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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逃离下乡插队的黄土南店整整五年后，又是一个冬天，我在圆明园废墟里散步。下午四点多钟了，天色越来越暗，西北风咆哮而来，四周众树摇动，视野渐渐模糊，这寒冷，有种深藏的熟悉……突然，一个念头（一种欲望？）从心底窜起：回村看看！对我来说，“村”这个字，不是用于任何别的村庄，它只能是黄土南店，那个我从1974年5月4日到1977年初插队的地方。离开它五年了，我一次也没想到过该回去看看。离开，意味着头也不回，让它永远与我无关。这感觉，比恨更简单。但谁知是什么，用1981年那个冬日暮色提醒了我？是时候了，为了印证一种记忆，甚至加深它，我得“回去”。
现在的朋友们，听说我在北京西三旗插队，都捧腹大笑：“你这也叫插队？”确实，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紧挨北四环的西三旗，早成了昂贵的北京市区，我不少朋友就住在回龙观楼群里，那曾是我们黄土南店的顶头上级“回龙观管理区”所在地。可是，1981年，西三旗的景观，还没被北京后来的房地产热潮炸碎。当我那个“回村”的念头一起，即刻的行动，也就是立马跳上从颐和园开往清河的355路公共汽车，到清河下车，转德胜门开往昌平的344或345路，再坐几站，西三旗就到了。
那时公共汽车虽然慢，可这全程也就花一小时左右。我记得，在西三旗下车时，天已黑透，加上冷，感觉真像个孤魂野鬼。但没关系，这儿一切都太熟悉啦。闭上眼睛，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下车的十字路口上，是农机研究所。从那儿向东拐，过军械站，就到了黄土南店一队的“地头”（我的地头！）。我像当年一样，不走大路，斜插野地，摸黑也认得，路边那块地叫场院南，种了冬小麦的七尺畦，黑黝黝衬着残雪，在脚下吱嘎吱嘎响。我知道哪儿是沟，哪儿是坎，一条斜线，直奔村头结冰的三角坑，远远看见了，村子还黑黢黢蹲在夜色中，一个个窗口，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和五年前没什么两样。是的，我回来了，如果这也能叫“回来”的话。我到了这个村子，但不想敲任何一扇门，不想见任何一个人——我不知说什么。怎么解释长达五年的一去不归？那些灯火，在我左边右边，忽明忽暗，和我擦肩而过。如果老乡们知道，在这个冬夜，我曾经偷偷潜回，却不想和他们打一声招呼，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已经在怎么看我？当我在雪地上伫立片刻，和村子默默相望，那些灯光，都像鬼火。只是我不知道，村子和我，谁更像鬼魂。
我的目的地，是那排小屋，当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在三角坑后面，沿小路擦过当年村里唯一的“文学青年”（其实是少年）大海头家，就到了。它还在，黑灯瞎火。我离开后两年，知青们就搬到别的宿舍去了，再两年，最后的知青也返城了。“知青宿舍”成了历史遗迹。可对我，五年前封存的记忆，却像保了鲜。这一次归来，虽然有黑夜遮蔽，像个小偷，我的心却咚咚直跳，像来赴恋人的幽会。小屋静静蹲伏在那里，好像也知道我會来，来看它。为这次冥冥幽会，它已经等了很久。
整排知青宿舍一共只有四间屋。两头两大间，中间两小间。男知青住西边，女知青住东边。我的小屋，在从西头数第二间。门窗仍漆着天蓝色（是我想像的吧？），门上挂着锁，玻璃却碎了一块，让我能探头朝里看。没错，还是老样子。土炕的炕沿，当年就叫我们磨秃了，四个小伙子并排挤着睡，跳上跳下，哪能不秃？糊顶棚的破报纸，裂开一道道口子，也没变化。我还记得躺在炕上，曾亲眼看见小耗子的尖牙，叼着报纸一点点撕开，一对黑亮的小眼珠从裂缝处朝下窥视，我脸朝上，正好四目相对。当年炕沿下放着我的小炕桌，孤灯一盏，照着暗红的油漆，那是别的知青呼呼大睡后，我在纸上写“小资”诗的地方。哦，我哪知道，得过多久，我才掂得出“诗”这个字的分量？在北京、在柏林、在世界，见够种种面孔和人生游戏，旅途的归宿，还得回到诗上。破玻璃让雪花飘进了小屋，给地面漫上白白的一层。借着微微雪光，我的心猛跳，墙上的灰尘间，清清楚楚映出一块独特形状的白，那是头，那是四条腿，朝五个方向大大展开。一张狗皮，我的小狗“小黑”的皮，被剥掉后，我曾把它钉在了这里。谁知道我离开后，它又在这里留守过多久？狗皮盖住的地方，已经和别处墙皮的颜色反差这么大。小黑还在这儿，带着他的刺疼，等我呢。
这只小黑狗，像个标志，嵌进我的1976年。
那是我到黄土南店插队的第三年。虽然我“插队”的地方，远不如东北知青的黑土地、西北知青的黄土地那么“打眼”，像块“文革”的胎记，一望即知盛满故事。但，“黄土南店”这个名字，仍然渗透了中国的土腥味儿。和如今的北京比，它显得那么远，不是空间上的远，而是时间上的远，缩成一个小黑点儿，藏在了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我记得好清楚，1974年5月4日那一天，我們北京67中高中毕业班的知青，到达中越人民友好公社，被分成若干组，由生产队的来人接走。行李被堆上一匹老白马拉的马车，人也坐上去，看它一扭一扭，艰难地碾着黄土路上每一道沟坎，马汗夹着马屁味儿，混入路边正分蘖的麦苗味儿，又酸膻又清新，像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兴奋？惶惑？茫然？都有都不准确。这里离家也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当黄土光秃秃一片，二十公里和两千公里能有多大区别？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老实，骑自行车就能回家的距离，领导说两个月回去一次，就真等两个月。哪像晚两年来的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在兜里揣一张汽车月票，每晚干完活，铁锹往回村的马车上一扔，转身跳上汽车进城，一个多小时后就舒舒服服坐在（躺在）家里了。真聪明啊！
杨炼
黄土南店——我的记忆骨灰瓮
“插队”第一堂课，当然是物质的，简单说就是饿。知青食堂的饭，总是清水白菜，难得见到油星儿，加上份量有限，对长身体的男孩女孩，哪够？给我们做饭的老吕头，总穿条传统的缅裆裤，于是被我们偷偷叫做“大裤裆”。他早先走街串巷卖驴肉，最喜欢给我们显摆当年驴肉多好吃，说得我们馋虫蠕动，猛咽口水，心头越恨越爱听。那几年，我们什么没吃过啊，文雅的，花一毛钱到附近安定医院住院部小店买块桃酥（我们叫它“耶稣”——噎酥）解馋。粗鲁的，抓来只麻雀塞进冬天的火炉，听它扑簇簇钻进烟囱，拚命向上飞，快挣扎到烟囱拐弯了，又一头栽下来。对饿坏了的我们，那不是鸟，不是生命，只是一小块肉，久违了的、喷香的、魅力无限的肉。 1976年，是我的也是中国的“命运之年”。1月7日母亲去世那晚，我抱着相册哭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还躺在床上，突然广播喇叭里哀乐大奏。啊，为我妈妈？怎么可能？原来，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身边的父亲说了一句“总理去世，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啊”。他话里有话，传达着一批“老革命”们的政治信息。我不懂那些，但仍能感到1976年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从周恩来去世，长安街上民众的自发悼念，到报纸上社论一篇接一篇，口吻语气越来越严厉。三月，村里又来了一批知青，这批城里甘家口中学的学生，虽然年轻，政治嗅觉可比我灵。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就出事了，悼念周恩来的诗篇和“小白花”铺天盖地，我4月4日还在广场上钻来钻去，当天回村，第二天就是那场著名的镇压。当然，广场经历必须隐瞒。四月以后，我的笔记本上，诗句也在渐变。从怀念母亲，转而朝向对知青宿舍东边第一间屋的渴望。年轻的爱情出现了。一个身影，高挑而瘦弱，话语带着鼻音，占满了我的视野和听觉。四月和五月，春天和初恋，激发着文字。小笔记本很快写满了。怎么办？真遗憾没有母亲咨询的金玉良言啊，这个太缺乏经验、却太不乏激情的未来诗人，竟斗胆（心里肯定抖索着）把大大题为《爱情之歌》的笔记本，就那么递给了梦中人。我简直没想到，从抄录的陆游《钗头凤》，到我写下的那一大串“永远”，会是怎样一颗炸弹，在那双十八岁的手中爆炸！顺理成章，没主意的她，却有一位母亲，笔记本随之转到了“母亲”手上。读着我那些愚蠢的革命加爱情的誓言，“母亲”说不定心里怎么偷偷暗笑。我同样不知道的是，她家里也是老革命，而且此时正在“文革”重灾区教育部工作，还有谁比她父母更懂“白纸黑字”的可怕？再后来，笔记本倒是完璧归赵，退还到了我手上，同时递回的还有一句话：“写作永远是给别人当靶子！”嗬，一个小女孩儿，竟比我理解诗歌的处境早得多，真是先知先觉呀！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那晚上，睡到半夜，我突然听到雷雨大作，雨点直砸在我脸上，惊醒才发现，那是顶棚上哗哗落下的土。地震了！我跳起身拉门，可门拉不开，挣扎半天才发现前一晚把门栓上了。等跳出屋子，知青们都已经到了院子里。当晚搭起地震棚，男女知青在院里分开睡。巧啊，我和她隔着块塑料布，头对头，近得能听见她呼吸。这地震真是無比美好！接下来两个月，哀乐广播接二连三，对我们却是幸福好日子。没人有心思留在农村，再说知青宿舍房子破，砸死人更麻烦，干脆都放回家。笔记本没奏效，地震可帮了大忙。这两个月，我的自行车乘着初恋的清风，飞驰在颐和园和甘家口之间。这样的好日子，保持到9月8日，那晚，我们在紫竹院小柏树下幽会亲吻，被巡逻的工人民兵抓个正着，幸亏她机智，挡住了我，交代是溜回城的知青，否则麻烦更大。终于被放走时，我突然看见，树丛后面月亮金黃一轮，硕大浑圆，原来那天是中秋节。第二天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知青们被勒令回村。回去后第一件“政治任务”，是连夜为毛主席的追悼会制作白纸花。毛主席的追悼会呀，谁敢不沉痛？可不知我是玩野了还是启蒙了，竟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这得给夜班加班费呀” 。话刚出口，看见她在我斜对面，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那些《评一车粪倒两堆》大作结下的梁子，现在结出了苦果。村里的权力，山不转水转，转到了不喜欢我的人手中。这回轮到我倒霉了。
谁能预料，多年后的我，会写出《艳诗》那样的玩意？说来没人信，本来那个我，老乡们讲黄笑话，会躲到一边去，倒不完全是害羞，而是听不懂，这就足够“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你永远躲不开想找茬的人。我们知青宿舍旁边是个大水坑，夏末秋初农忙的日子，那一夜，别的知青都睡了，我和她坐在水坑旁，聊着人，聊着书，聊着她最喜欢的《红楼梦》和林妹妹。事实上，聊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有星光点点，四外寂静无声，促膝而坐的两个人，近近的呼吸间，就是整个宇宙。话语流逝，时间流逝，谁知道几点了？突然，一道手电光射来，那个民兵连长查夜来了。“什么时候啦？干嘛呢？”坏了，我知道这家伙讨厌我，这次落到他手里了。果然，第二天早晨出工，我刚到队部，就发现“丑闻”早被他传开了。那年头，谈恋爱几乎等于耍流氓，何况只有一男一女，更何况是在大半夜！人们看我的眼神好复杂，她也悄悄躲着我，好吧，那我们就拧着来。从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急剧跌落成反派人物，再后来，干脆自甘堕落，把对文学的爱好，展开得越发不可收拾，在队里却能混就混，能懒就懒，每两个月回家，能多待一天是一天。黄土南店啊，我真够了！
但我太年轻，没想到人心能有多黑。那次，我又讪讪骑车回村来，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怪啊，怎么没见到小黑？每次他蹲着等我的路口，这次却空空荡荡。我慌了，赶到宿舍，路上的知青，都躲着我，而在我的小屋里，却留着一碗肉和小黑被剥下的狗皮。怎么回事？我气懵了。找大队党支部书记“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狗要吃人的粮食，上边有指示，不准私人养狗，所以打死了他。”“可这村里到处是狗，为什么偏偏打死小黑？！”书记翻翻白眼不回答。就这样，小黑没了，小屋更空了。那碗专为刺痛我留下的小黑的肉，仿佛直接嵌进了我的血肉。那张皮（我不敢想像他们剥下它的样子），黑岑岑渗透着仇恨，被我钉在小屋墙上，每天提醒我，不准我忘了这经历。这场敌对，发展到秋末冬初，在一次知青会上达到高潮，那村支书当众宣布：“只要我当头儿一天，你就甭想返城！”嗬，知青们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离开农村回家，他这句话，不啻判了我死刑。反正没希望了，还待在这儿干嘛？第二天一早，我拉上门，走了。
写诗多年后，我把黄土南店称为我第一个“命运之点”。我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人，全然不情愿地被推入绝境，却由此体味到根本的真实。二十岁，母亲的死、小黑的死，像另一根脐带，连接起中国的、人性的死亡。在我还没学会分析这世界时，先塞给我一团巨大而混沌的“经验”，就像中文传统式的教学那样，理解含义之前，先背诵课文吧。“命运”越朴素越说不清，越耐嚼耐琢磨，在未来也越能汲取更多滋养。一个人一生中，不会有很多“命运之点”，但每一个，都会夯实人对生命的认识。站上、站过那一点，看见的风景就全变了。黄土南店，把我从一个胡思乱想的浪漫男孩儿，拉回人生这口深井。冷飕飕的水，正浇到这棵未来诗人的庄稼根上。它给我的人生打了底。形象地说，它像一只骨灰瓮，里面盛满了不同姓名、不同时代的骨灰，就像我从医院取回母亲骨灰时看到的：黄白，枯槁，残片与碎末掺杂，那么轻薄空泛，却有强大的辐射力，能穿透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水泥地面和楼群建筑，从地层下时时刺痛尚未麻痹的神经。我得感谢它啊，这骨灰瓮，总让我一掏一大把，永远掏不尽，命运之点就是诗之点。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这一走有多冒险。支书甚至不屑于去找我，因为他知道，谁在中国没有档案，甭想找到工作。而我的档案一如其他知青，存在公社知青办，要拿到得凭他认可“表现好”的批准信。我离村后，在我父亲几个老朋友家漂流了好几个月。这一家家都是中国政治的老运动员，太知道我这小小反叛的危险了。他们着急，又不好对我说，只有暗暗托人。也是我命不该绝，竟然有一天，邻居们来看黑白电视新闻时，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画家刘宝俊恰在其中，爸爸的老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一聊之下，他对我的农村遭遇颇为同情，第二天去团里询问，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竟然正有一个工作名额，而且即将作废！宝俊找到“文革”时和他同一派的文工团长，团长说还要考个试。宝俊透露考试内容大约是我未来的职业：写歌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对待歌词这东西：连夜翻看，背下几首歌颂华主席的七字句，第二天果然要我现场“作词”，拼凑组装了几个现成句子，团长看了对我说：“还不错，稍微年轻一点儿，不过你本来就很年轻嘛。”“那你们要我了吗？”“好，我们要你了。”
绝处逢生“考”进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我死死按住满心狂喜，故作平静地对团长说，我可以自己去取档案，给团里省点事。团长哪想到这小男孩还会玩心眼，当下应允。我连夜潜回公社，找到知青办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朋友（他当然不知我和村里书记的冲突），出示盖着鲜红大印的调令，诡称报到时间急，请他帮忙。朋友不知其中有诈，还很为我庆贺。我拿到档案，先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报到，在“中央”单位正式上了班，然后转身回村。进村就远远看见那支书，站在黄土路中间，简直像在等我。他一见我就满脸溢出笑容，我能读懂其中的字句：“小子，我知道你跑不了！”而小子我径直走到他面前，离他鼻子一寸远，说：“我回来就为了告诉你，我、走、了！”“不可能！”他骑上车就去了公社，哈，太晚啦，我的档案早没了。他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离“中央”级别差得太多了。我算为小黑报了仇。终于，可以安心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年。
杨炼新著《你不认识雪的颜色》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项目资助，本文为该书选章。
现在的朋友们，听说我在北京西三旗插队，都捧腹大笑：“你这也叫插队？”确实，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紧挨北四环的西三旗，早成了昂贵的北京市区，我不少朋友就住在回龙观楼群里，那曾是我们黄土南店的顶头上级“回龙观管理区”所在地。可是，1981年，西三旗的景观，还没被北京后来的房地产热潮炸碎。当我那个“回村”的念头一起，即刻的行动，也就是立马跳上从颐和园开往清河的355路公共汽车，到清河下车，转德胜门开往昌平的344或345路，再坐几站，西三旗就到了。
那时公共汽车虽然慢，可这全程也就花一小时左右。我记得，在西三旗下车时，天已黑透，加上冷，感觉真像个孤魂野鬼。但没关系，这儿一切都太熟悉啦。闭上眼睛，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下车的十字路口上，是农机研究所。从那儿向东拐，过军械站，就到了黄土南店一队的“地头”（我的地头！）。我像当年一样，不走大路，斜插野地，摸黑也认得，路边那块地叫场院南，种了冬小麦的七尺畦，黑黝黝衬着残雪，在脚下吱嘎吱嘎响。我知道哪儿是沟，哪儿是坎，一条斜线，直奔村头结冰的三角坑，远远看见了，村子还黑黢黢蹲在夜色中，一个个窗口，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和五年前没什么两样。是的，我回来了，如果这也能叫“回来”的话。我到了这个村子，但不想敲任何一扇门，不想见任何一个人——我不知说什么。怎么解释长达五年的一去不归？那些灯火，在我左边右边，忽明忽暗，和我擦肩而过。如果老乡们知道，在这个冬夜，我曾经偷偷潜回，却不想和他们打一声招呼，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已经在怎么看我？当我在雪地上伫立片刻，和村子默默相望，那些灯光，都像鬼火。只是我不知道，村子和我，谁更像鬼魂。
我的目的地，是那排小屋，当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在三角坑后面，沿小路擦过当年村里唯一的“文学青年”（其实是少年）大海头家，就到了。它还在，黑灯瞎火。我离开后两年，知青们就搬到别的宿舍去了，再两年，最后的知青也返城了。“知青宿舍”成了历史遗迹。可对我，五年前封存的记忆，却像保了鲜。这一次归来，虽然有黑夜遮蔽，像个小偷，我的心却咚咚直跳，像来赴恋人的幽会。小屋静静蹲伏在那里，好像也知道我會来，来看它。为这次冥冥幽会，它已经等了很久。
整排知青宿舍一共只有四间屋。两头两大间，中间两小间。男知青住西边，女知青住东边。我的小屋，在从西头数第二间。门窗仍漆着天蓝色（是我想像的吧？），门上挂着锁，玻璃却碎了一块，让我能探头朝里看。没错，还是老样子。土炕的炕沿，当年就叫我们磨秃了，四个小伙子并排挤着睡，跳上跳下，哪能不秃？糊顶棚的破报纸，裂开一道道口子，也没变化。我还记得躺在炕上，曾亲眼看见小耗子的尖牙，叼着报纸一点点撕开，一对黑亮的小眼珠从裂缝处朝下窥视，我脸朝上，正好四目相对。当年炕沿下放着我的小炕桌，孤灯一盏，照着暗红的油漆，那是别的知青呼呼大睡后，我在纸上写“小资”诗的地方。哦，我哪知道，得过多久，我才掂得出“诗”这个字的分量？在北京、在柏林、在世界，见够种种面孔和人生游戏，旅途的归宿，还得回到诗上。破玻璃让雪花飘进了小屋，给地面漫上白白的一层。借着微微雪光，我的心猛跳，墙上的灰尘间，清清楚楚映出一块独特形状的白，那是头，那是四条腿，朝五个方向大大展开。一张狗皮，我的小狗“小黑”的皮，被剥掉后，我曾把它钉在了这里。谁知道我离开后，它又在这里留守过多久？狗皮盖住的地方，已经和别处墙皮的颜色反差这么大。小黑还在这儿，带着他的刺疼，等我呢。
这只小黑狗，像个标志，嵌进我的1976年。
那是我到黄土南店插队的第三年。虽然我“插队”的地方，远不如东北知青的黑土地、西北知青的黄土地那么“打眼”，像块“文革”的胎记，一望即知盛满故事。但，“黄土南店”这个名字，仍然渗透了中国的土腥味儿。和如今的北京比，它显得那么远，不是空间上的远，而是时间上的远，缩成一个小黑点儿，藏在了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我记得好清楚，1974年5月4日那一天，我們北京67中高中毕业班的知青，到达中越人民友好公社，被分成若干组，由生产队的来人接走。行李被堆上一匹老白马拉的马车，人也坐上去，看它一扭一扭，艰难地碾着黄土路上每一道沟坎，马汗夹着马屁味儿，混入路边正分蘖的麦苗味儿，又酸膻又清新，像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兴奋？惶惑？茫然？都有都不准确。这里离家也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当黄土光秃秃一片，二十公里和两千公里能有多大区别？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老实，骑自行车就能回家的距离，领导说两个月回去一次，就真等两个月。哪像晚两年来的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在兜里揣一张汽车月票，每晚干完活，铁锹往回村的马车上一扔，转身跳上汽车进城，一个多小时后就舒舒服服坐在（躺在）家里了。真聪明啊！
杨炼
黄土南店——我的记忆骨灰瓮
“插队”第一堂课，当然是物质的，简单说就是饿。知青食堂的饭，总是清水白菜，难得见到油星儿，加上份量有限，对长身体的男孩女孩，哪够？给我们做饭的老吕头，总穿条传统的缅裆裤，于是被我们偷偷叫做“大裤裆”。他早先走街串巷卖驴肉，最喜欢给我们显摆当年驴肉多好吃，说得我们馋虫蠕动，猛咽口水，心头越恨越爱听。那几年，我们什么没吃过啊，文雅的，花一毛钱到附近安定医院住院部小店买块桃酥（我们叫它“耶稣”——噎酥）解馋。粗鲁的，抓来只麻雀塞进冬天的火炉，听它扑簇簇钻进烟囱，拚命向上飞，快挣扎到烟囱拐弯了，又一头栽下来。对饿坏了的我们，那不是鸟，不是生命，只是一小块肉，久违了的、喷香的、魅力无限的肉。 1976年，是我的也是中国的“命运之年”。1月7日母亲去世那晚，我抱着相册哭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还躺在床上，突然广播喇叭里哀乐大奏。啊，为我妈妈？怎么可能？原来，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身边的父亲说了一句“总理去世，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啊”。他话里有话，传达着一批“老革命”们的政治信息。我不懂那些，但仍能感到1976年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从周恩来去世，长安街上民众的自发悼念，到报纸上社论一篇接一篇，口吻语气越来越严厉。三月，村里又来了一批知青，这批城里甘家口中学的学生，虽然年轻，政治嗅觉可比我灵。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就出事了，悼念周恩来的诗篇和“小白花”铺天盖地，我4月4日还在广场上钻来钻去，当天回村，第二天就是那场著名的镇压。当然，广场经历必须隐瞒。四月以后，我的笔记本上，诗句也在渐变。从怀念母亲，转而朝向对知青宿舍东边第一间屋的渴望。年轻的爱情出现了。一个身影，高挑而瘦弱，话语带着鼻音，占满了我的视野和听觉。四月和五月，春天和初恋，激发着文字。小笔记本很快写满了。怎么办？真遗憾没有母亲咨询的金玉良言啊，这个太缺乏经验、却太不乏激情的未来诗人，竟斗胆（心里肯定抖索着）把大大题为《爱情之歌》的笔记本，就那么递给了梦中人。我简直没想到，从抄录的陆游《钗头凤》，到我写下的那一大串“永远”，会是怎样一颗炸弹，在那双十八岁的手中爆炸！顺理成章，没主意的她，却有一位母亲，笔记本随之转到了“母亲”手上。读着我那些愚蠢的革命加爱情的誓言，“母亲”说不定心里怎么偷偷暗笑。我同样不知道的是，她家里也是老革命，而且此时正在“文革”重灾区教育部工作，还有谁比她父母更懂“白纸黑字”的可怕？再后来，笔记本倒是完璧归赵，退还到了我手上，同时递回的还有一句话：“写作永远是给别人当靶子！”嗬，一个小女孩儿，竟比我理解诗歌的处境早得多，真是先知先觉呀！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那晚上，睡到半夜，我突然听到雷雨大作，雨点直砸在我脸上，惊醒才发现，那是顶棚上哗哗落下的土。地震了！我跳起身拉门，可门拉不开，挣扎半天才发现前一晚把门栓上了。等跳出屋子，知青们都已经到了院子里。当晚搭起地震棚，男女知青在院里分开睡。巧啊，我和她隔着块塑料布，头对头，近得能听见她呼吸。这地震真是無比美好！接下来两个月，哀乐广播接二连三，对我们却是幸福好日子。没人有心思留在农村，再说知青宿舍房子破，砸死人更麻烦，干脆都放回家。笔记本没奏效，地震可帮了大忙。这两个月，我的自行车乘着初恋的清风，飞驰在颐和园和甘家口之间。这样的好日子，保持到9月8日，那晚，我们在紫竹院小柏树下幽会亲吻，被巡逻的工人民兵抓个正着，幸亏她机智，挡住了我，交代是溜回城的知青，否则麻烦更大。终于被放走时，我突然看见，树丛后面月亮金黃一轮，硕大浑圆，原来那天是中秋节。第二天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知青们被勒令回村。回去后第一件“政治任务”，是连夜为毛主席的追悼会制作白纸花。毛主席的追悼会呀，谁敢不沉痛？可不知我是玩野了还是启蒙了，竟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这得给夜班加班费呀” 。话刚出口，看见她在我斜对面，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那些《评一车粪倒两堆》大作结下的梁子，现在结出了苦果。村里的权力，山不转水转，转到了不喜欢我的人手中。这回轮到我倒霉了。
谁能预料，多年后的我，会写出《艳诗》那样的玩意？说来没人信，本来那个我，老乡们讲黄笑话，会躲到一边去，倒不完全是害羞，而是听不懂，这就足够“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你永远躲不开想找茬的人。我们知青宿舍旁边是个大水坑，夏末秋初农忙的日子，那一夜，别的知青都睡了，我和她坐在水坑旁，聊着人，聊着书，聊着她最喜欢的《红楼梦》和林妹妹。事实上，聊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有星光点点，四外寂静无声，促膝而坐的两个人，近近的呼吸间，就是整个宇宙。话语流逝，时间流逝，谁知道几点了？突然，一道手电光射来，那个民兵连长查夜来了。“什么时候啦？干嘛呢？”坏了，我知道这家伙讨厌我，这次落到他手里了。果然，第二天早晨出工，我刚到队部，就发现“丑闻”早被他传开了。那年头，谈恋爱几乎等于耍流氓，何况只有一男一女，更何况是在大半夜！人们看我的眼神好复杂，她也悄悄躲着我，好吧，那我们就拧着来。从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急剧跌落成反派人物，再后来，干脆自甘堕落，把对文学的爱好，展开得越发不可收拾，在队里却能混就混，能懒就懒，每两个月回家，能多待一天是一天。黄土南店啊，我真够了！
但我太年轻，没想到人心能有多黑。那次，我又讪讪骑车回村来，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怪啊，怎么没见到小黑？每次他蹲着等我的路口，这次却空空荡荡。我慌了，赶到宿舍，路上的知青，都躲着我，而在我的小屋里，却留着一碗肉和小黑被剥下的狗皮。怎么回事？我气懵了。找大队党支部书记“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狗要吃人的粮食，上边有指示，不准私人养狗，所以打死了他。”“可这村里到处是狗，为什么偏偏打死小黑？！”书记翻翻白眼不回答。就这样，小黑没了，小屋更空了。那碗专为刺痛我留下的小黑的肉，仿佛直接嵌进了我的血肉。那张皮（我不敢想像他们剥下它的样子），黑岑岑渗透着仇恨，被我钉在小屋墙上，每天提醒我，不准我忘了这经历。这场敌对，发展到秋末冬初，在一次知青会上达到高潮，那村支书当众宣布：“只要我当头儿一天，你就甭想返城！”嗬，知青们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离开农村回家，他这句话，不啻判了我死刑。反正没希望了，还待在这儿干嘛？第二天一早，我拉上门，走了。
写诗多年后，我把黄土南店称为我第一个“命运之点”。我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人，全然不情愿地被推入绝境，却由此体味到根本的真实。二十岁，母亲的死、小黑的死，像另一根脐带，连接起中国的、人性的死亡。在我还没学会分析这世界时，先塞给我一团巨大而混沌的“经验”，就像中文传统式的教学那样，理解含义之前，先背诵课文吧。“命运”越朴素越说不清，越耐嚼耐琢磨，在未来也越能汲取更多滋养。一个人一生中，不会有很多“命运之点”，但每一个，都会夯实人对生命的认识。站上、站过那一点，看见的风景就全变了。黄土南店，把我从一个胡思乱想的浪漫男孩儿，拉回人生这口深井。冷飕飕的水，正浇到这棵未来诗人的庄稼根上。它给我的人生打了底。形象地说，它像一只骨灰瓮，里面盛满了不同姓名、不同时代的骨灰，就像我从医院取回母亲骨灰时看到的：黄白，枯槁，残片与碎末掺杂，那么轻薄空泛，却有强大的辐射力，能穿透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水泥地面和楼群建筑，从地层下时时刺痛尚未麻痹的神经。我得感谢它啊，这骨灰瓮，总让我一掏一大把，永远掏不尽，命运之点就是诗之点。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这一走有多冒险。支书甚至不屑于去找我，因为他知道，谁在中国没有档案，甭想找到工作。而我的档案一如其他知青，存在公社知青办，要拿到得凭他认可“表现好”的批准信。我离村后，在我父亲几个老朋友家漂流了好几个月。这一家家都是中国政治的老运动员，太知道我这小小反叛的危险了。他们着急，又不好对我说，只有暗暗托人。也是我命不该绝，竟然有一天，邻居们来看黑白电视新闻时，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画家刘宝俊恰在其中，爸爸的老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一聊之下，他对我的农村遭遇颇为同情，第二天去团里询问，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竟然正有一个工作名额，而且即将作废！宝俊找到“文革”时和他同一派的文工团长，团长说还要考个试。宝俊透露考试内容大约是我未来的职业：写歌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对待歌词这东西：连夜翻看，背下几首歌颂华主席的七字句，第二天果然要我现场“作词”，拼凑组装了几个现成句子，团长看了对我说：“还不错，稍微年轻一点儿，不过你本来就很年轻嘛。”“那你们要我了吗？”“好，我们要你了。”
绝处逢生“考”进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我死死按住满心狂喜，故作平静地对团长说，我可以自己去取档案，给团里省点事。团长哪想到这小男孩还会玩心眼，当下应允。我连夜潜回公社，找到知青办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朋友（他当然不知我和村里书记的冲突），出示盖着鲜红大印的调令，诡称报到时间急，请他帮忙。朋友不知其中有诈，还很为我庆贺。我拿到档案，先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报到，在“中央”单位正式上了班，然后转身回村。进村就远远看见那支书，站在黄土路中间，简直像在等我。他一见我就满脸溢出笑容，我能读懂其中的字句：“小子，我知道你跑不了！”而小子我径直走到他面前，离他鼻子一寸远，说：“我回来就为了告诉你，我、走、了！”“不可能！”他骑上车就去了公社，哈，太晚啦，我的档案早没了。他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离“中央”级别差得太多了。我算为小黑报了仇。终于，可以安心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年。
杨炼新著《你不认识雪的颜色》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项目资助，本文为该书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