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月嫂月薪1.5万秒杀博士”的新闻引来口水阵阵。引发的热议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是人们对非由教育引致能力胜任的岗位，抱有普遍的低视。
　　 这里的确存在陆先生提到的“技术与教育”的分离问题。城市，或城市化则起到了关键的连结作用。
　　 单就生产而言，劳动力、产业和城市是驱动经济的三个基本要件。劳动力受雇于产业，在城市进行生产，或者说，产业和劳动力集聚于城市获取递增报酬，乃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这一过程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但在这“三角关系”中，工业集聚于城市，（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没有太大障碍，唯独人口或说劳动力集聚于城市困难重重。这种困难并不是由于如西方国家常有的对本地劳动岗位的争夺，而是对本地公共资源的争夺所致。
　　 因此，在强大的经济发展冲动下，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双轨制”在中国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劳动力可以集聚于工业和城市，推动城市的增长和繁荣；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的配置歧视这些劳动力，歧视的符号就是“户籍”。
　　 如果说，这种城市公共产品分配的“双轨制”在粗放式增长背景下是共赢之举，既带来城市经济强劲增长，也促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入上升。那么，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一政策的共赢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因为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技能性劳动力，无法从简单转移劳动力中获得，必须有赖于专业的教育和培训，而教育和培训的对象显然不是已转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下一代。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城市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资源，向所有已转移的劳动力开放。如果这一障碍没有突破，结构性的“用工荒”在所难免，企业外迁、转型升级停滞也是难免的。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高报酬岗位数量难以有效增长，大量的潜在劳动力只能通过更高的教育显示，来争夺有限的高报酬岗位，使得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过旺。持续十余年的高校扩招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举，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对此，我们显然需要深挖根源。
　　 陆先生说，技术与教育在赛跑，在我看来更像是“龟兔赛跑”。教育是百年大计，是急不来的事情。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推动下，国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然显著提高。但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并未提高支撑产业转型的技能劳动力水平。相关的政策和呼吁也不可谓不多，只是那只“兔子”真的醒了吗？我表示怀疑。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