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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这就使得文化产业开发需要同时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文化发展基本规律，也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存在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文化产业开发过程往往会出现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结合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探索不难发现，文化产业开发属于多方参与且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相互追逐的过程，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负面影响、基于国内外文化产业开发成果经验，提出了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选择建议，希望由此能够为相关业内人士带来一定启发。
关键词j：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价值冲突；良性文化价值
前言：十九大召开标志着我国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则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新思路，而为了真正抓住党和政府、时代所提供的文化产业开发机遇，正是本文围绕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泰德·西布伯格在1995年提出，在对文化遗产有关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要把握住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机遇，开发出文化名胜古迹、文化事业单位中的商机。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西布伯格同样也提出了，修建主题公园，是发达国家开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利用了本国的影视动画资源，建造了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等主题公园，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益的同时，还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查尔斯·兰德利在2002年，将伦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伦敦市内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分析了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优势。兰德利提出，城市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地提升自身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同时还能深入地发掘出城市内部的文化底蕴，从而形成具有独特发展优势的城市文化资本；拉尔夫·巴克利在2004年，将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文化旅游业的主要内容，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未来的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对此类文化遗产进行强有力地管理与保护，以保护性开发的发展模式，扩大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1]。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在对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周正刚学者在2004年，提出了关于“文化资源可持续化开发”的发展理念，并在其著作中，将这一理论划分成为了两个层面：其一，文化资源不开发，就无法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在文化方面的价值和在经济领域的价值；其二，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坚持可持续稳步开发，野蛮式地开发只会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2011年，骆兵、王中云两位学者，提出了“合理保护与有序开发”的文化资源开发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将我国文化资源空间损耗的原因，归结为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提出了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坚持文化资源空间扩张式发展；2012年，祝新艳、万书辉提出，我国西部地区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文明起源、宗教习俗、民族习俗和旅游资源等；2013年，我国学者杨福泉将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点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环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杨福泉学者具体指出，文化资源的庸俗化、文化自觉意识淡薄化、文化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等问题，都是严重破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生态平衡的主要问题。因此，学者提出“保护文化生境”的发展理念[2]。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價值冲突与负面影响
（一）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1.经济利益至上
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产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途径了，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为了保障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而不惜涸泽而渔，长此以往，文化产业必将逐渐脱离其精神文明的本质，成为地方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必将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畸形发展。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所暴露的经济利益至上的现象，一定程度带来了文化产业的“繁荣”景象。国家统计局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文章—文化篇》中介绍，2016年，中国群众文化机构相较于2012年增长了1.4%，公共图书馆增长了2.5%，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增长了22.7%；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相较于2013年增长了34.2%。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在这样的“繁荣”景象下，许多传统文化由于在经济效益中并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价值而无法传承下去，又或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逐渐被更加先进与高校的科技所取代，比如民间年华逐渐被数字印刷与复制所取代、民族刺绣占被电脑绘制所取代等，文化产业正在逐渐沦为成为单纯的赚钱工具，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文化价值[3]。
2.开发与保护偏离
对文化产业而言，需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来实现其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过渡，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保护作为开发的基础，有限度地进行保护性可持续开发来保证文化资源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同时，也可以通过开发来起到文化资源的保护效果，适当的商业化在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对于文化资源附带按机制的传承，为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经济支撑。当就目前而言，我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较为严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以及“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两种情况[4]。 所谓“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将文化资源的开发当做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主题。以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为例，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创收轻保护”现象。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52个，然而在申遗成功之后，出于尽快收回申遗“成本”或者获得经济效益的考量，而通过盲目提高门票价格等方式来“创收”。
所谓“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就是部分地区在进行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对于文化资源过度保护，严格限制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发展，限制公众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了解与参观，则这些文化资源就会逐渐失去其应有的精神文化价值。还有一种怪象是，各地都在争相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而一旦申报成功之后，达到了对地区进行宣传的目的，就将这些文化遗产抛诸脑后，束之高阁，就会影响文化资源的继续传承。
3.多方参与导致力量分散
首先，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者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者。无论文化产品中含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其本质都是文化生产者的创意与创新，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改造与展示，以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比如故宫的周边文化产品、“戒急用忍”胶带等。就目前来看，文化内容生产者应当如何在开发文化资源资源的过程中，迎合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采取保护性开发的措施，获取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文化效益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其次，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对于文化资源及相关信息缺少应有的过滤。网络时代下，自媒体平台的涌现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收集者与传播者，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足够成熟与有效的网络监管机制，使得文化资源的传播出现信息虚假等各种问题[5]。
其三，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对于文化资源的破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与抗争能力。就目前而言，我国民间文化受到了来自欧美与日韩的巨大影响，而大多数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并不具备对于外来文化入侵的辨识与抵抗能力，同时也缺少在文化入侵辨识与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力与义务，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渐式微，比如七夕节的“乞巧”等民俗竟然被“鲜花巧克力”所取代。
4.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不完善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而健全的文化资源换开发与评估机制。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化资源的投资可以从政治、经济、知识、伦理与娱乐等层面来看待，而政府也需要基于这些层面来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必须单纯带动经济发展的流行文化、制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等，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切文化产业的开发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所能够起到更好地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伦理性、知识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反而不受重视[6]。
比如对于电影的审查，基本上就分成“通过审查”与“未过审查”两种类型，分级制度缺失以及“一刀切”的情况下，电影的創新与拍摄就面临一方面缺少边界约束导致“烂片”迭出，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标准模糊的“玻璃天花板”，影响电影文化的进一步创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以娱乐为主旨在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开发就成为文化资源开发者的主要目的。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冲突的负面影响
1.主客体双向危害
文化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价值引导的失位或偏差，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性危害，此种危害不仅仅是对某一阶层造成的影响，更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产生影响。文化资源虽然在开发的过程中，面对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其主要的开发内容和开发过程都是主体，这一环节同样可以被视为是主体开发在客体上的对象化。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主客体的双向危害性具体表现在生活中，充满暴力因素的电子游戏产品和影视剧作品等。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筛选并抵御不良的文化信息，最终会在心中埋下崇尚暴力的因子，在特征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具有攻击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枪机案发生之后，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枪支泛滥是导致出现此类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专家们也认识到了，暴力文化因素，也是导致此类悲剧不断重演的主要因素。据调查，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下，至少有20万人因枪击受到伤害。部分青少年认为电影当中的超级英雄在伸张正义时，采取的主要手段为以暴制暴，不仅可以赢得拥护，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和管制，可能会导致文化资源开发中，主客体双向危害进一步加深[7]。
2.“双输”威胁
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要始终坚持正确文化价值的引导。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例，我国2016年实现了文化产业增加值超3万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67.4%，年均增速达到了13.7%。并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3.48%增加到了4.07%。我国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坚持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若在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下，产生十分严重的恶性循环，进而产生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方式。比如，在以文化资源为开发主体，将经济利益的获取作为终极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文化产业会进入到重视经济轻视文化的误区，会导致文化资源浪费或者破坏的严重后果。对于一些历史街区和文化古镇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以错误的文化价值作为引导，不仅不能提高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而且可能会对原本的文化生态结构，产生严重的破坏。
3.文化建设受到冲击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目前，国内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还没有完全地适应。一些领域中，仍旧存在着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不良的现象。部分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导致了文化建设工作迷失了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文化资源开发中，不良文化价值的引导，对各项指标的完成，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经济和政治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间接性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顺利有序合理开发[8]。 三、文化产业开发成果经验借鉴
（一）日本文化产业开发
在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中，日本的经验具备较高借鉴价值，当地将文化产业称为“文化内容产业”，日本地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开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开发最初是为了应对当时日本出现的经济衰退问题，而经过近三十年的文化产业开发探索，现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化产业强国，其发达的动漫产业链便属于文化产业开发的成果，动漫产业产值占总国民生产总值10%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为调节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冲突，日本在文化产业开发之初便确立了文化经济一体化路径，同时政府也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多方面支持，重视地方区域文化振兴、建立可操作性极强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注重文化和市场深入结合、利用各种财政政策支持海外文化产业竞争与发展等便属于日本文化产业开发经验的总结。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动漫产业称得上是日本文化产业开发的基础，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关注文创开发、建立文化品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产业开发采取的具体措施。近日，日本文化厅新认定一批“日本遗产”促地方振兴，这一举措同样具备较高借鉴价值[9]。
（二）佛山文化产业开发
在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中，我国广东佛山地区的经验同样具备较高借鉴价值，结合《佛山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开展分析，可发现2012广东省佛山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90亿元人民币，而2016年该数值则变为337亿元人民币，深入分析可发现影视文化产业属于当地文化产业开发的“急先锋”。据笔者调查得出，佛山市2017年新增影视企业65家、现拥有影视企业共计539家，其中很多企业原身为传统制造业，而这种“身份”的转变便源于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文化产业开发支持，佛山一家玩具企业便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原来的单一玩具制造转向动漫、IP打造，由此成立的文化传播公司在政策支持与自身品质共同推动下，实现了当年转型、当年盈利。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佛山市文化产业开发的成功源于影视文化产业这一新“引擎”，自2016年中国南方影视中心落户佛山，当地便出台了一系列影视产业扶持政策，而加上佛山多方位推介，佛山正逐渐成为我国影视产业的新宠。据业内人士表示，影视企业的大量入驻实现了当地剧组流量的大幅增加，2016年到佛山取景的剧组数量为68个，2017年这一数值变为150个，从120.58%的增幅中可直观了解佛山市文化产业开发所具备的借鉴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为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产业开发，佛山市近日确定了大力建设中国南方影视中心、打造文化创意设计之城、着力培养文化产业领军人才三方面文化产业开发路径，这同样具备较高学习价值。
四、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选择
（一）宏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
1.良性文化概述
良性文化源于具备本土文化特色并且富含正能量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箭垛式文化的结合，由此开展良性文化传播与散发中的合理有序控制，即可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有力支持。这里的箭垛式文化源于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中提到的箭垛式人物，而最早的箭垛式人物概念则源于胡适在《读楚辞》中提到的“使‘屈原成了一个倫理的箭垛’”，而结合相关研究与笔者自身认知，本文将箭垛式人物视作“人民理想中好事的堆砌产物”，具备极强的凝聚力和吸附性、存在核心人物形象、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则属于箭垛式人物的特点，而通过箭垛式人物延伸而来的箭垛式文化则具备阳光正义、时空延伸、多元包容、一脉相承、典型代表特点，由此衍生而来的良性文化在传播与散发中需要经历“主体募集、主体选择、粘连程序、堆彻程序、放大程序、放大完成”的过程，因此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便需要结合城市千百年来发展中凝聚的正能量核心文化精神，因此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宏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需关注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10]。
2.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
结合良性文化理论，宏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应首先选择以箭垛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如这类文化资源存在感情色彩较为不良、不符合现行指导思想特点，必须以适度批判的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由此确定的城市核心文化即可将城市文化资源分为不同层次，通过大力开发良性文化资源正面积极的文化价值功能、谨慎处理雅俗杂糅文化资源的积极成分和不良成分、谨慎开发和利用不良文化资源，即可根据文化资源渐增性和递减性特征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以及开发。以黄鹤楼的开发为例，围绕其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不应仅关注实体，更多应关注黄鹤楼蕴含的“天下第一楼”文化精神，由此将黄鹤楼视作武汉先民智慧和能力的化身，即可实现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良性互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由此即可实现顺利解决。
3.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
文化产业开发的实质上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公共或私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于没有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源来说，其本身往往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科学化选择文化产业的开发方式必须得到重视，而结合良性文化价值引导，这类的科学化选择应规避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带来的文化资源建设性破坏、经济欠发达地区盲目开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探索、很多地区存在的粗放式文化产业开发方式，并采用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盛行的“保护性开发”与“生产性保护”，即可为可持续文化产业开发提供有力支持，结合两种开发方式开展更深入探索则能够奠定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基础。
（二）中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
1.文化行业定位及发展
结合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中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可以围绕“以文教化、以人为本”的总体指导思想展开，以我国武汉市为例，结合箭垛式文化概念，可确定武汉市良性主体文化资源为“首义文化”，由此即可结合“首义文化”源泉开展传统文化产业的开发，同时还可以结合“首义文化”的衍生文化开发相关文化产业，“首义文化”也可以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开发的创意源。事实上，近年来武汉市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产业开发探索已经隐隐确定了“首义文化”这一良性主体文化，每年斥资600万元扶持非国有博物馆、设5亿元文化产业基金、举办两岸李时珍医药文化与产业合作发展论坛等近年来武汉市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探索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的文化产业开发还必须关注基于创意的文化资源改造，这种改造属于文化产业开发中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多项指标“多赢”的关键，这种改造可保证文化资源的更深度开发。以近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游戏产业为例，武汉市可基于良性文化开展游戏产业的开发，由此即可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多样化，文化产业开发也将由此实现更具积极性、影响力更为广泛的良性文化价值引导。 2.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
文化产业的开发是为了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民众知识文化水平、传递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传播科学健康思想观念、提高民众文化品位等也属于文化产业开发具备的功能，而为了真正实现这类功能，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必须得到关注，而结合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开发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正面临着数量、质量、类型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各地构建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巧文化产品供给制度，该制度需要以箭垛式文化满足人民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分层化文化需求趋势，由此扩大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范围、扩大民众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倡导市民参与文化事业建设的主体性，即可真正实现“政、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产业开发。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开发中的城市良性文化利用必须关注产业化发展，如各地博物馆、美术馆便可以结合自身资源开展文创产品开发，由此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即可真正告别“等、靠、要”处境，文化产业开发也将获得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持。
（三）微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核心
1.文化生产者
微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需首先关注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这是由于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属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关键，因此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群体必须了解基本文化权益和私人文化需求，并开展科学性、针对性较高的文化消费者引导，由此创造民众应该看到、民众喜欢看的文化产品，并同时关注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基本文化需求、形成良好的文化自觉，即可通过公共文化产品与私性文化产品的结合，实现小众文化的有效引导、大众文化的合理规约、精英文化的大力发展，民族虚无主义、盲目推崇传统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将由此实现较好规避。
2.文化消费者
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者，文化消费者处于文化产业链的下游，但随着计算机与智能手机在我国的普及，文化消费者对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产生的影响日渐深远，因此文化消费者必须拥有较好的文化自觉，并结合城市箭操式文化精神塑造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文化产业开发由此即可真正实现教化人、激励人、改善人。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存在的现状，文化消费者还应致力于形成基础文化消费不能丢、娱乐文化消费适可而止、智力型文化消费循序渐进的文化消费体系，由此即可进一步夯实文化产业开发的基础。
3.文化管理者
文化产业开发离不开文化管理者的管理和监督，而为了真正实现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文化管理者需要将文化产业开发应用到城市经营者的政绩考核中，并适时抛弃“唯GDP论英雄”的过时概念，由此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指标纳入考核机制，即可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外，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立法、结合箭垛式文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利用箭垛式文化进行城市的营销和宣传同样属于文化管理者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类措施同样关系着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能否真正形成。
（四）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构建
1.体系需求分析
结合文化经济的二重性理论，为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科学完善的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必不可缺，这一体系将成为解决我国现阶段文化领域“市场导向失灵”问题的关键，其本质上属于通过有形之手的调控和监管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良性引导。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可发现我国存在文化产品平均体系较少的现状，但刘建军在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产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却具备较高借鉴价值，该体系由7个一级评价指标和43个二级评价指标构成，其中一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核心价值、社会效益、产品质量、市场水平、税利能力、生态环保、发展潜力，由此可发现该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但其中的产品质量、市场水平、税费能力和发展潜力等一级指标更多由经济角度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化经济二重性理性，基于该体系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也无法实现良性文化价值引导。
2.基本要素构成
在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的构建中，该体系主要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原则、评价目的、评价内容共五方面要素组成，其中评价主体主要负责评价良性文化产品，具体评价需要结合良性文化理论展开，如评价主体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其次是各类文化经营，由此即可保证文化产业开发评估的权威性与思想倾向正确性，而评价内容则由文化资源、文化体验、核心精神、文化功能共四大指标构成，由此即可较好服务于文化产业开发过程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解决。
3.指标体系构建与分解
表1为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结合该表即可较为深入了解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思路。
结论：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开发具备较高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文化行业定位及发展、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等内容，则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而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教化民众与娱乐民众并重原则、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并重原则、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原则、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双赢原则必须在文化产业开发中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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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世定，燕姝澐.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的新理念——以文化产业开发为中心的考察[J].兵团党校学报，2017，05：78-80.
作者简介：
卫薇（1980.9—），女，汉族，山西五台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j：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价值冲突；良性文化价值
前言：十九大召开标志着我国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则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新思路，而为了真正抓住党和政府、时代所提供的文化产业开发机遇，正是本文围绕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泰德·西布伯格在1995年提出，在对文化遗产有关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要把握住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机遇，开发出文化名胜古迹、文化事业单位中的商机。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西布伯格同样也提出了，修建主题公园，是发达国家开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利用了本国的影视动画资源，建造了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等主题公园，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益的同时，还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查尔斯·兰德利在2002年，将伦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伦敦市内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分析了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优势。兰德利提出，城市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地提升自身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同时还能深入地发掘出城市内部的文化底蕴，从而形成具有独特发展优势的城市文化资本；拉尔夫·巴克利在2004年，将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文化旅游业的主要内容，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未来的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对此类文化遗产进行强有力地管理与保护，以保护性开发的发展模式，扩大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1]。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在对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周正刚学者在2004年，提出了关于“文化资源可持续化开发”的发展理念，并在其著作中，将这一理论划分成为了两个层面：其一，文化资源不开发，就无法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在文化方面的价值和在经济领域的价值；其二，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坚持可持续稳步开发，野蛮式地开发只会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2011年，骆兵、王中云两位学者，提出了“合理保护与有序开发”的文化资源开发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将我国文化资源空间损耗的原因，归结为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提出了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坚持文化资源空间扩张式发展；2012年，祝新艳、万书辉提出，我国西部地区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文明起源、宗教习俗、民族习俗和旅游资源等；2013年，我国学者杨福泉将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点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环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杨福泉学者具体指出，文化资源的庸俗化、文化自觉意识淡薄化、文化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等问题，都是严重破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生态平衡的主要问题。因此，学者提出“保护文化生境”的发展理念[2]。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價值冲突与负面影响
（一）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1.经济利益至上
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产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途径了，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为了保障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而不惜涸泽而渔，长此以往，文化产业必将逐渐脱离其精神文明的本质，成为地方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必将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畸形发展。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所暴露的经济利益至上的现象，一定程度带来了文化产业的“繁荣”景象。国家统计局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文章—文化篇》中介绍，2016年，中国群众文化机构相较于2012年增长了1.4%，公共图书馆增长了2.5%，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增长了22.7%；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相较于2013年增长了34.2%。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在这样的“繁荣”景象下，许多传统文化由于在经济效益中并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价值而无法传承下去，又或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逐渐被更加先进与高校的科技所取代，比如民间年华逐渐被数字印刷与复制所取代、民族刺绣占被电脑绘制所取代等，文化产业正在逐渐沦为成为单纯的赚钱工具，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文化价值[3]。
2.开发与保护偏离
对文化产业而言，需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来实现其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过渡，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保护作为开发的基础，有限度地进行保护性可持续开发来保证文化资源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同时，也可以通过开发来起到文化资源的保护效果，适当的商业化在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对于文化资源附带按机制的传承，为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经济支撑。当就目前而言，我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较为严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以及“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两种情况[4]。 所谓“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将文化资源的开发当做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主题。以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为例，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创收轻保护”现象。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52个，然而在申遗成功之后，出于尽快收回申遗“成本”或者获得经济效益的考量，而通过盲目提高门票价格等方式来“创收”。
所谓“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就是部分地区在进行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对于文化资源过度保护，严格限制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发展，限制公众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了解与参观，则这些文化资源就会逐渐失去其应有的精神文化价值。还有一种怪象是，各地都在争相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而一旦申报成功之后，达到了对地区进行宣传的目的，就将这些文化遗产抛诸脑后，束之高阁，就会影响文化资源的继续传承。
3.多方参与导致力量分散
首先，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者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者。无论文化产品中含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其本质都是文化生产者的创意与创新，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改造与展示，以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比如故宫的周边文化产品、“戒急用忍”胶带等。就目前来看，文化内容生产者应当如何在开发文化资源资源的过程中，迎合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采取保护性开发的措施，获取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文化效益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其次，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对于文化资源及相关信息缺少应有的过滤。网络时代下，自媒体平台的涌现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收集者与传播者，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足够成熟与有效的网络监管机制，使得文化资源的传播出现信息虚假等各种问题[5]。
其三，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对于文化资源的破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与抗争能力。就目前而言，我国民间文化受到了来自欧美与日韩的巨大影响，而大多数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并不具备对于外来文化入侵的辨识与抵抗能力，同时也缺少在文化入侵辨识与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力与义务，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渐式微，比如七夕节的“乞巧”等民俗竟然被“鲜花巧克力”所取代。
4.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不完善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而健全的文化资源换开发与评估机制。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化资源的投资可以从政治、经济、知识、伦理与娱乐等层面来看待，而政府也需要基于这些层面来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必须单纯带动经济发展的流行文化、制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等，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切文化产业的开发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所能够起到更好地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伦理性、知识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反而不受重视[6]。
比如对于电影的审查，基本上就分成“通过审查”与“未过审查”两种类型，分级制度缺失以及“一刀切”的情况下，电影的創新与拍摄就面临一方面缺少边界约束导致“烂片”迭出，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标准模糊的“玻璃天花板”，影响电影文化的进一步创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以娱乐为主旨在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开发就成为文化资源开发者的主要目的。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冲突的负面影响
1.主客体双向危害
文化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价值引导的失位或偏差，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性危害，此种危害不仅仅是对某一阶层造成的影响，更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产生影响。文化资源虽然在开发的过程中，面对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其主要的开发内容和开发过程都是主体，这一环节同样可以被视为是主体开发在客体上的对象化。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主客体的双向危害性具体表现在生活中，充满暴力因素的电子游戏产品和影视剧作品等。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筛选并抵御不良的文化信息，最终会在心中埋下崇尚暴力的因子，在特征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具有攻击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枪机案发生之后，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枪支泛滥是导致出现此类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专家们也认识到了，暴力文化因素，也是导致此类悲剧不断重演的主要因素。据调查，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下，至少有20万人因枪击受到伤害。部分青少年认为电影当中的超级英雄在伸张正义时，采取的主要手段为以暴制暴，不仅可以赢得拥护，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和管制，可能会导致文化资源开发中，主客体双向危害进一步加深[7]。
2.“双输”威胁
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要始终坚持正确文化价值的引导。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例，我国2016年实现了文化产业增加值超3万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67.4%，年均增速达到了13.7%。并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3.48%增加到了4.07%。我国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坚持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若在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下，产生十分严重的恶性循环，进而产生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方式。比如，在以文化资源为开发主体，将经济利益的获取作为终极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文化产业会进入到重视经济轻视文化的误区，会导致文化资源浪费或者破坏的严重后果。对于一些历史街区和文化古镇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以错误的文化价值作为引导，不仅不能提高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而且可能会对原本的文化生态结构，产生严重的破坏。
3.文化建设受到冲击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目前，国内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还没有完全地适应。一些领域中，仍旧存在着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不良的现象。部分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导致了文化建设工作迷失了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文化资源开发中，不良文化价值的引导，对各项指标的完成，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经济和政治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间接性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顺利有序合理开发[8]。 三、文化产业开发成果经验借鉴
（一）日本文化产业开发
在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中，日本的经验具备较高借鉴价值，当地将文化产业称为“文化内容产业”，日本地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开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开发最初是为了应对当时日本出现的经济衰退问题，而经过近三十年的文化产业开发探索，现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化产业强国，其发达的动漫产业链便属于文化产业开发的成果，动漫产业产值占总国民生产总值10%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为调节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冲突，日本在文化产业开发之初便确立了文化经济一体化路径，同时政府也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多方面支持，重视地方区域文化振兴、建立可操作性极强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注重文化和市场深入结合、利用各种财政政策支持海外文化产业竞争与发展等便属于日本文化产业开发经验的总结。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动漫产业称得上是日本文化产业开发的基础，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关注文创开发、建立文化品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产业开发采取的具体措施。近日，日本文化厅新认定一批“日本遗产”促地方振兴，这一举措同样具备较高借鉴价值[9]。
（二）佛山文化产业开发
在文化产业开发的探索中，我国广东佛山地区的经验同样具备较高借鉴价值，结合《佛山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开展分析，可发现2012广东省佛山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90亿元人民币，而2016年该数值则变为337亿元人民币，深入分析可发现影视文化产业属于当地文化产业开发的“急先锋”。据笔者调查得出，佛山市2017年新增影视企业65家、现拥有影视企业共计539家，其中很多企业原身为传统制造业，而这种“身份”的转变便源于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文化产业开发支持，佛山一家玩具企业便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原来的单一玩具制造转向动漫、IP打造，由此成立的文化传播公司在政策支持与自身品质共同推动下，实现了当年转型、当年盈利。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佛山市文化产业开发的成功源于影视文化产业这一新“引擎”，自2016年中国南方影视中心落户佛山，当地便出台了一系列影视产业扶持政策，而加上佛山多方位推介，佛山正逐渐成为我国影视产业的新宠。据业内人士表示，影视企业的大量入驻实现了当地剧组流量的大幅增加，2016年到佛山取景的剧组数量为68个，2017年这一数值变为150个，从120.58%的增幅中可直观了解佛山市文化产业开发所具备的借鉴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为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产业开发，佛山市近日确定了大力建设中国南方影视中心、打造文化创意设计之城、着力培养文化产业领军人才三方面文化产业开发路径，这同样具备较高学习价值。
四、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选择
（一）宏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
1.良性文化概述
良性文化源于具备本土文化特色并且富含正能量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箭垛式文化的结合，由此开展良性文化传播与散发中的合理有序控制，即可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有力支持。这里的箭垛式文化源于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中提到的箭垛式人物，而最早的箭垛式人物概念则源于胡适在《读楚辞》中提到的“使‘屈原成了一个倫理的箭垛’”，而结合相关研究与笔者自身认知，本文将箭垛式人物视作“人民理想中好事的堆砌产物”，具备极强的凝聚力和吸附性、存在核心人物形象、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则属于箭垛式人物的特点，而通过箭垛式人物延伸而来的箭垛式文化则具备阳光正义、时空延伸、多元包容、一脉相承、典型代表特点，由此衍生而来的良性文化在传播与散发中需要经历“主体募集、主体选择、粘连程序、堆彻程序、放大程序、放大完成”的过程，因此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便需要结合城市千百年来发展中凝聚的正能量核心文化精神，因此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宏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需关注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10]。
2.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
结合良性文化理论，宏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应首先选择以箭垛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如这类文化资源存在感情色彩较为不良、不符合现行指导思想特点，必须以适度批判的方式进行开发利用，由此确定的城市核心文化即可将城市文化资源分为不同层次，通过大力开发良性文化资源正面积极的文化价值功能、谨慎处理雅俗杂糅文化资源的积极成分和不良成分、谨慎开发和利用不良文化资源，即可根据文化资源渐增性和递减性特征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以及开发。以黄鹤楼的开发为例，围绕其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不应仅关注实体，更多应关注黄鹤楼蕴含的“天下第一楼”文化精神，由此将黄鹤楼视作武汉先民智慧和能力的化身，即可实现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良性互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由此即可实现顺利解决。
3.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
文化产业开发的实质上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公共或私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于没有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源来说，其本身往往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科学化选择文化产业的开发方式必须得到重视，而结合良性文化价值引导，这类的科学化选择应规避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带来的文化资源建设性破坏、经济欠发达地区盲目开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探索、很多地区存在的粗放式文化产业开发方式，并采用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盛行的“保护性开发”与“生产性保护”，即可为可持续文化产业开发提供有力支持，结合两种开发方式开展更深入探索则能够奠定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基础。
（二）中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
1.文化行业定位及发展
结合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中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可以围绕“以文教化、以人为本”的总体指导思想展开，以我国武汉市为例，结合箭垛式文化概念，可确定武汉市良性主体文化资源为“首义文化”，由此即可结合“首义文化”源泉开展传统文化产业的开发，同时还可以结合“首义文化”的衍生文化开发相关文化产业，“首义文化”也可以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开发的创意源。事实上，近年来武汉市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产业开发探索已经隐隐确定了“首义文化”这一良性主体文化，每年斥资600万元扶持非国有博物馆、设5亿元文化产业基金、举办两岸李时珍医药文化与产业合作发展论坛等近年来武汉市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探索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的文化产业开发还必须关注基于创意的文化资源改造，这种改造属于文化产业开发中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多项指标“多赢”的关键，这种改造可保证文化资源的更深度开发。以近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游戏产业为例，武汉市可基于良性文化开展游戏产业的开发，由此即可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多样化，文化产业开发也将由此实现更具积极性、影响力更为广泛的良性文化价值引导。 2.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
文化产业的开发是为了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民众知识文化水平、传递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传播科学健康思想观念、提高民众文化品位等也属于文化产业开发具备的功能，而为了真正实现这类功能，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必须得到关注，而结合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开发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正面临着数量、质量、类型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各地构建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巧文化产品供给制度，该制度需要以箭垛式文化满足人民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分层化文化需求趋势，由此扩大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范围、扩大民众基本文化权益、大力倡导市民参与文化事业建设的主体性，即可真正实现“政、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产业开发。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开发中的城市良性文化利用必须关注产业化发展，如各地博物馆、美术馆便可以结合自身资源开展文创产品开发，由此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即可真正告别“等、靠、要”处境，文化产业开发也将获得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持。
（三）微观层面文化产业开发核心
1.文化生产者
微观层面的文化产业开发需首先关注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这是由于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属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关键，因此文化生产者和服务者群体必须了解基本文化权益和私人文化需求，并开展科学性、针对性较高的文化消费者引导，由此创造民众应该看到、民众喜欢看的文化产品，并同时关注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基本文化需求、形成良好的文化自觉，即可通过公共文化产品与私性文化产品的结合，实现小众文化的有效引导、大众文化的合理规约、精英文化的大力发展，民族虚无主义、盲目推崇传统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将由此实现较好规避。
2.文化消费者
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者，文化消费者处于文化产业链的下游，但随着计算机与智能手机在我国的普及，文化消费者对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产生的影响日渐深远，因此文化消费者必须拥有较好的文化自觉，并结合城市箭操式文化精神塑造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文化产业开发由此即可真正实现教化人、激励人、改善人。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存在的现状，文化消费者还应致力于形成基础文化消费不能丢、娱乐文化消费适可而止、智力型文化消费循序渐进的文化消费体系，由此即可进一步夯实文化产业开发的基础。
3.文化管理者
文化产业开发离不开文化管理者的管理和监督，而为了真正实现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文化管理者需要将文化产业开发应用到城市经营者的政绩考核中，并适时抛弃“唯GDP论英雄”的过时概念，由此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指标纳入考核机制，即可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外，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立法、结合箭垛式文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利用箭垛式文化进行城市的营销和宣传同样属于文化管理者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类措施同样关系着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能否真正形成。
（四）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构建
1.体系需求分析
结合文化经济的二重性理论，为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科学完善的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必不可缺，这一体系将成为解决我国现阶段文化领域“市场导向失灵”问题的关键，其本质上属于通过有形之手的调控和监管实现文化产业开发的良性引导。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可发现我国存在文化产品平均体系较少的现状，但刘建军在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产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却具备较高借鉴价值，该体系由7个一级评价指标和43个二级评价指标构成，其中一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核心价值、社会效益、产品质量、市场水平、税利能力、生态环保、发展潜力，由此可发现该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但其中的产品质量、市场水平、税费能力和发展潜力等一级指标更多由经济角度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化经济二重性理性，基于该体系开展的文化产业开发也无法实现良性文化价值引导。
2.基本要素构成
在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的构建中，该体系主要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原则、评价目的、评价内容共五方面要素组成，其中评价主体主要负责评价良性文化产品，具体评价需要结合良性文化理论展开，如评价主体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其次是各类文化经营，由此即可保证文化产业开发评估的权威性与思想倾向正确性，而评价内容则由文化资源、文化体验、核心精神、文化功能共四大指标构成，由此即可较好服务于文化产业开发过程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解决。
3.指标体系构建与分解
表1为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结合该表即可较为深入了解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思路。
结论：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开发具备较高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开发方式的科学化选择、文化行业定位及发展、城市良性文化的利用、文化产业开发评估体系等内容，则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而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教化民众与娱乐民众并重原则、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并重原则、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原则、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双赢原则必须在文化产业开发中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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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卫薇（1980.9—），女，汉族，山西五台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