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的热映，把小说引向了大众娱乐的狂欢。其实，这部命运多舛的小说诞生至今已有整整20个年头。9月12日下午两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组织的《白鹿原》出版二十周年庆典暨名家学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蜂拥而来的学生已经把队伍排到了逸夫楼的正门外面。
　　“1986年4月，陈忠实先生趟过冰冷的灞河坐上公共汽车前往蓝田县搜集资料，经过两年时间的构思酝酿、材料准备，1988年4月开始了《白鹿原》的写作，到1989年1月，用将近一年时间完成初稿，此后又耗时两年精心修改，终于在1992年3月定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开场回忆说，当时他派了两位编辑专程前往西安，从陈忠实手里接过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沉甸甸的手稿，随书而来的还有作者一句嘱托，“这是将我的生命交付了出来。”
　　《白鹿原》第一版的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还记得彼时陈忠实的创作状态，“直到1989年1月，他的书稿都不是在桌子上写的，是在他老家的祖屋里，拿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出来的，那是初稿。那以后，他才有一张小桌子，一个小凳子，在那里他又爬了多少年的格子……”据说，陈忠实在祖居老屋里开始写《白鹿原》的时候，在他屋前十来米种了一棵很小的梧桐树，“到他写完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个梧桐树已经有胳膊这么粗了，有一个圆伞那么大的遮阴的地方，可以让忠实在那里休息”。
　　这部小说曾在2005年、2007年，先后被改编成话剧、舞剧。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夏广兴认为，改编这部小说必然会遇到的难题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表现出这个巨著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一瞬间最深刻、最感人、最有冲击力的瞬间”。和若干年后王全安的选择类似，他也把田小娥作为舞台的核心。
　　而在电影导演王全安看来，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微妙，比如《霸王别姬》、《活着》都是来自翔实深厚的文学。
　　研讨会上压轴的，自然还是陈忠实的夫子自道。“上世纪90年代初是文学最低谷的时候，这个小说印15000册我已经很感动了，当时责编跟我说，出版社决定给我当时最高的稿酬标准，每千字30块钱，我算了一下可以拿到1万块。我跟我的老婆说，咱们家成万元户了！”
　　在《我的文学生涯》一文中，陈忠实写到，他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在接受BQ采访时，他更明确地告诉记者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就是“留给自己垫棺材当枕头的”。
　　问及陈老作家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他放下雪茄笑笑：“现在就是读读书，写写文章。七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多睡觉。我连电脑都不会用，到现在还是一张稿纸铺开写东西。”
　　 BQ=《北京青年》周刊CH=陈忠实
　　 BQ:王全安曾说，“朱先生过于神话而近妖”，所以在他的电影中没有这个人物。我想知道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传统意义里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的？
　　CH：这个人物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那些对于生活事项带有预见性或者对生活带有哲理性的判断，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乡村——一个几乎全是文盲的世界——并不能完全被乡民所理解，于是就被神话了，现代的人不应该这样。这不是我在神话，而是那个时代的乡民不能理解他。
　　 BQ:上世纪90年代初，《白鹿原》出版后引发了轩然大波，现在回过头来，您认为那时对于小说最大的误读是什么？
　　CH：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说是把阶级关系模糊了。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要表现压迫剥削，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吃饭……但这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生活常识，地主需要长工一心一意给他干活，那他再蠢也不会让长工饿着肚子干活，省下一碗饭，搞得自己农活耽搁了。关于小说的是是非非，我都有关注过，但我基本保持平静。后来张颐武又写了一篇关于《白鹿原》的评论，和他早期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作家不能只听顺耳的称赞，也不能听到批评就发急，那你不急死了嘛（笑）。
　　 BQ:您经常提到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对您创作之路的影响。但在柳青的创作题材中涉及的历史时代，在您的小说中并没有被涉及太多？
　　CH：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柳青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大力倡导农业合作化的时代，所以他的《创业史》会成为革命标杆。但是我后来经历的是，农业合作化既然证明行不通，再写合作化下的生活就会失意。其实，我很多中短篇涉及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变革……我见到过最后驻到渭河边的一个公社，农民将集体畜栏里的牛骡牵回家饲养，生产队大块耕地被男女各自插牌条块分割，我就意识到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同时我也开始意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
　　 BQ:您个人觉得自己笔下什么样的人物类型最精彩？为什么社会风气还不太开放的时候，您可以并且能够肆意地描写性爱的场面？
　　CH：关于写性情爱的话题几乎是我每次都逃不掉的话题。在写《白鹿原》之前，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女性的形象，当时的社会这个话题很敏感，只能写革命爱情嘛，写这个很容易出问题，作为一个作者我自然恐惧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文坛上都调侃我写农村老汉最好，对老年人性格情趣把握很到位，这其实与我在农村工作经历有关。我最不擅长写的就是女性。《白鹿原》中的那段历史不单纯是个人的情爱，我要写的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精神历程。其实在白鹿原中着墨很少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人物，比如白孝文的媳妇，鹿兆鹏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