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借助东北抗战的史实，以小人物的艰难困苦道出了大历史的恢宏气魄。它讲述了“九—八”事变后东北的三兄妹在日本侵略的大局势中聚散离合的悲壮故事。
　　故事采用了倒叙的形式，以一位老妇人在和平年代的回忆揭开了序幕。她的回忆引出了芸芸众生在战乱年代“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艰难生活境况，展现了离散后三兄妹不同的奔命境遇。弟弟亲眼目睹了母亲惨死在鬼子枪下，所幸的是，他借助鬼子女儿的请求在鬼子身边卑躬屈膝偷命，过着被奴役并处处危险的苟且日子；哥哥在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后，成长为果敢坚毅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士，但经历战斗的艰险及被捕后严刑拷打的凄惨令人心痛；妹妹的经历更凄惨，她善良柔弱的性格险些使她成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
　　故事的叙说凝重、深沉，处处揪心，其中饱含着的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悲美”特点，是其吸引观众之处。但它又以抒情的气质生动地展现了抗战在普通老百姓命运上的影响。故事的总趋势是循着艰苦抗战到胜利曙光的方向推展的，也就有了人物性格变化的“从恐惧奴化到灵魂复苏的转变”的光明之旅。
　　亂世浮生，三兄妹是当时乱世之中的中国百姓代表，他们的成长和改变，表现了中国人不屈不饶的生命活力与抗争精神，舞剧《浮生》也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开其感天动地的戏剧情节。


　　《浮生》情节的一波三折
　　舞剧共有四幕，外加倒叙的回忆形成的引子与尾声，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和再现，将“起承转合”的四幕结构聚拢在一起。
　　引子中，在钢琴音乐的衬托下，老妇人从摇椅上拿出两根辫子和一个发簪，这是贯穿全剧的物化形态的托载之物，是三兄妹离散之中，其母亲托付的可以联络亲情的“信物”。整部剧的结构就是在这一淡雅的水彩画式的简笔中展开，轰隆的枪炮声与喧闹凄惨的人群奔走声迅速占据了舞台的浓烈声响。
　　第一幕的结构之一是“浮生乱”，它以群舞的形式展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老百姓四散逃离的情景。出于对惊慌逃亡的剧情考虑，群舞的设计没有注重常见的整齐划一的肢体动作运用，而是注意表现各色人群身份的舞蹈动作特点，如学生、工人、妓女等，尤其是突出了人群中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前行的身影。这一杂乱的结果只有一个：百姓迷失方向并被逐渐杀戮。
　　结构之二的“浮生忆”仍以群舞的形式来表现大场景。虽然躲过了刚才的乱枪，但母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妹妹和弟弟却面临着另一种生死困境——饥寒交迫。在母亲弥留之际，舞剧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植入了她新婚及生儿育女时的甜蜜生活画面。这一美好回忆无疑是作为对比物象而巧妙设计的，是生死诀别时的悲壮。为了三个孩子分散后能再聚相认，母亲割下了自己的辫子，并拔下发簪，分别给了哥哥、弟弟和妹妹，这为后续结构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结构之三的“浮生离”是一段强弱分明、敌我对抗的三人舞。母亲背着年幼的弟弟与鬼子狭路相逢，动作的刚与柔交织发展，展现了舞剧的特性人物舞蹈动作。这一舞段表现的背景是母亲、哥哥、弟弟、妹妹被日军冲散后遭遇日军军官时的场景，母亲与鬼子的“对抗”柔弱无力，在被残忍杀害后，弟弟也命悬一线，好在鬼子碍于其年幼女儿蜻蜒的请求而留下弟弟，权作奴役之用。这三部分之间呈开放性的渐变结构，以群舞的巨大艺术张力推动了结构发展，最后的双人舞既是在回落、缓和紧张性，也是在突出个体舞蹈技艺对舞剧结构的发展之重。
　　第二幕的结构之一“浮生口”以轰轰烈烈的队列型群舞展开，表现了若干年后参加抗日队伍的哥哥在地下情报工作中传递情报的活跃身姿。而叛徒出卖致使队友先后倒下，也在叙说着斗争生活的惨烈。结构之二“浮生趣”是结构张力的缓和，表现了抗战生活轻松有趣的一面，它以三人舞的形式表现了哥哥与队友小子和丫头兄妹俩在送情报、发电报过程中的谐趣场景，其中有紧张的传递过程，也有成功完成任务后的快乐。在舞蹈动作上，一反之前的张力十足，而以伸出小脚来表现纯洁、可爱的小女孩的性格，以小子趁妹妹欣赏自做的红色布鞋之机而抢走一只鞋子的嬉闹，来表现轻松与诙谐的战斗间隙气氛，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
　　结构之三的“浮生门”以群舞的形式重现舞剧的紧张氛围，被俘进鬼子慰安妇行列的妹妹与姐妹们互相搀扶，在受尽折磨中忍辱偷生。而此时善良的蜻蜒在与妹妹的相处相知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倾力相助欲救出妹妹。这一幕的三部性结构通过强弱对比和张弛相间的安排，推动了舞剧结构的波折变化，尤其是“趣”的段落，是舞剧中少有的间插结构，这在以紧张为主的抗战剧中缓和了气氛，均衡了舞剧的结构发展与审美张弛。


　　作为舞剧“转”的部分，第三幕集中展现了敌我矛盾的对抗。“浮生却”以群舞的形式表现了哥哥带领战友夜闯、暗杀鬼子军官的场景。音乐富有动力感与紧张度，结构也随之转换较多。第三部分是这一段落的高潮所在，暗杀中叛徒出现致使计划破产，结局是哥哥与战友们被俘。结构之二的“浮生难”以群舞的形式表现了被俘的哥哥及战友在十字形的木桩上遭受严刑拷打时的场景，质感十足的刑具带来视觉的冲击力，表现了战士们的顽强不屈。丫头在鬼子的戏弄中惨死以及抗争中小子的牺牲场景，较强地推动了结构发展。结构之三是兄妹相认的“浮生遇”，以双人舞的形式表现了被救出的哥哥与妹妹通过“信物”相认的场景。但作为结构中的“转”部，这一段落的最后安排妹妹重被鬼子捕获的场景。第三幕的结构转换较多，戏剧冲击力也较大，表现了抗战中哥哥及战友的艰辛与苦难。
　　作为舞剧的“合”部，第四幕由开放的四部分组成。结构之一的“浮生弄”以群舞的形式表现了鬼子军官的欢庆以及对弟弟妹妹的嘲弄，鬼子军官与艺妓们的歌舞宴饮、庆功戏耍与弟弟妹妹的胆战心惊交叠交织。结构之二的“浮生凄”以双人舞表现被囚禁和奴役下相识的姐弟相互依赖、在呵护中艰难存活的凄惨，辫子与发簪是他们相认并向往崭新生活复苏和觉醒的由头。结构之三的“浮生烈”以群舞表现了抗战中惨烈的直面对搏，最后以敌人的溃败和兄弟战场的巧遇作结。结构之四是以三兄妹虚幻团圆场景来表现的“浮生梦”，三人舞的形式以动作的大开大合推动了戏剧高潮的出现，展现了革命胜利前夜的美好梦幻。 　　舞剧《浮生》情节的一波三折，方块式结构布局使其段落清晰，发展充分，从而使人物关系众多的戏剧井然有序，铺叙与抒情协凋发展，将抗战剧以生活化较强的语气与形式进行了生动的呈现，艺术感染力强，大众接受度高，结构张力的推动效果突出。
　　音乐的恢宏大气与符号化指向
　　音乐是舞剧的基础性构件，它在呈示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戏剧张力上具有突出的效用，被认为是构建舞剧的动力之源。该剧作曲董乐弦是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82届毕业生，在舞剧音乐创作方面成绩不少，《千手观音》《荫山古歌》等舞剧、北京残奥会闭幕式作品《天域》、国家大剧院版歌剧《洪湖赤卫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东方主战场》等剧目都是其成功之作。另一位作曲者刘天星是东北师范大学音樂学院流行音乐系主任，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歌舞《亚洲之星》等作品就出自其手。他们较多的舞蹈音乐创作经验为此剧中音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该剧音乐一大类别是浓烈的戏剧性场景音乐，其设计以大气舒展的旋律配以多声部配器衬托为主。这些音乐多有着悠长的旋律线条和气息以及较为完满的发展，常常以呈示、发展、丰富等多重面孔而获得丰满的艺术效果。如开幕的戏剧性场景音乐以半音化的音流表现了大家因战乱而本命的“乱”象，音型化的弦乐群与号角式的铜管乐主旋律在木管及打击乐的贯穿中浓烈地展现。这种浓烈色彩性音乐以多种配器手法而烘托主题旋律，它们在该剧的群舞段落上都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不绝于耳的恢宏声响与抗战的浓墨画卷协调一致。音乐特点是以管乐器为主要旋律发展载体，突出了戏剧性音乐的浓烈，与抗战的场景表现之需相统一，强调、渲染了战乱的场景和复杂的情感。
　　舞剧的另一类音乐是抒情的歌唱性人物形象音乐。如序中出现的清澈透明的钢琴乐声，旋律线条简洁清晰，音响晶莹剔透，很好地表现了晚年安详情境中的老妇人形象。它被作为母性形象的温暖性主题，在第一幕剧中的后半部分以及最后的再现部分都有展现。剧中人物哥哥、弟弟、妈妈、鬼子、蜻蜒等人物，多有较为明确的主题音乐，它们或矫健坚毅，或唯美舒展，或诡异狡黠。其中运用到了东北的民间音调和日本的都节调式，如反映鬼子军官的主题音乐是以强调F音到E音的下行进行，使东方色彩的羽调式富有了日本情韵，它体现的是鬼子的主题形象，在鬼子出现或隐含鬼子出现的场景中，这种符号化的指向性使人物形象的塑造较好地发展开来。此外，东北民谣在表现母亲形象，东北的吹打乐音调在表现战乱场景形象上，也多简单有效。如尾声中的东北民谣以官、商、角三音为主干，表现了温暖舒缓的母亲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舞剧《浮生》以浓烈的情感、饱满的形象和深重的情感，挖掘了东北的历史资源，描绘了那个曾经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以三兄妹的小人物经历展现了大历史境遇中的悲壮人生，其用意是祈求和平，关爱人民大众，自然也就获得了大众的由衷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