超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教务综合办主任。
自《纲要》向社会征求意见开始,学者解读、专家评点、部门答疑,表面上看着似乎没有冷场,但是相对于其他话题,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和房地产调控而言,教改并没有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如果社会对于教改纲要的关注度不够,对于《纲要》本身的内容漠不关心,对《纲要》的实施有诸多疑点,那么,可想而知,《纲要》的未来面临诸多无法确定的难点。
两会前后,温家宝总理以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多次提到应积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些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问题。大学生要用四年的宝贵时间,按照所谓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科学严谨的课程体系”去学那些大多无用的“屠龙之技”,这些课程无助于学生未来就业,消耗了很多教育资源。二是中国教育的公平性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的高额学费把不少亟须改变命运的孩子挡在门外。三是中国高校的用人导向问题。目前,很多“教育工作者”并没有站在课堂上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热衷于校外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大赚“快钱”;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虽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因无暇完成所谓“纵向课题”、“横向课题”,而在激烈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无力与“伪教育工作者”竞争;还有更多有志于教学的青年才俊,反被“编制”的问题挡在高校之外。
然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无非就是因为有些人“坚持认为”只有把高校牢牢“管起来”,才算是尽到了政府的责任。所以,国家在尽力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也严格划定了高校的管理职责和改革空间,制定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在这支指挥棒导向下,各地高等院校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发展目标趋同、招生专业类似、课程改革模式化、教师考核科研为重等“千校一面”现象,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学非所用,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一大批非学术型高校失去生机和活力,而为了实现政府制定的评估考核,如“生均教学与生活面积”、“生均藏书”、“生均教学设备台套数”等硬指标,很多高校盲目扩充、债台高筑,办学压力日渐严重。对此,有人已预言:“未来10年,中国将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濒临关闭。”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政府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一是要改革高校管理体制,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正确的教育方针引导下,政府在高校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方面给予学校宽松的改革空间;学校领导由全校教职员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再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且教育主管部门不得推翻选举结果(当然教育主管部门有权罢免学校考核不合格的领导)。二是加强宏观管理,要承认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学校类型、层次,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努力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通过引导,帮助各高校认真审视自身的条件和期望,不盲从、不浮夸,找准自己的目标与生存发展空间,在专业建设、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方面寻找突破口;有效发挥高等教育功能,培养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三是大力改进高校教师考核机制,改变目前我国大学职称评定时“数蛋定职称”的可悲局面。四是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们从1990年代就提出“要努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使之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但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仍然没有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个比例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崇尚教育的国家需求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目标绝不能继续停在“纸上”了。政府表达了真正的意愿,要为高校提供更为开放宽松的改革环境。改革高校管理体制、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推进教育改革的第一步,也许是现阶段最直接并且“惠而不费”的“良政”之一。
杨超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教务综合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